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中学高三的作息每天从早上7∶30到晚上10∶15，夜晚的板房区，灯火通明，正是迎考紧张时。图/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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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学生袁孝伟地震中失去了右臂，但他只花了一个月时间就学会了左手写字。图/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
编者按
■太多的关注给予了北川中学，太多的期待被寄予北川中学，这座在地震中受害最深的学校，在努力，在焦灼，在竭尽全力不辱使命。
■然而正如伤痛不能一时平复，崛起不能一蹴而就，这毕竟还是一座普通的中学，有不可抗拒的高考压力，有力所不逮的无奈，也有难以尽述的烦恼，它需要社会的宽容，更需要外界的平常心。
■本报记者持续一年，全程记录北川中学2009届高三迎考的特殊时光，记录下师生们负重前行的艰辛，正如今年多出9人上线的高考成绩，尽管奇迹没有出现，但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
“也许，人们和我一样把自己内心的期望和需求投射给了这所学校，期望他们一直表现出积极向上、奋发图强，但其实我们并不了解他们究竟承受着怎样的创伤。”
他们
陈问奇：18岁，羌族，地震中双亲遇难，高考实考341分，民族加分50分，现身在广州，等待广州民航技术学院计算机技术专业录取。
袁龙：18岁，高考361分，放弃复读，现在绵阳外贸学校三农工程机械部学习挖掘机驾驶。
高岚：华南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已返回广州，8月准备再赴灾区担任志愿者。
唐高平：46岁，物理老师，2009年执教于高一年级，新学期将与高一升高二，持续更新自己在网络上的博客。
郑建宇：19岁，高考322分，复读学校尚在北川中学和其他学校之间抉择，现正进行社会实践。
罗奇：41岁，生物老师，高三·二班班主任，正忙着新补习班的事情，还是没法彻底休息下来，来年，可能担任高三补习班班主任，也可能教新的高二，或者两者兼顾，等学校安排。
袁华：27岁，生物老师，高三·五班班主任，休息中，来年执教高一。
袁孝伟：18岁，地震中失去右臂，自言高考成绩不理想，准备复读。
唐高圣：19岁，羌族，高考实考411分，民族加分50分，现正做修路工人，报考重庆某技术学院。
6月25日，高考成绩发布，奇迹没有出现，北川中学2009届高三最终只有四分之一强学生上了本科线，只比去年多了9人。
但校长刘亚春已经如释重负，“这9个人就意味着改变，就意味着北川中学在涅槃重生。”
这是北川中学第一届真正意义上的震后高三。过去的一年里，学校的领导者一直力图让这座特殊学校，担负起与“世界级名校”相匹配的责任，高考被首当其冲赋予了“正名”的严肃意义。
但校园里，世相繁华却烦扰，悲怆暗流仍涌动，校长刘亚春感慨，未来日子里，这所学校的关键，仍然是“人心的重建”。
“正名”的压力
“必须以高考成绩来证明学校在发展。”———绵阳市委一领导
刘亚春此刻的欣慰缘于上届高三高考的惨败。
尽管那是最幸运的一个年级，因为身处顶楼，没有一名学生伤亡；尽管地震后率先复课，成为了当时鼓舞人心的标志性事件；也尽管为了安抚灾区，国家给予了延期一个月高考的特殊政策，但高考成绩还是在意料之中出现了大幅滑坡。
成绩出来的那个晚上，众多学生失声痛哭。
由于像绵阳中学、南山中学这样身处市区，并没有受到地震多大影响的学校，也同样获得了一个月的延考期。于是，与北川中学惨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绵阳中学、南山中学挂满绵阳城内的报喜横幅：他们的高考成绩均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
来自教育不发达的羌族山区的北川中学，第一次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竞争的残酷。2008年9月1日，总理温家宝第四次来到北川中学，亲自参加了开学典礼并指示：“一定要办好北川中学”。事后，绵阳市一位市委领导要求，北川中学必须要有明显的改变，首先是高考成绩，“必须以高考成绩来证明学校在发展，学校在变化，学校在进步”。
压力在积聚，2008年底，绵阳市教育局局长亲任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转任常务副校长，随后又从绵阳五所重点中学抽调了36名管理干部和骨干教师“支教”北川中学。
所有人都期望，2009届高三能真正担负起为北川中学“正名”的重任。
一种从未有过的高考压力，自此压向了这所依然“满布疮痍”的板房学校。
分班风波
“只要你让我回去，我会一辈子感激你。”———2009届高三·五班魏岚
在2009届高三学生的记忆里，真正的迎考，并非始于总理参加的开学典礼，而是随后进行的“重新分班”。
地震中，该年级遇难了两百多人，“许多学生都是从废墟里挖出来的。”震后，学校重整过一次班级，9个班合并成了6个，但学生们没有想到的是，仅四个月后，进入高三，他们还要面对再一次分离。“学校的初衷是希望能够力保一班、二班两个入学基础比较好的班。”年级副组长罗奇说。一、二班成绩较差和“表现调皮”的学生被分了出去，四班、五班则在吸纳分流学生的基础上彻底重组。在地震中失去右臂的学生袁孝伟被分到了五班。
没人愿意接手成绩最差、人员最复杂的五班，最终大学毕业不久、1982年出生的年轻生物老师袁华临危受命为班主任。
甫经死别的学生们，显然不习惯再次的生离，这被视为地震后“最残酷，也最痛苦”的经历。“有的学生甚至拒绝走进新教室。”袁华说。不断有学生泪如雨下地恳求，希望能重回原来的班级，“只要你让我回去，我会一辈子感激你”。
但除了安抚，老师们也无可奈何。分班之初，一些老师曾提出过反对意见，担心经历过地震的学生之间形成了特殊的情感纽带，轻易打破可能会形成伤害。但最终学校只采纳了“特殊学生应该考虑”的意见，分班照旧。
怀柔政策
“对这些学生，你只能采取儒术，跟他慢慢磨时间，看谁的脾气好。”———2009届高三·五班班主任袁华
高三的作息很快复归紧张，而学生们却迟迟进不了“状态”。“他们大概觉得这么大的灾难能活下来就是福了，高考又算什么，那些成绩好的学生，还不是一转眼就没了？”罗奇苦笑。
罗奇接手的二班，原来的班主任在地震中遇难了。学生们一度排斥继任的班主任，甚至让他一度“不敢”踏进教室。
而由各班学生重组而成的五班，让从未有过班主任经验的80后老师袁华头大如斗：“他们的纪律性明显比其它班要差。”
但他们都没敢“乱世用重典”，而代之以袁华老师眼中的“儒家的怀柔政策”，“中国传统的管理之道是‘外儒内法’，对这些学生，你只能采取儒术，跟他慢慢磨时间，看谁的脾气好。”“有些学生觉得能坐在教室里，一天把课上完就已经做得很好了。至于按时完成作业、按时做清洁、按时就寝这些最基本的纪律，他们都感觉很过分，无法接受。”
那段时间，学生陈问奇根本不去上课，天天在大街上晃。罗奇也管不住，“这边一说，那边一翻墙就走了”。
严重的时候，内心的自责和无力相纠结，使得这个地震孤儿，“想自杀又怕妈妈在天之灵不会原谅”。
最终，这个受伤的灵魂被“心灵花园”辅导站的高岚教授拉了回来。“他其实不是叛逆也不是对抗。他是找不到意义，当所有的一切都跟你没关系的时候，你考上大学又怎么样。这个意义关系没有了。”“你甚至想象不到他们会为什么而愤怒。”高岚说，一个地震中失去妻儿的老师重新找了女友，学生因为注意到他脸上的笑容而气愤不已。“他们觉得，你怎么可以这么快就遗忘，这么快就笑？不可以。”
高三下学期，在数学老师对着全班说了一些“怒其不争”的话后，“忍无可忍”的陈问奇和老师当场顶撞起来，他还愤而去找校长刘亚春告状，并给高岚发来愤怒的短信：“我们被他们遗忘，放弃，还当众贬低我们，侮辱我们，我们还是人，有尊严，需要得到尊重，更需要的是鼓励，这些有吗？”
班主任罗奇找陈问奇谈话，陈问奇说，这是我们内心压抑已久的“积怨”；罗奇却告诉他，这其实是你内心对高考的焦虑。
面对高考，师生在不同的思维逻辑之间，难免龃龉。只是学生们不知道，老师其实也难。
耳聋的小青蛙
“活在今天，明天就是个谜。”———2009届高三年级组长苟友华
这一年，袁华一直失眠。睡不着的时候他爱看“百家讲坛”，偶像是于丹。于丹来学校做志愿填报辅导时，他兴奋地和学生一起找偶像签名照相。
他反复给学生讲《于丹庄子心得》里“青蛙爬塔”的故事：当一群青蛙在议论为什么要爬塔而止步不前时，一只弱小的青蛙却埋着头爬上了塔尖看到最美丽的风景。原来它是一个聋子，听不见别人的议论，也不回头去看……
袁华希望学生能从中领会“用积极的行为去带动积极的思维”，只要能来上课，只要还在看书，不去想终极的意义和结果……“我跟他们说，其实袁老师也是那只小青蛙。”他笑。学生也笑。
他积极地不去想意义，积极地试图更好地履行班主任的职责：找学生逐个谈心，搞班级歌唱比赛，还让学生毛遂自荐，组建班委。“刺头”袁龙得以自荐为班长。
学校开始对高三班级的纪律状况打分，并扣罚班主任的工资。袁华的钱总是被扣得最多，但他却竭力包容那些老是“犯错”的学生，从不责骂，偶尔会无奈地自嘲：“你们还是可怜一下老师那点工资，不要让它都被扣光了。”
在学生面前，这个80后的年轻人竭力表现得积极向上，阳光开朗；但一回到那间只有一张桌子、一张铁架床的单身寝室，他望着天花板，时常感到心里“真的很累”，“对所有人微笑，鼓励人家上进，可感觉自己却没有追求，心里真的有一种落差感”。
现实一样令人落差。在北川中学，袁华这样的年轻老师每月扣完社保后拿到手里只有七八百元，仅够生活。地震后，学校收到了很多社会捐赠，但县财政局给学校约法三章：“捐款者指名捐给老师的，用在学生身上，是对的；捐款者指名捐给学生，用在了老师身上，是绝对错误的；捐款者未指明捐给谁，用在学生身上有余时再给老师用，是对的。”
罗奇春节回家时，乡邻们都羡慕地问他，你们北川中学的老师这下肯定发财了吧？罗奇只有苦笑：“对，发了几百万，都在银行里存着取不出来。”
迎考的日子里，年级组长苟友华的妻子怀孕了，但他心中难有喜悦，他引用电影《功夫熊猫》里的一句话来形容眼前的处境：活在今天，明天就是个谜。
这种心境，让他们在面对学生时无法泰然处之。“我只能给他们说教一些意义，但那些话连我自己都觉得苍白无力。”苟友华说，“这一年，我们只能是凭良心尽力在坚持。”
送走这一届高三后，7月16日，北川中学的老师们终于等来了一个安慰人心的消息：北川籍的教师将和公务员一样每月领到补助，金额是1250元，并且从2008年1月开始补发。
“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我想地震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种子，种在他们心里面的，在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是不可能抹去的回忆。”———2009届高三·五班班主任袁华
翻了年，进入下学期，绵阳市的主要领导有了调整，刘亚春又回到了校长任上，但他倡导的课改没有再回来。“课改”源于《中国教师报》山东站一名记者的推荐。其内容是将全班学生分成6人一组，侧对黑板相向而坐，一堂课老师只讲十分钟，其他时间让学生分组讨论。
刘亚春决定引入这种新型的教学方式并在高三也推行。他希望，这种高效教育方式能让时间紧迫的高三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但高三的师生们对实践效果褒贬不一，有的觉得纯属折腾，也有的觉得提高了学生参与度和积极性。但不管怎样，课改后来还是被悄然叫停了。
历经这次反复，高三课程的进度又有所耽误，刘亚春有些遗憾，如果能够坚持，高三的成绩也许会好很多。
黑板上开始出现高考倒计时字样。模拟诊断考试亦接踵而至，焦虑的情绪开始蔓延。罗奇说，很多学生开始失眠。
尽管在一次学校的会议上，校长刘亚春动情地表示，学校以后再不允许开除学生，“地震那么一两分钟，‘开除’了那么多学生。”
但很多老师对此并不认同。罗奇在忍无可忍后，让两个学习态度不端正的学生“回家去复习了几天”。只有袁华，面对逃课的学生，依旧“笑笑，最多说不要再逃课了”。
高考结束后，袁华才跟记者说，“只是想让他们每个人都能有一个完整的高中”。“5·12”一周年到来，又打乱了迎考的节奏。学校在长虹培训中心里组织了一场悼念活动。陈问奇没有参加这个集会，冒着私自离校会扣发高考准考证的风险，去了北川。5月11日他在自己的QQ空间里贴出了北川县城废墟的照片：“明天妈妈过生日了……明天这个没有出息的孩子就要回来看你了，如果我没有勇气回来的话，请不要怪我，，我会去一个安静的地方，远远地，静静地看着你们的……”参加完悼念活动，袁孝伟没有回教室，而是独自在培训中心的湖边，坐了一下午。当袁华找到他时，他正盯着失去的臂膀：“一周年，对很多人来说，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而对我来说，却是一辈子的遗憾和伤疤。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在袁华眼里，这个身体残疾的孩子一直在证明自己也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和生活。回校一个月后，他就学会了用左手写字和看书。只是偶尔，袁华也会在寝室里发现没去上课而躺在床上“消沉”了一天的袁孝伟。“我想地震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种子，种在他们心里面的，在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是不可能抹去的回忆。”袁华说。
“社会好现实好复杂”
“学校有时成了一个舞台，每个人都来唱自己的戏。”———2009届高三·五班唐高圣
各种各样的视察、慰问、捐助、媒体活动以及心理“辅导”依旧比肩接踵。
高三·五班的唐高圣说，每次学校都会要求他们提前一天半打扫清洁，整理内务，将杂乱的东西专门腾到一个房间里锁起来，等客人走了，再搬回来。
而有些“爱心捐赠”和媒体活动也让他们不胜其烦。“经常来几个人，捐点东西就扯上横幅拍照录像，要和我们搞活动，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啊。”
唐高平老师则在他的博客上记录了参加某电视台抗震救灾纪念晚会的经历：一个半小时的活动，10分钟不到的上场，只是唱一首歌，“还是假唱”，却让30名学生在成都整整“耗”了四天。
这些形式，难免冲击着原本单纯的孩子，高岚注意到了他们的这一心理变化：“开始的捐赠，孩子感激得不得了，但现在这种声音越来越少了。”
高考前几天，一所外省高校组织的“志愿者”专程来到北川中学进行“考前心理辅导”，几名大学生到高三各班讲述着奥运冠军的坚强，也顺便对自己的学校进行报考推介。
听了一会儿，袁龙突然从教室冲了出来。“我又想打人了。”他跟高岚说，原因是那个宣讲的大学生竟公然说，你们成绩在年级50名以后的只能报考我们这样的学校，不然你们还想考哪里？
就在这时，心灵花园对面的教室门口，一位老师和绵阳某高校心理系的一名女大学生争吵起来。这位老师愤怒地撕掉了该女生发给班上学生的心理调查问卷，“你们晓不晓得他们已经填了好多份这种问卷了，这对他们有啥帮助？”
旁观者一时错愕，气氛沉默而尴尬。高岚一言不发地走过去，轻轻掩上了教室的门。“我们所需要的心理援助，其实不是那种心理学上的各种活动，那是站在他们正常人的角度。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环境，一种氛围。”罗奇说。“学校有时成了一个舞台，每个人都来唱自己的戏。”高三一年，唐高圣说他最大的感触是“社会好现实好复杂”。
“有坚强也有脆弱”
“也许，人们和我一样把自己内心的期望和需求投射给了这所学校。”———华南师大心理学研究生卢奇飞
高考在即，校长刘亚春对今年的成绩已经不再乐观，但他还是鼓励老师，只要上本科线的人数突破一百，他还请大家喝酒。
6月8日，高考在长虹培训中心看似平静地结束了。如果说上届高考，语文作文成为了梦魇，这一届，理科综合成了他们的滑铁卢。
上一届，高考语文作文的题目《最想说的话》，让很多学生想起了地震。一位名叫赵然的女孩默写了在父亲节写给遇难父亲的信。写完作文，已经泪如雨下。和许多同学一样，语文考试之后，赵然失去了高考必须的平静心神，成绩也发挥失常。
而这一届，直到高考前几天才勉强赶着结束了新课程尤其理科综合的学习，学生们甚至来不及复习就匆匆上了考场。一位高三物理老师在自己的博客中向学生道歉：“我对不起你们。”
之后三天，2009届高三的学生们循规参加了一场心理辅导活动，在现场的欢笑中，以飞纸飞机的形式，将高三的身份和高考的压力传递给了下一届。而下一届高三，是北川中学地震中伤亡最惨重的一个年级。“地震造成心理影响还会持续。”高岚说，“越往后，可能情况越复杂，面对现实的焦虑越大。”
高考当日，华南师大心理学研究生卢奇飞来到心灵花园做志愿者。他曾像媒体宣传的那样，对这里充满了符号化的想象，以为到处是“张海迪”，“现代社会找不到了的某种东西在这里安放着”。
然而几天的接触后，他失望了，他发现这所学校“有坚强也有脆弱”，“也许，人们和我一样把自己内心的期望和需求投射给了这所学校，期望他们一直表现积极向上、奋发图强，但其实我们并不了解他们究竟承受着怎样的创伤。”卢奇飞反思说。
6月10日，在五班的毕业聚会上，袁华端着酒杯，郑重说出了他的毕业赠言：“这个社会很复杂，的确很复杂，但不管你们怎么变，我只希望你们内心深处至少都能保持一个善良的本性。”当晚，许多学生酩酊大醉，失声痛哭。
永远的北川中学
“未来的北川中学，能够打造国际化的概念，在英语、艺体上走一条特色之路。”———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
6 月25日零时，网上已经可以查到成绩了。板房区的夜晚虽然不像上一届四面哭声，却也彻夜难眠。傍晚，在寝室躺了一天的袁孝伟告诉前来探视的班主任袁华：他决定复读。“我支持他的决定，因为他有残疾，以后从上学到工作，都要受很多条件限制，分考得高点，将来的路才可能好走点。”袁华说。
这种忧虑也体现在陈问奇这样的地震孤儿身上。高考前，高岚要去瑞士开会，“非常担心他一滑边就不受控制了”。
成绩出来后，高岚发短信安慰陈问奇，说将来的路她会给他规划。“高老师说，我更适合国外的教育。”陈问奇看着记者笑。
这个曾经想过自杀的孩子，已经被高岚带着去过了两次广州。见识了大都市的繁华，他却为路边的乞讨者而“心痛”。在QQ空间里他写下了新的梦想：挣很多的钱，去帮助那些穷苦的人。
一心想考军校的袁龙，在体检中没能过心理测试关。考官让他第二天再去，这个孩子倔劲上来，竟没去。等到6月28日，全班要交志愿表了，他似乎又后悔了，但已于事无补，“算了，无所谓了”。“我花钱又做了一个心理测试，想了解我的性格弱点，以后改正吧。”他开始反思自己一年的表现，“我性格太暴躁了，总忍不住发脾气。”问及原因，他一阵沉默。“可能还是地震吧，我最好的几个朋友都在地震中遇难了，我觉得特别孤独。”半晌，他轻轻地说。
7月，他在电话里说，已经找到工作了，学开挖掘机，将来为灾区重建工作。6月的倒数第二天，北川中学2009届高三432名毕业生领到了红红的高中毕业证，在寝室门口最后留影后，十八九岁的青春彼此告别，各自扛着被褥拖着行李，走出长虹培训中心。
袁华回到宿舍倒头就睡。一年的班主任生涯，他自言成熟了不少，“下一次我会多用些法家的东西。”未来，这个27岁的年轻人最大的期望是，好好谈一场恋爱。 2009届高三的高考成绩被物理老师唐高平发到了他著名的博客上，遭到了个别网友的质疑：“才5个一本！”唐老师只得回应：“生源的基础不好。”
新的消息是，新一届高一，北川中学的录取分已经大幅提高，绵阳市将保证一部分优质生源到北川中学就读，北川中学还将与一家基金会合作，通过开办有着优厚奖励资助的“珍珠班”来吸引整个绵阳的高分优生。
一名北川网友在唐高平的博客上留下了这样的声音：“如果太过于追求上线人数，可能会迷失我们自己的。能让每一个北川孩子、每一个羌族孩子上大学，能让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能满足他们求知若渴的眼神。我觉得这才是北中最基本的目标。”
再过一年，中国侨联募捐2.5亿修建的新北川中学就要建成，校长刘亚春清楚，只要招生制度不改变，北川中学就永远不可能和绵阳中学、南山中学去竞争高考。他希望，未来的北川中学，能够打造国际化的概念，在英语、艺体上走一条特色之路。
学生唐高圣破例用学校发的助学金买了一瓶酒，送给英语老师。北川中学现在招生分数越来越高了，北川籍的学生越来越少了，他难掩担心，眼前这所正在成为“名校”的北川中学也许正离北川的孩子越来越远。“在我心里，也许只有北川中学的那片废墟，才是永远的北川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