西方信用社会的核心就是社保体系，因为与中国人自己攒钱和养儿防老不同，西方人是要依靠社会保障体系生存的，这个保障是西方人生存的信心来源，这个体系也是西方最大的信用体系。就如我们中国人现在离不开户籍和当年离不开粮票一样，西方人到哪里都需要他的社会保障号码。
显然，如果这样的体系破局，将对于西方社会造成颠覆性的影响，然而在金融危机下，这一体系正在承受巨大的压力，濒临破局。
这种破局是源于西方人的贪婪吗？问题显然不会这样简单，西方的社保体系实际上是被金融掠夺的负利率政策挤爆的。西方的社保信用体系给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赤字压力，这个体系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西方的政府负债加上社会保障的资金缺口，大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美国的天量社保黑洞：国家“庞氏骗局”
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是美国联邦政府最大的两个福利体系，2011年用于社保和医保的资金总额超过了1万亿美元，占美国政府预算的三分之一。根据2009年公布的报告，美国社保基金将于2016年入不敷出，比去年预计的时间提前一年；而到2037年，社保基金将全部耗尽，比去年预计的提前4年时间。
据美国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The Pew
Center)6月19日公布的美国养老金与退休医保资金状况年报显示，截至2010年，美国养老金和退休人员医保融资缺口从前一年的1.26万亿美元增长1200亿至1.38万亿美元，为历史最高水平。其中包括7570亿美元养老金支付承诺没有任何现金担保。
另据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报道，美国主权评级下调以后，里根总统时期经济顾问委员会高级经济学家柯特利科夫(Laurence J.
Kotlikoff)公开表示，美国财政部给出的14万亿国家债务总额只是冰山一角，非利息支出和预计收入之间的财政缺口高达211万亿美元。柯特利科夫认为，美国应予以关注的最大财政问题之一是美国如何支付未来几代老人的养老金。“我们有7800万婴儿潮一代人（指1945-1960西方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在未来15到20年，每人每年的养老金为4万美元。7800万乘以4万美元，我们讨论的是每年给这部分人口的支出就达3万亿美元，这是悬在我们头顶的一张巨额账单，而国会并没有关注这个问题。”
沃顿商学院保险和风险管理系教授肯特·斯迈特斯（kentSmetters）则指出，在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总共存在80万亿到120万亿美元的缺口，而且该缺口在以每年2万亿美元的速度增长。他指出，美国所有有形资产——住房、建筑物、土地、汽车以及个人财产的总价值是50万亿美元。
《中国经济周刊》曾刊登了一篇 “美国在技术层面上已经破产”的文章(作者钮文新)，这篇文章宣称美国总共欠债73万亿美元。73万亿美元的数字具体是怎么得出的呢？该文提到“按照美国公开数据，85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方案全部实施之后，美国国会所能接受的名义国家债务余额为11.2万亿美元。按照美国政府问责局前总审计长、美国彼特·皮特森基金会总裁兼CEO大卫·沃尔克的估计，如果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等所有隐性债务统统加在一起，那么，2007年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高达53万亿美元。如果我们把诸如‘两房债券’那样的抵押债券、美国各大财团所发行的、说不清是公司债还是政府债务以及市政债券等——总计20万亿美元(2007年末美国国债协会SIFMA统计)的债务再统计进来，那美国债务更是高达73万亿美元。”很多人把西方养老制度的问题归结为人口寿命的变化。
二战结束以来，未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战争对人类生命的威胁减小。而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和健康医疗保障的不断完善，疾病造成人口死亡的可能性也降低了，老年人寿命延长、死亡率下降。美国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因此逐年增大，1929年为5.32%，1990年达到12.3%。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或超过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或超过7%，即为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依照这一标准，美国人口结构在1980年已达到老龄化，而此后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日趋严重，真正进入“老龄化”社会：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65岁的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的平均时间分别为男子11.9年，女子13.4年；到了90年代，这一数字增长为男子15年，女子18.8年。但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组数据可以看到：美国人领取养老金的年限只不过增加了30%左右，而美国养老金的亏空远远超过这个比例，每一个人需要的养老金与其缴纳的费用之间差距达3倍左右，因此所谓的人口寿命增长只不过是一个掩盖问题真相的次要矛盾。
真正的主要矛盾应当是社保体系的投资增值出现了问题，而这是西方长期负利率制度所导致的。美国平均每个人在退休前存入社保体系10多万美元，而在退休后将要从这个体系拿走30多万美元，也就是每一个人要透支社保20多万美元，如果以美国3亿左右的人口来计算，就是50万亿至60万亿美元的隐形债务，再加上美国的国债就是73万亿美元左右了。如果再计算未来医疗费用的增长和现在通胀与利率的倒挂贴现，说成是200多万亿美元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西方国家的社保投资是需要回报的，低的资金回报惠及企业主，但是老百姓的社保没有增值，寅吃卯粮，最后演变成为一个国家“庞氏骗局”。
西方历史上的利率可不是这样低的。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联储还把利率提高到了21.5%这一历史最高水平来遏制通胀，90年代通缩时利率也达到5%，在2008年危机前美国的利率是5.25%，但是现在西方的舆论已完全转向了，意大利的利率超过7%就被西方认为是不可持续的。然而长期的低利率主义，实际上会让西方的社保信用体系破局。
负利率沉重打击社保金投资收益
美国等西方国家之所以会造成当今的危机，根本上还是因为美国的社保资金的投资的收益率出现了巨大的问题，美国的社保等保障体系的资金投资是受到很大限制的，社保投资的主要方向是国债等债券投资，这些投资的低收益难以满足社保体系的需要。
我们可以想一下：一个劳动力25岁开始工作给社保存钱，65岁退休的时候逐步从社保取养老金，这里面有40年期限。按照5%的利率计算，如果是40年的复利累积，那么这位仁兄的资金是1.05的40次方，那就是原始投资的7.03倍，这里还没有计算意外早死的人群。即使是医疗保险，也是年轻的时候生病很少，老年生病多，中间也有巨额的时间增值效用。但是在现在美联储0.25%的低利率下，1.0025的40次方只有1.105倍，也就是增值了10%多一点，这样的增值根本无法满足社保偿付资金的增值。如果是逐步存放的，增值也就在5%左右，更不要说还有通胀的影响。因此在如此低利率之下，社保的投资收益没有了以后，再按照原来的模式就无法满足需要了。
在美国，由联邦政府直接掌管的全国社保基金（以下简称“信托基金”）是由一个信托基金托管委员会来具体掌握、监督和投资的。截至2007年底，美国养老、遗属及残疾保险基金总资产为22385亿美元；社会医疗保险基金总资产为3690亿美元（美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基金主要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医疗支付，而65岁以下的美国人主要依靠雇主提供的团体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来支付医疗费用）；失业保险基金总资产不详（这一基金由联邦失业保险基金和州失业保险基金所组成）。只有2万亿的养老保险，也就是只能支付美国人当前的各种社保而已，能够增值的部分根本不可能满足这些人的养老等需要。
美国“婴儿潮”约为7800万人，如果每一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为10多万美元，在美国的社保体系中就会形成10万亿左右的巨款；再经过几十年的投资增值，这10万亿美元就应当变成30万亿以上，到“婴儿潮”一代65岁退休，退休以后的预期寿命是80岁的话，按照前面美国专家计算的要给他们3万亿美元的养老费，那么这30多万亿美元的资产是完全可以支持的，这个体系当初就是按照这样的模型计算出来的，很难想象当初计算这个模型的时候就会有如今这样大的亏空。
在20世纪60、70年代，美国市场利率大幅度上升，国债收益甚至超过了10%，所以这在当初是计算得很美的模型。而西方后来制定政策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到货币政策的改变对于这个模型会有什么影响呢？现在社保体系内只有2万亿美元，也就只够支付一年的费用，完全是寅吃卯粮把当初投保到保险体系的资金吃干净了，社会保障信用体系怎么能够不破局？
如果社保体系的资金没有经过投资大幅度增值而是在当期就支付给了其他使用人，社会保障就不是保险而是税收了，也就是说这是对于你收入的税收，而老了以后享受的福利是政府征税后的责任和回馈纳税人，但是这样的模式必然造成税收的高企，只有北欧等地的资源国家能够承受这样的高税收，否则必然是政府的赤字。
尤其是在进入老龄化以后，老年人比青年人要多，年轻人就负担不起老年人了。这样的结果就是不断地以年轻人来负担老人，而老人养老等花费越来越高，必须要政府贴入大量的资金。现在奥巴马上台以来，政府每一年的赤字平均下来是上万亿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局2012年1月31日公布的报告预测，在2012年9月底结束的2012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将达1.1万亿美元，这将是美国政府财政赤字连续第4年破万亿美元。
现在美国的国债上限已经被迫提高到16万亿美元以上，而奥巴马上台时国债上限才多少？2008年至2010年，美国国债上限分别为10.61万亿美元、12.10万亿美元和14.29万亿美元，分别占GDP的比重为70%、84.1%和92.1%。2011年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曾达成协议，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债务上限将在原来约14.3万亿美元基础上至少提高2.1万亿美元，到奥巴马卸任的时候债务上限将是16.4万亿美元。相对美国的收入和赤字情况，社保的黑洞是难以承受之重。而这样的社保黑洞，与其负利率政策直接相关。因为在原来的高利率时代，社保的资金投资生利是完全可以覆盖成本的。
美国国债贬值损失的真正承担者主要是美国的社保养老金
对于西方的负利率社会产生的历史根源，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破裂，西方的印钞机不再受到限制。
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接踵而来。在此过程中，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让世界各国的美元需求大幅上升。也正是从这时开始，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保罗·沃尔克放弃了美元货币供应量的管制，改用利率作为调控宏观经济的货币手段。从此，美国的印钞机开始满负荷运转，铸币税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美元债务也随之骤然膨胀——美国债务经济模式就此起步。
从此，在世界上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圈：美国所需要的商品，只需印刷钞票去外国买就是了；美国买东西花掉的美元，通过出售美国债务(国债或公司债)重新回到美国本土，变成美国政府或公司可以任意支配的现金；这些现金被用在美国人身上，使他们有能力去消费那些从外国买来的东西；美国的商人通过在本土出售外国商品而获得收入，然后继续购买别国的商品。如此循环往复，只要美元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永远不倒、外国政府永远需要美元储备，美国欠下的债务就永远不必归还。理论上说，这是“只需付息、不必还本”的债务，但其实利息也不必付，因为通胀或美元贬值会自然蚕食掉利息率。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现在的低利率被认为是刺激经济的必然选择。西方的印钞负债模式下，多印出来的钞票是必须要有人买单的，如果是正利率，则所有的印出来的钞票都值钱，那么就只能是实业或者实体经济为印钞买单受损；负利率是把印钞的利益分配控制在金融货币领域，保障了实体经济不受损失，而金融货币领域的损失就得要让社保资金等承担了，这里面是非常巨大的利益输送。
对于这样的负债经济模式，负利率到底侵害了谁呢？美国舆论给公众的印象是那些必须储备美元、购买美国国债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是负利率政策的买单者，但是情况果真如此吗？中国只持有美国国债总额的8.7%，而美国个人和机构持有42.1%，美国社保信托基金持有17.7%，美国军队退休基金持有6%。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截至2011年11月底，外国主要债权人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仅为4.7509万亿美元。
通过上面的数据，我们看到美国国债贬值损失的真正承担者主要还是美国的社保养老金。社保养老和军队养老持有了23.7%的美国国债，同时在个人和机构持有的42.1%的比例当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企业的退休养老计划间接持有的，因此美国国债的超低利率，主要就是由美国养老金等社会保障体系来买单的，西方几十年来的负利率长期化的结果就是社保体系的入不敷出，造成西方信用体系的巨大隐患。
负利率制造通胀
西方的印钞掠夺，势必要造成通胀。我们看到随着美国印钞和通胀的发展，虽然美国公开的通胀率并不高，但是这并没有反映美国经济社会的全貌，因为在印钞模式和资本定价权模式下，美国的真实通胀情况是被掩盖的，真正的通胀是要向社会的“刚需”传导、通过“刚需”向下游转嫁的。
对于美国印钞的输出，中国的“刚需”是资源和地产，我们所要购买的大宗商品和房地产就要暴涨；而美国的通胀则反映在医疗上，因为在美国物质资源丰富的情况下很多中国的“刚需”资源不是美国人的“刚需”，美国人的“刚需”是医疗，于是医疗费就进入了暴涨阶段。以医疗保障为例，心脏搭桥手术的费用1970年为1.4万美元，1991年增至40.7万美元，涨幅惊人。这样造成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社会保障各项目最低标准提高，开支不断扩大。
印钞和负利率的最终买单人还是转嫁到了社会保障体系上，成为挤爆社保信用的推手。西方对于这样的负债，舆论上给民众的安慰就是可以不断印钞保持政府的信用，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通胀使得西方社会的保障体系所承担的压力更大，印钞将导致社保的“刚需”也增长，甚至社保的“刚需”和通胀的增加超过印钞的利益，印钞的掠夺方式在西方社会保障信用破局面前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因为印钞越多的结果就是通胀让社保的货币需求更大，让社保资金因印钞贬值以后的负担更重。
美国社保金被低利率劫持的秘密
美国社保资金的低收益，还与美国社保基金70年不入市有关。关于社保基金不入市，被西方舆论和政客拿到台面上谈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美国政府认为社保基金安全性最重要，入市有风险，社保基金不能入市，只能购买国债或存入银行；二是美国大众认为庞大的联邦社保基金入市，有悖于市场的自由竞争与公平，甚至会带来政府对私人经济的操纵与控制，因此，社保基金“入市”是美国民众所不能接受的。
但是这样的说法站不住脚。因为在负利率下不寻求高收益才是真正不可消除的最大风险，而社保资金的入市将会打破金融大鳄们对于市场的控制权，而金融大鳄是绝不会把金融市场控制权交出去的，西方的股市就没有操纵和控制吗？控制西方资本市场的美联储是私人机构，美国是一个资本控制政权的国家，如果社保入市并且在民众和政府的控制之下，美国金融资本怎么还有控制权？
我们可以看一下1970年以来的道琼斯指数走势图，从1970年的1000点翻一番到1985年以后的2000点只用了大约15年，而1986以之后的整整20年是美国股市的大牛市，从2000点一路飙升至逼近16000点，竟然涨了8倍！如果这一阶段社保基金可以入市，那么即使不领跑大盘，只是随着牛市上行的话，规模在17万亿美元左右的社保基金可以获得何等丰厚的盈利是不言而喻的，这20年的巨额回报将足以填上今后20年的社保黑洞。然而历史不容假设，靠社保金过活的草民们赚取如此庞大的盈利，这是金融资本大鳄们无法容忍的，在他们看来这是对“28法则”的彻底颠覆，是对人类财富分配自然法的彻底蔑视。
在社保基金不能进入股市的前提下，只能进入债券市场牟利，要在债市实现足够维持自身运作的盈利就必须仰赖联储的利率政策，高利率高回报，低利率低回报，零利率零回报，负利率负回报。20世纪80年代社保基金盈利一路高歌猛进是因为联邦基准利率高达20%的“沃尔克冲击”；而今天，自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实际负利率已经延续了5年。
负利率抬升资源价格
现在负利率似乎已经成为了西方的共识，意大利国债长期利率超过7%就被一堆人跳出来攻击，认为高利率将导致金融危机，但是几十年前利率高涨，怎么就能安之若素呢？这里的关键是资源的占有问题。
当在初的高利率模式下，谁在资源上囤积居奇，谁就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囤积资源的成本就是利率。这里有很多隐形囤积，也就是以矿山不开采的方式进行囤积，在正利率的模式下，肯定是多开采持有货币合算；但是到了负利率的模式下就要变成存着矿藏不开采换取现金合算了。于是西方国家自己的大量矿藏变成了储备，以此炒高矿藏价格让发展中国家买单是现在的主要模式，中国崛起购买资源就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代价。当年则相反，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尤其亚非拉那些借有外债的国家，由于美元和英镑利息暴涨，全部都陷入到无底洞一般的债务深渊，不得不通过贱卖国家战略资源还债。
据世界银行数据，1980年，发展中国家所欠外债总额不过为4300亿美元；在1980年到1986年，为这些债务支付的利息就高达3260亿美元，本金又偿付了3320亿美元；到了1987年，109个债务国反而还欠着西方国家13000亿美元！
负利率制定现代金融游戏的基本规则
在当今的负利率的模式下，得利的是货币使用者而不是所有者，现代金融体系的关键就是可以让货币的使用者和所有者分离，这是传统的贵金属货币时代所做不到的。现代体系下你能够拥有货币，就是把自己的信用等交给了金融体系。无论你是否愿意，你的账户存款就是银行可以贷款的资金，甚至你持有的现钞也是一个国家央行的负债，是央行的金融资源之一。
西方在信用货币体系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破裂以后，印钞就成为占有你的信用的手段了。谁有权印钞、谁有权使用资金才是根本，结果也造成了西方收入差距的拉大，金融业和华尔街成为最大的得利者。从1971年到2007年，美国企业平均工资从每小时17.6美元降到了10美元；同期，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了357:1。以大摩为例，2008年初至危机爆发前已向员工发放薪酬共达107亿美元，超过了大摩目前的总市值！雷曼破产前也支付了61亿美元，摩根大通是65亿美元，高盛114亿美元，美林117亿美元，花旗高达259亿美元。这些高企的收入，仅仅是资本大鳄代理人的收入，在后面资金的操盘人还有更高的收入。
西方的负利率只不过是央行的利率和国债的利率，不等于企业利率，这里面的利益输送才是关键。在西方负利率的情况下，企业的利率并不低，里面有风险的价值，而信用卡利率在美国已经达到了历史高位，其间利率的差值就是贷款偿还的违约信用担保的价值，由此生出来了著名的金融衍生品CDS，而当今希腊债务违约压力让债券持有人减债但不算违约，出让信用掉期合约的金融大鳄是赚钱没有风险了，这是巨大的利益输送。
欧债危机的根源是社保危机
西方社保体系的问题在于政府财政已经难以为继。不仅西方政府税收的70%用于社保，更关键的是政府的税收实际基数已经非常高了。
西方主要各国的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了20%~40%，而他们的税收又占到GDP的多少呢？根据经合组织的2008年数据，各国税收占GDP的比重：美国28.3%，英国36.6%，瑞士29.7%，瑞典48.2%，西班牙37.2%，斯洛伐克29.8%，荷兰38.0%，新西兰36.0%，挪威43.4%，波兰33.5%，葡萄牙36.6%，德国36.2%，希腊31.3%，匈牙利39.3%，冰岛41.4%，爱尔兰32.2%，意大利43.3%，法国43.6%，芬兰43.0%，丹麦48.9%，捷克36.4%，加拿大33.3%，比利时44.4%，澳大利亚30.6%，奥地利41.9%。显然，主要西方国家政府高达70%以上的财政支出都是福利支出，这样的支出比例建立在如此高的税收比上，入不敷出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产生了导致现在危机的政府赤字和债务问题。
在社保支出的压力下，各国不得不搞赤字财政，大量举债，这是本次欧债危机的根源。欧洲主要债务危机国家的赤字占GDP的比重都大大超过3%的警戒线，没有赤字的极少，欧盟成员国中赤字规模占GDP比重较高的国家包括：爱尔兰（31.3％）、希腊（10.6％）、英国（10.3％）、葡萄牙（9.8％）、西班牙（9.3％）、拉脱维亚（8.3％）、波兰（7.8％）、斯洛伐克（7.7％）、法国（7.1％）、立陶宛（7％）、罗马尼亚（6.9％）。赤字占GDP比重较低的国家包括：卢森堡（1.1％）、芬兰（2.5％）和丹麦（2.6％）。爱沙尼亚和瑞典两国实现财政盈余，占两国GDP比重均为0.2％。
IMF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深陷债务危机的欧盟国家中，国有养老金债务是其GDP总和的5倍左右。据弗赖堡大学研究机构报告，早在2009年，这些国家的养老金债务规模就已经达到了39.3万亿美元(30万亿欧元)，其中，德国7.6万亿欧元，法国6.7万亿欧元。目前，欧洲年龄超过60岁的人口比例为全球最大，2009年这个数字为22%，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35%。沉重的债务负担正吞噬着政府的财政资源，这也是这些国家难以真正有效削减债务的真实原因。
在政府赤字高企的情况下，欧盟统计局（Eurostat）发布资料显示，欧元区17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毛额（GDP）的比重，在2011年第一季度结束时达87.4%，略低于第二季度的87.7%。其中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等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负债占GDP比重仍居高不下，反映出这些纾困国家采取紧缩措施以削减债务水平、降低高额预算赤字仍需时间。希腊政府负债等同于GDP的159.1%，去年第三季度葡萄牙政府负债占GDP比重急速增加至110.1%，爱尔兰政府去年第三季度负债占GDP比重达104.9%，同样债务沉重的意大利，去年第三季度负债占GDP比重由第二季度的121.2%略降至119.6%，西班牙则维持在66.0%。若以欧盟27国来看，去年第三季度负债占GDP比重达82.2%，此水平仍远远低于美国和日本，美国与日本的该项比重分别达到100%、200%。
解决各国的赤字和社保负担，降低社保标准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在西方民主制度下，谁要紧缩谁就要下台。在紧缩的政治诉求当中，欧洲的主要国家领导人都出现了更替，欧洲的几位领导人在2011年黯然而去。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自2011年11月份开始，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3国连续出现政府领导人更迭。2011年11月11日，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辞职；11月12日，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递交辞呈；12月21日，放弃参选的西班牙前首相眼睁睁看着拉霍伊上台。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也在欧债危机爆发后下台。到今年萨科齐更成为多年来首个没有连任的法国总统，紧接着就是6月17日的希腊大选⋯⋯
更进一步讲，就是“婴儿潮”时期那批要退休的老人们是没有积蓄的，如果降低社保就会直接威胁到他们的生存，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将极其严重。西方社会没有孩子赡养老人这一说，也没有自己积攒财富防老的传统，养老问题出现以后就是一个全社会的危机。
据欧盟委员会估计，从2015年起，欧盟整体将进入人口负增长；2008年，欧盟15至64岁劳动者与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为4:1，而到2060年，这一比例将下降为2:1，社会负担可想而知。
即便如此，很多欧洲国家中，仍有很多人选择提前退休。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 E C D
)的统计数据，奥地利、卢森堡和芬兰等国部分居民大多会提前4年到6年退休，英国、丹麦、法国居民会提前一年左右时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日本和韩国，国民通常会推迟6到10年退休。另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计，现在欧盟成员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为60岁左右，低于其他发达国家63岁的平均水平。
对于负担沉重的欧盟养老体系来说，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随之而来的债务危机可谓雪上加霜。在金融和经济危机中，欧盟各国政府不仅财政收入锐减，而且还耗费巨资拯救金融机构和刺激经济增长，造成债台高筑，直接诱发了债务危机。为了应对债务危机，欧盟各国纷纷紧缩财政，未来数年内都将勒紧腰带过日子，更是无力支撑日益庞大的养老金支出。与此同时，轮番爆发的危机还令欧盟各国的养老金基金损失惨重。欧盟委员会说，仅2008年，私人养老金基金就缩水了20%。
此外，英国英杰华保险公司日前发表的一项调研显示，欧洲就业者缴存的退休金比实际所需少1.9万亿欧元(合2.5万亿美元)，这个缺口相当于欧盟年经济产出的1/5，说明欧洲家庭的储蓄习惯未能与预期寿命延长保持同步。调研显示，英国的养老金缺口达3790亿欧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6%，为欧盟之最。紧随其后的是德国和西班牙，二者的缺口分别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4%和18%。
致命的低利率陷阱
有人可能会说，负利率问题多多，那么增加利率不就解决问题了吗？问题可不这样简单，西方的学者只说了一个所谓的高利率会影响其本国的经济发展，但真正致命的根结在西方社会巨大的民间负债。虽然这样的负债型经济体系不怕通胀，但在这样的体系下，如果实行高利率来拯救社保体系，结果将会是彻头彻尾的灾难。
除了希腊及其他欧洲国家政府的债务状况之外，目前市场越来越关心欧洲企业及家庭负债状况，这部分的债务规模更为庞大，且在应对方面迟迟难有进展。
欧盟执委会规定的民间负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的安全上限为160%，然而欧盟执委会称，欧盟27个成员国中，至少有15国的民间负债比例超出了上述160%的安全上限。近期一份国际清算银行(BIS)的工作文件指出，当公共债务相当于GDP比例从85%升至95%时，趋势经济成长率可能会因此减损超过0.1个百分点。对于企业债务而言，产生痛苦的关卡较为接近90%，经济方面的冲击相对较小，而BIS推测家庭债务造成痛苦的转折点约在相当于GDP的85%。这些研究结果清楚地告诉我们，发达经济体所面临的债务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
2011年4月发布的联合国《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以2010年美国GDP数额为基准，估算美国国债数额是其100%，居民债务为91%，非金融企业债务为76%，金融机构债务为97%。以2010年美国全年GDP总额14.5万亿美元作比较，这个数值是美国当年GDP的将近4倍。平均每位美国公民负债17.6万美元，每个美国家庭负债额达到66万美元。所以提高利率，不但是民生经济受不了，真正的危机是政府负债成本剧增的政治困境和民间高额负债而利率剧增的社会难题。如果利率再度达到5%以上，以美国的国债占GDP100%的水平计算，政府每年的财务成本就要增加达到GDP的5%左右，这是一项净支出，结果就是美国的赤字占GDP的比重要增加5%，而对于民间借贷，则意味着每一个美国家庭直接负债要多负担超过一万美金的利息，这是美国人难以承受的事情。
事实上，美联储自2008年12月以来维持短期利率在近零水平，美国纽约联储主席杜德利(William
Dudley)于2012年5月30日重申，美联储应至少至2014年底将利率保持在近零水准的立场。美联储还在过去几年购买了2.3万亿美元债券，以期压低利率。另一方面，欧洲尽管当前的名义利率已经很低，实际利率已经是负利率，但市场面甚至还在预期欧洲央行会进一步降息，而欧洲央行6月6日的例行货币政策会议仍然决定保持现有实际负利率不变。
所以，这是一个左右为难的悖论——增加利息不行，减少社保不行，维持现状收入还是不行，这才是真实的危机体现，西方社保的信用体系已经被挤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