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经评论员叶檀7月25日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中国经济需要新权威》称，政府彻底退出市场，在现阶段的中国是办不到的事。中国经济转型期，有人在呼吁强人的出现，人们相信清末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能带来同治中兴，现在也应该有邓小平、朱镕基式的强权改革人物，推动中国彻底完成工业化。
拿邓小平、朱镕基对比，甚至将希望寄托在像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没落晚清政治人物身上，且明确提出中国经济需要新的权威人物来拯救。言外之意，掌握中国经济大权的现任总理温家宝已非中国经济权威人物。
经济领域的权威力量是需要的，只是，这股力量必须受到严格的外力约束。
中国经济体制最遭诟病的是，政府插手具体细微的经济领域，扭曲市场价格，没有纠偏机制，一旦发生风险将遭灭顶之灾。
这些指责是正确的，但也充斥了过多的理想主义色彩。笔者所到之处，无论是工业园、科技园、文化园，无论是城市新区、商业规划、房地产价格，都在地方政府的操控之下，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是各级政府、中国民间力量、中国新生的企业力量以及越来越强大的公民社会复杂博弈的结果。
政府彻底退出市场，在现阶段的中国是办不到的事。别的不说，目前几乎每个城市都有新区，拉动新区房地产价格是撬动当地金融链条、获得发展原始资金的第一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地方行政中心搬到新区去。笔者曾经到某个城市，五六年前政府搬到了新区，并且半强迫地把当地的大企业总部大楼迁到了政府的周边地区，当地的报社大约在八年前到达新区，如今地价上涨，生地变成熟地，政府下令报社搬迁到更偏远的郊区，一方面让报社的土地在市场上卖出高价，同时能把报社所到之地的新地变成熟地。这是常见手段，笔者的一个朋友在山东与东北的高科技园区办厂，厂房已经迁到三次，因为每次政府以扶持高科技企业的名义把生地变成熟地后，总是会想方设法把工业用地变成住宅用地，实现土地价值的最大化。
政府如此搞笑，理应退出市场。
奇怪的是，市场化的要求伴随着此起彼伏爆发的民间无意识反弹——当民间资金链条断裂时，财富受损的人们围困住政府要求赔偿，当联保互保导致金融风险火烧连营时，600民企集体上书要求政府背书。我们痛恨政府之手扭曲价格，痛恨政府主导市场导致寻租空间扩大，但在关键时刻却自觉地寻求权威主宰，如此深刻的悖论显示了社会与经济架构的复杂性。
有一种方法可以让逻辑简单一些，在政府深入微观经济时我们痛斥寻租，在民企到政府寻求援助时，我们仍然痛斥政府平时不尽到守夜人职责。大义凛然的道德指责建立起社会的良知底线，有存在的必要，但简单的指责无助于建立新的社会与经济秩序，在现阶段下，建立新秩序需要的是建立守法、有边界的尽责的权威，而不是彻底推倒权威，因为，在村长贿选、农村五保户的补贴被挪用的环境下，在士绅统治阶层被连根刨除的背景下，在商业文明、商会组织正在艰难发展的状况下，从最底层建立起的权威未必会好于现有的权威。不要忘记，乌坎事件之所以呈现公民社会的一线曙光，是勇敢的乌坎人、外部公民组织与政府内部的改革力量共同推进的结果。
让人难以忘怀的是山西煤炭整肃事件，笔者为被驱逐的煤老板请命，对于国进民退愤怒不已。但文章发表后，遭到某些人吐槽，他们列举了一系列煤老板与地方官员沆瀣一气破坏环境的案例，支持煤炭领域的国进民退。笔者开始时不以为意，认为只是保守派的"疯狂反击"，但在西部地区的调查是重大提醒，证明这样的言论并不全都被豢养的五毛的的论调，在西部十几年前就进入煤矿的一位浙江企业家，从来没有从自己的煤矿里挖出一吨煤，因为他不愿意给当地的地方官干股。这一事例从反面证明，事实上，在山西的煤矿民企中，有一部分是权贵以民企和市场化的名义，进行着权力寻租，权力在当下套现，借用了一个民企作为自己的白手套。
如何应对上述复杂的局面？中国经济转型期，有人在呼吁强人的出现，人们相信清末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能带来同治中兴，现在也应该有邓小平、朱镕基式的强权改革人物，推动中国彻底完成工业化。
前工业国家、工业化初期国家，离不开权威改革人物，日本明治维新是强权人物推动改革的结果，英国需要推动羊吃人的亨利国王，以及推动自由贸易、拓展殖民地的维多利亚女王，当美国遭遇大萧条时，人们需要的是罗斯福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具有历史先进性，他们拥有强权，但绝不滥用强权，他们崇尚自由经济，却能通过自己的权力推动自由经济时代的到来。他们拥有可以当皇帝而不当的华盛顿，却没有可以不当皇帝推动历史进步却错失良机的袁世凯。
中国已经开始拥有产生开明强势人物的土壤。中国的公民社会顽强生长，721北京大雨，公民自发组织起来提供基础的服务，接送航班延误的旅客，接力救助被水围困的受灾者，无论是温州723动车事件，还是四川地震，强大的公民组织显示出中国社会内生的民主与人性力量，这股力量将促使体制内的改革派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推进者，公民社会越强大，公民意识越强，权威的自我约束能力也就越强，成为袁世凯还是华盛顿的选择，就不会成为中国绕不过去的千古难题。
经济领域的公民意识在逐渐发育，股改过程中制投资者主动投票捍卫自身的权益，虽然成本极高，有越来越多内幕交易的受害者坚持诉诸于法律，他们并不仅仅在维护自身利益，而是通过建立社会游戏规则的边界。此时，这股力量与经济与金融领域的改革力量互相激荡，逐步奠定中国资本货币市场新的制度基础。
最重要的，是让所有的威权者受到一视同仁的、严厉的法律约束，让各种舆论密切监督手握重拳者，让他们想成为袁世凯而不可得。一旦改革者越过模糊的边界，社会又缺乏公民基础与制约手段，他们就是青天与战无不胜的伟大领袖，这些人将异化为改革的反对力量。
最近，中国太阳能行业的知名企业皇明太阳能陷入夹缝之中，由于与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原山东省副省长黄胜的情谊，以及其他种种房地产、新能源投资，皇明太阳能的黄鸣咆哮了。这家企业显示了在中国，地方官员与地方大型企业之间欲去还留、人情仁义种种模糊关系。一旦权威的边界真正厘清，民企生存的空间也就真正廓清了。
中国需要被界定的、受公民认可的、被严厉约束的开明权威来推进改革。最终目标，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