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录（九）天道福善祸淫

  （九） 天 道 福 善 祸 淫

《圣经》【诗篇】34：13：“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世人。”【真言】3：33：“耶和华诅咒恶人的家庭，赐福与义人的居所。”我们也常言道，天高听卑；天道皇皇，报应不爽；天道福善祸淫。行仁善、公义，天必赐福；顺天休命也。为邪恶、奸慝，天必降祸；逆者遭天诛也。故《孟子。禽娄上》云：“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这福祸、顺逆、存亡，在近代历史人物汪精卫一生行为、遭际上得到了最集中、最突出、最显著的体现，神在他身上彰显了最大的公义，神意在他身上表现最明显。不方拭目以看。

前 半 生——辛 亥 革 命 之 元 勋

   汪精卫（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本名汪兆铭，表字季新，别号精卫（笔名）；祖籍浙江山阴（绍兴市柯桥区），生于广东三水县（今佛山市三水区）。出身书香门第，清末秀才，公费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政法大学。其时，他年轻有为，才华横溢；满腔热血，正气懔然，以排满兴汉为己志。1905年7月在日参加革命同盟会，被推为同盟会评议会评议长，以“精卫”笔名在《民报》撰文《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多篇锋芒犀利文采焕发的文章，批驳康、梁保皇党谬论，宣传三民主义思想，激扬革命志气，轰动一时，甚为革命志士们赞赏。孙中山先生对他的革命豪情、富赡文采也甚是欣赏，遂收为秘书，充文胆职。1907年，随中山先生游说越南、马来西亚等南洋各地建立同盟会分会，筹集革命经费。在马来西亚槟城结识富商陈耕基女儿陈璧君。陈璧君见他既为革命青年才俊，且仪表堂堂，堪称美男子，遂倾情于他。当时，他真乃“天之骄子”。

   是上天的嘉赏吧，当下他也很有胆识和勇气。因激愤于起义屡败，同志间士气低落，他遂决意前往谋刺满清摄政王载沣，欲以己之牺牲激励众同志。他在《致南洋同志书》中言：”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也。“其时，何其慷慨激昂，大义凛然！这次谋杀因事泄而失败，他被捕入狱。初判死刑，后经主审的肃亲王善耆从中斡旋，改判终身监禁。他在狱中仍豪情满怀，视死如归，吟诗道：”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他有如此之气魄，故得以不死。或许这也正是感化肃亲王善耆的缘由——革命志士如此大义凛然，安得不使之产生畏惧心理？未即杀，翌年辛亥革命胜利，遂得释。这不明明神在护持？确如《易。大有》所言：”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圣经。诗篇》亦言：”义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

中华民国成立，满清退位。汪精卫作为辛亥革命的功臣，理当享受革命成果，作高官，得尊容，踌躇满志；而他却一反常态，携新婚伉俪陈璧君飘然高举，洒脱的远去法国留学苦读。其有功不居、允恭克让，谦躬自抑之谦谦君子之风沛然感人。直至1915年，孙中山电召讨伐袁世凯称帝、开展”护法运动“，方归国，追随孙先生左右，颇似一忠实信徒。19年，遵孙先生嘱托，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亲任主编，致力于”三民主义“建设，弘扬”孙文主义“。以故，深得孙中山的信任。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即任命汪精卫为政府顾问、广东省教育会长；24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协助孙先生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当年11月作为贴身秘书，随孙先生北上”商谈国是“。在孙先生病危之际，他受命笔录先生遗嘱。显见，孙先生对他是何等的倚重！实际上，孙先生把维护民国法统、推行”三民主义“、实现建设独立富强国家的宏愿，全寄托在他身上了。

其时，汪精卫也确实像《诗经》【大雅】所赞颂的高尚君子：”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然而后来他不知自省，检讨所作所为是否合乎天命，反而有意悖天道，故其由”受天之祜“，转而遭天之诛，真乃天理昭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自是不爽。

 

后 半 生——遗 臭 万 年 的 汉 奸

汪精卫生性懦弱自卑，孙先生在日，他俯首帖耳听命于孙先生；孙先生去世，若失怙恃，急急忙忙投靠苏联驻广州代表鲍罗廷、季山嘉等，借助他们推行”三大政策“。于是，被推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当时，他被视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国民党中的“左派”。1926年3月，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蒋介石为了独揽军权，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不听节制，驱逐阻挠北伐的苏联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汪精卫愤而辞职出国，去法国马赛疗养。

及至北伐军节节胜利，迅速攻克武汉三镇，顺江而下，进行东征，并开始大肆进行”清党“活动。苏联代表鲍罗廷等人为牵制、掌控蒋介石，扼制他的凶焰，遂将国民政府迁至武汉，急召汪精卫归国主政。汪精卫于1927年2月回国，立即旗帜鲜明地声明，坚持”联俄容共“的主张，一心依靠苏联。他认为，国共两党在长时间内目标一致，理应合作，有分岐也是自然的；”清党“必然惹恼苏联，将会给革命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他公开痛斥蒋介石”清党“之举是倒行逆施，是丧心病狂的反革命行为。蒋介石对他一味左倾，谄媚鲍罗廷等苏联代表奴颜卑膝的丑态本来就十分厌恶，这下就更恼火了，遂在南京自行开府，形成”宁汉对立“的局势；且加大了反共的步伐，出现了所谓”四。一二大屠杀“事件。

一时，蒋介石作为“右派“的代表、屠杀共产党的刽子手，成了众矢之的，遭到愤怒的声讨。正当左派们大张挞伐之际，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把共产国际的《五月紧急指示》秘密传送给中共中央，指令他们”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汪精卫闻知，十分不满，认为共产国际将要完全操纵国民党了，他警惕、提防共产党的动作。果然，7月13日，中共公开声明，全部退出国民党。8月1日，周恩来领导在南昌爆发起义。以故，汪精卫也丧心病狂了，一下扯破了“联俄容共”的面纱，一步一趋，急步蒋介石后尘：先是紧锣密鼓地“清党”，继之大张旗鼓地捕杀共产党，与蒋介石颉颃而飞、臭味相同了。于是宁、汉复归合流，二人也成了“难兄难弟”。尽管后来二人时分时合，无非是利来利往、尔诈我虞的政治角逐罢了，并未殊途；迨至“九。一八事变”之后二人开始真正分道扬镳了。

“九。一八事变” 之后，鉴于国民抗日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抛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致力于剿共，置日军铁蹄践踏长城内外于不顾，激怒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至有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发生，险些丢了性命。那汪精卫由于懦弱自卑，对日军强大凶恶，甚是恐惧，所以一味“主和”，主张委曲求全，对日亲善，提出尽力推行“和平运动”。他认为中国与日军开战，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与其战而惨败，莫如以谈判实现和平将更有利。因此，在他主持下。1932年5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又于1935年5月，他指示何应钦同日方签订了出卖华北主权的《何梅协定》。他这明目张胆的卖国行径，招来了天怒人怨。当年11月1日，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遭到铁血锄奸团团员孙凤鸣刺杀，连射三枪，枪枪命中，一枪射进左眼外角下左颧骨，一枪从后贯通左臂，一枪从背后射进六、七胸脊柱旁部位。

汪精卫被刺，虽未身亡，却也岌岌可危，遂被送进医院抢救。消息传出，国人哗然，咄咄嗟叹：“民贼不死，国无宁日！”其重创而不死，莫不是天谴以示警，令其悔改，幡然自新？《汉书》云：“天降灾戾。”“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然而，他是无视天道人心、死不瞑目不知悔改的人，当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寇凶恶猖獗，大举进攻，到处疯狂烧杀，同胞涂炭情况下，他只看到日军炮火凶猛，国军狼狈溃退，南京政府岌岌可危，便不顾举国愤怒、强烈要求抗战的高涨情绪，又高调倡导“曲线救国”，推行“和平运动”，媚日乞怜，积极求日媾和，极尽奴颜卑膝之能事。面对四万万同胞纷纷投入抗战运动，他犹毫不腆颜道：“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1938年11月，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出诱降的所谓“亚洲新秩序”声明，什么“东亚的永久和平”、“亲善友好的国际主义”、”联合反共“了，又什么”经济合作“、”创建新文化“、”世界和平“了，光面堂皇，欺人之谈，妇孺皆知。他汪精卫却视为大慈大悲的福音，更加大了降日卖国的步伐。及12月近卫文麿第三次发出诱降声明，侈谈什么”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绝无垄断中国经济之意图“，表示愿与新的中国政权”友善合作“，这正中他的下怀，于是便马上响应。遂于当月18日离渝，途经昆明，飞往越南河内，与先期到达的党羽周佛海、陶希圣等一帮人马会合。他在29日《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的电报（所谓“艳电”）中，居然堂而皇之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故毫无赧颜说，他要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恢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全。“竭力为投敌卖国的丑恶嘴脸涂脂抹粉，可谓无耻之尤！实是令人发指。故其”艳电“发出之次日，重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临时会议一致决议，将他这位原为国民政府副主席、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位尊权重、威名显赫的人物，开出出党，褫革其一切公职、权利，以投敌卖国罪公开声讨。

在日军的扶植下，1943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组建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世称“伪政府”）“，出任国府主席、行政院长及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大权独揽，唯我独尊。他对日军自是感恩戴德，殚精竭虑地孝忠。他打着”曲线救国“的幌子，蛊惑各地坚持抗战的”杂牌“武装，收编为伪军。他出马一年，就把伪军扩充到50万。他还利用他在国军中的影响力，招降纳叛，几年中，收罗投降、溃败和被俘国军，几达百万之众。他组成了庞大的“皇协军”，四出追剿地下抗日武装，大搞“清乡运动”，疯狂屠杀所谓“匪“、”寇“的抗日爱国人士，强化”治安“，维持秩序，为实现皇军的”和平运动“不遗余力。劣迹斑斑，令人发指。

为配合日军侵略战争的需要，汪精卫政权在高举“曲线救国“的旗号扩充实力、抢占地盘的同时，还在辖区内大力开展所谓的”新国民运动“，挖空心思向国民灌输亲日卖国思想，推行奴化教育。为此，他们制订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等一系列文件，要旨为：”发扬东亚文化，巩固东亚轴心，完成战争之使命。“、”清除英美侵略主义之罪恶，扫除英美个人自由主义之毒素，消灭依赖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国民打倒英美侵略主义之敌忾之情绪，协力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之成功。“在学校组建”中国青年模范团“和”童子军“，举办”青少团训练班“，以”东亚联盟“、”新国民运动“的理论和”对汪主席的崇拜“为训导，实施法西斯式训练，培训从事卖国主义奴化教育和统治人员，对广大青少年强制推行亲日卖国奴化教育，他们还利用报刊、广播、电影、巡回展览以及各种纪念活动形式，大肆宣传、鼓吹神圣的”大东亚共荣圈“、大皇军的战绩等。汪精卫本人就常在报刊、广播上兜售他的陈词滥调，其在《对东京中日记者谈话》中，就丑态毕露地扯谈：”余确信东亚联盟运动之发展，将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觉悟，参加和平运动。盖抗日派之理论认为中日两国绝对不能共存，东亚联盟则证明中日两国不但有共存之必要，并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实之证明，则抗日派理论自然消灭，而同归于复兴中国，复兴东亚之一途。“

尽管汪精卫死心塌地效忠皇军，皇军仍对他不满。特别到1943年，英美联军发动太平洋反攻战，战局吃紧，皇军兵力不足，难以应付，一再催促汪精卫发兵驰援，他虽发电声明对英美宣战，始终不发一兵一卒，以种种借口搪塞，这很使皇军司令部震怒，电告陆相东条英机。汪精卫甚恐，以至忧郁成疾。陆相认为他托病抗旨，以就医之名，胁迫他到日本，囚禁于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他明知末日到了，咎由自取，自哀自叹；继而又转恨妻子陈璧君和臣僚陈公博、周佛海等人筹谋亲日，误导至此，英名一世，毁于群小、、、、、哀哀不已，遂于病榻写下《自嘲》诗，云：”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岂知这诗被特务送给东条英机，这狡狯阴贼的老狐狸从中看出汪精卫做汉奸、当傀儡的悔恨、懊恼之情，嘿嘿冷笑道：“那就成全你终生悔恨吧！”他命医生以查“病因”为名，对汪精卫施行大解剖，把他的五脏六腑全部挖出，竟将他千刀万刮活活折磨死了。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死于名古屋帝国医院。陈璧君按他的遗嘱，归葬于南京中山陵孙总理墓侧的梅花山。抗战胜利后，基于全国人民对卖国求荣的汪精卫无比愤恨和强烈要求，国民政府作出决定，命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何应钦于46年1月21日将汪贼坟墓炸毁，开棺戮尸，挫骨扬灰。国民对这卖国贼恨未已，94年，群众于梅花山顶置一汪贼跪像，仿佛面向总理寝陵请罪。万人行经，尽唾溺，污秽不堪。2004年11月8日，在汪贼祖籍绍兴市区挖出一石刻跪像，上刻“汪逆精卫”，似乎是让他向地下的列祖列宗请罪。

     结   束   语

克己利人谓之“善”，利己害人谓之“恶”。“天道福善祸淫（邪恶）”，乃万古不易之铭言。汪精卫早期舍身为国，奔走革命，行刺摄政王，以求利民利天下，义高德昭，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易。大有》）死中复生，安享尊荣。诚如《圣经。箴言》所言：“追求公义仁慈的，就寻得生命、公义和尊荣。”其后，渐渐私欲澎涨，与蒋介石明争暗斗，争夺权力，唯思利己而昧于大义，乃至走上投敌卖国的罪恶道路，荼毒生灵，贻害天下，恶莫大焉！天生烝民，岂容戕害！《书。汤诰》云：“上天孚祜下民。”汪逆昧天道，贼苍生，故遭天诛，受极行，且挫骨扬灰！为逞一时私欲，而落遗臭万年之结果，岂不哀哉！贪欲乃万恶之源。《老子》：“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可为警世之言。“自作孽，不可逭。”（《书。太甲中》）《圣经》【箴言】道：“唯独求恶的，恶必临到他身。”【诗篇】亦道：”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世人。“《诗经。大雅。小明》亦言：”明明上天，照临下土。”天听四达，天鉴昭远，立身处世，焉得不谨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