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老百姓吃的肉，是计划经济计划出来的，而且供应量总是不够的。供应量不够，就说明了肉一上市立即就被卖得光光的，不可能剩下，如果剩下一点，也是被卖肉的师傅提回家吃的。短缺经济嘛。
那个时候买肉，是不许挑的，比如说，你看上了这一块瘦肉，那师傅一定不卖给你，他一刀下去，哪块就是哪块，你不喜欢吃肥肉，但是摊上了肥肉，气得要命，也没有办法。得到哪块肉就是哪块肉。当然，如果你和师傅是亲戚朋友，他会暗中照顾你。如果你和他什么关系都没有，那很可能得到一块不怎么样的肉。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如果师傅让顾客左挑右挑，他的劳动势必增大，这就违反了最懒惰原则，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他又不傻。因此，当然不允许顾客挑，他卖的快，早卖完早休息，坐在那里打牌。反正店里的利润多少和他的生活水平无关，当然是越懒惰越好。
而现在，则肉的供应量是很大的，如果肉短缺了，就会价格上升，导致社会对养猪生产肉的鼓励，一轮反馈调节，肉的供应量就上去了。而现在的卖肉的可是一点也不神气了，对顾客都是点头哈腰的，你要哪块他就给你哪块，任你挑。因为他要和其它的卖肉的竞争，抢生意，当然是服务态度越好，生意就越好。这就是盈利最大化原则导致的结果。
毛泽东时代的肉类，不论猪肉、牛肉、羊肉，一定都是新鲜的，也就是说，你可能买回家的是一块你不高兴的差的部位的肉，但是它一定是新鲜的，你不用担心它可能放了好几天，更不会有瘦肉精和注水肉。原理很简单，当时猪肉是短缺的，短缺就意味着一上市就卖光了，当然就不可能有肉剩下。计划经济的猪肉，是一定不注水的。因为注水也是一种劳动，按最懒惰原则，大师傅给猪肉注水，有什么好处?什么好处都没有，就是多了一些劳动，除非他傻，否则才不会这么干呢。
在计划经济时期统购统销，屠宰场由政府直接管理。而现在，屠宰企业中实行代宰的占了75%。肉都是肉贩子的，企业主体责任不落实，对肉品质量安全缺乏关切，投机取巧、恶性竞争给了唯利是图的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导致肉类食品不安全事件屡有发生。市场经济的肉，有可能是不新鲜的，买了一天没有卖掉的肉，放到第二天卖，搞一些防腐措施，比如说冻一下，等等。因此，你在市场经济下买肉，要有经验，要仔细地观察肉，否则的话就是有可能买回家不新鲜的肉。
今天市场上的肉，二三十元一斤，似乎很贵比计划经济时代涨了三四十倍。但如果能仔细算比帐，那时普通工人的工资只有四五十元。不妨算一算，谁贵谁不贵?
据本博秦全耀回忆，毛泽东时代的牛肉0.75元一斤，羊肉0.71元一斤、猪肉 膘肥的一级0.95元一斤 二级的0.85元一斤，三级的o.68元一斤。市场上偶尔还卖过骆驼肉，是0.50元一斤。尽管听起来很便宜，但凭本每人一个月只供应半斤。每年十一、春节的实行“大赦开恩”，每人额外增加三两肉。当时有一个笑话，沈阳一个月三两油半斤肉，小孩子都饿成柳树枝了。因此时任辽宁一把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锡联被称为“陈三两”......
1960年7月，原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拟定了一份报告，对在京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在副食品供应方面给予照顾”。即根据不同职位，每户每月可享受定量供应的肉、蛋、白糖和烟这些“按级别分配的特权”。当时戏称这些特权享有者为“肉蛋干部”。特供标准依级别不同，有所差异。当时干部划分为25个行政层级，其中7级以下、13级以上的高干每位每月在北京市民基础上再供给鲜肉2斤、鸡蛋2斤、白糖2斤和甲级香烟一条。高级知识分子、运动员等人群也应享受相应特供。1961年，北京市人均全年肉食消费量仅为1斤7两。
还有更有趣的了，毛泽东时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吃不到牛羊肉。如果汉民想吃口牛羊肉真比吃天鹅肉还难，所以那时在牛羊肉柜台当售货员挺吃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