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日中午，西乡河东社区，杨武（化名）绝望无助，痛哭流涕，他说：“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
7日中午，西乡河东社区，杨武（化名）和妻子王娟（化名）绝望无助相拥而泣。
据新华报业网报道，10月23日，深圳宝安区联防队员杨喜利打砸男子杨武家，杨武妻子王娟阻止杨喜利反遭毒打强奸。杨武由于害怕躲在杂物间。1小时后，杨武报警并将妻子送医治疗，因为付不起钱只好返回家中。事后，杨喜利家属威胁杨武要求其撤诉。担心报复，杨武果真去西乡派出所要求民警销案。结果被民警骂了回来。杨武受访自称是世上最窝囊的男人。 面对妻子被强奸的巨大屈辱，这个男人却选择掩耳盗铃地躲避；面对恶徒家人的百般漫骂与威胁，这个男人匪夷所思地边乞求边选择撤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可能是每位读者对杨武这位“窝囊”男人的共同心理。问题是，这一切真的就是杨武的“窝囊”性格造成的吗？即便他再“窝囊”，别人就有侵犯他及其家人的权利吗？
杨武平时规规矩矩，谨小慎微，连一些小地痞都频频上门敲诈勒索，这当然反映出他个性懦弱的一面。但这样的懦弱充其量只是表明，他在社会竞争中难以赢得有利地位。况且，一个致力于法治的社会，不会要求每一个人对犯罪分子都具备超人的神勇，而在于法律能否对犯罪分子形成强大的震慑，在于不设前提地保护每一位弱者免遭侵犯。
1988年，国务院批准了公安部《关于继续加强群众性治安联防工作的请示》（下称《请示》），这是联防制度出台的政策依据。按照该《请示》，联防队员只是配合治安，并不具备执法权，联防队职责要求近似于公安队伍。
从联防队员杨喜利对王娟凌辱的恶劣作派看，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居然会成为联防队员；难以想象对于“杨喜利脾气暴躁，平时就被投诉很多”，当地不是坚决将其清除出队伍，反倒“拿他没有办法”。如果连管理者都没办法，除了绕道走外，一般群众又能拿杨喜利如何呢？更难以想象，就在杨喜利的劣行曝光后，街道治安办却以系“临聘人员，事发也不在上班时间”，“属于个人行为”，事发前几天已解除合同，将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
那么，这个联防队又是如何履行治安职责的呢？按照社区治安办负责人的说法，“经常有些小混混和烂仔来敲诈”杨武，“找他要钱，甚至殴打他”，联防队“实在看不过眼，几次过去帮忙驱赶”。这倒让人对这个联防队的职能疑问重重：连烂仔敲诈殴打他人这样的现象，联防队都还要掂量一下看不看得过眼，那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他们才会行使治安职责呢？如果不能“保一方平安”，这样的联防队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2004年9月3日，公安部曾向全国公安机关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对聘用的治安员队伍进行专项清理，从即日起，各级公安机关一律不得从社会上招聘治安员。2008年1月1日以后，各级公安机关一律不得再以任何名义留用治安员。一些学者也曾指出，由于体系混乱，人员混杂，缺乏法制培训经历，部分联防队员“成为滋生黑、恶势力的土壤”（工人日报2004年9月21日）。
当然，我们衷心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但是，保护“窝囊”者不受侵犯，这是法治社会的底线。我们不能因为杨武性格的懦弱，就忽视了对法治的反思，尤其是对联防制度清而不退的严肃追问。（禾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