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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事件在北京时间5月2日有了突破性进展，在骆家辉大使的陪同下离开使馆前往医院，并与家人团聚。随后美国务卿希拉里发表的声明中称，陈光诚打算留在中国，并与政府就其未来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包括在安全环境下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陈光诚事件”发生后，中国媒体讳莫如深，消息大都被“一如既往”的屏蔽。唯有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在2日稍早发表题为《挟洋能自重的时代早已过去》的社论，以一种毫不顾忌事件本来面目的狭隘思维，和中美双方解决该类棘手问题上的积极协商姿态，把“自家”发生的丑闻，用一种恬不知耻的表述方法宣称要看看“别人”是怎么处理自己的尴尬事。但事件目前的处理结果，把《环球时报》这种无耻之极的思维模式狠狠的扇了一个响亮的巴掌。
该篇社论首先把陈光诚形容为中国地方政府的“烫手山芋”，现在终于美国政府也变得十分难受了。他从临沂跑进美国使馆，很多具体的难题一下子变成了美国的。社论声称，陈光诚不是当年的方励之，也不是不久前的王立军，他的抱怨大多是一个村民针对基层官员的，所涉层面很低，很多都让清官“难断”。每个国家都积累了一些民怨，谁也都知道中国一些人上访的复杂性，如果上访失败者转去向美国驻华使馆“上访”，这决非仅仅是中方的尴尬，美方的尴尬只会更多。
《环球时报》的这种论调“毅然”把家丑的罪责和难堪推给了美国。一位并无触犯法律的残疾维权人士被长期监视居住，并受到非人道的对待，在“自家人”根本看不解决希望时跑到“别人家”去寻求保护，这让中国人本就忌讳的“家丑”一下子昭示天下。捅出的这个篓子让中国的“大家长们”尴尬地脸上很无光，但没想到自家的媒体居然是一副幸灾乐祸的嘴脸，想看看“别人家”怎么处理“自己家”的丑事，居然还要很想看看“别人家“究竟怎么做，才能让大家都感觉“非常满意”。这真是天下奇闻，无耻之极了。素闻《环球时报》喜好借用爱国主义去“训导”国民，但这种小家子气的手法让该报走入一种啼笑皆非的狭隘民族主义事小，误导国民确是兹事体大。
环球时报的社论避重就轻，甚至是本末倒置。如真如它所说，陈光诚就是“低层面”的小事，很多都让清官“难断”，何况一些人上访的“复杂性”不好判断。或许该文作者已经将胡锦涛的“以人为本”抛到九霄云外了，以一种层面低，清官难断的心态认为这种小事不值一提。那为何让这些小事最后却变成了影响“国体”的重大事件呢，王立军和陈光诚又为何不信任自己的政府接连跑到“别人家”寻求帮助和保护呢？用这种“鸵鸟思维”将事件的重要性降低乃至回避的心态不禁让人汗颜。文章还声称“在中国这样复杂的大国里，陈光诚的故事被简单标签化的程度反映了西方舆论的巨大能量，以及它们的胡作非为。”难道事件的根本原因不是中国地方政府和公检法无法无天的“胡作非为”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吗，这才是应该深刻反思的核心问题！
《环球时报》甚至在社论中信誓旦旦的宣称“挟洋自重仍是一些失意中国人对解决问题的思路之一。其实这种想法已经很烂。今天的中国如此强大，外国政府能够主导或者调控中国人做事方向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 挟洋自重的时代的确早已过去，但却错用了“挟洋自重”的概念，而这种概念恰恰是赤裸裸的义和团思维，沾洋逢罪的封建文革做派，欲把仅仅是为了维权，并无罪责的（北京的公安都承认陈没有违法）的陈光诚推向另一个极端，将该事件的意识形态化。如果《环球时报》用这种封建文革化的思维向现代人传达迂腐的观点，那这份报纸就该进入历史的坟墓里了。
想必该报刊发此社论的出发点是以民族和国家大义来“帮助”中国政府散播一些有利于己方的舆论，把脏水泼向“敌对势力”，让政府和自己的“清官”不要背负过多责任，减轻事件对中国形象的负面影响。但这个忙毫无疑问帮的太低能，用倒打一耙的阴谋怀疑论指责美国一手策划了这件事，不顾事件的基本原貌和中美关系的大势，反而却证明了该社论的低能。《环球时报》在这个重大事件的言论纬度上可谓大煞风景，把中国的日益强大当作自己可以不顾的“脸面”的资本。也许他们意识到了这个原因，这篇社评在该报的互联网上很快消失，但影响已经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