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分子”是一个留有强烈历史痕迹的词语。所谓“坏分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指“四类分子”（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之一，属于“群众专政”的对象。《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则源于毛泽东１９５７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一段话：“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而稍加改造。
毛泽东的话中，“坏分子”是泛指刑事犯罪分子，并没有赋予新的内涵。因此，对“坏分子”的定义，实际上是把在法律上应依法惩处的人和在政治上应予打击的“阶级敌人”（专政对象）混为一谈，把思想道德概念和法律概念机械等同，与今天法制化环境不相适应。
地主、富农、反革命都好理解，唯坏分子让人不解。其实，与反革命的敌视社会主义不同，坏分子主要是指男女生活问题。文革时批判女流氓时给脖子上挂双破鞋，那就是坏分子。
1965年在“四清”工作团动员大会上，中共青海省长王昭按照毛泽东的口径，规定了严格的八条纪律，工作队员违犯者，一律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工作队员不准带吃的、喝的，不准下馆子，违者开除公职，是党员的要开除党籍；和女社员发生两性关系的，以坏分子论处。坏分子就是这么来的。
一旦成为“坏分子”，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决不放过你。轻者单位批斗，重者判刑劳教。最有意思的是“坏分子”们写的检查，必须老老实实如实交待，不但定位准确，而且表达的淋漓尽致，不堪入目。老秦说虽然事隔了好几十年，可一读起来，比毛片还黄，是不是也有看了“毛片”的味道？
毛泽东时代是不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连毛主席都不信，否则他老人家也不会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声音。
毛泽东时代出英雄。刘文学是怎么死的？徐学恵是怎么残的？要是没有小偷偷生产队的辣椒刘文学不会牺牲。要是沒有盗窃犯抢银行的钱徐学恵也不会失去双臂。钢铁是这样炼成的，英雄是这样诞生的。怎么可以说毛泽东时代是青天白日朗朗乾坤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呢？
甭说别人，连我自己都不干净。文革前曾和邻居家的建明在北太平庄偷过老玉米被当场抓获，审了两个钟头才被宽大释放。怪谁，那时缺吃少穿根本就吃不饱肚子。因此，还偷过别人家葡萄架上的葡萄枣树上的枣。1969年在管庄学农时还刨过农户英大爷家地里的白薯，不慎刨了一手屎。
很多影视作品中，都描述了知青偷莱偷鸡偷粮食的内容。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小偷小摸的现象在知青中十分普遍。人穷志不短，肚子饿了怎么办？人心是肉长的。所以，发现了谁也不愿上纲上线，弄不好还会成为又一个刘文学。因此，睁一眼，闭一眼。
那个时候，人们管小偷称为＂佛爷＂。如果年岁大，是＂老佛爷＂，年岁小是＂小佛爷＂，女人是＂女佛爷＂。虽然我们从不偷钱包，却又经常几个孩子凑在一起伸出两个手指模仿偷功切磋偷术。偷水果，更绝，上衣下面的两个口袋没有底，双手一伸伏在水果摊上，别人还以为你是顾客。偷桃是桃，偷梨是梨。
到了文革，红卫兵开始打砸抢，社会秩序乱成一团。尽管文革前，故宫有过好几次盜宝案，但游客不断。文革一来，周总理前怕狼后怕虎，索性关门闭了馆。那时没有防盜门，很多家庭都是两把锁双保险。一把是明扣吊，螺丝拧在门外边。一把是暗扣吊，螺丝拧在门里边。防贼防盜，给小偷撬锁添了点难。
文革时，偷军帽十分流行。后来，一不做二不休发展到了街头巷尾明目张胆抢军帽。文革前，中国上演过两部意大利电影，一部是描写妓女的《她在黒夜中》，另一部是《偷自行车的人》。其实，这两样东西北京都有，＂她在黒夜中＂的叫＂暗娼＂，人数不多，比不过改革开放。但＂偷自行车的人＂却是今不如昔，毛泽东时代更普遍。本博至今总共丢过三辆自行车。文革前丢过两辆，一辆飞鸽涨闸，一辆看外甥小时候的幼儿三轱辘。文革后的1993年，丢了辆红色小26金狮。
文革时，北京街头还有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自行车上没铃盖。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流行起了偷铃盖。为了预防万一，很多人放车时都把铃盖取下来装进口袋里。
1994年，老秦给演电影的钱勇夫搞产品策划，他一天到晩开个大奔驰拉我吃饭。每到一处，停车时他总是把车前的奔驰标识取下，怕丢。怪了，水涨船高，连小偷都与时俱进。毛泽东时代吃不上饭偷自行车铃盖。改革开放，有饭吃了偷汽车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