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国
她也有权离婚
78岁的老妇人坐在阳光里，唱着一首60年前流行的关于新婚姻法的歌：
(女)封建制度是一条铁锁链，妇女这么受欺骗，男女的婚姻父母包办。
(男)装袋旱烟倒杯茶，咱来说个知心的话，你的我的婚姻是哪样的？凡是金花配银花。
(合)凡是金花配银花。
(女)毛主席颁布的新婚姻法。
自由中国
60 年前的1949年9月30日晚上6时，在刚刚闭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带领政协会议的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政协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碑文。碑文最后一段是，“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人民为了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又走过了60年漫长而又艰辛的历程。
1949年2月3日，古都北平举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入城式。一家西方媒体的记者，在不无酸溜溜地描写当天的场景的同时，还注意到一个细节。一群激动的年轻人对一个身穿裘皮大衣的女人喊道，革命了，不许穿裘皮。
革命对个人生活方式的影响开始了。
1953 年开始，随着对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出现了政府主导经济的一统江山。以一统的经济基础为后盾，1957年，通过反右，实现了舆论的一律。从那时起，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就与我们的人民渐行渐远。每个人的生命轨迹，从一开始生为农民或生为城镇居民，到后来的学习、就业、婚姻、生育以至出门乞讨，无一不被强力主导的社会体系安排。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得这种不自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曾希望辞去一切职务，带着家人，到延安种地当农民。但是，现实就是这样的残酷。此时，尽管身为共和国的主席，他已经失去了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
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思想的解放和经济的多元化，让中国人民重新拥有了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尽管现实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人们都在努力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许多原来被认为惊世骇俗的生活选择，正在被人们和社会宽厚地看待和包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个人生活轨迹，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和多彩。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珍惜、努力、捍卫的。
本刊记者/ 刘炎迅
她和他的婚姻“跟临死的人喘口气般艰难”——他是个“瘫子”，他家被村里人唤作“地主宅子”。
父亲早逝，她9岁开始给“瘫子”家放牛，13岁做了童养媳。成了她丈夫的“瘫子”，是熟悉的陌生人。
她从没想过与他培养感情。离婚？想都不敢想。这个后来成为日常的词汇，在1949年前如同“火星文”般不可思议。
这位1931年出生的老妇人，面对前来调研的申端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一名博士，眼神混沌，没有表情地回忆着过去。
此时是2009年5月，她已经78岁了。坐在湖北荆门农村楚村8组的这处被阳光罩住的院子里，日光浓烈。
单边“解题者”
“在旧社会，还是奶娃子的时候(婚姻)就被父母包办。”老妇人说着，嘴角的皱纹一张一合。
老妇人的父亲原在靠近县城的一个货行里做点运工，每月薪水勉强养家糊口，家里的3亩3分地由母亲操持。老妇人5岁时，父亲因肺结核病逝，家庭的大梁断了。母亲开始唠叨，说起楚村里哪家闺女做了童养媳便大富大贵之类的话，“当时太小，不明白。”老妇人回忆。在老妇人7岁那年的开春，母亲找到了“瘫子”家，当时认为这家人有钱，孩子又残疾，估计会好说话些。就这样，老妇人的命运开始与“瘫子”交集。
至少在辛亥革命之前，女人大多只是以附属品的身份出现在婚姻里。婚姻的幸福或者家庭的和谐，这些命题几乎与女人无关，男人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解题者。
这并非一个合理的契约关系。男人可以一纸休书，再寻佳人。女人呢？除了忍受，还是忍受。
清末民初，社会大变革，家庭和婚姻也在跟着发生着变化。
维新人物康有为曾撰文《实理公法全书》，对中国传统的婚姻模式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认为“男女之约，不由自主”，全凭“父母定之”，或者“男为女纲，妇受制于其夫”，则“与几何公理不合，无益人道。”
不久，这位充满激情的上书人又在其著名的《大同书》中，系统提到了改革传统婚姻的主张——他认为，青年男女满20岁以上，其婚姻应“皆由本人做主自择”。
婚姻自由，既是结婚的自由，也不能忽视离婚的自由，后者更显得珍贵，考验着一个社会的成熟度。
1900 年，蔡元培刚刚32岁，正在做绍兴中西学堂的监督。他的原配妻子王氏病逝，这个中过进士的男子在当地已是名人，媒婆纷至沓来，要为他说媒续弦。在应付各路媒婆的过程中，这个多思的年轻人说了一番日后被记入历史的话，健全的婚姻应该包括5个要素，“女子须天足”，“女子须识字”，“男方不娶妾”，“男死后女可再嫁”，“男女双方意见不合可离婚”。
这番话，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最后两条更是“至为可骇”。
那时的女人，尚没有“离婚”这个舶来的观念，彼时基层治理中，是由宗族和士绅控制一切的熟人社会，年轻女人试图自主的结束一段婚姻，危险丛生。
尤其是像上述的湖北老妇人曾做过的童养媳，女人如果不想继续这份婚姻，只能偷偷逃走。这是个风险很大的举动，一旦被抓回来，除了被剥光衣服当众殴辱外，有的女人事后还会莫名的失踪，当时的记者总会隔三差五在写下一些情节类似的失踪迷案的新闻。老妇人说她胆子小，当时跟着“瘫子”没想过逃走，“其实也没地方逃，逃出去可能连口饭都没得吃”。
1905年，西式的婚礼已经开始为社会认可，特别是在城市中，结婚的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萌芽，有的新婚夫妇干脆将婚礼的内容在报刊上公布周知。但此时，离婚自由的问题则依然没有太大改变。农村和城市的差别除了财富，更深远的是观念和习惯，不断拉开的鸿沟几乎让一些来华的外国观察家觉得，这是两个中国，初显自由理念的离婚只是出现在涉外婚姻中。中国第一例涉外离婚案发生在1908年，当事人是清廷大理院推事李方和他的英国妻子帕尔丽。
那时，国学大师刘师培的妻子何震自创的“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天义报》上大声疾呼妇女解放，一夫一妻，离婚自由。最终，她自己在后来的日子里精神错乱。
被解放的婚姻
拜堂那天是1944年8月初八，老妇人还是少女。她当时想，“怎么都是一辈子，熬吧，死了，下辈子不能这样。”
“解放前女人的地位很低贱”，女孩子“落地就是人家的人”，老妇人回忆说，自己做了童养媳，基本和仆人差不多，吃饭不能上桌，不能出门，生火做饭洗衣服，走路都要低着头，坐下来脚不能伸直。当时流行着几句俗语“女人一枝花，照前照后吃锅巴”，“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就是她生活的写照。
但仅仅几年后，她发现，“翻天覆地了”，有些事情似乎不需要下辈子。
1949年，在满口新鲜词汇的革命士兵和干部的改造下，村庄的层级和财富结构瓦解重构，老妇人的婚姻也是如此——她被告知，解放了，自由了，穷人可以自己做主了。
这一年，她与“瘫子”离婚。事实上，她并不觉得这是完全出于自主的选择，因为，“瘫子”丈夫被镇压了，离婚成了一个后补的手续。
但自由是真实的。
“婚姻关系和家庭结构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存在形式。而革命，从微观来说，就是要革旧时婚姻和家庭的命。”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建国初期社会史颇有研究的河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张志永说。
那些被阻断的婚姻和家庭同样被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关注。该中心博士申端峰研究湖北当地农村基层治理的问题时，意外发现了很多当年的离婚者。这位年轻的博士意识到，聚集式的离婚在基层的治理中也会造成特殊的状态，也是他开始深入研究这个群体，以及当年的离婚潮对乡村的影响。他认为，解放前的包办婚姻有着特定的含义，即“摇篮窝子里结亲”“奶娃子结亲”甚至是指腹为婚，包办婚姻100%是要到位的。当时有一个“传书”的行为，把女方的生辰八字送到男方家里，就表示女方落到男方家里了，这是命里注定的，不能离婚。所以，在旧社会也就不存在所谓的离婚，《婚姻法》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政治意义可想而知。
申端峰的调查发现，新《婚姻法》颁布后，在农村，很多家庭都是三言两句就离婚，村里有70%的包办婚姻离婚。日后，这被研究者视为新中国的首次离婚潮。时间大致是从1950~1956年，当时离婚的原因是解决“先天不足”为多，即取消旧社会的童养媳婚姻、盲婚等。此外，一些干部进城后抛弃没有感情的糟糠之妻也占相当部分，累计约有600万对。
当时的离婚“可不是出于嫌贫爱富，嫌美爱丑，只是为了生活，再婚后也很遭业(方言，遭罪的意思)，但两个人都可以劳动”。老妇人显然是在说自己。在与“瘫子”的短暂婚姻里，夫妇并肩劳动如同天方夜谭。
对于“新婚姻法”，老妇人是受益者，她谈起这段往事，终于显出难得的精气神。她甚至给坐在对面调研的申端峰唱起歌来，一首关于当年新《婚姻法》的歌，她唱之前，提醒说，这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歌，“(女唱)封建制度是一条铁索链，妇女这么受欺骗，男女的婚姻父母包办。(男唱)装袋旱烟倒杯茶，咱来说个知心的话，你的我的婚姻是咋样的？凡是金花配银花。(合唱)凡是金花配银花。(女唱)毛主席颁布的新婚姻法。”
多年研究建国初期婚姻制度改革的河南师范大学教授李洪河则表示，在离婚案件中，由女方主动提出的已经占了一定比例。其中，大多是妇女不堪忍受丈夫和公婆的虐待，或不满足买卖包办婚姻而提出离婚。
李洪河说，在当时陕西省安塞洛川黄陵甘泉富县宜川等6县的档案资料中，1951年上半年不完全统计，法院受理一审离婚案件共291件，占同期民事案件的51.6%，而其中由女方提出离婚者达90%以上。
此外，女人在婚姻结构中的角色也不再单纯是一个附属品。以江苏省武进县胜东乡为例，在解放以前，荒墩村20户人家，19户打老婆，只有一户不打，因为丈夫是个呆子。但是解放后，一切都不同了，在处理家务和生产问题上，妇女有参加意见的权利，她们也可以自由地参加社会活动。许多妇女们还拥有了家庭经济的处理权，不少媳妇身上有了人民币，上街赶集，合作社入股。过去男人不在家，有人借米讨债，女人在门里答复“没有人”，现在则可做主处理。
让婚姻自由，不只是让女人成为“解题者”，也是让贫穷的男人获得拥有命题的可能。对于贫困的农民来说，这几乎与需要土地一样重要。毛泽东深知这一点，1930年他在江西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一年多以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便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1934年4 月8日中执委又颁布了《婚姻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中的重要规定包括：一、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第1条)；二、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第2 条)；三、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即行离婚(第9条)。
在建国初期的最初几年，因为新婚姻法的刺激，离婚潮涌动，但事情的另一个极端却是自由泛滥。
与老妇人同在楚村的付姓老人，1935年出生，有7个孩子。他1951年结婚，当时16岁，当年就离婚，1952年再婚。与同龄人一样，他的第一次婚姻也是典型的包办，他记得那天早晨起来去离婚，然后回家吃早饭，就去参加队里搞的文娱活动，当时叫“出故事”。这位老人说：“当时离婚的很多就像开玩笑，‘别人都离婚了，我们也离婚去’，就把婚给离了。很多就是今天结婚，明天离婚，两个人说笑话就去离婚，这样的事情在当时太多了。”
另一位同在楚村的80岁周姓老人给出当时离婚的理由是，女方的眼睛、耳朵都不好，所以他提出离婚。
付姓老人回忆，当时管离婚的是区政府的秘书，离婚的很多，排队离婚，“场面好大”。1955年之后，政策就紧了，不简单离。申端峰认为，在这种新的婚姻伦理的确立过程中，国家权力无疑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
此后，中国另外三个离婚潮分别出现在文革时期、改革开放后至1989年，以及1990年至1999年的10年期间。
追求自由的代价
1952年，在当地贯彻新《婚姻法》运动中，老妇人再婚了。
如同老妇人那样身在湖北荆州农村的女人，能够成功离婚并再婚，在当时来说也是幸运的。“要不是瘫子提前被镇压，离婚也不见得那么顺溜。”老妇人说。
“在农村，建国后的最初几年里，虽然有国家力量的推动，也有法律条文的认可，但现实中，离婚依旧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教授李洪河说。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严重阻碍，使得数万名妇女在贯彻《婚姻法》运动中，因遭受虐待和不公正的对待而自杀或被杀。
1950 年初，山西盂县西南沟某农民妇女，因提出离婚，被该村支部书记打了40大板；而山西省右玉县司法科对该县王四女因申请离婚而被其丈夫王某刀刺重伤一案，判决道：“你既早婚三载，男子不好，你应好好规劝。你不该背祖德失名声，若非重伤，应坐同罪。念你重伤，恕不治罪，望自反省。”同年的7月，皖北临泉县宋集区张砦乡王营砦王氏向乡政府要求离婚时，该村村长李金鼎竟然召开村民大会“斗争”她，说她不正经，致当夜王氏被逼吊死。
更极端的例子发生在福建惠安市，该市多次发生妇女集体自杀事件。据不完全统计，自1949年10月至1950年8月，惠安妇女集体自杀的有122人。而根据当时华东地区民主妇联统计，1950年山东全省有案可查的因婚姻不自主，受家庭虐待而自杀的达1245人，苏北淮阴专区9个县1950年5月至8月被逼自杀和被打死的妇女达119人??
“一些区、村等基层干部和群众对中央指示的精神领会不够，对贯彻《婚姻法》的目的、性质、方针和具体做法没有弄清，因而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死人现象和违法乱纪事件。”李洪河说。
身在湖北荆州的这位老妇人，多年后的今天从一个调研员口中听到这些数字和案例，并没有惊讶，她默默地说，她是幸运的。
为了让死亡事件能减少，让婚姻自由真正实施，1952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1953年3月开展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1953年2月，原政务院进一步明确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宣传婚姻法和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群众运动，根本摧毁包办强迫男尊女卑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树立男女权利平等、婚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从而建立民主和睦、团结生产的新式家庭，以增强国家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力量。”
当时各地在宣传贯彻《婚姻法》的过程中，利用庙会、群众大会、农民代表会、妇女代表会、干部会、夜校、读报小组等各种群众场合，举办讲座，组织宣传队，并利用广播、演剧、唱小调、扭秧歌等进行宣传。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还拟定了有关婚姻问题的剧目——包括现代剧目“为了幸福”“锁不住的人”“夫妻之间”等，以及历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柳荫记”“白蛇传”等。
一些个案证明了运动的效果—— 比如，河北省保定市黄庄村62岁的刘洛本一家，全家13口人。刘洛本封建家长统治思想特别严重，经常打骂女人——包括儿媳妇。经过工作组宣传教育，全家召开了家庭会议。刘洛本检讨了封建家长制错误，表示今后改正，并主动包下看水车、喂牲口的活。
同时，为了防止自由泛滥，当时的政府严格婚姻登记程序，使婚姻问题真正受到法律的制约和保障。
“为了自由？我不懂，但政府说女人可以提出离婚，我觉得有救了，不用熬到死等下辈子了”。老妇人翕动着嘴唇，岁月轻轻地融化在日光中。“离婚那年，1949年，我18岁。” ★
一证走中国
那个年代，你没有出行自由。如果不带着介绍信，或许你会被当作“盲流”而被警方扣押。直到1985年身份证制度施行后，“一证在手，走遍中国”才成为可能。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称：25年间中国创造的巨大财富??为世界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所有这些进步，都得益于改革开放，归根到底来自于中国人民基于自由的创造。
除了去银行，王学和很少用身份证干过别的事情。“我不像你，整天飞来飞去，还要住宾馆，那当然到处都要用身份证。如果有一天我也要出远门，那肯定得带上。”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但这张40平方厘米的卡片，却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如果没有它，或许今天的王学和还留在他的老家——湖南省麻阳县新营村种地，而全球最为波澜壮阔的流动人员大潮也难以形成。
“盲流”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王学和小学毕业后，生产队给他的任务是看牛。十五六岁时，他开始跟着大人们出去修水库、铁路或者公路。以生产大队为单位统一安排，上半年种田、下半年搞建设，是当时的典型模式。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独自外出打工如同天方夜谭。
作为新中国首任铁道部长滕代远的家乡，湖南麻阳县于1970年开始修建第一条铁路。“怀化到吉首的那段就是我们修的。”王学和说。
这正是焦柳铁路最重要的一段——与湘黔铁路的交汇点，即是管辖麻阳的怀化市。1972年，当第一趟蒸汽机车吐着长长的黑烟从这段铁路上缓缓驶过时，其悠长而凄厉的汽笛声把年仅17岁的王学和搅得心绪不宁。他心里纳闷：这条铁路通向哪里？外面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子？
他想进城看看。
但1972年，农民依然被牢牢禁锢在土地上。如果自己进城，就会被称为“盲流”。这个1953年首次出现的词汇，直到1990年还出现在央视春晚的小品《超生游击队》中——“盲流！你听听，离流氓不远了。”
“我有亲戚在洪江伐木厂工作，他希望我也去。我怎么能算盲流呢？”王学和固执地认为，自己是“有计划有目的”地要去洪江伐木厂务工。
为了避免像小品中的宋丹丹那样“被铁路候车室乘警指着鼻子骂”，王学和必须开出介绍信。1956年底的国务院颁布的《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中明确规定：工厂、矿山、铁路、交通、建筑等部门不应当私自招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所以，王学和在找生产队开介绍信时，只能以投亲为借口。
生产队队长给王学和开的介绍信很简单——“兹有我生产队富农王学和，因投奔亲戚去洪江伐木厂，属实。”队长签字后，找书记盖大红戳子。然后，王学和拿着这封介绍信到生产大队转开一张介绍信，最后再到兰里公社转开一张介绍信。三封介绍信的内容没有什么差别，关键是公章的级别不一样。
让王学和耿耿于怀的，为了出行，自己的“富农”的身份被“曝光”。
由于王学和的外出可能影响生产队的劳动，他还必须每天交给生产队0.8元钱作为补偿。在洪江伐木厂，王学和的“日薪”是1.5元，如此算来，这个最早进城的农民工每天能赚0.7元。现年72岁的王惟益还清楚地记得这一点——他是当年王学和所在的生产大队的出纳员。
在伐木场，王学和工作是放排。即把伐好的木头扎成木排，通过水路运往下游。放排的人在当时被称作“排巴佬”——他们并不是正式的工人，因此单位不会给他们安排食宿。这样的“排巴佬”多来自农村。在那个实行粮食统筹供应的年代，“排巴佬”们进城还需自备口粮，当然，他们也可以冒着犯“倒卖粮票”罪名的风险，偷偷用钱和城里人换粮票。
“没有介绍信，会被抓起来”
王学和在洪江伐木厂只做了3个月，就赶上回乡过年。等到过完年希望再回到城里的时候，生产队队长却无论如何不愿意再给王学和开介绍信了。
1973年春节后的王学和已年满18岁，队长当然不愿壮劳力离开。王学和就这样被留在了农村。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干完活就吃“大锅饭”。但那是一个“吃不饱饭”的年代，一家5口人，每月只能分到约100斤口粮。
这让王学和进城的渴望再次涌动。但“没有介绍信，那是绝对不敢进城的，因为会被当作坏分子抓起来”。
农民们的担心不无道理。早在1956年2月，全国户籍管理业务统一移交到公安机关，“户警一体”的户口管理形式初步确立。因为户籍本上往往同时有一户人家好几口人的信息，所以人们在外出时并不携带户籍本，而是携带介绍信——城里人需要单位开证明，农民则由村里开证明。村里的证明在县级通行，跨县就需要乡级证明，跨镇则需要县级证明，跨省则要到县里盖章。
现年50岁的怀化市公安局鹤城分局的民警杨义忠，在七八十年代就负责户籍外勤。据他回忆，“我们只要求别人出示证明——或者是单位证明，或者是工作证。如果是农民，只认介绍信上生产队的公章。如果我们觉得这个人可疑，即使有公章，还是要把人带回派出所，然后再和生产大队联系，确认有没有这个人。因为介绍信只有文字，没有照片，谁拿着都可以用。当时通讯也不方便，民警要是认真一点，可能把人一扣就是好几天。”
“八山半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和庄院”的麻阳县，是全国五个苗族自治县之一，如今仍属国家级贫困县。一位在此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回忆，在80年代末期，这里还“只有县委常委级别以上的人家才可能有电话”。
但这个农业县也有其固有的优势——亚热带季风气候和主要由紫红色砂质泥岩和泥质粉沙岩组成的地貌，使得此处的粮食单产比别的地方偏高。
“靠天吃饭”的日子终于在1976年宣告结束。此前一年，袁隆平摸索总结出了杂交水稻的制种技术。湖南的几乎所有良田都成为袁隆平杂交水稻的试验基地，而政府也给予农民高额补贴。
在王学和生活的新营村，当年的政策是“一斤良种十斤粮”，即一斤良种，可以和国家换取十斤粮食。这片号称“湖广熟，天下足”的土地上，再次出现了“粮食多得吃不完”的景象。而这，也为日后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打下了基础。
外面的世界
1978年，王学和结婚了，对象是邻村的一个女孩。“又开了三个介绍信，才领到了结婚证。”王学和称。这个农民曾一度满足于“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
但外面的世界开始躁动。1981年，新营村开始分田到组。在王惟益的记忆中，也是从那一年开始，村里有少数人陆续进县城做小买卖。两年之后，新营村实现了分田到户，按照每个劳动力分5分田计算，王学和家一共分到了一亩五分田。“家里人多，但田少。”王学和说，自己“除了眼看着日历被天天撕下来之外，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
“包产到户”的推广，使得千千万万曾被捆绑在生产队的富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在城市，改革伊始，百废待兴。大门打开了，劳动力就像潮水一样从农村流向了城市。
这是新中国建国60年中的第二次农民大规模进城。
第一次是在建国初期。1954年的《宪法》第九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仅在1958年，全国工业和建筑业共增加新职工1900 多万人，其中来自农村的就占到了一半以上。考虑到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粮食计划供应和基础设施不足，政府开始限制和控制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并用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将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1975年，“迁徙自由”在宪法中被删除，此后一直没有恢复。
但这一次，政策不同了。在1980年颁发的承认包产到户合法化的著名的75号文件说：允许少数要求从事个体经营，可以在得到许可的情况下，持证外出劳动和经营。更有名的1983年1号文件也提出：农民可以按地域联合，也可以跨地域联合，允许劳动力一定程度的流动。
与此相匹配的是，1985年公安部制定了一项针对进城农民的管理办法——《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的暂行规定》，规定对暂住时间可能超过3个月的16周岁以上的人须申领“暂住证”。
而麻阳新营乡村“零星的几个人”逐渐从外面带回来了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这让王学和心里开始痒痒。他觉得自己有技术，“如果出去，肯定比他们还要能挣钱”。这时候，村里已经不再限制农民工流动，甚至不需要再开介绍信。
彼时的怀化仍然到处是芦苇和荒地。1978年底，黔阳地区驻地由黔阳县迁至怀化县榆树湾镇，并更名为怀化镇，后发展为怀化市——这个湘黔线和焦柳线的交汇点，被当地政府认为是一块“风水宝地”。于是，房地产开发、市政基础建设等领域，向周围的县乡镇村的富余劳动力敞开了大门。
1987年，王学和带着老婆和两个孩子来到了比麻阳县城更远的怀化市，凭借户口本办理了暂住证。又凭借暂住证，到工商局办理了营业执照，从此在怀化安顿下来做电焊工。
一证在手 走遍中国
王学和只是改革开放后千百万涌入城市的农村人之一。1982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为657万，虽然这个数字还比不上当年天津市的人口数量，但也足以引起公安部的高度重视。
1983年5月9日，公安部党组在给中共中央的《关于加强和改革公安工作的若干问题》的报告中，正式提出“提请国家立法，实行公民证制度”，随即开始筹备颁发居民身份证工作。
次年，公安部提交给国务院的《关于颁发居民身份证若干问题的请示》中提到，“??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很有必要(据调查，城市中要求证明居民身份的事项有几十种)。公民有了证明身份的法定证件，有利于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办理公证事宜；有利于公安机关严密治安管理，查验流动人口，限制流窜犯罪；还便于有关部门办理涉及公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权益事务方面的工作；有利于加强人口统计，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
此文件被国务院批转的当年，北京市就试点颁发了中国第一批身份证。
身份证制度施行后，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一证在手，走遍中国”。到2005年，中国的流动人口数量达到了1.47亿——这相当于整个俄罗斯的人口在欧洲大陆上来回行走，其波澜壮阔是世界历史上任何一次民族大迁徙都无法比拟的。
王学和到怀化的1987年，该市的身份证工作还处于筹备阶段。据当年参与筹备的户籍警察舒勇介绍，1986年，怀化市政府就成立了颁发居民身份证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公安局。
在身份证颁发之前，民警们需要挨家挨户核对户口登记信息，并重新填写常住人口登记表。为了换发身份证的需要，常住人口登记表由原来的三人一张换成了每人一张，内容新增了身份证号和照片。
警官们还需要把辖区内所有生日相同的人分出来，再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编码，然后将编码填回常住人口登记表之后，再手工填写身份证的底证。
舒勇印象最深的就是“底证柜”——“那一排柜子，就像中药行。四五百平米的会堂，被底卡柜占了一大半。”
换发身份证前的这一系列工作，舒勇整整做了一年。最初是手工填写，所以还一定要找字写得好的民警，不分白天黑夜地填卡。最后底卡要送至湖南省公安厅进行翻拍，再下发到每个人手上。而这时，所有的人都有了唯一的身份证号。
怀化市的第一批身份证是1987年12月31日颁发。因为仍然是农村户口，王学和并不在此列。
1989年9月15日，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发布《在全国实施居民身份证使用查验制度的通告》后，全国各地都制定了本地区使用、查验身份证的具体规章制度。
很快王学和就感受到了没有身份证的不便。“那时候生意逐渐好起来，经常要去银行，到银行人家就要你出示身份证。”这是他当时理解的身份证最大的用处。于是王学和回乡，办理了身份证，“交了两元钱”。
此时，他的兄弟姐妹们都已经相继离开了农村，家中只剩下二位老人，守着一亩五分地，以及地里的柑橘林。
如今，王学和所在的生产队，如果继续按照24户老户头计算，人数从改革初期的180余人上升到280余人，但中青年人基本上“倾巢而出”打工挣钱，在外面工作的超过100人。还留在村子里的，多是老人和妇女儿童，偶尔有劳动力会赶回来参与秋收。以前，这里一年能种两季稻，如今只种一季稻了。
王惟益还住在他家80年前修的老木头房子里，门前的晒谷场上，晒着邻居家的谷子。他的孩子买了50吨的大货车，来回拉货。他家的田里也已满是橘树，“没劳动力再种粮食了”。
但老人们并不愿意融入城市，因为觉得乡下清净。他们最喜欢干的事情仍是“赶场”，各家拿着自己的东西去叫卖和交换，每周4次。
公民的概念
王学和拿到身份证是1989年年底。
他细细地查看了一遍这张小小的过塑卡片，卡片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出生年月、住址、签发时间、有效期，还有一串身份证编号。卡片的左边，是一寸黑白照片。
“不好看，”他觉得，“脸拍得那么大，实际上我比这照片上的帅多了。”
除了出行和去银行，王学和不知道这张卡片还能干什么。但他还是很高兴，因为他的身份证和他周围的城里人的身份证“一模一样”——“那时候我的户口本是红本，而别人的是蓝本。”
同时，身份证上也没有了“富农”的字样。
但很快他就发现，出行自由并不代表着迁徙自由。1992年，王学和以每个户口7000元的价格给他的两个孩子买了城市户口，“因为孩子要在城里读书”。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王学和在怀化买了地，盖了房子，还把自己的户口从农村迁到了城市，因为“后来很容易迁了”。
2006年，王学和换了第二代身份证。这一次，他是在怀化市办的。
新的身份证比一代证精致和大方。不但有国徽，还有灰色写意万里长城。尽管基本内容没有改动，但那张一寸黑白照片被换成了彩色的——他仔细端详，感叹自己老了。
二代身份证上的隐含信息，比一代证多了不少。“只要报身份证号，他们就能在网上查到所有信息，还能通过照片和我本人比对。这多方便啊！”
王学和说。
而据有关专家介绍，目前二代身份证应用涉及的行业超过80个，比如金融、社保、证券、邮政、银行、海关、税务、工商等等，因此，它在实际上已经成为每个人与社会打交道的“名片”。
这张小小的卡片，加载了数字IC芯片并采用非接触式IC卡技术，因此可以方便地实现个人身份的“机读”。目前录入到身份证中的信息还只占到整个芯片存储容量的1/4，留下大量的空间实现“升级”。
“身份证将向个人身份的唯一数字标识角色转变，”怀化户籍警舒勇说，“这意味着也许有一天，你钱包里所有需要识别身份的卡都被身份证所取代。”
此外，王学和没有发现的是，二代证和一代证在可视内容上有一个细微而重要的区别——“公民身份号码”取代了之前的“编号”二字。“公民”一词来源于古时的希腊城邦，后被引申为拥有政治权利的人。“城邦是若干公民的组合。”亚里士多德说。在那个时代，公民所归属的国家是公民共同体，他们是共同体的成员而不是任何个人的臣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最珍爱的自由是可以在自己的城邦里得到。
★
当“做爱”不再被计划
在中国，性的自由度一直是政府和个人力量此消彼长的过程
这是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描述的文革岁月——青年马小军的青春，消耗在夏日的屋顶上。他像只猫一样期待着自己的幻想伴侣——米兰。那一年，城里没什么年轻人，大都到农村和军队里去了。
马小军对于性的含混不清，在这个年轻人的记忆里那或许是夏夜里一次莫名的勃起；也或许是那只充满了气、在空中像气球一样飞来飞去的避孕套；更可能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向保尔主动献出贞操的少女。
总之，那个年代，年轻人对于性，幻想多于实践。
那一年马小军16岁。他青春期的性启蒙被战争所取代。在那个年代的孩子脑海里，战争永远都是一个热辣辣的诱惑。他热切地盼望卷入一场世界大战，把苏美两国的战争机器砸得粉碎。在很多人的文革回忆里，也都渴望着那么一场战争。
而“美帝”的年轻人当年却喊着截然相反的口号，“要做爱，不要战争”。
要么做爱，要么战争，青春期的性荷尔蒙需要随时排解。而当时毛泽东的做法是，上山下乡。
但年轻人们的性幻想，并没有被上山下乡的热情所淹没。知识青年们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坚持谈恋爱，并且“带坏了”农村的风气。
依旧留在城里的马小军，对“性”的压抑已经相当严重。他的发泄方式，就是撬锁，去偷窥别人的生活，“每当锁舌当的一声撬开，我便陷入无限的欣喜之中”。
无限的欣喜来自于无限的压抑。社会对于性的禁锢由来已久，晚明的纵欲风气到了清朝俨然一转，成为“万恶淫为首”的社会信条。乾隆治天下，以民心风俗为本，自此也开了政府干预私生活的口子。到了“五四”，西风东渐，性文明传到了中国，在性上人们也“拿来主义”地获得了一些自由。
要性交不要做爱
1949年以后，以“移风易俗”和“阶级斗争”为口号。性，逐渐被视为革命的政治敌人，最终出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性文化”。
这得益于刚刚进城的中国共产党来自农村的管理经验。在农村社会的生活中，性从来都是最严重的道德问题。因此，共产党人在“性”问题上坚守始终，以为表率。
做爱是个诲淫诲盗的行为，而性交是个可以被接受的中性词。恋爱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找对象可以，谈恋爱不行。结婚叫“解决个人问题”，入党则是“解决组织问题”。
这些词语的微妙变化背后是整个社会性观念的微妙指针。直至到了反右时期，中国人经历了第二次离婚潮。著名性社会学家潘绥铭的著作里曾提到：一个“右派”的妻子，在拒绝夫妻性生活的时候就说：我没有跟你离婚，已经够对不起党了，怎么还能跟你做这种事情呢？
不只是对性的压抑，对性别的差异在那个年代也被抹杀。这是为了充分发动“中国妇女这个最雄厚的人力资源”，把女人也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一切能够表现女性特征的东西都被消除了。
例如，那时候的城市女性买乳罩，都是尽量买小的，以便把自己的胸部勒紧、压扁、抹平，生怕它们凸现出来。如果男人的目光在自己胸前一扫，女性就会羞愧难当，自责不已，变本加厉地束胸。
失去快乐的性，到了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新的一次离婚潮预示着早已死亡的婚姻不计其数。根据80年代初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妇女在性中能够获得快感的，不足20%。而另一面，不快乐的她们却让中国的人口迅速由4亿增加到10亿。
在整个70年代，禁欲日益成为社会习惯，人们已经普遍对性保持隐而不发的态度。有时候对于爱的表达竟然扭曲成了恨的形式。比如，电影《爱情的牙齿》里，女生当众宣读男生递来的情书，竟遭至男生仇恨的一记板砖。
根据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的调查，那10年，使得男人的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龄推迟。在解放之初进入青春期的那一代男人里，平均是在18.5岁开始第一次自慰的；可是到了文革初期的那一代男人，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龄就被推迟到19.5岁，即使到了文革后期，也仍然是18.9岁，仍然晚于解放初期的那一代男人。
而在1989年之后进入青春期的这一代男人里，首次自慰的平均年龄已经提前到17.2岁，比他们的父亲那一辈提前了将近2岁半。
被计划的安全套
文革一代的“马小军们”在16岁尚不知道安全套的真实含义。
那个玩意他是在父亲的柜子里发现的，被他父亲隆重地珍藏着。在他看来那或许只是一个可以充满气、在空中飞来飞去的球。
因为反复的重复使用，难以避免的漏洞，最终造成了他弟弟的出生。
那个年代，安全套被严格地计划着。政府通过控制安全套的发放数量，期望达到“有效”抑制性欲的目的。
当时，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力仍在逐步加大：每个公民每天吃多少粮食、每个月用几尺布都在计划之列。每个新生儿，只有父母是合法夫妻，才能被纳入这种严格的计划体系。
安全套在中国被惯称为避孕套，这表明了它落地中国最重要的功用。
但事与愿违的是，禁欲的反面竟然是人口的激增。
解放前，在中国安全套尚需要依赖进口，直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提出要开展计划生育后，才决定在广州建厂生产。但直到70年代初，在毛泽东主席倡议、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下，中国开始逐步实行了避孕药具向育龄夫妇免费供应。
在商店是买不到避孕套的，有限的“套子”由计划生育委员会垄断。只能在单位的卫生员那里按计划领取，性的频率因此被掌握。这一切都在传递着一种信号：婚外的性容易怀孕，但这样的孩子又是不被社会接受的。
70年代在钢铁厂做工人，能享受到的福利是一个月定期发几个避孕套，那时的避孕套的质地与塑胶手套无疑，强调质量过硬。据说，有人做过灌水实验，灌一脸盆水都没事。
根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规划统计司常规统计数据，80年代末中国男性使用安全套者人数已达2000万，至90年代初，人数最高达2300万~2400万。这大约相当于全世界同期采用男性绝育总人数的一半。而这个数字，在进入90年代后，开始逐年下降。
这个数字的曲线发展，背后是从1975年开始提倡计划生育，到1982年被明确写入《宪法》。
直到1993年，避孕套作为商品才被第一次摆上了中国的柜台。
《大众电影》封底接吻剧照曾掀起轩然大波
人性凶猛
1979年无疑是个转折之年，改革开放的头一年，人性的回潮来得尤其猛烈。
这年的除夕夜，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
小说家王朔当时也参加了舞会，但眼前的一切却让他眼花缭乱。他不会跳舞，并且穿着军装，说不出有多压抑。他后来回忆，“我感到世道变了，我和我身上这身曾经风靡一时令我骄傲的军装眼下都成了过时货。正在跳舞的人们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裤、尼龙衫，烫了头发，手腕上带着电子表，大概还有人在说英语。”
回到部队，王朔放弃了入党申请，也不抢着打扫厕所学雷锋了。他复员后成了作家，以第一人称回忆了自己当年禁欲的性往事，名字叫《动物凶猛》。后来被改编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
一场圆舞曲改变的不止是青年王朔，这个国家的所有人都发觉世道开始变了。那一年，北京修了新机场，机场壁画里出现了裸体女人；在广州，中国第一家音乐茶座正式营业；《大众电影》第一次在封底刊登了接吻的剧照，引来了读者的争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观察到，中国妇女们开始涌向百货商店，在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
这一年，电影《不是为了爱情》出现了3秒钟的接吻镜头，这是建国以来的头一次。第二年，《庐山恋》的吻戏，教会了一代人如何谈恋爱、如何接吻。
当年有关性的争论相当猛烈，首都机场的裸体壁画，被指有伤风化，在揭幕后不久，有关方面就迫于批评压力，用一层薄纱罩住了少女的裸体。1982年，该画更被木板遮挡，直到1990年才重见天日。
《大众电影》封底的接吻剧照也掀起了轩然大波。有读者责问编辑部：“你们竟堕落到这种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实在遗憾！”后来，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大众电影》共收到该事件的讨论信超过1万封。
好的是，反对者只占1/3，说明大多数的人是渴望接吻的。
但整个社会对于性的宽容尺度依旧很紧，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流氓这个词在那两年，代表了很多自由化的倾向。
比如，牛仔裤、花衬衣、蛤蟆镜就是一身流氓打扮。听港台靡靡之音，弹吉他就是充满流氓习气。
社会对于任何自由化的倾向严防死守。在1982年，人民音乐编辑部出版了一本《怎样鉴别黄色歌曲》，告诫年轻人流行音乐很多泛着黄色、靡靡之音是一种精神的腐蚀剂。
去流氓化的社会
而这一切自由叛逆的标志落实到一个人身上——歌星张行。在当时的社会看来，他就是个十足的流氓。
张行是中国第一个磁带发行量过百万的歌星。但最终却因为恋爱中的三角关系，被判了流氓罪，入狱3年。
张行曾是上海文艺界的风头人物，在他还未做歌星前，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在文化馆跑场，每晚赚1块钱。在人人拿30元钱工资的年代，他几乎算得上大款了。
然而赚的钱还是不够谈恋爱的开销，张行很招女孩子喜欢，他能歌善舞，人长得高大斯文，还会裁缝——时下流行的款式他都能自己做出来。中学时他就开始谈女朋友，那时约会只能兜马路；挣外块后，每周和女朋友看场电影吃碗阳春面，已经属于奢侈行为。那时，一些女孩子打着恋爱的名义骗吃骗喝的事，屡见不鲜。
从张行记事起，他就有个印象：恋爱谈不好是会犯罪的。会被人当成流氓，那意味着要被游街、挨打，甚至丢掉饭碗。这差不多是那一代人的集体阴影。
1979年，中国颁布了首部刑法，第160条为流氓罪，即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的构成流氓罪。流氓罪成为一个口袋罪，如果被定性为流氓，就意味着蹲监甚至丢命。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高铭暄参与了首部刑法的制定。对于为什么把罪名定为流氓罪，他说，当时的专家对于流氓这个字眼并未感觉意外，因为当时只是“流氓行为要打击”的意识比较突出，但流氓行为到底怎么分解，没法细化，所以只能用流氓罪来概况。
但到底怎么界定流氓罪，法律上似乎并无明显的说明。
当时社会上对于以恋爱为名义奸污妇女的行为视为一种新出现的流氓罪。在80年代中期的法学刊物上屡屡见到这样的法学文章，呼吁对于这种现象保持警惕，称这种情况为“大婚不办小婚不断”。张行就是中了这一招。张行只感觉那时的社会人们都处于一种偷窥心理，只要你在公共场合做些私密举动，马上就会有人跑出来充当道德纠察。
1985年，他被判3年徒刑关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
那两年社会上治安不太好，人们对于社会风气的普遍担心，完全集中到自由化上，穿着时髦几乎成了流氓的代名词，跳交谊舞被指第三者插足。到了 1983年，党内开始抵制精神污染，社会上开始严打，交谊舞的热情降至冰点。那时候，不要说在公园里跳舞，就是晚上两个青年男女在一起走路，也要遭受警察的盘问。
1983年开展了一次中国最严厉的打击犯罪行动，当时因为举办家庭舞会被严打判刑的案件不在少数。性社会学家李银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实这种聚会未必发生关系，只是一些“摸摸索索”。且是成年人的自愿行为，但被判了重刑，直接枪毙了。一时间，社会氛围变得噤若寒蝉。性解放的速度至此停滞了 5年。
在监狱里的那几年，张行发现几乎有一半的人是因为谈恋爱发生关系被抓进来的。
到了90年代初，张行渐渐发现风气变了，没人再把男女之间那点事看成犯罪了。“人权”这个词突然变得很热，性开始光明正大成为个人的私事。
而到了1997年，刑法进行了修改，流氓罪被取消。关于流氓罪的争议在法学界一直就有，主要是流氓罪的界限过宽，成了口袋罪，什么罪名都能往里扔。
1979年的刑法有个最大的局限就是它的“类推原则”——即使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只要认为它是有危害社会性质的，也可判刑。这一点也在1997年的刑法修改中取消了。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高铭暄告诉记者，这也是当时不得以的办法，因为首部刑法只有129个罪，怕漏了。
1997 年，流氓罪虽然取消了，但内容并未取消。它分解为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猥亵罪、聚众淫乱罪继续留在刑法里。性社会学家潘绥铭教授看来，现在的法律更像表态法，在刑法中表明了态度，但很少再会因为非婚性行为给人定罪了。这其实是政府态度的一种转变，人性解放的一个标志。
而对于已经步入中年的张行来说，这个阴影至今伴随他左右。流氓歌星的称呼盖过了他的音乐才华被人记住。他常说，在中国，你不经历那个时代，你不会明白。
1993年，一个叫文经风的下海青年开起了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商店，自此竟鬼使神差地推动了安全套的市场化，后来文被人们称为“套爷”。
避孕套走向了市场，前来看热闹的人把小店围得水泄不通。文经风的店在开张16天后，一位青年人误入其中，在目瞪口呆后，他掏出9元6角，买走了第一盒安全套。
自此，人们开始享受不被计划的“性”。 ★
“下海”，换个活法
“下海”——这个出处可以上溯到元朝诗歌的词语，此前是一个少有人知的行业俚语。而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它开始密集地使用，1993年曾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标题里出现了26次。与之相对，“单位”“分配”“顶替”“铁饭碗”……由常用语渐变为历史名词
深圳珠宝商人庄儒平忙着布置次日即将开张的卖场，期间抽空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聊起了自己的下海经历。
这是一段从中学教师到亿万富翁的传奇。不安于现状、敏锐、果断、雄心勃勃、追求稳健而又富于冒险精神，庄儒平看起来与那些露宿荔枝公园的闯深圳的后辈没什么不同。或许唯一的差别，就在于他对于那场大潮欲来的先知先觉。“我应该是最早下海的那一拨人。” 1979年就办理停薪留职、从汕头小镇跳出来的庄儒平说。尽管他回忆，自己听说“下海”这个词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末。
“下海人回蕃货贱，巡盐军集哨船多。”在元朝诗人张之翰的诗歌《再到上海》中，“下海”意味着出海。1997年4月第一版的《汉语大辞典》这样解释这个词：1.出海；2.戏曲界称非职业演员(票友)转为职业演员；3.充当娼妓。而2003年7月第一版的《辞海》对其的解释多了一个：比喻干部等非从商人员改行经商(进商海)。
海对面的致命诱惑
深圳，蛇口。从后海到前海的赤湾，海岸线绵延近8公里。在成为内地的下海者淘金的目的地以前，这里曾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下海”潮的始发站。蛇口当地的渔民，以及来自广东腹地、福建的偷渡者，从这里离岸下水，游向最近6公里远的对岸——香港。
1979年从上海借调到蛇口的王今贵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自己来到蛇口时，当地的村子地没人种，全是茅草——因为壮劳力几乎都“逃港”了。而组织部门对借调来的干部特别强调政治素质和生活作风，因为怕干部也逃港。
后来担任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副主任的王今贵，那时与开发蛇口的同事住在农民的房子里。早晨，海岸上全是逃港的人留下的衣服、鞋子、自行车——他们大都来自外地，白天藏在山里躲过边防哨兵的巡逻，到了晚上偷渡过去。其中的一部分能成功抵达对岸，另一部分人中途体力耗尽或迷失方向而死在海上，尸体漂到宿舍前面来，掩埋这些尸体是王今贵等人不得不干的工作之一。
“也有游了半天又游回来的，以为到香港了，半夜来敲我们的门借电话打，我们说，搞错了。”短短6公里，分隔的是两个世界。“在生产队劳动，一天不过几分钱；去香港打工，一天最高能挣到一两百港币。”王今贵说。
比王今贵稍晚了一班车的年轻人武克钢，于1979年底从北京被借调到蛇口。他是交通部科学研究院的工程师，1980年曾获得“全国青年优秀科学家”称号，交通部唯一的一个。
武克钢对社会问题很感兴趣，常与他的外公、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讨论价值规律、利润等话题。来蛇口后，他因为在电视里看到邓丽君和港姐选美而兴奋不已。这里开放的气场很对他的胃口。以至1982年上海某报登文《租界的来历》影射蛇口工业区，很多蛇口的干部又回到交通部，他扛着没走，因此在1985年升任蛇口工业区副区长。
同在海边，1979年的汕头则一如既往的平静。19岁的中学数学老师庄儒平做了一个很“新潮”的决定——把自己的课分给另外三个老师上，工资仍以自己的名义发，让代课者平分。他自己则拿着300元钱，带着从村里日用制品厂批发的一些诸如皮带、塑料梳子、蚊帐、铝汤匙之类的小商品来到广州，买了一份中国地图，研究半天，决定去离家近一点的湖南转卖。“湖南离家近，万一钱和介绍信被偷了，回去也方便”。后来，他从倒卖木材生意中赚到了第一桶金，而这也为其日后游向深海积累了经验。
把档案丢进“垃圾堆”
被武克钢抛在身后的北京，此时正为解决待业青年的问题头疼。大批知青的回城，加上新增的适龄劳动力无处就业，让躁动和不安在这个群体中弥漫，并以自杀或犯罪的极端方式释放。1979年1~5月，北京市待业者自杀人数占全市自杀总人数的18%，待业人员在全国各地围堵政府机关的消息让中南海十分重视。
严峻的形式，逼得远离海岸线的首都也出现了一朵浪花。在工商部门向私人放开了一些生活服务性行业的准入后，1980年，北京的翠花胡同里，“中国个体第一家”——悦宾饭馆的老板刘桂仙想开家饭馆，以此解决两个孩子的就业问题。她对东城区工商局提出了开店申请。时任该局副局长的靳云平曾对记者回忆，他们曾为此犹豫，因为按照政策，当时只对修理业、手工业的个体经营活动有所放开。内部研究了半天，最终决定批准。
事实上，“陆地”与“海”之间的最大障碍，是职工在人事关系上对于单位的依附。这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对于调控生产的制度保证。北京市白纸坊街道一位老街道干部回忆说，用人单位要招工，必须经过政府劳动部门来招收；无业人员想找工作，也要先到政府劳动部门去登记，再由其安置分配工作。等待被安排工作的待业青年一旦有了工作，关系就转到用人单位，劳动部门会将其从待业登记名单中撤销。
在如此严密的人事制度下，人才流动的部门隔阂，是曾一度困扰蛇口工业区的问题。王今贵说，蛇口在“五通一平”的基建阶段是在交通部内部借调，这还比较好办，找部里打个招呼就行。但当工业区缺乏行政和企业管理人才，需要从其他单位调人时，时任深圳市蛇口工业区管委会负责人的袁庚不得不带着蛇口的人事干部去北京的各大单位、高校挖人，然后用尽各种方法与所在单位反复沟通。这种单位之间的横向调动的麻烦在于，难以协调部门利益，“业务尖子人家不肯放”，打破“干部私有制”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作为全国率先打破档案制的特区，时任蛇口工业区副区长武克钢认为，蛇口的突破完全是现实倒逼的结果。蛇口工业区是最早对外资开放的地方，集中了当时全国最多的合资企业，“外商需要干部”，而对于合资企业，显然不能以计划经济那一套分配和调动的办法来补充人。蛇口工业区于是在1984年左右掀起了一股鼓励干部去外企工作的热潮，这是蛇口出现的第一拨“下海潮” ——虽然当时他们并不这么叫。武克钢那时拿双份工资，也不过112块钱，而去外企的话，一个月发几千块。这样，不仅是工业区干部，就连中学老师都争相下海去外企。
问题在于，蛇口本来就缺干部，经历过这一拨下海潮后，人员方面更是捉襟见肘。于是蛇口工业区的创建者袁庚决定冒险，在蛇口实行双向选择、自由招聘，无论是来开发区还是企业，都不需要档案，自己填个材料就行。而在此前长达30多年里，档案是中国职工最为熟悉而又陌生的物件。它静静地躺在人事部门的抽屉里，跟随人的一生，却永远不可能被主人看到，只有在工作调动时才通过内部机要送到接收单位。
“引起了现代企业，必然要带来人事制度的变革，”武克钢感叹，“三年困难时期，连讨饭都要带介绍信的，很多地方都出现过当地拒绝开介绍信而饿死人的事”。由此，他把下海背后的择业自由称为“对人的解放”。
“我们都下海吧”
1984年1月26日上午，王今贵和同事们坐在蛇口的招商局办公楼7楼会议室，等待着他此前并不知道身份的中央首长视察。在袁庚的陪同下，邓小平走了进来。听完工作人员在沙盘模型上作的介绍，王今贵加入了陪同人群，陪邓小平去参观中外合资的铝厂、油漆厂和集装箱厂。
“他只是在听，不时地点头，没发表任何意见。”王今贵回忆，但邓小平当天的“轻松感”显而易见。一个细节是，平时很少喝酒的邓小平在午饭时喝了三小盅茅台。而到了午间休息的时候，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房间并没有倦意，而是让王今贵陪他到下榻的“海上世界”邮轮的后甲板转了一圈。
这一年，22岁的庄儒平凭着下海赚到的10多万元钱，已经在家乡汕头建立了自己的工厂，生产服装、松紧带之类。这是他下海以来赚钱最多的一个时期，却感到无所适从。虽然是与深圳同时开放的特区，当地的经营环境却无法与之相比，“官员榨你，穷人也告你”。
受到邓小平南巡的鼓励，私营企业的种子在这一年集中被播下。财经作家吴晓波把1984年称为“公司元年”，因为这一年，王石、张瑞敏、柳传志、李经纬、史玉柱、段永平、赵新先、李东生等企业家都以不同的方式进入了自己日后的角色。在《激荡三十年》里，他把一句民间词汇“我们都下海吧”，作为这一章节的引语。
而这个词语出现在《人民日报》里要等到次年6月27日，在第二版的评论文章《谈“下海”》里，作者鼓励国营商店“在商品经济的大海里‘游泳’”。这是《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中国官方媒体上检索到的对于“下海”的最早表述。
这波下海潮解放的不只是企业家，还包括内地工厂里那些不安分的年轻人。1986年，湖北襄樊一座大山里的三线工厂，24岁的宣传干事陈西峰刚刚从北京的中央工艺美院进修两年回到厂里。
这个从小就对美术有着兴趣的年轻人感到空虚，在北京的日子，他平均每天要画三幅作品，连周末时间也用来泡美术馆和在老师家练习。但回到厂里，他的才华只能用来办黑板报和出工会的宣传海报。他只能把自己的青春挥霍在与同事骑着“二八”自行车，勇闯神农架原始森林这样的探险游戏上。
这个不安于现状的青年人决定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
陈西峰对于深圳的向往是从视觉开始的。一位供职于《深圳青年报》的同学会不时给他寄样刊，他惊讶于报纸上百无禁忌的话题和新颖的版式。于是，他请了“探亲假”，把自己的作品都拍成照片，坐火车来到深圳。在他的记忆里，1986年的深圳是个崭新的世界，公共汽车空荡荡的，没什么人，街上能看见的人全是20多岁的，30岁以上的都很少。“这才是我要待的地方。”他这么想。
半个月后，陈拿着自己的作品照片，直接找到香港翡翠台在深圳的分公司的港方经理，找到了下海后的第一份工作——做动画片的背景带片。之后，他给原单位写了一封辞职信。开头的称呼“先生”，把单位领导吓了一跳，他们把这封玩世不恭的辞职信用厂里的大喇叭念了一遍，还商量着让保卫科的人到深圳来把他抓回来。
坐在自己的摆放着各种艺术品和《哈佛商业评论》的风动画工作室里，陈西峰说，自己后来才知道那段日子父亲在厂里承受的压力，“被人家指着鼻子骂”。
陈西峰到深圳的这一年，他逃离的国营企业终于发生了人事制度的变化。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四项规定，即《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
根据这些规定，从1986年10月1日起，国营企业招用工人，“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必须实行劳动合同制，废止子女顶替等制度。有评论说，“这基本标志着国营(当时还不是国有)企业‘铁饭碗’的结束。”
1987 年是汕头的工厂老板庄儒平赚钱最多的一年，但他却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出口加工工厂遍地开花，已经有恶性竞争的趋势。于是，他把老家的工厂交给了哥哥打理，自己带着10万块钱来到深圳——这个地方的波澜壮阔让他向往已久。为了回报深圳国旅珠宝金行的一位领导，“讲义气”的他进入了这家国营单位，试图帮助这位做行政出身的领导将企业领上轨道。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利用自己的经营才能为这个国营单位带来了营业额的连年增长，后者回馈他一纸深圳户口，以及大把的珠宝业人脉资源。
同样在这一年，蛇口的青年干部武克钢被公派到美国留学。出发前，他回了一趟北京，特意跑到著名的个体户老舍茶馆喝了一碗大碗茶。在他的印象里，这个时候的北京人下海的渠道有限，仅限于开出租车和街边的卤鸡蛋。“下海”还不是北京的朋友跟他侃大山时的口头语。
全民热词频频现身《人民日报》
1988年，“下海”在《人民日报》上，一年也就出现了一两次。《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马立诚再三回忆，不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听说过“下海”的说法。他对这个词有印象是在1992年。
这一年1月，在美国待了5年、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的武克钢回国探亲。他在深圳第二次见到了来视察的邓小平。在深圳迎宾楼，邓小平在干部会议上讲的“谁不改革谁下台”让他记忆深刻。邓小平的语气让他确信，中国要继90年代初的保守思想回潮后，重回改革轨道。
1992年是中国的又一个转折点，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被写进了中共十四大报告，关于改革的意识形态争论被搁置——中国跳进了大海。
此时，无论在民间话语还是官方媒体，“下海”都成为了真正的全民热词。1992年，它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标题里出现了7次，《经济日报》是18次。第二年分别增加到26次和49次。在被《人民日报》报道过的下海官员中，北京市旅游局前局长薄熙成是最著名的一个。而根据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的数据，该省在 1992年前后约有3.5万名官员辞职下海，另有700名官员“停薪留职”去创办企业。
这一年，武克钢把在美国开餐馆、炒股票、基金赚的钱带回国内，辞掉了蛇口工业区的职务，开始了自己的下海之旅。他的心中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抱负，希望中国从无所不在的官本位文化走向工商文明，在这样一个文明中，人们都依赖规则行事，而不是潜规则。他在深圳、海南、香港、武汉、大连等地转了一圈，足迹所过之处都留下了企业。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1997年在云南创办的云南红酒业。
12年后的今天，他正为“云南红”的上市而奔忙。但这并不妨碍这位有着官员履历的知识分子关注阿富汗大选和日本首相选举。在采访过程中，他差不多花了1/3的时间与记者探讨“普世价值”的话题。
而在1992年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庄儒平从国营深圳国旅珠宝金行抽身出来，再次下海。原因是，他已经无法与国营企业的经营逻辑相洽合，即使这个企业在深圳。“这个企业的业务，大部分是我一个人在做。但在国营企业，你干的再多都不是自己的，我每年都只敢比上年多完成30%的任务，因为下一年的任务量以前一年为基础”。
一些同事也开始打小报告，庄儒平在深圳有私家车、大哥大和六七家店铺——虽然他已经尽量在上班期间把大哥大藏到包里，“他们说的都是事实，但这些都是我进入企业以前就有的。”庄解释说。
但庄儒平并没有真正离开这家企业，而是在退出后成立公司，以挂靠的方式继续与其合作。直到政策允许后，逐步收购其股权。回顾自己的从商历程，他会感叹，真正受惠于下海的其实是那些“有办法、有门路、有基础”的人。
陈西峰也有类似的感触。1995年，已经供职于日本最大的动画企业朝日公司深圳分公司的他，月薪已经能拿到15000元。这一年他去日本参观，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动画导演宫崎骏，他向对方谈起自己的困惑：在中国，漫画没人关注，政府也不太重视文化产业。宫崎骏则用自己的作品《风之谷》4年无人投资的例子给他鼓励。
“中国的情况很像日本的60年代，他对我说，坚持住。”陈西峰回国两年后，辞职创办了自己的风动画公司。在这个花600万买的办公区里，他一方面为欧美和香港的动画做前期加工——他参与前期制作的动画片包括《麦兜》；另一方面，用赚来的钱投入原创作品，他希望做一部给成年人看的动画片，不是那种“蹦蹦跳跳很幼稚的”。
陈现在每年都要给仍在老家工厂上班的三弟寄些钱。三弟是车间班长，工作勤奋，每个月满打满算能拿到1200块工资。他曾把三弟接到深圳学过一段时间开车，但三弟并没找到收入足够让他把全家都接来的工作，没多久又回去了。
“媒体报道的都是下海人中的成功典型，这很容易掩饰下海残酷的一面。”陈西峰说。让陈西峰伤感的例子是，他妻子的一位老师，从绍兴一家国有广告公司辞掉工作，带着毕生的积蓄来到深圳，没多久就被骗光了，只好黯然回到绍兴。现在只能靠帮人画点小标志、接点家教活为生，原来的保障全没了。
但陈西峰仍然感激深圳——这个当年给了他和无数人弄潮机会的新世界。2009年上半年，因父亲去世，他回到了很久没回去过的大山里的工厂。那里已经一片萧条，当年意气风发建设三线的工程师们，现在都拄着拐杖在厂门口蹲着，神情木然地数着一起来的人里谁又去世了。
“如果不是当年下海，现在的他们可能就是我人生的另一个版本。”他庆幸自己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 ★
毕业20年，激流中的自由抉择
2009年夏天的毕业20周年聚会，让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85级的同学得以回头审视一下人生。中国经历着“剧烈的变革”，他们也度过了无比复杂的青春。时代的激流提供给个体的，既有身不由己的无奈，也有更多的选择自由
2009年7月18日，吴文健在电话中劝徐江：你还是赶快来吧！这些人，这20年，浓缩人生精华。身为作家，怎么能缺席这样的机会？
第二天，徐江推掉所有杂事，由天津赶到了北京。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操场上，他赶上了生动一幕——一群腿脚生硬的中年男人很欣然地踢球，倒像被足球戏弄。当衡晓帆下场时，脸色惨白，身为同学的妻子嗔怪：都“三高”了，还逞能。
毕业20年的同学聚会，北师大85级中文系的120人来了80多人，还包括一个带孩子专程从美国赶回来、下飞机先自我隔离7天的女同学。20年前的中国，正经历着由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的急剧转型，而同学聚会恰是提供了一条时光隧道。
在当初上大课的教室，85级同学坐在一起，每个人到台前讲一段话。几乎所有人都坦诚得令人动容。中国经历着“剧烈的变革”，他们也度过了无比复杂的青春。时代的激流提供给个体的，既有更多的选择自由，也有身不由己的无奈。
文学尤其是诗歌，成了这次同学聚会的重要主题。为聚会特制的明信片上，分别印着几位同学的代表性诗作；做生意的陈建中，像分发传单一样兴奋地散发着新出版的诗集。诗歌，曾经是这批学生的共同梦想，代表着一段无拘无束的岁月。
在中国当代诗坛，吴文健(笔名伊沙)、衡晓帆(笔名侯马)、徐江都是名声响亮的人物，他们在聚会中获得了更多敬意。衡晓帆颇为感慨地说，无论命运如何变幻，这一代中文系学生的内核还在。
1985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一批未来的诗人有意无意间都被安排在“西西楼”305寝室。除了前述三人，宿舍里的其他4位也都迷恋文学，孙立新甚至甘愿留级一年，从物理系千辛万苦转到中文系，这在当时也算开了先例。
305寝室的7个人，在位于铁狮子坟的大学里做了4年相近的梦。梦醒之后，被投入社会的激流中，开始了看上去截然不同的人生。
对于未来，他们曾缺乏想象力
北师大85级毕业生很不幸，他们与84级同时毕业(后者是五年制)，这使得85级的就业形势异乎寻常地严峻。而对于20年前的大学毕业生来说，自由择业还是镜花水月，分配决定了他们当时的去向。
原305寝室的诸君，衡晓帆成了北京的警察，吴文健回西安做大学教师，谌永平、但燕君、孙立新也都分配回了老家，委培生张君道不情愿地回到四川大山深处的军工厂，而徐江则自愿前往遥远的广东三水——那边承诺了一套住房。
因为生活习惯上的巨大不适，人民教师徐江只在三水工作了大约半年，就返回母校等待重新分配的机会。
在衡晓帆的印象中，他们这拨人真正看到自由选择职业的希望，始于1992年《北京青年报》向社会公开招聘编辑、记者。周围许多朋友报了名，衡晓帆也跃跃欲试。
可单位又给他提供了到基层派出所挂职锻炼的机会，他几经权衡，放弃了新闻梦。
吴文健说自己大学时代没想过未来做什么，因为社会没提供更多可能，不像现在，大学生也能出来做各种兼职。而从获取信息的渠道上说，当时连上摊的报纸种类都很少，更谈不上以“自由、平等、共享和全球化”为理念的web2.0。
但1992年或许是个标志，越来越多的道路次第展开。这个阶段，张君道也下决心离开了军工厂，南下广东做生意，最近才重新回到四川，经营一家广告公司。
徐江则在1993年放下教鞭并就此脱离体制，他的职业履历包括生活杂志编辑、体育记者、广告策划、影视编剧，从2001年起做了自由撰稿人。
前不久的一天，这位42岁的男人偶然记起，自己中学时代的理想，是当一个自由作家。现在的生活，不正是那时想要的吗？
徐江家客厅的整整一面墙全是木格子，塞满了各种CD、VCD、DVD，一天的生活通常在古典音乐的伴奏下悠然开始。此后，他会打开电脑，按计划完成一篇用于谋生的专栏文章，或是写下只与理想和志趣有关的文化笔记或诗歌。除此之外，这个丁克家庭的男主人还有大把大把的时光，他会静静地看书，或慢条斯理地把烟丝填到烟斗里，抑或在网络诗歌论坛里与人“掐架”。
聚会时，一个做生意的同学说，他大概有1/3的时间都是飞在天上，很羡慕徐江，能有时间看看喜欢的书和电影。
在北师大85级的120多人中，似乎还没有第二个人像徐江这样，成了不折不扣的自由作家；他工作变动的频率也几乎无人能敌。徐江并不愿意简单地把“逍遥”理解为追求自由。他说自己并不抗拒工作，想要的仅仅是一个可以让他感到安定的环境。毕业后的那10多年里，他没有得到，只好先呆在家里。保障了写作的梦想，就是保障了他的基本自由。
而让他能够自由生活的前提是，媒体的繁荣和市场化——除了几千份报纸，还包括网络。否则，他不敢想象一个偏居天津的人仅仅靠写稿就可以谋生。
过去20年的社会进步，让徐江感受很深，就是对人的身体需求的基本尊重。他说自己不信奉生活在别处，“就生活在这个时代”。
以舒服的方式表达
20年间，伊沙(吴文健)有一个轻闲的本职工作——大学教师。1992年开始的10余年，是教师待遇相对较低而市场经济的机会与诱惑四处闪现的阶段，为了增加收入，他曾在电视台和多家杂志社兼职，还过了一把书商瘾，虽然血本无归。
稳定的家庭和工作，是伊沙这些年一直珍视的东西。这让他可以很安心地写诗、写小说，文学才是他生命的意义所在。他的观点是，想做一个内心自由的作家，需要过正常人的生活，有稳定的生计保障。
“想过放弃写作吗？”面对这样的问题，伊沙很肯定地回答：连一个瞬间都没有。
无论伊沙、侯马还是徐江，在诗歌界都被划为相同的流派——民间写作。他们秉持的是一种与所谓“知识分子写作”相对立的诗歌风格，题材上更贴近日常生活，语言上提倡直白与本真。
诗歌风格的选择背后，其实是他们对自由表达的相近理解。
大学时代，朦胧诗盛行，伊沙也学着写过几首，他感受到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不愉快”。而接触到国外的口语诗以后，他备感亲近。
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侯马和徐江也一再强调，口语化写作是对表达方式的解放，是自由、平等价值观在诗歌上的一种体现。
关于生活中的自由度，伊沙觉得是一个相对概念。“有多大的愿望和想象力，才决定了你对自由空间的衡量尺度”。即使存在某种限制，他也不认为构成不作为的借口。
作为作家，伊沙毫不讳言。他刚毕业那几年，诗作很难进入官方刊物的视野，而民间刊物也一度受到限制。只是最近几年，民间诗歌刊物才得到了某种程度的默许。
伊沙近几年开始写小说，一部以西安文人圈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书稿被书商先后送到不下50家出版社，还没有被采用。
在西安，伊沙没有加入作家协会。但这并没怎么妨碍他的作品的传播，这要感激自由市场经济催生的图书“二渠道”，以及互联网的出现。在伊沙看来，网络拯救了民间诗歌，它大大降低甚至消灭了诗人们发布作品的成本，也极大地增加了写作、交流的自由。
像麻雀那样活着
这种自由的源泉，很大程度上来自母校的师长。在305寝室的同学们眼里，那个时代的北师大有太多值得尊敬的老师，既有钟敬文、启功、许嘉璐这样的长者，也有任洪渊这样有锐气的中青年教师，他们身上无不具有让学生钦服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北师大带给我们这批人中国最好的大学教育，即使谦虚一点，我也会这么说。”聚会发言时，衡晓帆说。
那时北师大中文系的自由度，不要说在今天，即使在同时期的其他院校也是难以想象的——学生只需考试及格，修满学分，无须忍受刻板的课堂点名。伊沙说，差不多60%的课，他都逃掉了，这些时间，他和徐江、侯马(衡晓帆)等人也没“挥霍”，他们除了疯狂地踢球，就是到新街口看电影、买碟，或者沉迷于图书馆的文学名著，晚上躺在寝室的床上高声朗读诗歌。
从神仙般的大学生活中走出，许多人得以重新定义和理解自由。
按照惯常的眼光，305寝室的7兄弟里，侯马的工作最缺乏自由度，离诗意的生活也最远——20年来一直在公安系统，最近还升任某公安分局的政委。不过，自觉的文学创作，恰恰也是在进入警界之后开始的。
在单位里，只要不是同事追问，侯马不会提及自己的诗人身份。工作仅仅是工作，诗歌则是自己的信仰，是生命价值之所在，他希望把二者区分开。
侯马并不否认的是，其工作的性质，可能会对诗歌写作、对思维方式带来某种限制甚或损害，他只能力求将其降至最低。他努力留意身边的事物，捕捉灵感，被伊沙称为感情超级细腻的诗人。
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生没有价值。”侯马清楚自省的重要性，写诗的过程，他甚至带有某种赎罪的心理。
有一次执勤，穿着警服的他在车祸现场呵斥一位老人，只因对方趁乱捡拾散落地上的矿泉水。事后，侯马把自责写进诗里，他觉得那是自己对威权的炫耀，而非对道德的维护。
在侯马的诗歌里，麻雀是常被提及的意象，这是一种离人类很近又始终未被驯化、“奴化”的动物。他还偶尔会提到“囚徒”和“尊严”，在身为警察的诗人眼里，这两个词语没有必然的冲突，即使囚徒，也要维持自己的人格与体面。
“我想，自由是与平等、独立相联通的。”在他看来，保持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是获得灵魂自由的前提。
周末，侯马通常要送孩子去参加课外学习班，其间的两小时空闲，成了他的创作时间。他会在咖啡馆要一杯咖啡，把最近记录在本子上的点滴感触写成诗歌。
外人难以想象，那是怎样欢愉的两小时，那是怎样的一种灵魂肆意飞扬的状态。侯马觉得自己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内心深处有观察、抒写时代的使命感，在一本诗集的封面，他把自己称为“上世纪60年代出生人群中的精神潜伏者”。
与多数同学相比，他或许也是一个需要为了内心自由付出更大努力的一个。
未完待续
回忆青春岁月的时候，伊沙会想起1996年的夏天，他和侯马、徐江相聚西安，30岁左右的他们在南城门突发奇想，进行短跑比赛，真像是在追逐青春的尾巴。
今年夏天的这次相聚，他们没有比赛短跑，只剩下对青春的审视。那个充满理想主义光泽的年代，已经被完全替代了，所幸，他们觉得自己的理想主义，并没有全都随激流而去。
看看周围的同学，多数人也未曾在这个水流湍急的大时代里彻底迷失。
“熟悉的脸孔比原来胖了一圈，许多人的普通话大幅退步。”这是聚会之后侯马对同学们的表面印象，而在精神领域，他觉得大家还保有这所学校给予他们的情怀与尊严。历史在带给他们特殊的历练的同时，似乎也给予了他们特殊的力量。
也有个别同学神情黯然，按伊沙的说法，“显然是被社会侮辱过的”。假如在过去20年里出现一些身不由己的遭遇，也确实没什么好奇怪的。
这不是一群在抱怨与沉迷中生活的人，他们知道如何理性地面对世事，并妥帖地保管好自己的灵魂。时至今日，305寝室的兄弟们，大多坚持在写作中寻求一种内心的自由，而且，他们想表达的不仅是私人情感。
侯马说，他和他的朋友们经历的是一个如此激荡的年代，“历史把机遇送到你面前，不把握都不行。”
20年太长，20年太短，他们的故事，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