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祥：我身上没钱，就15块美金的生活补助费，还是人家又支援了两块美金才买来的。回来后，听说北京也有了录音机，就包括侯宝林大师也是托人排了两天的队才买到一台，据说是240块人民币。
田歌：您那时在美国，没有盘算用那15块美金买什么东西吗？到了一个物质那么丰富的地方，您不想去消费消费吗？
赵忠祥：当时两国之间物质生活的反差特别大，包括汽车、橱窗、草坪、绿树、花果……那个时候，我们的物质确实很匮乏。什么叫穷逛？我们那会儿就是穷逛，兜里面什么都没有。你没办法想着去买什么，因为你什么都买不了。但是我们的人格非常伟大，我走在美国的国土上，走在美国的街道上，依然觉得非常骄傲。
田歌：我很关心这一台在当时象征时尚、象征富裕的砖头一样的录音机，带回来之后产生了什么效应？
赵忠祥：产生的效应是巨大的，都可以说是震撼人心的！我那个楼里，凡是认识我的人，没有一个不上我家来看一下这个录音机！而且还都要按一下，听听声音。因为他们都没有，只有我有。时至今日，我们再一想，觉得它是一个笑话了。但是，那是我们过去的日子。
田歌：就算是笑话，也是个挺珍贵的笑话。
此次美国之行，赵忠祥还采访了卡特，成为新中国第一位进入白宫采访美国总统的记者。令所有人惊讶的是，仅读过高中的他竟用自学的一口流利英语，向卡特提出了十多个有关中美关系的问题。他出色的表现不仅赢得了卡特的赞赏，还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表扬。
田歌：您在采访卡特的时候，我看您穿的服装好像是中山装。那个时候您以中央电视台记者的身份采访美国总统，其实就是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面貌。那当时，会不会给你特批一些钱，去置这身衣服？
赵忠祥：没有特批。出国的批件下来以后，本单位的会计会发给你120块人民币，就叫出国置装费。然后去服装店选料子，再请师傅量体裁衣。当时120块钱可以做多少衣服呢？我们做毛料的——现在这料子也没人穿了——可以做一身中山装，做一套西装，还可以买一件黑呢子大衣。如果你更节省一点的话，还可以买一双三接头皮鞋，再加一条领带。那套中山装是我带过去的，平时在台里穿的。
田歌：那时候有没有服装厂家赞助吗？
赵忠祥：赞助这两个字，那个时候听都没有听说过。我们第一次比较隆重、大规模地置装，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自己打了一个报告，是田纪云副总理下的批示，说我们可以到上海找上海的轻工业局，当时还叫手工业局，跟他们去联系几个服装厂，给所有的播音员提供服装。一年四季，每人都做很多套衣服，那次我是大开眼界了！我就负责跑这个事，差不多一个星期就要跑一趟上海。来回飞机票都比衣服要贵得多，但是飞机票能报，衣服钱不能报。
好歹出了趟国，也不能只给自己带一块“砖头”，总得给朋友们也带一些礼物。赵忠祥左挑右选，最后敲定了一次性打火机。
赵忠祥：那也得真正够朋友的才送。我数了一下，张三够不够，李四够不够……一次性打火机大家看着是眼前一亮的。哪儿像现在，随便一个小饭馆里，人家能给你端一盘上来。我记得我带回来以后，送给一个朋友，他都舍不得用。但是你再舍不得用，一个月、两个月你也得用完了。有一天我到他那儿去，正好看见他在抠持那只打火机呢！
我问：“你干吗呢？”
他说：“我钻一个眼，配一个螺丝。给它打完气了以后，用螺丝拧上，让它变成长用。”
除了砖头收音机和一次性打火机，赵忠祥还如珠似宝地给自己带回了一个“宝贝疙瘩”：一只易拉罐。
田歌：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比我还想听呢！
赵忠祥：这个说了，笑话咱也没用。只有今天咱们不是这样了，才能大胆地说出来，作为一种骄傲的回忆。那时中国还没可口可乐，在我住的宾馆里，就放了很多，抽屉里有，冰箱里也有。我也不懂，拿了一罐来喝。一拉，直冒黄沫。我喝了一嘴的泡沫，而且还有点辣。喝完以后，觉得人家那罐子也挺好看的，色彩特别鲜艳，跟工艺品似的。我心想别浪费了，就带回来一个。
田歌：那要带回来也不容易，弄不好会压扁的。
赵忠祥：没，我千方百计把它裹着包回来。带回来让我太太看看，然后我们用它装去污粉摆在窗台上。有朋友来了，也让他们看看，他们都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现在满大街都是，甚至变成了一个污染。
后来大概是1982年，我到日本去，第一次看到一次性的筷子。当时也觉着挺好的，又卫生又方便。可是今天呢？大家都觉得讨厌了，在想怎么能够把它消灭了才好。所以有的时候，国外已经出现的东西，不见得就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是当我们物质比较匮乏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盲目地觉得他们有的东西，我们也应该有。
田歌：赵老师说得特别对。过去我们穷的时候，就怕别人说咱们穷，我们也不承认咱们穷。我们今天敢于坦然地去承认我们曾经穷，是因为我们现在富裕了。您现在出国再回来，还带东西吗？
赵忠祥：你就让我带东西我也不带。你送我，我都求你能不能别送我，我们国内满大街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