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扑朔迷离的重庆模式

【明报专讯】今年大陆两会结束，薄熙来不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交班过程，新班子好似去敌占区接受敌产。一度吸引了全世界眼球的重庆模式，寿终正寝。虽然余波未消，各种风闻还在民间流传，一度风声鹤唳，但是，种种?象表明，薄熙来和他的所谓重庆模式的谢幕，应该已经成为定局。刚刚得到的消息，王立军的定性虽在情理之中，薄熙来得到的严厉对待，显然出乎一些人的意料。 　　但是，所谓的重庆模式，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很多人心目中，却依然是个谜。誉之者称之为「社会主义3.0版」，之者骂它是文革复归。很多人尽管对唱红持有异议，但总觉得重庆打黑，总没有错。尽管薄熙来已经销声匿?多日，坊间关于他的去向，有诸多的传闻，甚至在重庆以外相当一部分人眼里，薄熙来至少还是个失败的英雄。

　　唱红不过是一种象征

　　唱红打黑是重庆模式的标志，但唱红不仅仅是组织人们唱红色歌曲，也不限于树毛的雕像、组织人发红段子之类的搞所谓红色文化。打黑，也不是简单地打击黑社会，整顿社会秩序。实际上，唱红不过是一种象征，一种「跟?毛泽东走」，「按毛主席的办法办」（薄熙来语）的象征，或者说，是重拾毛时代意识形态的象征。显然，在当今的中国，至少在统治系统内，没有人可以否定这样的「红色」象征，包括它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甚至在某些人看来，这样的意识形态，具有中国革命原初本色，因而更加具有合法性。当然，所谓的唱红，也是对那些对现实不满的底层民众的一种回应，这些底层民众，用以对抗现实压迫的武器，就是回归过去，寻找毛的价值。而打黑，则是一箭双雕的好戏，一方面整顿社会秩序，赢得民众的好感，一方面借打黑整肃重庆官僚层，建立自己的高压统治。唱红和打黑，都是毛时代运动式的推进，凭借党政的行政杠杆，警察的暴力，以组织系统，利用权力动员群众展开。值得注意的是，薄熙来赖以在重庆推行唱红打黑的干将，是一个从辽宁带来的、以「铁腕」著称的警察头子，所以，重庆的唱红打黑，从一开始，就有了警察统治的色彩。唱红打黑，都需要重建和扩张重庆的警察，建设一支属于他们自己的队伍。

　　「打黑」还是「黑打」？

　　所以，唱红本身意识形态所包含的「打富济贫」，落实到打黑过程中，就是一大批重庆的民营企业家在运动中变成了黑社会头子或者涉黑骨干，据参与刑辩的律师讲，重庆打黑的案子，几乎没有一个没有问题的。很多案件，根本就是假案和错案，大部分都是靠刑讯逼供落实的罪名。在没进入司法程序，还未及定罪之时，这些企业家的财产，就已经被没收，成为警察扩张的资本。在王立军治下，重庆的警察装备好，待遇高，连服装都跟别的地方不一样，靠的就是打黑弄来的钱。从这个意义上说，把重庆的打黑说成是黑打，一点都不过分。

　　当然，由于唱红打黑原本就有迎合部分民众的意思在，走的就是某种民粹路线，打黑过程中，虽然罔顾法律，但毕竟能够暂时地改善社会治安。建立街道的多警种混合的警察平台，系统的治安报警网络，也许主要是对付「群体性事件」的，但对于社会治安，也有好处。中国多次严打的经历告诉我们，尽管严打是对法制的破坏，但只要社会治安得到了暂时的改​​善，民众就一定拥护。应该说，在唱红打黑过程中，重庆的民粹路线是得到了重庆民众的部分回应的，同时也赢得了重庆以外的人们的某种好感。虽然历史告诉我们，在毛时代，这样由当局出于政治目的策划的「打黑」运动，比如镇反运动，由于完全无视法律，最终会的代价是民众基本生命安全被置于没有保障的境地，在此后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被伤害的人愈来愈多，直至到文革形成普遍的红色恐怖，人人自危。但民众都是健忘的，而且，即使当时经过这些事情的人，也未必能有这样深刻的认识，毕竟，中国对于政治运动和文革，都没能进行过反思。

　　不过，重庆模式并不仅仅有唱红打黑，还有一系列的经济动作。在一个号称「经济沙皇」的操盘下，重庆相当大幅度的经济改革，有高调的招引外资，整合国企，地产拉动的大幅度的国企扩张。当然，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系列的民生工程和城市面子工程，这样的工程，跟唱红打黑展览一样，一直都是重庆的招牌性的项目，都是给人看的。只要外面来了人，必然会被拉去看这些工程。据说，不仅有安居工程，而且重庆还有对个体创业的无息贷款，所以，一时间，虽然大的民营企业被打掉了很多，但小的企业却也兴起了不少。这就是某个著名学者讲的，在重庆，不存在国进民退，而是国进民也进。只是，这样的民生工程和城市面子工程，是很费钱的，而且基本上很难收回成本。这样的工程，现在看来，就是靠寅吃卯粮和高额借贷实现的。换言之，后面的事很麻烦。重庆人可能暂时得到了好处，但以后可能会陷入高债务的困境。

　　对于重庆模式的始作俑者来说，这一切无非是一场豪赌的手段。用唱红来给自己披上保护色，吸引对现实不满的民众的眼球，用打黑来安抚民心，再用民生举措来给民众一点甜头。只要把民生和民粹的旗帜举起来了，重庆也就成了面吸引世界注目的旗帜，而薄熙来和王立军们，也就成了具有个人魅力的新时代领袖。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到中共的更高层，只要民意足够，官意足够，即使有人想拦阻，也挡不住。一旦爬到了高层，重庆这边即使出了经济上的问题，留下的烂摊子，自然有人会给他去消化。

　　薄熙来现象和重庆模式的出现，是基于两个背景。首先，在一个后威权时代，由于权威的不再，中共领导层的选拔，不能再依赖权威指定，所以，就给​​像薄熙来这样的具有野心的人，以非常手段竞争大位的机会。其次，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政改迟迟不肯推动，造成了社会结构的严重失衡，官民矛盾异常尖锐，中国社会问题成山，改革的果实，民众不仅得不到分享，反而有愈来愈大的被剥夺感，群体性事件，愈出愈多。如果一个地方大员出来，打?为民众做事，解?民众疾苦的招牌，出民粹牌，马上就会成为全国视线的焦点，不言而喻地可以争取到相当多的民意支持。即使中共的高层，在困扰于群体性事件的纷扰之际，如果有种模式可以在不改变政体的情?下，把社会稳住，似乎也看到了某些希望。重庆模式一度甚嚣尘上，其实，从上层和下层，都有相当的呼应。

　　经济上难以为继政治上内部紧张

　　只是，重庆这种半个毛体制的再现，具有毛体制自身的致命弱点，经济上难以为继和政治上的内部紧张。在今天，中国已经走向开放30多年之后，这样的弱点就更加突显。重庆模式自爆之后，中国社会的问题依然存在，而且会愈来愈严重，野心家的土壤还在，野心家也还会有，这些，都是中共未来的新领导人所必须面对的。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