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万语千言
语言即存在，不能被语言描述的生活即为不存在。于是，我们为了存在而写作。
长篇自传体小说《1989，不合时宜的回忆》连载
第二章 双城记
一
我父亲于1941年出生在山东半岛南部海岸的一个小渔村里。那里自然条件恶劣，且战乱频仍。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每当发生饥荒或战争时，那里的人就会向北迁移，俗称“闯关东”。
我父亲九岁时，被我爷爷带着去了东北。据说当时闯关东有两条路：陆路和水路。坐渔船穿越黄海比走陆路要省力，但也有风险：如果风向不对，有可能被刮到韩国或日本。 闯关东之旅想必也充满了紧张刺激的情节。可惜，我父亲和我外婆一样惜话如金。偶尔提到自己的迁徙，也是从我完全意想不到的视角。他会感慨自己当年冒著生命危险离开的贫穷的渔村，如今变成了繁荣的海港。“谁能预见到这一点呢？”他会惋惜地说：“贫瘠的土壤突然值钱了，只因为韩国和日本需要我们的铁矿石，煤炭，水泥，镍，铝土矿......”
1959年，我父亲高中毕业。他不是顶尖的学生，但他想去北京上大学。通过一番研究，他发现北京钢铁学院（现为北京科技大学）的录取标准比其他学校略低。这是因为北京钢铁学院的学制是五年，当年除了北钢之外，五年制的就只有清华了。一般人都不愿意在一个不太有名的大学里渡过五年青春。但我父亲只是想去北京，不在乎多学一年。我的祖父一直是个流动小贩，那时刚刚攒够钱盘下一家小商店。他向自己唯一的儿子保证：只要你肯学习，不管学多少年，我都会全力支持你。就这样，我父亲申请了北钢，并且被录取了。
我父亲认为：去北京上学是他一生中做出的最关键的两个决定之一。起初，他只是想去首都，因为那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等到“三年自然灾害”来临，他才意识到这个决定有可能救了他的命。从1961年到1963年，中国遭遇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因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据说达到3000万。饿死的人大部分都在农村。北京居民能够勉强吃饱，大学生食堂又比普通居民供应得更加充足。主食是能够管饱的，周末能多吃一个鸡蛋或者一份肉菜。
我父母都是北钢的学生，但直到1961年才确定恋爱关系。自从我爸成为我妈正式的男友，我妈就开始每周六晚上回家，把她的餐券留给我爸，以便他可以享用双份的鸡蛋或肉菜。如果依她的心愿，她愿意把周日的晚餐也让给心爱的人，但我外婆的耐心总是在周日午餐之后被磨蚀殆尽，开始朝我母亲唠叨：“我自从18岁以后就没有吃过我父亲的一粒米。”
虽然我母亲对我父亲的爱经受了饥饿的考验，但在毕业之前，他们的关系遇到了更加严峻的挑战。我母亲很容易就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但我父亲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理论上，他也可以申请北京的工作，但他既不是最优秀的学生，也没有过硬的社会关系。
又经过一番深入细致的研究，我父亲申请了天津的一个职位。天津距离北京不远，也是直辖市，但它的吸引力就比北京低很多，因而竞争者寡。我父亲认为这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地方。可后来的事实证明：外地人不愿意来天津是有道理的。天津风气保守，且相当排外。我父亲一生事业毫无建树，既比不上留在北京的同学，也比不上回到原籍省份的同学，他自己的解释就是天津限制了他的发展。不过他并不后悔，他选择天津落脚是为了娶到我母亲。所以他的故事也可以说成是为了爱情而选择平庸的生活。
我父亲和我母亲一毕业就结了婚。两年后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从结婚一直到我九个月大，他们俩一直两地分居。1967年，我父亲终于说服我母亲放弃了北京的户口和工作。我外婆对此一直心怀不满。 “那个小白脸太精明了！”每次提到我父亲，她都要这样恨恨地说。
我父亲则说：选择天津是他一生中做出的第二个重要的决定。那时他才23岁，从此之后他就再没作出过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
对于放弃北京户口，我母亲从未公开表示过后悔。2000年我女儿出生时，她去医院探望我。她抱着自己的外孙女，轻声地念叨著：“你这个小北京人儿，你这个小北京人儿。你多幸运啊，一生下来就是小北京人儿。”
二
我母亲只有56天的产假。第57天，她回到工厂上班，顺便把我送进了厂办日托中心。日托中心是用铸铁车间的厂房改建的，所以有着高高的天花板。我躺在窗户旁的一张婴儿床上，无形的风好像手臂一样，把窗帘掀起又放下。窗帘下面露出一个女人的半张脸。她的眼珠左右晃动，最终定格在我的身上。那个洞穴般的房间里睡着几十个孩子，不知为什么那女人偏偏对我感兴趣。我感到恐怖。我大声地哭。我一哭，那个女人就不见了。风也停了。窗帘安然落地。我的世界重新陷入寂静。直到今天，我都坚持认为以上情景来自于我自己的记忆，但我母亲则说这绝不可能。心理学实验证明：六个月大宝宝的记忆力只能持续24个小时，九个月大宝宝的记忆力只能持续三十天。
这个场景也可能来自阅读加想像。集体育儿在五六十年代非常流行。当时整个国家都处在理想化的高潮中，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即将到来，私有财产将被取消，儿童应该集中养育。出生于1957年的作家王朔曾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中写过一个类似的细节。他整个童年都在寄宿学校度过，由保姆和老师共同抚养。但每年都会有那么一天，一个女人会突然冒出来，搂着他，要求他叫“妈妈”，并与他合影。他起初感到很尴尬，但看到每一个同学都会被一个类似的疯女人骚扰，心理也就平衡了。我很有可能是在读了这些小说之后，再加上一点想像，创造出了我自己的叙事。
当我母亲搬到天津时，她就把我留给了我外婆。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直到今天，我父母也没有正式给过我一个解释。只有一次，他们提起：我三岁那年，他们得到一个机会，可以让我入读天津市最好的幼儿园，于是把我接回了天津。但我对上幼儿园很不适应。几天之后，我宣布明天不去上学了。我父亲打了我一巴掌。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因为我精力充沛不依不饶地哭了一夜。那时我们家住在一间不足15平米的公寓房里，我的哭声让整栋楼的人都心神不宁。天亮后，我父母筋疲力尽。我母亲带我去火车站，登上了第一班返回北京的火车。
他们想用这个故事证明：他们给过我机会，但是我自己放弃了；他们还想证明：我是一个固执的孩子，而他们对我十分纵容。但问题是我根本不记得这件事儿。不过，从写作的角度来说，普通的作家可以编造情节，只有杰出的作家才能编造细节。我父母所描述的细节是可信的，我不认为他们有凭空编造出这些细节的能力。
三
我在外婆家一直生活到12岁，但我从来都没有北京户口。按道理说，我是不能在北京上学的，但毛泽东时代有它自己的政治正确性，那就是“全国一盘棋”。我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没有贵贱之分。我父亲特別擅长使用这个角度。他说服了我外婆家附近的一所小学的校长，于是我就以借读的身份注册入学了。如果换到现在，外地生借读至少得交几万块钱借读费。
1973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背着小书包，快乐地走进月坛一小的大门。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相信这种说法，因为我真切地感觉到我就是那幸运的三分之一。
两年后，学区对学校进行了调整。月坛一小的校舍改成了月坛中学。月坛一小的学生一分为二，分流的标准是月坛南街。住在月坛南街南侧的都去三里河三小，北侧的去月坛二小（改名为月坛小学）。我家就在月坛南街北边，与我隔街相望的对面公寓楼里的同学就去了与我不同的学校。在宣布决定的那天晚上，我突然感觉月坛南街就是台湾海峡。我幸运地留在了大陆，而我可怜的朋友不幸流落到台湾。
我一直生活在这种乐观情绪里，直到1978年。
四
1976年是中国剧烈动荡的一年。周恩来逝世、“四五运动”、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粉碎四人帮，一个剧变接着一个剧变。尘埃落定之后，“毛泽东时代”就结束了。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学就停止了正常的运作，一直到1977年才恢复高考。这一年，将近六千万年青人怀揣希望湧入了全国各地的考场。大约有4.8％被各级大学录取。
教育的话题席卷了各个阶层。如果你想进入一所优秀的大学，那么你需要进入一所顶尖的高中，而为了进入好高中，你需要先进入好小学。几乎一夜之间，月坛小学的老师们卷起袖子开始了行动。家庭作业多了起来，每周都会有测试。好学生被老师带着到处去参加数学竞赛。
这些老师们几乎都像我的父母一样，在文革前读完了大学，在文革中忍受着“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诅咒。突然间，他们再次成为受尊重的社会成员。我父母一直对邓小平心怀感激，因为是他在1977年宣布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随着中国人重新发现学习的热情，地区意识也开始冒头。1978年，北京重新调整了学区，将学校划分为重点和非重点学校，并且明确规定：非北京户籍不能考重点校，只能在非重点校借读。理由很简单：如果你不是北京的合法居民，北京市为什么要把宝贵的资源浪费在你身上？
1978年6月，我的老师在课堂上点了几位学生的名字，通知他们去参加重点中学入学考试。我通常是属于这个群体的，但不知为什么那个名单里没有我。几天后，我父亲突然来到我外婆家，宣布要带我回天津上学。我这才知道，原来班主任老师给我父亲打了电话，告诉他：我没有资格在北京上重点中学。如果继续留在北京借读，我只能去第一百一十一中学。它是西城区最差的学校之一。
我并不在乎去哪所中学，我只是无法接受回天津。我已经完全习惯于与外婆在一起的生活，无法想像世界上还有別的地方可以称为家。
在1978年之前，我一年只能见到我父母两次。夏天我会回天津过暑假，冬天他们会来北京过春节。每次，当我母亲刚刚见到我的时候，总是对我百般温柔，大概是为了弥补我不在她身边的愧疚。然而过了几天，就在我们即将分手的时候，她会突然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发不成比例的脾气，似乎她对我一直看不惯，前几天都在忍着，如今终于到了极限。好在每次到了她发脾气的阶段，我们短暂的相聚就已经接近尾声了。
一想到我将和他们日复一日生活在同一个屋簷下，我的泪水就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我从外婆家跑了出去，躲在公共卫生间里。我们这一层楼几十位女性共用这一个卫生间，高峰时段总要排队。能够独自一人在这里哭，这可真是难得的奢侈。我倾注了所有能量，嚎叫，大哭，几乎窒息。我决心坚守阵地。我父亲绝不敢硬闯女厕所把我拖走！
过了一会儿，我的哭声开始变弱，我的眼睛也流干了。我希望外婆来接我，给我一个台阶下，但她始终没有出现。舞台上只有我自己一个演员，我不知道这场戏该如何结束。我在洗手盆下看到一瓶洗涤剂——不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温和中性的家居洗涤剂，而是工厂用的强酸性清洁剂。我打开瓶盖，将刺激性液体倒入洗手盆里。一股酸雾升腾起来，呛得我涕泪横流。就在这一刻，一位邻居走了进来。作为一位拥有常识的女性，她立即捉住我的胳膊，把我扭送回外婆家，就像警察将嫌犯交给检察官一样：“这孩子在厕所里玩儿强酸，太危险了！”
我外婆什么都没说，只是递给我一个背包。当我在卫生间痛哭的时候，她已经给我打好了行李。我并没有什么私产，无非就是几件衣服。我父亲二话不说，当即拉着我前往火车站。
火车开动了，我的眼泪再次涌上来。我父亲冷冷地说：“你要面对现实。“
这是他的原话：“面对现实”。在此之前，我只在电影中听到过这种措辞，通常都是共产党讯问者向刚刚被捕的国民党特务说：“你已经被我们抓到了，面对现实吧。”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怎么可能是一个父亲对一个十二岁女孩说的话？
三十年后的2008年，我儿子在加拿大开始上幼儿园。对于一个从没离开过父母的孩子来说，第一次面对陌生的环境有些抗拒是完全正常的，而对我儿子来说，还要加上语言的困难——幼儿园老师只说英语。那时我正在《明报》温哥华分部工作。有一天，我接到了幼儿园老师的电话。“你的儿子不停地哭。他唯一要做的就是跟他的母亲讲话。”我听出老师很不耐烦。一般小孩哭上两个星期也就够了，但我儿子上幼儿园已经快一个月了。老师说完就把电话交给了我儿子，后者用嘶哑的声音发出了一串急促的音节。我完全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我心里很急，因为我是在办公室接的电话。我不想让同事知道我对一个三岁孩子一筹莫展。于是我脱口而出：“我会早点下班来接你，好吗？但你现在需要面对现实。”
掛上电话，一位来自香港的同事问我：“安纳，你的儿子多大了？他明白'面对现实'是什么意思吗？”
我很震惊。我简直不相信这是我刚才说过的话。我还记得当年我父亲对我这样说话时，我如何深受伤害。我不是发誓要比自己的父母做得更好吗？我阅读能找到的每一本育儿手册。我会蹲下来与孩子交谈，以避免身高的差异给他们造成压力。这都是我父母绝对不曾做到的。我敢打赌，如果我与儿子面对面交谈，我不会说那冷冰冰的四个字。但是电话让我失去了警惕，说漏了嘴。也许我并不比我父母好很多。也许我的心灵从来没有摆脱枷锁。
奇怪的是，我儿子听到“面对现实”，竟然真地就不再哭了。他肯定无法理解这四个字。但他大概可以感觉到：这不是为人父母应该说的话。说这句话的嘴唇，一定不是今天早上与他亲吻告別的嘴唇。这么奇怪的事情都能发生。最好还是先止住哭泣，也许还会有比上幼儿园更糟糕的事情。
和我父亲一样，我成功地疏远了我的儿子。
五
1978年5月，我回到天津。我父亲安排我到陈塘庄小学注册上学。老师们不太愿意接收我。中学入学考试即将来临，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可能会降低整个学校的平均分。我父亲恳求他们至少给我一个测试，他们同意了。一个老师带我去了一间空教室，递给我两张考卷。一张数学，一张语文。等我答完了，那位老师走进来，收了卷子，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我向窗外望去，注意到这所学校是一排排的灰色平房。眼前的木窗台开裂了。我坐的桌子和椅子也很丑。这所学校比我的月坛小学落后二十年。我的心开始下沉。乐观的泡沫开始破裂。“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难道我不再属于那幸运的三分之一？
我父亲站在不远处的一棵树下，穿着一件白得耀眼的衬衫，右胸前的衣兜上插着一只钢笔。这是那个年代工程师的标准打扮。我远远打量着他，心想：“这个家伙是谁呢？凭什么就把我拖到这里来？谁给他的权利？我怎么知道他是我真正的父亲？”
那位老师再次走进来，领我回到了大办公室。几位老师看我的眼光都与刚才不同了。一个老师问我：“你在北京算是好学生吗？”
“我中等吧......中等稍微偏上一些。”
另一位老师叹道：“看来我们和北京的差距不是一点点啊！”然后，大家都陷入深深的沉默。
事实上，我之所以这样回答只是出于谦逊。即使在北京，我在同龄人也能排到前10％。我没想到我的谦逊把这些好老师带入自我怀疑。就像我在生活中犯过的大多数错误一样，我以为自己的言行是出于善良，实际上却是出于无知。我无知，因为我在等式中永远只能看到自己。
回家的路上，我父亲拉着我的手。我偷眼看他，感觉他脸上正在发光。
这在我的生命中也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重要性等于我外婆“被娘家上赶着送来”。 他们是不是我真正的父母已经不重要了。我发现了与他们和谐相处的窍门：只要我学习好，他们就能接受我。
我在陈塘庄小学只呆了一个月，但那短短的一个月里，我享受着明星级別的关注。不久就到了中学入学考试的时候。我取得了足够高的成绩，考上了河西区最好的中学：新华中学。然后，暑假就到了。
六
我坐在火车上，望着无尽的田野。我要回北京与我外婆一起过夏天。在北京与天津之间是广阔的华北平原。单从地形地貌以及农作物的品种，你看不出来天津在哪里结束，北京从哪里开始。除非你能看到铁路边写着“北京”两字的白色木牌，而这正是我一刻不敢眨眼的原因。
我第一次痛苦地认识到北京是多么地大。在此之前，我曾将北京等同于外婆所住的公寓楼，最多再加上月坛公园和月坛小学。现在，即使我看到了那块写着“北京”的白色木板，我还要再坐一个小时的火车，外加十站地铁，然后再走上十五分钟，才是我外婆的家。
这是我第一次理解什么是空间，就像上一次，当外婆去街道办事处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什么是时间一样。焦虑和痛苦是认知的源泉，此事一再发生在我的身上，不知其它人是否也遵循这一规律。
外婆家里的一切都像我从未离开过一样。楼下的便利店、饭店和街上的书店都还是老样子。北京儿童医院的烟囪也还在昼夜不停地释放白烟。不一样的只有我。因为意识到自己没有北京户口，即使睡在外婆的家里，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外人。
在我移民到加拿大后，我开始阅读加拿大的历史。1534年，法国探险家雅克·卡蒂埃抵达现在的魁北克。当他回到法国时，他绑架了两名年轻的印第安人。第二年，他的探险队回到了新大陆。当他们进入圣劳伦斯河河口时，他将这两个印第安男孩带到甲板上。木船板在脚下吱吱作响，狂风拍打着头顶上的旗帜。两个男孩子紧盯着岸边，突然，一名男孩大声喊道：“去加拿大的路！”卡蒂埃於是在他的笔记本上写道：“这片土地被称为加拿大。”
历史学家指出：卡蒂埃的理解是错误的。印第安人的头脑中还没有建立起整片大陆的概念。加拿大只是“村庄”、“定居点”的意思，是男孩子所在部落安营扎寨的地方。
我当然同意历史学家的看法。不过，当这两个男孩被从“加拿大”带离时，“加拿大”对他们还意味着打猎后走上一小时便能返回的村庄。可等他们被迫来到大洋的另一边，然后再航行回来，“加拿大”在他们心中，就已经成为一片遥远的，和欧洲截然不同的，需要耐心与坚忍才能重返的大陆。此时此刻，这两个男孩对于空间的理解，想必已经与他们留在故乡的亲人截然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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