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跑线上的残酷竟争

　　2009年6月，上海五角场。1986年出生的曾明辉开始度过自他上学以来最无忧无虑的一段生活：餐厅、咖啡馆、KTV，几乎每天都要去潇洒一番；稍有得闲，就是端着那台还算不错的数码相机漫无目的地扫街“咔嚓”，从相辉堂到图书馆再到主校门。适逢高考结束，校园里来了不少上海本地的高中毕业生，还有家长，望着身穿学位袍在大草坪上扔帽子的曾明辉和曾明辉们，他们的眼睛里毫无掩饰地显露出钦慕。事实上，即便是扩招的主旋律早已奏响，加上政策对上海生源的优待不言而喻，他们中间仍然只有极少数人能得以进入这里，住在曾明辉们即将腾空的寝室里。曾明辉说，此，就足以证明“复旦”二字的全部意义。

　　今年上海共有7.38万考生参加夏季高考，逾6万人可以进入大学，录取率超过80%。不过，对于上海人来讲，只有考进复旦、交大、财大、上外等沪上名校才被看作是“有出息”的最有力佐证。对于上海以外除却北大、清华的高校，多数上海土著是嗤之以鼻的。

　　曾几何时，路人皆指上海学生“高考易”，周边的江苏、浙江、安徽等高分大省一度有人通过各种途径将其子女户口落入上海，以期轻松升学。这些处心积虑的家长认为，相比在别处流行的移民“老少边穷”地区，选择上海，无疑是一劳永逸。在江浙坊间，流传着“二本的分，复旦的命”这样的民谚，专门来形容那些通过“转户”方式得以进入名校的高考生。言语之间，充斥着艳羡、嫉妒和讽刺。上海，由此成为恢复高考以来，无数外省考生的“众矢之的”。

　　而在上海人心目中，无论是曾明辉、他的同龄人，还是“1990后”甚至“2000后”，对此都绝不苟同。他们认为，上海这座强大的场，注定了绝大多数人从早教开始就要接受残酷和压抑；否则，“黄浦江的一朵浪花就能把人淹死”。虽然，让外省考生叫苦不迭的“题海”、“题库”在上海滩不甚明显，但英语、奥数、钢琴、歌唱等培训压在学生头上，照样气喘吁吁。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现在的孩子所上的课外班名目愈发繁多：网球、高尔夫、社交礼仪、第二外语、演讲口才乃至领导艺术。到小学毕业年龄能成功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的孩子，在上海已非天方夜谭。从年轻妈妈汪静不无自豪的描述中可以窥见，上海孩子的压力以另外的形式与外省殊途同归：“当县城的学生没日没夜地摊开白花花的试卷，上海孩子也赶场式地游弋在外教、钢琴师和网球教练间，不得闲。”

　　在拜访长期从事教育研究的高级教师黄永尧的时候，先生用一种幽默而又直观的方式呈现了其多年来的经验成果。他草绘了一幅模拟股市起落的K线图来描述20年来上海学生负担的升降，画好之后随即笑言：图的走向说明，这永远不可能表征股市。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行情只涨不跌，而且涨势汹涌，不可阻挡。

　　与这个巨大的移民城市相称，那些被叫作“新上海人”的下一代，也过早地被父辈寄予弄潮上海滩的希望。他们与上海本土孩子从幼年就开始的竞争，某种程度上，提前了父辈们至少20年。正是这种博弈，让当年还是单向度、相对小范围竞争的曾明辉们，感到庆幸。

　　本文要讲述的，是1986年出生的曾明辉和1998年出生的严行、赵祯涵的故事。

　　曾明辉

　　曾明辉是地道的上海孩子，衣着时尚，说起普通话来仍旧夹杂着“个么”、“好不啦”之类的本帮俚语。谈起他学生时代的“奋斗”轨迹，曾明辉不假思索、一气呵成，激动起来的时候，犹如上海清口般，幽默和冷幽默夹生。

　　我呢，就是普普通通的上海人啦，以前住在火车站附近的老房子里，那叫“滚地龙”，就是没有什么身份的人住的普通民宅。再后来么，父母单位分了房子，老式的宿舍楼，你晓得的伐，我们叫它“火柴盒”。2003年，我爸还算努力吧，在房价上涨前搞了套商品房，就住进去了，那个时候长宁还没这么发展了，才4000多块一平米。现在不可能买得起了。我为什么先要讲这个呢，其实就想说，在我经历的这二十几年时间里，上海的变化是最快的，我家都翻天覆地了。从 “滚地龙”到“火柴盒”再到“商品房”，家长是能最清晰地洞察到这座城市的变化，也最直接地感受压力，因为他们负责挣钱、花钱和攒钱。他们的压力需要转嫁，就到了我们头上。可想而知，越到后来，孩子的压力增大，因为他们的父母在上海的压力增大。现在的房子，都是好几万一平。个么，马上世博会了呀，所谓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家长对孩子学英语的要求就又要提高不少，因为他觉得，国际化马上就要到了呀。

　　我的补习班岁月从5岁就开始了，被老爸送去学画图，画那种大熊猫，上了两个月就放弃了。因为，熊猫右边的耳朵我总是画不圆。我记得特别清楚，就为这个，我爸第一次把我的耳朵揪得很痛很痛,在课堂上我就哭了。因为那个班都是一个家长带一个孩子，孩子很小嘛，幼儿园，一定要家长带,很多人就很奇怪地看着我们。反正从那以后，我就没去，可能是我爸也意识到了，觉得再去的话也特没面子吧。你看，这就是上海家长争强好胜的典型例子。

　　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被送去学黑管。那时候已经住进火柴盒了，我倒记得蛮清楚的。学了大概一两个月，我可能没什么艺术天分，怎么吹也弄不起来，只有走为上。到那个时候，爸妈才觉得，我还是要靠读书，走最正规的路。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妈就给我报了语数外三门的补习班。其实我的成绩在小学里已经很好了。我读的是解放前有教会背景的、长宁区最好的学校，一共4个班，我大概排第4名，前三名都是天才，实在读不过他们。补习班从我家要乘车的，大概 6、7站路，到当时还算是郊区的地方，很荒凉、很乡下，杂草丛生。现在已经是新建的中心地带了。这也是我开始第一次一个人乘车乘很远。补习班休息日两天都要上，半天一门，3门课上一天半，只能休息半天。

　　那种班规模蛮大的，每个班都坐满，一个班有50人，一个走廊，两层楼，大概有十几个班吧。那就是500多人了。除了这种，肯定各个学校都有自己办的。我记得当时上课的地方叫长宁区少年科技站，所以到现在我都觉得什么科技站之类的就是搞补习的地方。

　　我逃过学的。反正就自己不想读了，就逃了半天学，回到火柴盒附近。当时人小，外面也不敢去，网吧什么的也没有出来，就买了一个圣斗士的玩具，躲在自行车棚里面拼——在底楼建得很长很长、很深很深、很黑很黑的那种车棚。出来的时候碰上了我爸，应该是第一次骗他，跟他说学校放假了什么的，然后手上这个玩具是小伙伴送的。对小学补习的记忆就是这个。

　　我们上好初中是要摇号的呀。摇号的本质就是为了不产生猫腻，但好学校会想，如果我的学生全是摇进来的，那我和其他学校还有什么区别。它就会留一半的名额，给那种优秀的学生。后来摇进来的比例一直在缩小。我们是生育高峰啊，一个街道大概几千个小孩，摇一两百号人进去，剩下肯定有条子生。我也是，但我参加过他们特长生的考试，分跳舞、音乐和棋牌，棋牌其实就是数学。他们不能用“数学特长班”、“奥数班”的名义来招生。这样是违规的。

　　我傻乎乎地带了国际象棋、中国象棋、两副牌，背在包里面。中国象棋以前会，国际象棋、军棋都是临时我爸教的，教了两三天，结果都没派上用处。棋牌就是数学。考试的时候给数列，JJQQK，问你后面一个是什么。当然题目没有这么弱智。我初中后来也上过奥数，参加竞赛的那种，但是我总考得很烂。那个时候，上奥数的还都是数学成绩不错的，不像现在，是个孩子都得去学奥数，不然很难升学，就像一个通行证一样。

　　到初二的时候，我又开始上“牛抗”班。你知道什么叫“牛抗”吗？像我这个年纪的上海孩子都知道，就是新概念英语（NEW CONCEPT）。我跟你说，在那个年代，上海人对英语的概念就是“牛抗”，你跟我爸妈说新概念他们不知道的呀，但是说“牛抗”肯定晓得。

　　一个班50个人的样子，上新概念2。上海孩子英语基础还是蛮好的，上初中的基本上可以直接上2。初中就是叛逆的时候，烦起来的时候我就逃课，不上了，最后被我妈发现，把我打得很惨，抄起一个小凳子就砸，结果把那个红木家具砸了个洞。当时牛抗学费630块，我妈工资才2000块，很贵了。

　　我记得更清楚的是高三，其实我成绩蛮好的呀，但我爸妈一定要我补，数学已经是我最好的一门了，班里考前两名的，最后还是把我送到一个最有名的老师那里。他平时周六周日都开班，一天上午一场，下午两场，晚上一场，一场两个小时。一个小时70块，每场有20个学生。他家也不大，两张圆台面，很挤很挤的，每个人都挨着坐，墙上有个小白板。老师从家乐福买的一大摞塑料凳子，平时就摞高高的。其实他40岁不到，但是头发已经全白了。我也补英语，在一个更大规模的教室，成人夜校那种，坐大概100个人，50块钱两个小时。

　　今天，我从复旦毕业了，我是觉得童年有缺失的。我高中谈恋爱的时候，女朋友也说，你这个人童年很失败，都没有跟人出去疯过，你就读了那么多书。她说你现在虽然好像可以很显摆地站在这里，但是你的童年是缺失的。真的，我到现在什么都不敢玩，因为一直没有玩过。我有一次补习班回来，看到一群野孩子在那里打枪战，心里还蛮向往的。人家男孩子玩的那些东西我都没玩过，包括我现在觉得性格当中有很懦弱的一部分，也是一直读书报班形成的。我以后要培养小孩子，男孩就要让他野在外面。

　严行

小学生能看懂原版碟

盛夏的周末，浦东。炽热的太阳透过一幢幢大厦的玻璃幕墙，让强光射向大地。硕大的浦东八佰伴购物广场外，行人出乎意料的少。过街天桥上那些没有任何防晒措施、游走在光柱之下的男男女女，不是散发传单的，就是推销保险的。年轻妈妈李槿戴着墨镜，举着阳伞，搀着儿子严行的手，避开穷追不舍的散单员，快步通过天桥。走在下桥电梯上的时候，李槿猛一回头，对着那些周身黝黑、浑身湿透的小青年，告诉儿子：“不好好念书，将来就像他们一样。”严行眨了眨眼，然后点了点头。

　　李槿是个全职太太，原籍江苏徐州，2000年随丈夫严刚来到上海。由于丈夫供职于某知名金融机构高层，前几年他们又通过炒房和期货挣得颇为可观的收益，目前属于上海“新贵一族”。本土观念严重的上海人把像李槿这样外地来沪、取得户口、生活富足者通称为“新上海人”。每周六的早上，李槿都是把车停在八佰伴地下，带儿子在楼上的星巴克吃份糕点，再步行到对面一幢灰色的老式建筑里上英语班；3个小时的课，李槿要全陪。

　　在李槿和严刚的意识里，“教育改变命运”这句口号绝对刻骨铭心。多年以前，李槿、严刚还在苏北农村老家读初中时，“看到村里干部家娶媳妇，从上海买回来的几样日用品和家用电器，真的就是开眼界的感觉。那时候没出过远门，上海感觉就是遥不可及的天堂。”高考过后，李槿和严刚分别考入上外和交大，并从此留在了他们仰望良久的上海滩。如今，两人已经在这黄浦江边买房置业，年收入超过上海市公布的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的15倍。他们并不满足，李槿坦言，由于自己出身贫苦、奋斗不易，对眼前的一切“愈发有转瞬即逝的莫名恐惧”，“是一种无根的飘摇。”为此，他们把孩子视作一切诉求的解决根源，李槿和严刚笃信：孩子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户口在上海，“他要来继承这份家业并创造出更大的家业，最终在上海真正生根。”据李槿了解，持有这种思想的“新上海人”，不在少数。

　　现在，李槿最愿意与人交谈的，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虽然有些怜惜，但内心却是非常地坚定，义无反顾。

　　我们家孩子读的是浦东很不错的小学，上外附中能考十几个，上实（上海实验学校）也有三十几个。校长开家长会时说，现在都说“快乐教育”，但是现在快乐，以后就不会快乐了。5年上下来，我的感觉就是，没有压力的孩子动力也不足。孩子在3岁的时候就会用电脑，可以把电脑操作得很好。你知道吗，上海的小学生要升好初中，就一定要去竞赛。今年学校给他报了两个英语竞赛，一个是听力，一个是“我学我行”；数学我们自己报了一个中华杯。其实你从进决赛的情况就能看出来：他们班上有4个孩子进了决赛，寒假的时候，这4个有两个就开始上奥数辅导班了。我们没得到奖，就赶紧到外面给他报了一个 “学而思”，专门补奥数的。我先生每节课都坐在后面陪他听，很认真地听、做笔记。回来后，督促孩子每天要做大量的习题。做多了以后，很多竞赛的题目，可能连数据都没有变化，孩子一看就知道，这个我做过的。我儿子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例子，5月份的时候他参加上海实验学校的考试，就说数学跟“学而思”做的题好几道是一样的，马上就知道答案。你说，能不去报班吗？很多学奥数的孩子，他不是在一个班学，是同时报几个班，做很多题目。但是这些孩子牺牲的，真的就是快乐的童年。

　　现在最头疼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去通过英语四星考试。因为孩子英语好，前面三星都没去考。老师说，五年级了，四星很重要的，如果你考过了，就是个很重的砝码。因为我们没三星的证书，所以很多地方不给我们报考四星。四星的水平，据说口语交际已经相当于外省高中的水平。它是人机对话，全口语的，随机性很强。

　　我私底下研究过，现在上海小学生各大数学竞赛的一二等奖，去查查，就是那几个孩子在轮流转，名字都是熟悉的，被垄断了。我经常带着孩子去赶场，去上海各个地方去考试，去竞赛，数学、英语、作文。上海有很多全职太太，老公挣钱，老婆负责理财和带孩子，所以我们现在的朋友圈子实际上就是一个妈妈圈子。这家妈妈说这个班好，那家妈妈说要去参加什么竞赛，我们一听，自己的孩子不能落后，就都去报名。

　　这个暑假给孩子排得很满，必须要学。我给他报了奥数和基础口译。奥数他已经拿过三等奖了，但是上海的四大名校，连二等奖都不看的。英语他的水平，小学生，已经可以大概看懂原版碟了，想想挺可怕的。

赵祯涵

"我爸说了，上海小孩将来是Boss"

　　在很多人眼里，上海滩一直不缺乏机遇。这是一块庞大的吸金场，昔日的十里洋行，如今的摩天大楼，每天都会引得数量可观的外来者来此瞻仰膜拜，稍有闯劲的人，来了就不甘离去，他们加入弄潮的行列，任沙里淘金、优胜劣汰。

　　鲍惠伦来自台湾高雄，到上海已经12个年头，一开始做奶茶和布丁生意，嫁人生子后便全身心伺候小孩、料理家务。刚来上海的时候，尚有许多抱怨和不习惯的地方，比如：社区怎么没有24小时的便利店，最大的卖场也找不到台湾的拌饭肉酱，家家户户都把衣服床单晒在外面，刮起风来五颜六色地摇摆，好似 “万国旗”。现在，鲍惠伦说，已经没有东西在上海无法买到；甚至每次搭乘班机回到台湾，计程车驶入市区的时候，“还以为是在郊区”，因为“上海的繁华早已令人炫目”。

　　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鲍惠伦一开始断然不接受生长在大陆的老公给她灌输的概念。虽然在台湾也有各种考试，学生也要上名目繁多的补习班，但是“上海水平”还是令她瞠目。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由于家长们功利思想严重，往往以丰厚的物质许诺来诱导孩子拼命补习，这造成她身边的孩子早已无童真可言，过早地去沉迷或羡慕奢侈生活，欲望膨胀、不堪一击。鲍惠伦觉得，在这个大背景下，她已回天无力；每天带着儿子赵祯涵奔波在各种补习班之间，赵祯涵随口就能报出停车场里数十种豪华轿车的品牌，她也只能或者说习惯于像其他父母一样教育孩子“好好参加补习，考进好学校，这些就会有的”。

　　我刚才说了，我是从台湾来上海，很长时间了，老公是浙江人。真的，我强调，我不能接受孩子这么到处高强度地报班，我也从来没过过这样的童年，台湾现在的孩子也没有，大陆的小孩负担和教育强度，绝对是世界第一，负担是一级棒。我老公对我说，必须要这样，否则孩子的未来就毁了。这些年来，我经常带孩子出去参加培训和考试，我感觉，有些孩子由于这种强有力的竞争，思想已经坏掉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举个例子：小学五年级的孩子，已经没有孩子的天真了。参加“我学我行”的时候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它就是都是一幅画，每个人都进去讲，评委老师看谁讲得好，谁就进入决赛。我们在门口遇到我儿子幼儿园的同学，开玩笑地问了一句“考的什么题目？”，“这个不能说的！”立刻很警觉很防范。

　　现在学校搞教学改革，作业轻松了许多，但是你会有危机感，家长反而更累，反而希望学校各种补习班全有，然后额外留很多作业。而且据说，越是好的学校，补得越凶，像XX附中这种，老师上课就是按教学大纲，但一考试就考得很难，那么这些好的东西孩子从哪里去得到？只有补课。补课的好处是促进了国家的就业，促进了全社会的尊师，差的一点就是孩子很辛苦，太辛苦。

　　你听说过“小五班”吗？这是上海特色。就是中学办的小学五年级，作为有意愿考它学校的学生，提前上一个小五班。比如说我很心仪XX附中，很想考，XX附中就办一个小五班，你就报名去上。这个班上的学生，有未来升学面试资格的概率就大了很多。听说现在“小四班”都有了，从四年级就开始。

　　上海比较火的几个小五班，就是那几个著名中学办的，我不想点名。很多孩子就同时报，而且都是语数外全上，每个班周末都补4个小时以上，你想想要上好几个班呀，就是多长时间了。如果实在上不过来的，就把学费交了，不去，这叫“占着坑”。有些孩子占着三四个坑，就是为了在最后“小五班”的考试中，有那个资格。其实说到底，这也是一种赚钱方式。小道消息说，光小升初在上海，就有20亿的商机。这是个产业来的，而且有一个链条，一个利益集团。你想，办学机构、师资力量、租教学场所、招生代理，还有你用的教材，委托进行的考试证书认证，都是一起的，甚至包括了周边的餐饮、停车。好吓人。

　　我还要说一点，就是英语，上海太强调英语了。我儿子的英语，以前，先生晚上会带他复习一下。最近他特别感慨，说已经快辅导不了了。先生是90年代大学毕业的，英语是过了6级的，而且我先生是很爱学习的，一直以来每天晚上都是听着英语入睡的那种。上海有个海派清口周立波，他说的话我心里早就有。他说现在的孩子物质上很满足，应该说幸福，但是他们不快乐。就是这样的。有一次去开家长会的时候，所有的妈妈，很多都是大学毕业的，都说我们教不了小孩儿，都要去买《辞海》的。我先生的爸还是学过古典文学的，那时候我儿子作业要写一个什么符合要求的字，要写5个出来，爸翻了很多字典查不出来，作业都完不成的。一个小学生，拿着《辞海》都查不出来语文作业的答案。

　　我儿子那个学校的家长基本上是白领，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但是真的不会做孩子的题目。我给我儿子做阅读理解的时候，要先看后面参考答案，再来辅导他。

　　前几天带他去考一个英语，一道阅读理解，全篇的词汇都是医学类的，什么青霉素、红霉素……我想这些英语词汇只有专业的医生才会接触到吧，但是现在拿来考小学生。

　　得与失

　　仅仅过去不到15年，“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民谚就被打破，浦东开发开放的成果有目共睹，房价涨势冲天。曾明辉没有也不会想到，同样是不到15年，他的学弟学妹们所承受的压力、竞争和重负，也如浦江两岸不断刷新的高楼纪录般，节节攀升。令他同样无法想象的是，自己小时候吃客生煎、要碗云吞已是美味，稍大点搞顿洋快餐已是满足，现在出去“腐败”前还要上餐饮网下载一堆折扣券，将上海人的精明算计发挥到极致，而如今尚在读小学的孩子们早已习惯于沪上各家高档餐馆，点菜阔绰、不皱眉头。曾明辉自我解嘲：也许，这就是他们学业负担翻倍以后的补偿？

　　与曾明辉的描述相对应的是：近年来，上海中小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结果显示，该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主干指标位于中国各省市中下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下滑趋势。具体到“肥胖率”、“视力不良”、“体重体型超标”等方面，情况更为严重。一些原本在中老年人身上才会出现的病症，如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等，如今在众多上海青少年身上竟时有发生，且患病年龄提前了10到20年。而敏感、胆小、过于内向、陷入网瘾、厌学、焦虑症、多动症、自闭症、傲慢、自私膨胀等心理或性格障碍则在上海中小学生中频发。

　　在与这些上海家长聊天的时候，他们口中念叨最多的是“成绩”、“升学”，憧憬最多的是“名校”、“高薪就业”，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身体素质”，绝少提及。这于冥冥之中，对孩子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乃至对未来社会将造成怎样的影响，尚没有一项研究或专家学者、主管官员能说清道明。

　　和想象完全不同的是，上海孩子，尤其是像严行和赵祯涵这样有着严格家教的“富二代”，他们并没有对身上的重负叫苦不迭。相反，在物质前景的刺激下，他们还颇有动力。诚然，这两个周身名牌的小孩儿口中，早已没有“忆苦思甜”这些老套的词语，他们从一出生开始，就衣食无忧，甚至锦衣玉食。在他们眼里，没有“贫穷”，只有“更加富裕”；没有“艰苦”，只有“更加奢靡”，没有“别处”，只有“上海和外国”。那么，对于自己的童年，他们会有怎样的描述？答案颇有些成熟和超前。

　　苦啊，真苦！但是现在不苦，将来怎么能开上奔驰呢？我喜欢加长版的车，但我老爸买不起，没用，就是小时候没像我这样苦过。所以，要想得长远。我可不想未来跟我爸妈似的，出个远门旅游，还坐经济舱、住经济酒店。当然，如果你能采访到教育局长，能不能让他多办点重点中学和好大学呢？这样我就会轻松一点的。——严行

　　我爸说了，上海孩子就是要多学点，因为我们未来是领导，是BOSS，可以住别墅。这个，没有文化，不上好大学，是弄不成功的啦。我们家保姆的孩子，我见过的，就是没我读过的书多，连英文CD都没听过，这怎么行！对了，你看动漫展没有，我请你去看吧。我们打车去，地铁人多。——赵祯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