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门奇石
职业: 外科医生 业余爱好: 旅游, 文学, 京剧, 工作之余喜欢写些怀旧散文, 随笔
隆冬时节，难得的天气稍稍转暖了，和煦的阳光洒向大地，给人丝丝暖意。正当我们在院子里边晒太阳边聊天的当儿，几个乡下农民用一付门板抬进来一个病人，我与一位护士跟着把病人抬到病床上。这病人又瘦又黑，呼吸微弱，一动不动，要不是两个眼珠还在转动的话，我真要怀疑抬进来的是个死人了。这人个子一定很高，因为躺到床上后，他的两只脚已经伸到栎树做的床架外了。我开始询问病史，帮他作体格检查。病人穿的一件黑呢大衣，虽说脏得泛起油光，但可看出这大衣料子不错。当我把他大衣扣子解开一看，不由人大吃一惊，原来里面除了一条百孔千疮的绒裤外，未穿任何衣服，那大衣里子上面爬满了白色的虫子，旁边的护士惊叫起来：“啊！这么多的虱！”说来惭愧，我从未见过白虱，那次总算大大的开了眼，我忍住了病人身上难闻的气味，小心翼翼地当心白虱爬到身上来，急忙把体格检查做完。那时医院连个X光机也没有，凭我学到的知识，这个病人是胃穿孔，应该进行手术治疗。我对送病人来的几位农民讲，快送城里人民医院去开刀，在这乡下小医院只能等死。那几个人你看看我，我望望你，大眼瞪小眼，不吱一声；后来一个人小声道：“我们也作不了主，问问大队看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接通了大队部的电话，答复是只能在本地看，大队里没有钱，医院里不收就抬回去！我听了很气忿，就问谁是家属，几个人的眼光集中到一个瘦瘦的个子矮矮的人身上，这人的脸突然红了起来，结结巴巴的说，他没有家属。我把情况向院长汇报后，院长请示乡民政，答复也是在我们
医
院先看起来。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硬着头皮把病人收下来。
因为护士怕白虱，没办法只好我自己给病人打针输液。送他来的人一个不留心都走掉了。天黑后大队派来陪病的人才到，这人是个瘸子，右手又是只有臂膀没有手的，据他自己介绍是大队的治保主任，解放前地下党住在他们宅基上，他给他们放过哨。解放后按理应该安排他当个官，因为不识字，所以安排在大队当治保主任。那年月，农村里的人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連个小偷也没有，治保主任也就没事干，所以大队派他来陪病人，每天给一斤米。这个病人挺可怜的，而且只是在我们医院挂挂盐水，打打止痛针，不过是拖日子罢了。我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实在有些于心不忍，所以空下来经常去看看他，在治保主任和他断断续续的介绍中，总算了解了个大概。这病人是江苏盐城人，从小就跟村上人到了上海，在油条店里做大饼油条；解放后进厂当了工人，娶了妻子，有了三个小孩。六零年国家困难，他带头报名全家下农村，当时在纱厂做工的老婆不愿下乡，给他死磨硬缠，在一片锣鼓声中，他们全家戴着大红花糊里糊涂的就到了乡下，凭着一股热情积极争取下乡的他到了乡下才傻了眼，三间毛坯房，屋顶上的茅草发了白，薄薄的一层，这房不挡风不遮雨，锅瓢碗盏全无（当时的情况与六十年代后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待遇真有天渊之别）。这些还不是大问题，最棘手的是夫妻俩从没干过农活，每天起早摸黑，浑身酸痛回家来，三个孩子大的才十岁，最小的四岁，成天在泥里打滚，脏得象小叫花子；他老婆本来就不愿下乡，这么一来，吵架就不可避免了，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以后逐渐升级，开始动武，不到半年，这个家就破碎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却遇顶头风，另一个人的加入使这个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家庭彻底瓦解。生产队里有个光棍，说起来和他老婆是苏北老乡，小时候随着父母到这苏南水乡种客田，父母早已去世，因为家里穷，三十出头的人还没有娶亲，看见这家上海下来的人不会干农活，就经常给他们帮忙；刚巧夫妻俩由怨生恨，他老婆一来二去就跟这光棍好上了，开始还是偷偷摸摸的，过不几时这个光棍就登堂入室，堂而皇之的住进了他家，俨然像个主人；他倒被赶到了外面堂屋里安了一个竹塌住下来，这时他才真正懊悔当初这个“风头”不该出，但已无可挽回。他也曾写信向原单位陈诉困难，要求回上海，可惜十多封信换来一个答复：“上海没有政策，安心在乡下务农。”他只好在这凄风苦雨中捱日子，还处在那种尴尬地位，直至这次发病。送他来医院的那个瘦瘦的矮个子就是他老婆的“汉郎头”（当地人对姘夫的称呼）。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我真恨自己不会开刀（当初我是干内科的，也因了这个病人，后来下决心改行干了外科），只能看着他等死，但嘴上还要安慰他：“不要紧，挂挂盐水就会好的”。每次他总要对我说：“谢谢侬，蒋医生，侬真是个好人！等阿拉毛病好了，回到上海，侬一定要到阿拉家里白相，阿拉一定好好报答侬”。他的感谢更使我难受。
他入院的第五天吧，那天天气特别冷，天阴沉沉的，空中飘着雪花。病人的神志有些不清了，我替他把取暖的盐水瓶换上热水，看着盐水一滴滴滴下去，我的心也在向下沉。他的眼睛睁着，嘴唇微微的翕动，好像在喊：“回上海，回上海”。半夜，护士来叫我，说童富贵不行了，我起来一看，病人脸色蜡黄，脉搏微弱，血压下降，气若游丝。我叫护士打了两针强心针，这也是聊尽医生的职责罢了。凌晨四点钟，他终于脱离苦海，走了。头天晚上，他告诉我，他是独子，父母亲苦了一世，希望他这辈子又富又贵，所以起的名字是富贵，可现在又苦又穷，说着说着，两行浊泪从眼中流下来。
夜间大队部没有人，电话也不通，瘸子治保主任只好一脚高一脚低赶回去通知。早晨大队里派来一条水泥船，他老婆也来了，看上去人倒蛮清秀的，在医院里医生护士的睥睨下她哭得很伤心。几个人七手八脚帮他穿上那件黑尼大衣，放在竹塌上抬到船上，这时候大片的雪花落下来，落在他那件黑尼大衣上，就像特为缀上去的白花。
突然我脑海里冒出唐代民间诗人张打油的一首打油诗：“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黑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
河滩边的老榆树上，两只寒鸦嘎的一声飞起来，船橹划破水面，渐渐远去，鹅毛似的雪片还在纷纷扬扬的下着，天空和大地一片白茫茫。
外记：
七十年代后期，随着插队知青返城的政策得到贯彻，童富贵的老婆和孩子总算把户口迁回了上海，她本人也回到了原来的工厂；只是她后来的丈夫只能继续留在乡下。那瘸子治保主任文革期间被人揭发出来曾经出卖地下党，所以不但治保主任的职务被革去，还吃尽了苦头。文革结束后才给他平了反，并且安排在一个单位当每天喝茶聊天的三把手领导，不久就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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