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还是上个世纪末，我在加拿大入籍，就曾向这个住在外洲的女人莫名其妙地宣过誓。尽管枫叶之国的许多新移民有着和我一样的疑惑，但他们在拿到加拿大护照之前，也不得不向这个“异国”的女王宣誓效忠，因为加拿大不仅是英联邦成员国，而且还把英国女王当作自己的国家元首。

　　第二次则是上个星期，我在伦敦郊区布罗姆雷区市政厅（大概相当于北京郊区密云县人民政府办公大楼）参加了英国公民入籍宣誓仪式，再一次向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宣了誓。这一次我不敢有什么疑惑了，因为现在是我主动在她老人家的“王土”之内申请成为 “王臣”的。

　　不过说实话，对我来说，这一回向谁宣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申请英国护照并不意味着我必须放弃加拿大护照。

　　其实，这与英联邦也没有什么关联。申请入籍前，我查过英国的有关规定：不管是不是英联邦成员国，只要你原来的国籍国承认双重国籍，英国就允许你保留原国籍。

　　遗憾的是，我在加拿大那次入籍时就很不情愿地放弃了中国护照，因为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说“不情愿”，是因为由此造成的种种不便至少包括：每次去中国出差或探亲，我都要去中国大使馆排队，等候办理签证。

　　当我接过布罗姆雷区区长（相当于密云县县长）递来的镜框镶嵌的公民证书时，我心不在焉地想：像我这样的坐二望三、身份混杂、忠诚度成疑的“国际浪子”，这个世界上不能说没有，但人数肯定不多吧。

　　为写这篇文章，昨天我上网搜寻了一番，才知道我的想法错了。例如，一个名为 “多重国籍网”的英文网站介绍说：澳大利亚2000年时就有400万至500万人拥有双重国籍；到 1998年为止，居住在国外的瑞士公民中，60%拥有双重国籍；虽然美国没有官方的统计数字，但拥有双重国籍的美国人也高达数百万人；截至该网站公布这些数据时，全球大约有89个国家正式承认某种程度的双重国籍或多重国籍……

　　美国也承认双重国籍？这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我突然想起我在加拿大认识的一个朋友，他自称是“怀揣四本护照的人”：南非、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当时我还有点儿纳闷儿：美国不是最看重国民“效忠”问题的吗？

　　　“海归”为何归不得？

　　近些年来，双重国籍在中国也成了一个 “议题”。

　　世纪交替的这些年来，每年中国“两会”期间都有人建议中国实行双重国籍，提议者包括政协委员和中国学者，但声音最大的还是各类海外华人社团。

　　在我看来，如今已经拿到居住国国籍的海外华人不想放弃中国护照，最主要的考虑，倒不是想省点儿签证费，或吝惜使馆排队的那点儿时间，而是担心一旦“海归”或万一告老还乡时尴尬的身份问题：虽然现在中国对在华的外籍人士也启动了“绿卡 ”申请程序，但审核严格，名额有限，而且“绿卡”与国籍毕竟不是一回事儿：尽管你是黑发乌眼，黄肤平鼻，操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但你仍然是居住在中国的 “外国人”！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随着在华外企、甚至中国本土公司的薪酬水平与西方越来越有“可比性”，所谓的“ 海龟”也越来越多。但对那些持外国护照的“海龟”来说，他们的在华身份问题，却成了他们的一大困扰。我经常听朋友讲起这样的故事：某某联系好在华的高薪工作，却因工作签证没有落实而迟迟不能成行；某某某已经“海归”，却因办不下中国“绿卡”而不得不回流，等等。

　　还有更为尴尬的“叶落归根” 故事：持外国护照的某某或某某某，到了退休年龄，告老还乡，却因中国“绿卡 ”一卡难求，又懒得每年申请延续签证，索性重演当年非法偷渡西方之一幕，在自己的祖居地“黑”了下来。

　　“叶”是“落”回来了，但“根”却不认你了。

　　还有一些中国学者，力图从理论高度论证双重国籍现象之“先进性”，以及中国亦应在这方面 “与时俱进”之必要性。

　　例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吴小安就认为，虽然少数西方国家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承认双重国籍，但作为一个全球现象的“双重国籍”，本质上来讲却是全球化的产物，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才开始在世界上流行起来的新趋势。吴小安还为这一新趋势找到了这样一些理论依据：一、全球化新形势下，人员、贸易、资金、技术、通讯、交通越来越频繁；二、“多元文化” 概念与人权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三、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观念却越来越淡化和弱化。

　　当然，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并非不认 “归国”的“游子”，也不是无视灵活变通的国籍政策对海外华人有形无形“投资”的吸引力，而是有其难言的苦衷：除港台澳之外，绝大多数的海外华人都居住在东南亚诸国，如果中国承认双重国籍，不仅会引起这些华裔居住国政府的猜疑，也不利于东南亚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努力。

　　力主中国实行双重国籍的海外华人社群，主要是居住在那些承认双重国籍的欧美国家的华人，他们也深知中国的这一苦衷，并相应地提出了折衷方案：中国的双重国籍，应因国制宜，因人制宜，仅仅适用于那些居住国承认双重国籍、本人也愿意保留中国国籍的海外华人。

　　其实，印度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印度最近为了吸引海外印裔居民的财力、智力投资，也实行了双重国籍制度。如果说欧美诸国的国情与中国不完全相符，那么，印度则有很大的 “可比性”：首先，印度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程度与中国相仿；其次，印度与中国一样，也是移民出口大国，用吴小安的话说，与欧美许多国家基本上是“移民接受国”不同，中印两国均属于“移民输出国”；其三，与许多海外华人居住在族裔问题比较敏感的东南亚诸国的情况类似，许多祖居地位于目前印度境内的海外印裔，因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印巴分治和七十年代的巴孟分离，而生活在穆斯林邻国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他们的身份认同问题，不仅会影响到居住国脆弱的社群关系，而且还会影响到印巴、印孟之间敏感的外交关系。

　　基于上述复杂的政治、历史和宗教因素，印度最近实施的双重国籍制度，并非基于普适性的血统决定论或祖居地决定论，而是有两大前提：一、海外印裔现居国也承认双重国籍；二、不适用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海外印裔。

　　去年夏季，中国国务院侨办主任陈玉杰访问英国期间，曾对当地华人社团谈及中国难以实行双重国籍的“苦衷”，并表示：她曾到访过欧美、东南亚等地，往往只有欧美华人才会要求双重国籍，而东南亚等地的华人却完全没有提及，可见两地华人所处的环境有很大不同。

　　陈玉杰的讲话见诸中国媒体之后，门户网站上，一名中国网友马上跟帖“支招儿”——“其实，只要采用‘双重国籍与否，本人自定’原则，问题即可解决。”

　　“茶话会”上话国籍

　　伦敦郊区布罗姆雷区市政厅的入籍宣誓活动结束后，区长邀请所有新公民前往附近一个大厅，喝咖啡、吃点心兼聊天（类似中国的 “茶话会”），目的大概在于增进背景不同、肤色各异的新入籍者的交流和沟通，培养“公民意识”，顺便再捎带点儿“私货”：趁机介绍一下区政府和自己的政绩。

　　“茶话会”上，我也与刚才一起向女王宣誓“效忠”过的几位 “新英国人”交谈起来。

　　一位中年男子自我介绍说：他来自伊朗，移居英国已经35年了。

　　“你在英国生活了这么多年，怎么现在才想起入籍？”我好奇地问。

　　他呷了一口咖啡：“以前我没有英国国籍，也没觉得有什么不方便，因为我太太和子女都是英国公民，我本人则是英国永久居民。前一段时间，听说今后入籍要考试，考什么英国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等等，这才给了我一个动力，以免错过这次免考入籍的末班车。”

　　这也是我来英国八年多最近才申请入籍的主要动因啊！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动机不纯”的内疚感也舒缓了许多。

　　告别这位英籍伊朗人，我走近大厅角落的一个三口之家。抱着儿子的父亲对我说，他们全家来自缅甸，但他特别强调说：“这次宣誓入籍的是我太太和儿子，不包括我。 ”

　　看到我疑惑的表情，他解释说： “我是缅甸流亡政府的成员。如果我想回国从政，我就不能加入外国国籍。但我儿子还要在英国上学，我太太则要在英国照顾他，他们如果不入籍，会很不方便。”

　　他的一番话又强化了我的“动机不纯 ”的内疚感，但联想起前些日子加拿大新总督被迫放弃双重国籍的新闻，我又有些庆幸：我这辈子有过不少不切实际的梦想，但幸亏从来未曾梦想过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