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多少“信”上有危机？

中国在多少“信”上有危机？

                                2006年9月2日

何必

日前，中国反商业欺诈网公布的调查显示：北京、广东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遭遇的商业欺诈投诉最多……有专家预测，我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经济损失将高达6000亿元。（略。）

记者在建议观点里写道：（略。）

这全国还有个整规办，也真是让我这等孤陋寡闻的主儿开了眼。现如今，衙门越来越多，可社会秩序却越来越乱。所谓的精兵简政和机构改革，部门越改越多，效率越改越低，行政效果越改越差，成天到晚看着新部门成立，可这社会却越来越混乱，麻烦却越来越多。纳税人除了要为这越来越多的衙门掏越来越多的钱来养活之外，还要承受着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的现实，也就是说，花钱买罪受，税负压力越来越高，可所能得到的公共产品却越来越差，地地道道的假冒伪劣。

说北京的投诉率全国第一，大概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明北京的市场环境全国最差。从媒体上看，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异地骂街。不信可以看看现在的报刊，北京以外的媒体都是拣着外地的恶劣在开骂，从来不敢骂本地的，广东的骂山西的，四川的骂海南的，东北的骂上海的，反正都是说别人家的不是，形成了非常古怪的媒体监督氛围。

相形之下，北京的媒体监督毕竟比其他地方还要好些。这不是因为北京市当局有多么开明豁达从善如流，而是北京聚集着太多的媒体，其中很多都是北京市委宣传部管辖范围之外的，根本不听从北京市的指令，而做新闻最便捷的就是拣着自己身边的事情说三道四，北京也就成为各个媒体的众矢之的。如此，北京市当局也只能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爱说什么说什么。如此一来，北京市属媒体也就跟着沾光，即使说什么话有些越界，比起其他媒体来还是要服服帖帖，逐渐也就这么着了。

而且，北京是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有着太多的刁民，全国太多的部委局办都集中在北京，稍微有点子风吹草动就会直达中央，想捂也没那么容易，谁知道哪个单位里的犄角旮旯里什么人就与最高党政机关有着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瓜葛，不太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再加上，北京是历朝古都，大清朝遗老遗少们提笼架鸟无所事事东家长西家短，天下之事没有不知道也没有不敢议论的，皇帝脚下向来说客多。于是，北京人说的多干的少是出了名的，但分碰到什么不满意的事就叫唤炸猫嚷嚷到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

后来，法治社会或法制社会建设当中，北京人更知道了维权这么个时髦的用语，照猫画虎任什么狗屁地方都用，而且还张冠李戴无论什么事都喜欢与这维权给弄上关系，也就成全了来不来就告状投诉的臭毛病。

还有，这当局也不争气，总是弄出点子什么事来像新疆女人那般有太多的小辫子可让人抓，于是就有了比如郝劲松、喻山澜、于凌罡、秦兵、李刚等等爱横挑鼻子竖挑眼吹毛求疵的主儿，动辄就弄个什么事端来狠狠刺激了比如铁道部、全国认监委、北京交管局、北京税务局等衙门，媒体也乐得为他们的举动推波助澜大呼小叫，弄得满世界都知道，让北京上上下下都从中知道了，自己原本还有那么点子叫做权利的玩意儿。

从各地的情况看，北京应该还算是矬子里面拔将军凑合的份儿，比起外地来应该就让人且得知道比下有余了。

所以，北京针对商贸活动中欺诈行为投诉率全国第一，只能是北京的幸运，说明北京的人们在权利意识上的水准确实比较高，或者是北京的衙门在受理投诉方面不敢像其他地方那样胡作非为。换言之，北京的投诉率居高不下证明这里的各方博弈中的势力差距不像其他地方那么巨大而分明。

倒是，“中国企业诚信状况调查显示：目前经济领域的失信现象是非常突出的，被欠款困扰的企业有80%；遭遇违约的占71%；而遇到侵权和虚假信息的也分别占到47%和31%，有专家预测，我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的直接和经济损失将高达6000亿元”这种说辞让人触目惊心。

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社会败坏的状况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努力在客观上和结果上落得了什么样的结局。

如果市场主体当中，相对于消费者来说已经享受着霸权地位的企业，有4/5的企业被欠款所困扰，超过70％遭遇违约，这还能叫做市场么？说是个骗子乐园还差不多。

现如今流行的话是怎么说来着？这年头，除了母亲和骗子是真的，其他都有可能是假的。

遇到这种社会怎么办？既不想对着干，也不想任人宰割，就只好在尽可能的范围里和程度上拒绝消费。消费的行为越多，遭遇到欺诈和陷阱的可能性就越大。消极的人生态度在此应该是很有效的。

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内需总是无法启动或者振作。除了高储蓄率对绝大多数储户来说意味着自我创设保障体系功能的意义之外，还有就是除了面对国家的合法暴力下强制性的纳税迫使国民不得不屈从掏腰包之外，只要能够自己调整的行为当中，尽量避免消费以减少由于消费带来的身心伤害乃至折寿，应该是最佳的行为方式。

孙立平在分析“扭曲的改革”与利益最大化时认为，“扭曲的改革”不是改革的某种中间性的过渡阶段。我国的改革以渐进式的方式而著称。这样的改革方式，对于探索改革的道路，减小改革的代价，无疑是有意义的。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渐进中的每一步，并不一定意味着是有利于达到最终目的的阶梯。它在其中的每一步都有可能固化下来。特别是在社会中的利益集团已经有力量来影响改革进程的时候，这种固化下来的改革就可能会成为一种半吊子改革，一种扭曲的改革，甚至成为一种烂尾工程。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背景的变化，这种“扭曲的改革”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每一种形态都可以成为攫取利益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只有当另一种形态可以提供更大利益的时候，这种形态才会被另一种形态所取代。“扭曲的改革”的高潮就是官商联手进行的改制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样扭曲的改革之下，“市场”成为权力开辟出来的可以成为实现权钱交换的新场所，而权力也蜕变为谋利的新手段。

周孝正在“问题与选择——未来5-10年中国社会发展”研讨会上如此看到当今的中国及其中存在的超女现象：考察中国的现状，深深感到这个国家没有魂，总结中国社会叫做“八无”：无知、无能、无情、无义、无道、无德、无耻、无赖。而在我供职的《城市》节目中，我曾经和擅长足球评论的董路与周孝正一起就如今越来越多的拼车拼房等“拼”现象做演播室观察，我对周孝正提起他的八无，他说是针对八荣八耻而来，我认为既然如此，应该对仗，有八无就应该对称着“八有”。他感觉应该如此。至于“有”什么，这应该是个有趣的创作。

在社会主义理论日益无法有效指导社会生活之际，人们不得不祭出中国古典的文化来混淆视听，教育部长周济在短短两三年光景里，不知道花费了纳税人多少银两，在全世界就星罗棋布地设立了80多所孔子学院，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证。

人们也注意到，孔儒学说的根本，就是专制、反对平等、强调等级森严、倡导知识分子的政治权等等。

可即使如此，人们惊奇地发现，仁义理智信等等孔儒说辞中的核心成分，在当今的中国也荡然无存。我们如果说现代中国社会是个无仁无义无理无智无信的地界儿，这应该也算是准确而客观的吧。

现在屡屡说到诚信，仿佛成为口头禅。记得改革开放初期，有三信危机的说法，说的是当传统教育的高大全所附带的伦理体系以及整个价值观被彻底颠覆之后，全社会都陷入了一场万劫不复的精神灾难之中，而其表现就是人们没有了信仰、信任和信心，出现了这三信方面的危机。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过去了，情况又如何呢？三信危机消除了吗？或者发生了哪怕是一些缓解了吗？我们的社会现在解决了信仰、信任、信心方面的缺失了吗？

没有。

如果说，当下在大陆的中国人没有信仰、没有信任、没有信心，这应该是个具有普遍性、历史性和决定性的盖棺定论。

我在想，三信危机算什么？现在还有多少信上有着危机？很无聊地翻阅辞典，查询以“信” 开头的词汇，有信服、信奉、信访、信号、信汇、信教、信件、信赖、信念、信任、信瓤、信托、信徒、信条、信息、信箱、信心、信用、信誉、信仰、信义、信宜、信号、信汇、信函、信守、信手、信使、信实、信史、信士、信物、信贷、信度、信道、信德……

后我在所有这些词汇上后缀个“危机”，竟然发现基本上畅行无阻，虽然不能完全与当下教科书那般严丝合缝，可能和语义学上的规定也不大相符，但却惊人地具有着危机所呈现出来的炽热、刺激、目瞪口呆和耐人寻味。

如此说来，改革开放快30年，我们从三信危机到了什么状态？慢说是五信、八信，恐怕说他个几十信危机也绝不是危言耸听。

这当然是我这等乌鸦嘴般的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者看到那半杯水后顺理成章的感想和结论。但可怕的是，当下就是让我这等乌鸦嘴嚣张的时代，或者说，是时代实在不令人感到有什么值得弹冠相庆的货色，不管是为官到了几品之高，还是作为我这等社会最底层的一大把岁数依然一贫如洗醉生梦死的混混儿，都在污言秽语胡说八道，充满了对周边的绝望和失落的情绪。

也许，这才是我们货真价实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