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外借智”工程:中共十万官员海外培训全记录

“向外借智”工程:中共十万官员海外培训全记录(图) 凤凰周刊

[adinfo] 这是一场规模浩大的“向外借智”工程。

每年有过万名中共党政官员在组织安排下被派往发达国家求学，从填写一张表格开始，到学成归来的成效评估，再与人事安排对接，已然形成精细化的操作流程。

在多年构筑起来的立体化出国培训网络里，最高级的项目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核准把控，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下辖的国家外国专家局协助实务。在各地，从省级至县级政府，也都在争先恐后实施自己的干部出国培训项目。对于一个官员来说，能够参与其中任何一个项目，都意味着更多机会的擢升，而参与项目的级别与擢升的级别息息相关。

出国培训经费一般“三分制”

中共干部出国培训，中共中央组织部是无法绕过的权力部门。据中组部内部人士透露，这个过程中，组织部把控着干部培训的两头—开端推荐人选和末端考核人事挂钩。由于出国培训项目自上而下级别很多，就中组部层面，所能直接把控的官员级别是省部级（正、副部级）干部出国考察或短期培训和省部级后备干部出国培训（厅局级）。

庞大的外训规模最终会细化成为不同级别与主题的项目，每一个项目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运转流程。单独操作某一项目时，由相应级别的组织部层层推荐，中组部将其汇总后交予国家外国专家局核定名单。其后，语言培训、基础知识预备、学校对接、课程安排……过程繁杂，但井然有序。

本刊记者从国家外专局培训司方面得知，2010年全国党政干部和企事业单位人员出国（境）培训约7万人。2009年共计76467人，其中执行审批类646项，涉及10505人，国家资助1.2亿元；审核类3171项，涉及65962人。

具体每年有多少中共干部通过组织系统委派到海外学习，主管部门表示不便透露。《凤凰周刊》记者向知情人士求证后得知，这项计划每年涉及的党政干部超过一万人。

每年11月份左右，国家外专局培训司都会格外繁忙。各地此时正为下一年的出国培训项目立项，培训司则需要执行五大管理任务：出国培训计划管理、成果管理、经费核销、项目报批以及项目网上申报。

上述知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特别的项目也有特定的资助方，高级别的项目费用是全额财政拨付。不过这两类加在一起仍属少部分，大部分的出国培训费用一般采取“三分制”。以省级后备干部出国培训项目为例，中央财政出三分之一，省级财政出三分之一，所在单位出三分之一。

《凤凰周刊》记者统计后发现，目前中共高级别的干部培训多扎堆在类似美国哈佛大学这样的世界知名学府，地方政府组织项目则更青睐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国立大学。

以中共高干培训基地—国家行政学院1992年至2005年签署的所有双边培训项目协议为样本，统计发现，42个项目中，美国有8个项目，数目最多。其余各大洲分布为：欧洲（英国3个、瑞士2个、法国2个、葡萄牙2个；德国、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白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俄罗斯各1个）、亚洲（韩国2个，日本3个，土耳其、蒙古各1个）、大洋洲（澳大利亚3个、新西兰1个）、美洲（加拿大2个、巴西1个）、非洲（突尼斯1个）。

重塑“学习型政府”与世界接轨

1983年，邓小平提出“引入国外智力，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发展”后，中国官员海外培训风起云涌。不过当时的培训项目规模很小，也很零散，更多意义上是人事部针对“改革开放”提出的象征性举措。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朱利安·常（Julian Chang）对此评价称，“早在80年代初期肯尼迪学院就有中国面孔出现，但直到1996年开始才有成规模、系统化的中国项目出现。”

直到2000年，中共人事部门开始意识到组织短期的考察团不能充分解决中国的行政管理问题，成规模的官员海外培训项目就此展开。培训计划最初针对经济和科技领域的高级官员，之后扩展到公共行政官员；在时间跨度上既有短期考察、2-3个月的中期培训，也有一个学期，甚至一个学年的出国深造。而美国大学，特别是世界一流的哈佛大学，则成为了海外培训的首选。当时大陆有媒体称，中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向国际社会传达了重塑“学习型政府”的清晰信息。

中国研究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在当时指出，既然中国加入了WTO，中国官员就应当具备现代行政管理的思维和心态，也应当对相关游戏规则和操作了然于心。“中国官员多具有工程类或者其他领域的专业化背景，但缺少公共行政管理的技能，类似的培训恰好可以填补这方面的不足。”

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张国庆教授看来，中央和地方官员的海外培训与政府职能从“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到“服务导向型”模式的转变一脉相承，也符合市场经济和全球化挑战的需求。

这正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初衷相契合。肯尼迪学院曾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哈佛有必要帮助受训者丰富经济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识，扩展他们的战略远见，以便使他们有效地应对变动中的公共政策环境。”

李源潮是“哈佛计划”第五期学员

中共高官出国培训项目的核心操控者是中组部，现为中组部“一把手”的李源潮也曾是“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第五期学员。

该项目于1998年启动，每年选送12名中共年轻的高级干部到哈佛大学进行2－4周的培训进修，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共组织的第一个高级别的官员出国培训项目。国家外专局、中国国家人才交流协会负责该项目的实施，中组部协助学员选拔，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负责学员面试、录取和培训，香港新世界集团承担学员所有培训费用。

2002年，中组部提供给哈佛大学面试名单上有29个人，全部是由各省省委组织部推荐的省部级后备干部。其中，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李源潮榜上有名。

这位52岁的副部级干部，出身共青团系统，在中宣部、文化部短暂任职后，成为“六朝古都”南京市的“一把手”。在京工作期间，李源潮还获得北大的硕士学位和中央党校的博士学位。主政南京仅一年，李的成绩可圈可点，颇得中央赏识，亦是重点培养对象之一。

不过，此次项目只能有12人能最终拿到哈佛的录取通知书。尤其到最后一关，29名“精兵强将”中仍将有17名被淘汰掉，淘汰率高达60%，足见竞争之激烈。

李源潮的面试考官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亚洲部主任托尼·塞奇（Tony Saich）。体态魁梧的考官托尼·塞奇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每次他会先用汉语介绍自己并做些解释，然后再用英语发问。当然，他并不会刁难这群高官考生，只是希望入选者能有哈佛学习必备的语言沟通能力。但在50岁左右的中共高官中，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李源潮对托尼·塞奇的提问对答如流，塞奇满意地频频点头。问答结束，他诚恳地对李源潮说：“以你的资历和背景，应该参加层次更高的班。如果你认为这次培训时间不够，我们可以在课程结束后专门为你安排一周的特殊项目实践，让你和哈佛的高层学者一起做些课题。”

李源潮原本参加的是当年为期4周的“高级行政管理者”培训班，额外的一周特训是对他出色面试表现的回报。6月，当李源潮到达大洋彼岸的哈佛校园，他惊喜地发现自己同班同学中居然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两名副首相，十几位部长，还有几位总统高级顾问。

紧张忙碌之余，李源潮抽空拨通越洋电话告诉国内，哈佛安排给他的培训项目层次之高、效果之好都大大超出自己的想象，“这个项目太好了”。学成归来后，李源潮在江苏省的学习汇报交流会上，难抑自己收获之多的兴奋之情。当年年末，李源潮晋升江苏省委书记，成为国内最富裕省份的最高长官。

同与李源潮赴哈佛培训的同学当中，与前四期有所不同的是，第一次有来自西部省份的官员。他们是时任四川省绵阳市副市长赵勇（2004年始任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06年又兼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副州长杜勇（现任云南省招商合作局局长）和贵州朱凯安（未查到相关资料）。

2008年3月25日，恰逢“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十周年，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纪念会。已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的李源潮出席会议，代表中组部对参加过培训的学员们表示祝贺。他愉快地回忆了自己赴哈佛培训学习的经历和体会，认为设立这一培训项目富有远见卓识。

这次会上，曾参加该培训项目的11名学员应邀出席。其中有：赵正永（2007年参训，时任陕西省副省长，现任陕西省省长）、徐宪平（参训时间不详，2003年任湖南省副省长，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马建堂（参训时间不详，2004年12月任青海副省长，2008年9月任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至今）、姜斯宪（参训时间不详，2008年时任海南省副省长，现任海南省副省长、三亚市委书记），张群山（2006年参训，时任贵州省委常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至今）。

党内元老牵线促成首例培训

始于1998年的“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最早由郑家纯和汪道涵发起。

1997年，香港回归。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郑家纯向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谈及想为内地出力的念头。当时，汪道涵建议郑出资培养中高级行政人员，并为其策划：具体事宜可以到北京和自己的老部下——时任国家人事部副部长万学远商量。汪道涵允诺郑家纯，会跟万打招呼，请予协助。

多年后，2005年12月15日，汪道涵病重住院，万学远夫妇去瑞金医院看望他。汪道涵谈及此事，说道：“把党政干部送到海外去培训，做得很有意义。要重视人才的培养。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浮躁的心态，值得注意。干部浮躁，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令人担心。”

万学远告辞之际，汪道涵语重心长地说：“治国之道，在于得人。”九天后，汪道涵与世长辞。有了汪道涵牵线搭桥，万学远具体操办，不到一年时间，“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被中央批准。每培训一个学员需要20万元人民币，一年平均要花费200万元，最多的达到500万元。这笔昂贵的学费皆由郑家纯买单。

郑家纯是香港珠宝大王兼地产大亨郑裕彤的长子，早年留学加拿大，回国后投身商海。1989年6月，郑家纯接替其父出任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投资商对内地的情景普遍不看好，纷纷撤资逃离。郑家纯却押注内地，大举投资。2002年的公开资料显示，新世界在内地的投资总额已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成为内地最大的香港投资商。

2002年，“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实施的第五个年头，哈佛大学特别授予郑家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顾问委员会委员、哈佛大学约翰哈佛院士。这其中，职务本身荣誉大于实务。此时的郑家纯已是香港五大华资财团的老板。2007年，郑家纯年仅27岁的儿子郑志刚入主“新世界”，第三代顺利接业。

2008年， “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十周年纪念晚宴上，郑裕彤、郑家纯、郑志刚三代同堂首次在公开场合出现，郑志刚说：“爷爷郑裕彤、父亲郑家纯专程从香港到北京出席这个晚宴，是要传达一个信息：新世界集团十分重视这个培训项目。事实上，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破天荒三代同堂，同场出现，就是为了表达我们新世界代代相传，希望为国家做点贡献，出点绵力。”同时，郑志刚也承诺，从2008年起，“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每年派送名额由12名增加到20名。

“案例教学”备受青睐

新世界不是唯一一个出钱支持中国高级官员去往哈佛培训的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辖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美国安利公司也曾参与其中。

6月24日，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发展中的中国领袖项目”（China’s Leaders in Development program）刚刚结束了对48名第9期中国官员的海外培训。此项目是继“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之后，第二个由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联合授课的中国官员海外培训项目。始于2002年的该项目每期培训50-60名左右的局级以上的官员，因为中国国内领导换届中途中断了一年，今年是该项目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四年。

这个为期8周的年度培训项目分为两个阶段：培训前三周在国内进行，由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和专门来华的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重点讲授有关基础理论和国内政策的课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有关专家也围绕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做专题讲座。后五周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集中授课。两校教授共同开设的课程有：公共管理、政策改革、公共金融、经济发展以及全球化。

不同于“新世界”项目的全英语教学，该项目在授课时配有高水平的同声传译，所有教材都翻译成中文，以保证课堂的学习效果。学习结束后，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三方共同向学员颁发结业证书。

该项目的负责人托尼·塞奇向《凤凰周刊》记者介绍，“发展中的中国领袖项目”美国部分的课程设计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是对中国官员进行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技能培训。包括关于怎样构建一个基本框架来创造公共价值观，获得公众的支持；怎样通过劝说协商来提高公共政策的决策、执行能力，以及公共管理者的领导力。

第二部分是根据中国官员的需求进行以主题为中心的探讨，讨论的话题根据世界形势的不同需求进行调整。比如，今年的话题探讨主要侧重于城市化发展、可持续发展，以及医疗保险为主的社会政策改革等三个方面。在城市化发展的探讨中，课程引入世界各地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包括波士顿主要交通枢纽——Ted Williams隧道项目（俗称Big Dig）、澳大利亚墨尔本联接城市项目、印度尼西亚房地产税改革等。

在话题探讨部分，教授们向中国官员介绍美国政府决策以及美国三权分立的体系结构。在塞奇看来，中美政府决策有着不同的思维模式和倾向性，中国政府提倡高效率解决问题，而美国政府则是由不同的权利部门去制约、阻止一个提案或者项目的发生。这部分课程有助于中国官员更好地了解美国政府的决策行为背后的历史依据。

课程的第三部分是实地考察访问。比如，今年的培训团队参观了哈佛大学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也是全美最著名的医院之一—波士顿的布里格姆妇科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并参加了专门为其举办的关于马萨诸塞州医疗改革探讨的专家座谈会。除此之外，官员们还访问了波士顿再发展署、波士顿就业中心，以及马萨诸塞州最大的社区大学——邦克山社区大学。

起初，哈佛肯尼迪学院方面也很没底，头两年的培训也只是处于试验阶段。塞奇告诉本刊记者，学院方面不了解中国官员，也不清楚他们是否会积极参与课堂讨论。“教授们对中国也有很多先入为主的成见，中国官员对美国也有些偏见。”

项目开办的最初两年，说服教授来参加这个项目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如今，越来越多的教授开始对中国官员的海外培训计划感兴趣，并且积极主动参与到这个培训计划中来。

在课堂讨论交流中，教授们发现中国官员并不是他们原以为的“内向”、“不爱提问”、“不爱发表意见”。恰恰相反，在讲课中，当老师提出一个观点后，学员们提出的不同意见竟达五六种之多。在华进行过培训的不少哈佛教授特地来到肯尼迪学院，主动要求继续执教在美国的课程。有教授夸赞称：“很多中国学员都提出了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在哈佛的培训计划中，“案例研究”的方法贯穿于各类培训课程，也是最受学员欢迎的教学和研究方法。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大卫·埃尔伍德就表示，以案例分析为主导的教学方法和课堂讨论更有利于引导中国官员在日益增长的国际化和市场导向的经济背景下思考政府管理所面临的各类挑战。

对于该项目的花费，无论是培训机构还是派遣机构一向讳莫如深。有媒体进行测算后发现，在哈佛进行的短期培训费用每人约为7500美元，而国内清华大学的培训费用为每人1.5万元人民币。据已经公布的项目计划书中介绍，培训班“不以营利为目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设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支付国内培训费用150万元人民币，而在哈佛的学习费则由美国安利公司赞助，金额为100万美元。但学员们培训所需的车旅费等仍由其原单位支付。

选拔过程则先由地方推荐，然后从100多位省部级和厅级干部中拿出一个初步名单，交由举办三方各派的2名代表所组成的6人评选委员会最后确定。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位负责人透露说，挑选标准非常严格。按规定，入选者必须同时满足如下条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相当于大学英语四级的英语水平；在本岗位有至少两年工作经验；年龄在45岁以下；地厅级或司局级以上国家干部，如果是副部级干部，年龄则可适当放宽。

《凤凰周刊》记者对此项目2002年至2009年的八期学员粗略统计发现，434名学员中，省部级干部约占20%。其中较受关注者包括山西省副省长高建民（受训时为山西省晋中市委副书记）、安徽省副省长唐承沛（受训时为安徽省科技厅厅长）、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受训时为江苏宿迁市委书记）、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受训时为江苏苏州市市长）、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邓小刚（受训时为北京市丰台区副区长）等。

明年将是“发展中的中国领袖项目”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肯尼迪学院方面也希望能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据了解，中组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以及往届参加培训的学员都对延续该项目表示支持,美国安利集团也有意向继续提供资金支持。

各省市干部出国培训渐成风潮

进入新世纪后，更具官方性质的中共高官出国培训项目不断兴起。

2003年，中共中央首次召开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均作重要讲话。会议提出锻造能够经受实践考验的治党、治国、治军的领导干部队伍势在必行，并确定干部培训的原则：“以国内培训为主，以国外培训为辅。”

国家外专局决定把各部委上世纪九十年代零星的外出培训项目整合在一起，这个培训项目取名为“中央国家机关中青年干部赴国外培训班”。培训内容以公共管理、政府决策为主，不同班次可以有所侧重。培训时间打破当时流行的三周短训，而定为一个学期。

参训人员起初定为中央国家机关的司局级干部，但是后来发现范围太小，能够通过外语考试的很少，最后降低标准，司、（正）处级干部确定为参训人员主体。在实际操作中，亦有少量地方官员参加。

目的地则瞄准世界上顶尖的学府。国家外专局副局长孙照华带考察队先后赴美，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密西根大学、芝加哥大学等校方会谈，从质量、价格、环境等多方面比较和考量。

之后，初步选定杜克大学、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三所大学各有侧重，斯坦福大学偏重从工程学角度研究公共管理，杜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偏重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公共管理。对这三所大学不是同时派出学员，先是杜克大学，之后芝加哥大学，2006年才开始往斯坦福大学派送。

2003年首期，中央各司、处推荐人选多数无法通过国家外专局的外语考试，则安排学员在山东科技大学进行两个多月的外语强化培训。之后，提前接受外语强化培训成为惯例。派送几期后，组织方特别为学员增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周公共管理课，使学员出国之前能够有公共管理基本知识、概念方面的准备。

在各省市层级上，厅局级干部出国培训也逐渐规模化。仅就北京市政府而言，官员境外培训于1999年正式开始，到2002年已有超过400名的北京市处级以上官员接受了海外培训，其中包括局级官员100多名，处级官员300多名。北京市组织部干教处处长何昕曾透露，北京市的目标是从1999年起的5年时间里，达到40%的区县级领导干部中，至少有一名具备接受过国外较长时间培训的背景。

为此，北京市政府与十几所国外院校达成了合作协议，包括马里兰大学、罗斯福大学、伊力诺斯大学等美国的五六所大学，以及加拿大的约克大学、蒙特利尔大都会学院，英国的米德尔赛克斯大学，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等。官员们往往根据自己管理的领域选择专业和培训地点。

尽管如此，何昕表示，与上海市政府相比而言，北京晚了至少10年。上海市政府在2001年制定并实施的一项培训计划，用3年时间为政府部门等50家机构培养100名高级专业人才。和北京几乎同时启动官员培训计划的还有广东、广西等地。从1999年开始的5年中，广东有300名干部赴美国和加拿大的高校学习；广西则从2001年起，每年也派出55名机关干部到发达国家接受15个月的培训。

到了2005，一个名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硕士课程”项目启动运作，学员多数是来自各省、市、自治区的厅局级以上干部。其中，中西部和东北官员占到了大多数。首批学员包括西藏拉萨副市长许成仓（现任西藏昌都地委副书记）、广西来宾市副市长莫恭明（现任广西防城港市市长）、山西发改委副主任王赋（现任山西发改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地方要员。

各国争相培训中国公务员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哈佛的教授们对中国各个领域的发展现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无论是国际关系、国土安全、政府管理，还是城市化发展、社会政策、贫困与两极分化，所有的议题都吸引着哈佛的学者们。因此许多教授不仅主动参与到“哈佛计划”的教学中，而且还和中国学员在自身研究领域范围内开展一些科研合作项目。

近几年，学员整体教育背景和专业素质的提升也给肯尼迪学院的培训课程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项目负责人塞奇回忆说，在“发展中的中国领袖项目”的第一期培训班里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英语，但近两年，一些官员已经具备了较好的英语基础，少数官员还有海外留学的背景，甚至拿到美国的博士学位。

如果说较引人注目的美国、新加坡的培训内容多以公共管理为主，那么针对性的专项培训和热点培训则把培训网络撒向了更多不同的发达国家。

从1999年开始，国家审计署不断派专员到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集训国际会计审计人才。1999年派往澳大利亚9人学习团组组长章轲，如今是审计署境外审计司司长。从2002年到2007年，审计署先后往澳大利亚、美国派遣学习人员达到1000余人。

同样，从2002年开始，中国政府每年选派煤矿安全事故监察、管理和技术人员赴日本培训。200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7年间已派出635名学员，分别来自18个省级煤监局和18家煤炭集团公司。其中，60%以上的学员参训后被安排到重要的安全技术管理岗位。

据知情人士介绍，这样针对性培训的目的地几乎遍布欧洲和北美的所有国家，而其他大洲很少。总结起来就是，去发达国家，学习它们的先进经验。当然，也包括总结教训。

在重大时事安排的前期准备中，中共已经逐渐摸索出一些经验，经验之一即先期派学员外出学习。突出一例是北京奥运会前的安保培训，一些商业组织瞅准时机，推出专项培训服务。

比如，中国国际人才市场针对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需要和中国其他奥运城市、重大会务城市急需提高警务国际化水平的现状，与英国、德国、希腊、澳大利亚等拥有丰富警务教学经验的国际培训机构合作，共同推出中国警务人员海外培训项目。作为首个国家级国际人才市场，中国国际人才市场从中介服务和组织安排中获利。而各地亦有各种商业化的中介组织或者国际旅行社涉足中国官员出国培训业务。

世界各国希望中国公务员到自己的国家培训，当然，他们之间也存在竞争。比如2004年，一个规模庞大的中国公务员培训项目第三期选定了瑞士。负责该项目的谢德勒尔教授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不无兴奋地说：“在这个计划招标时，我们战胜了来自美国的强大对手。”要知道，瑞士早在1993年就已开始培训中国公务员。

像这种颇具历史渊源的培训关系也存在于中国与法国之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起，根据中法政府间签订的一项行政合作协议，中国每年都向法国行政学院输送有一定实践经验并通过法方考试的公务员进行培训。

在亚洲，早在2006年，韩国首家中国公务员培训基地在韩国龙仁市锦湖韩亚集团人才开发院正式成立。精明的韩国人还特别推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旅游商品”，“培训7天、观光3天”的研修计划可以让培训之旅有张有弛。

国外施政理念潜移默化

现任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李群是山东省实施中青年干部出国培训计划的第一批学员之一。

2000年5月31日，山东省正式实施中青年干部出国培训计划。39名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分成3组，分赴英国密德萨斯大学（Middlesex University）、美国圣迭戈州立大学(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美国纽海文大学（University of New Haven）研修公共管理，为期半年。

时任山东团省委书记的李群是培训团总团长，并率13名成员在美国纽海文大学研修MPA（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后在纽海文市政府不同岗位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实习。李群的实习岗位是市长特别助理。2000年12月，李群回国后不久出任临沂市市长，两年后担任该市市委书记。

归国的李群施政理念深受美国学习经历影响。比如受“美国纽海文市不设副市长，而设各种委员会保证官员决策正确，办事效率高”启发，李群在临沂推动城建系统政改，减掉4个县级干部，各局职能具体明确，此举卓有成效。

“李群临沂新政”2002年经新华社内参受到高层批示。李群遂受命撰写3万多字的学习汇报，记述自己美国学习经历，后写成《我在美国当市长助理》一书，于2004年5月出版，被称为“第一部中国官员透视美国政府运营的书”。

谈到“哈佛计划”的培训效果，塞奇用“鸡生蛋，蛋生鸡”的比方来诠释：国际化的培训对中国官员的领导力、中国政府的发展战略有帮助；但同时，正因为中国近十年自身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培训才会真正起到作用。“这种积极的效应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近十年来对外开放程度日益增大，中国政府越来越积极参与到世界事务中，以及中国官员开始有强烈的向国际社会学习的意识，并且希望可以学以致用。”

“哈佛计划”的另一个成果，则是很多官员认为他们通过这个培训项目真正了解美国社会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和道德准则，也消除了一些误解。“一些官员说他们因为这个培训项目才开始知道美国人是爱国的，美国人重视家庭、重视教育，”塞奇表示，“而这种相互的理解是中美两国沟通的基础和桥梁。”

在今年的培训课程中，一堂关于“美国媒体职责”的课令很多中国官员耳目一新。在这堂课上，中国官员深刻了解到，美国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并不是针对中国，批评政府就是美国媒体的一贯作风，美国媒体对总统奥巴马的批评并不比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少。

对于每一个学成归来的的官员，总结报告是必不可少的。参加“哈佛计划”的学员在美国所做的案例分析也被编纂成册，作为清华大学和国内其他官员训练项目的教材。

鲜为人知的高官同学会

能够参加干部出国培训，收获的不仅有知识，还有人脉。

一位曾参加培训的广西官员透露，每一期学员都会有自己联络的小圈子，12个人（2008年之后是20人）联系起来更容易些，比如到北京开会时相约聚一次，平时节日里发个短信问候，到同学辖区公干时上门拜访。

该官员说，参加培训之前大家都是从政多年，远离校园很久了，心里多少有些厌烦酒场官场上的虚情假意。有一起参加培训这样的机会，没有官阶高低，平等为同学，相处一段，是个不错的回忆，结识的同学情谊自然更为难得。再说，功利地想，多一个高干同学，以后办事方便。

官员同学聚会还是有所不同，彼此相称总要带上职务，围着大桌子坐下时不自觉还是把级别高者推让到上座，合影留念时也是如此。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国市长班”项目副主任张志斌就曾表示，“好几届市长班同学现在都有QQ群，他们跟我说，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这个QQ群，看看五湖四海的同学们都在做什么，是不是升官了？”

南洋理工大学公共关系课程主任吴伟也表示：“我们的毕业生大多数都会晋升到重要的岗位。比方说在河北省，他们占据了各级政府最重要的位置。四位省级公务员和50多名地方部门负责人曾经在我们这里学习过。”

他表示，现在学习班还希望能吸引来自香港的学员，他觉得香港的公务员会很乐意在这里认识来自内地的公务员们。“我们欢迎香港的公务员，甚至是跨国企业的高管来参与这个课程。他们会成为中国通，同时也会和中国未来的高级领导人交上朋友。”

“新世界哈佛高级公务员培训项目”有官方联络组织，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国同学会定期举办联谊活动。2002年5月27日，新世界哈佛肯尼迪学院同学联谊会上，时任辽宁葫芦岛市市长刘铭（现任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就表示：“我们班挺有成就。回来之后，已有3人被提拔为副省级干部。”

刘铭所说的“我们班”是1999年在外交学院强化班中被哈佛录取的12名学员，其中两个副省级干部：一位是李鸿忠，哈佛培训前为广东惠州市委书记，现已擢升为湖北省委书记；还有一位则是何家成，出国培训前为国内贸易局副局长，现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一度是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中国同学会会长。

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后相聚的，不光有升官者，也有锒铛入狱者。

比如新世界哈佛培训项目第四期学员、原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他曾在一次联谊会上发表演讲，先讲述哈佛难忘经历，提及自己在哈佛给美国学生讲“三个代表”，效果还不错，“没有给祖国丢脸”。据他同时培训的同学回忆，王益在哈佛“表现得很有才华”。

2008年，52岁的王益在端午节期间被“双规”。2010年，王益因受贿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根据检方指控，王益受贿金额为1196万元。

习近平批示培训应“趋利避害”

2009年年初，新浪等网站贴出一个视频《出国考察还是出国旅游？看看行程表就心中有数！》，讲述广东肇庆市端州区13名公务员在国外吃喝玩乐，14天豪华行程花掉45万多元，悠哉游哉，引起网民一片声讨。

干部出国培训存在假组团、假路线、假日程、携亲友公款游玩吃喝现象已多有曝光。针对这种情况，2010年，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中共党务和干部工作的习近平为干部出国培训的管理原则“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更有实效”添加了四个字“趋利避害”，遂成此项工作最高指示。

内部人士透露，“趋利避害”四字对内指的是压控越来越多的打着培训幌子公款出国旅游，对外指的是防止国外思潮的渗透引发中共干部思想混乱。

国家外专局此前已加强了审核力度。2009年，在出国培训方面，取消了7家境外机构的资质，暂停与5家机构合作，查处了国内违规单位数十家。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告诉《凤凰周刊》记者，新时期的干部培训呈现出层次多、规模大的特点。不过国外的吸引力也正在消退，各种出国项目多到关键岗位的高干开始挑剔，培训时间超过2个月即会带来错失机会的顾虑与家庭因素的担忧。

有官场人士亦透露，高干培训管理严格，事后要出成果、有总结，要中组部备案，当官惯了一下子去坐冷板凳也不是人人都喜欢。相反，各种地方组织的出国项目则放松得多，往往旅游和学习混杂在一起，主要内容是看看转转、吃吃玩玩。

2010年8月，《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发布》对外发布。该纲要对未来十年中共干部出国培训作出框架性规定，其中明确表示在习近平新批示指导下，“积极利用境外著名大学和其他培训机构开展干部培训”。虽然还未有一个可行的评估标准来检测培训的成效，但各级政府官员都一致认为这些培训对官员的公共管理技能和思考方式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观察人士认为，不同于中共创立者一代漂洋过海苦求救国之路，亦不同于改革开放初大批技术人才从国外带回强国之术，新时期大量中共干部出国培训必然受先发国家治理模式的浸染，西方理念通过高干带至国内。随着受训干部日益进入中共核心权力层，或为重大政策决策培育下内在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