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纽约时报》5月20日发表作者Roderick MacFarquhar的文章《In China, Fear at the Top》评论分析：为什么那么多中国领导人把孩子送到国外接受教育，一个回答是他们对中国未来没有信心。作者Roderick MacFarquhar是哈佛大学教授，曾合着《毛泽东的最后革命》。

　　文章写道：在苏联时代的全盛时期，共产党领导人被南斯拉夫的异议理论家米洛万•吉拉斯描述为“新阶级”。他们的权利不仅在于拥有财富，而是控制财富：所有的国家财产可被他们使唤并调用。关于勃列日涅夫的一个故事虽然不确凿，但是很确切的反应了这一点。勃列日涅夫带他母亲参观他的办公室，他收集的外国豪华车，和那富丽堂皇的别墅。在丰盛的用餐后，勃列日涅夫问她的母亲感受如何，他母亲回答： “太棒了，但如果布尔什维克回来(译者注：反讽共产党人掠夺别人的财富)该怎么办?”

　　但是，中国的“太子党”，即毛泽东的革命派的后代，如果关于他们的部分财富和生活方式的故事有几分可信度的话，那么中国的新阶级，便不仅是控制，而是拥有国家财产。很少有中国网民会认为，在3月因腐败而下台的中共政治局委员、重庆市的一把手薄熙来，仅是个例。

　　为何拥有财富对中国高层变得如此重要?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领导人送子女出国留学呢?一个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对中国的未来缺乏信心。

　　这可能看起来很奇怪，因为中国已在过去30年挤进全球经济强国的顶尖行列。有人预测，过热的经济会硬着陆–因为经济增长已经放缓。但对财富的获取更好的理解，不只是为了缓冲经济，或纯粹的贪婪，而是一个政治保护手段。

　　中共领导人坚持邓小平的理论，相信他们在权力的延续，将取决于经济的增长。但是在中国，基于竟争力考虑的强制经济手段，在经济困难的时期也会崩溃。因此，资产全球化–转移资产到海外及送子女出国留学–成了防范危机的保护手段。(根据一个官方的估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至少120亿美元，已被非法转移到国外。)

　　毛泽东一派的自信源于很多因素，内战胜利，规划精良的共产党组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框架，社会主义路线，人民解放军后盾。60多年后的今天，只有解放军看起来仍在，(共产党的)自信却在磨灭。

　　文革期间红卫兵对共产党领导人和官员们的斥责，损害了中共的权威和合法性。共产党的危机感在邓小平拒绝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中表现的更加突出。在经济增长的竞赛中，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的外衣被遗弃。

　　今天，中共的8千万党员仍很强大，但大多数入党是为了自己事业的发展，而不只是理想主义。每天，大约有500起抗议、示威或暴动，反对腐败或地方政府独裁的事件发生，常常被武力镇压下去。对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粗暴对待，从而使其寻求美国庇护只是其臭名昭着的案件之一。像薄熙来这样的中共官员聚敛财富，利用他们的家庭关系控制广大经济部门，将让那些最忠诚的中国人也相信，腐败已经达到极至。

　　薄熙来事件不只是大规模的腐败，也涉及到权利交接。薄高调发展他的“重庆模式”，包括打黑，唱红，廉价住房和其他福利的规定。博得欢迎，并企图通过具有魅力的“太子党”的革命英雄的儿子的头衔，使他很自然的在今年晚些时候的第18届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成为9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有消息在中国流传说，一旦进入常委，薄熙来将试图取代中共的新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习近平。

　　死于1976年的毛泽东，亲手挑选他的继任者。死于1997年的邓小平，任命江泽民，并隔代指定胡锦涛为江泽民之后的领导人。胡锦涛，既不像毛那样是个 “革命英雄”，也不像邓那样是“改革教父”，他没有特权去选择他的继承人。低调的习近平像薄熙来一样同是太子党，是幕后妥协交易的结果。缺乏制度的合法性和元老的帮助，对野心勃勃的薄熙来来讲，习近平看起来可能会是一个容易对付的对象。

　　未来几个月内，中共领导人利用各种宣传工具，消除薄事件给领导层的团结，党的纪律和国家的“和谐”造成的损害。他们可能会把指责转移到他犯有凶杀罪的妻子身上。但中国新阶级们(译者注：指中国权贵阶层)仍会担心，对于高层腐败的揭露已经使他们面临“布尔什维克回来”一样的危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