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录 （五）万世师表

          (五 )      万   世   师   表

 

      国学大师柳翼谋以为孔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言道：“其前数千年之文化  ，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宋代理学大师朱熹亦赞叹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仲尼者，孔子之字也。古人不呼其名而称字，以示尊敬也。言“天生仲尼”，岂是虚言，从下面几段故事完全明白看到孔子确非凡人，实乃天降中国之圣人，上集三皇五帝以来文化之大成，下启新统文化之建立，开儒家道统思想之先河，立中华辉煌文明之基石。故其生时，人们视其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死后，鲁国即建庙奉祀；自汉代以来，举国崇奉，立庙奉祀，代代不绝；尊奉谥号至高至崇：文圣、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建此煌煌伟业，生前声后享此殊荣者，亘古而今惟其一人，非神人而何！

                                           

 

    天   纵   之   圣

     

 

  孔子于公元前551年出生在鲁国昌平乡邹邑。生而奇异，其父叔梁纥时年七十二岁，其母颜征在年十八，野合，祭拜祈祷于尼丘山而生孔子，故取名丘，字仲尼。生有奇相：“牛唇虎掌，鸳肩龟背，海口辅喉，顶门状如反字。”状貌特殊，非常人能有 。“顶门状如反字”即“圩顶”。唐司马贞注释：“圩言乌，顶音鼎。圩顶言顶上凹也，故孔子顶如反字。反字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旁高也。”即其头顶中部有凹陷。其身高九尺六寸，世称长人。幼而聪颖，以设俎豆（祭器）敬天，行礼、演礼，唱礼颂赞，敬祈跪拜，一如庙堂之礼，人们称其为“神童”。庶兄残疾，他则日捧汤水，夜扶就寝；冬陪曝日，夏伴乘荫。闾里盛赞他的恺悌之德。未三岁父死，不知其葬处；及母逝，欲与父合葬，停柩于五父之衢（十字路口），哀哭求问，终得老者指示，父母得以合葬，其至孝为乡里传颂。“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他学无常师，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丛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问必详审。《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曾西入周室，问礼于老冉。学乐于苌弘，观帝王之治。”从而深察三代之“损益”，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他学而致志。《论语。述而》亦载，访齐时，向齐太师讨教《韶》乐，“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他学而不厌，且善学，善思，爱穷究深讨，随处见学问，随时参圣道。他研究《易经》，“韦编三绝”，见仁见智见其美，曰：“阴阳之美，生命之美，自由之美，中和之美，可谓是仁学之宗矣。”子入太庙，每事问。”《荀子。宥坐》载：“孔子观鲁桓公之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宥坐之器。’孔子曰：‘吾闻宥坐之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孔子顾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果中而正，满则覆，虚则欹。孔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面对山水景观，体悟山水之美，辄以山水比德，“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他既博学多闻、多才多艺，又因自幼生活艰苦，“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养成吃苦耐劳、与民休戚，深知百姓需求，领悟人之德性，上天之旨意。其常言：“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君子食务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他恪遵谨行。《论语。乡党》：“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而其令誉广播，列国咸闻，皆视其为“天纵之圣”。当时，有曹国派专使求问“骨节专列”之事，齐景公询问治国之道，四方有志之士就学其门下者不绝于道。鲁定公也极崇拜他的才德，特聘请他为大司寇，摄相事。以少正卯“五恶”乱正扰民，三月而诛之，国内整肃；辅佐定公与齐景公会盟夹谷，以“文功武备”充分，鲁占先机，得执牛耳，国威大增。摄相事三年，抑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强公族，使鲁国国太民安，呈现振兴之势。这引起齐国的恐慌，齐大夫黎沮深知孔子厌恶骄奢淫逸，故特向鲁定公敬献女乐文马，诱使定公耽于淫乐，不理朝政。孔子谏诤无效，只得去国适卫。

 

                                              天   之   木   铎

  铎，盛行于春秋至汉代的乐器，形似铙、钲而有舌，是大铃的一种。木铎，乃木舌的铃；古时施行政教传布命令用之。《周礼。天官。小宰》：“徇以木铎。”谓以木铎巡行宣布命令。因以木铎喻宣扬教化的人。天之木铎，则为宣扬天意、教化人类之人。何谓天意？自是上帝要告诫人类的“十诫”。《圣经。出埃及记》20：“、、、、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好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孔子为“天之木铎”，他谨守天之明命，他以神的智慧宣扬神的旨意。当时，处于西周末期，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专政；“王道衰，礼义废，政权失，家殊俗”，社会动荡，故孔子本着天道、人生大力宣扬“仁”与“义”。他认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因此说“仁”，是“爱人”，是“忠恕”，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说：“仁人之言，以利博哉！”“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泛爱众而亲仁。”他把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人生之美德尽归之于“仁”，以倡导人伦道德、正人心，以拯救混乱社会。他倡导的“礼”，就是要人“节制”，约束有方；就是要“齐之以礼”；就是要“礼防”，禁乱之所由生；就是“礼教”，使人恭俭庄敬、撙节敦让以明礼，他认为“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因此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意谓不遵礼法，虽恭敬勤事也是徒劳，行事谨慎被视为胆小，胆大勇为被视为蛮干乱来，坚持正直会被看作峻急。显见不以礼法行事势必招致祸患。

 

  孔子毕生言必信、行必果，躬身垂范，实实在在为人师表。他教导弟子：“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他本人不论遭到怎样坎坷、险恶的境遇，都能“不忧”、”不惑”、“不惧”，泰然处之。他教导弟子安贫乐道，言“君子固穷，小人穷则滥矣。”自己每谓“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福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其贞操守德如此！其直道而行，“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其“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又如此！

  他之“仁说”，实乃倡导人道主义之精神；“礼说”，则是阐明礼制观念为社会秩序之基础。而人道主义与礼制观念 乃是人类建立文明社会的基本前提。：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提出“三世说”（据乱世、升平世、大同世），颂扬尧舜“大同之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阴谋欺诈不兴，盗窃祸乱不起。”称道文武“升平之世”（即小康）：“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贵族世袭）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议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设置）田里，以贤智勇。谋用使作，而宾由是起。”显然，这社会较大同之世相差甚远，但有正常的秩序，有仁、礼、义、信，人民可以安居乐业，故谓之“小康”。这“大同”、“小康”之说，对中华政治、思想影响深远。数千年来，人们一直无限憧憬大同之世，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改良派首领康有为、伟大的革命先驱孙中山都以推崇“大同”，以迎合民意，开展运动。二十世纪晚期，共产主义天堂在人们心目中已瓦解，共产党人的设计师邓小平发出“奔小康”的号召，以激励人心，挽救危局，借至圣先师的灵光以安天下。自古迄今，孔圣人的恩泽一直在涵煦着中华民族的精魂。

 

   孔圣人博学洽闻、慎思明辨，他开创的儒家学说博大精深，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优秀之代表；他建树的至善至美的人伦道德理念，为伟大中华民族道德观的内核；他毕生躬行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高尚的道德风范，为千千万万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准则、懿德。尊称他为“至圣先师”可谓名至实归矣！

                                                   布   道   列   国

 

  孔子去鲁适卫，受到卫灵公的尊崇。不久，灵公的宠妃南子蛊惑灵公传位己子，嫡长子蒯聩恐慌，情急中谋弑南子，阴谋败露逃亡晋国。由是引起晋、卫之战。灵公忧愤而死，蒯聩之子辄继位，是为出公。蒯聩归，出公拒，父子争战不休，卫国大乱。孔子遂去卫。子路曾问：“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不厌其烦地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他认为名不正乃祸乱之由，因此，要阻塞祸乱之发生，维系正常的稳定的社会秩序——名正、言顺、事成、礼乐兴、刑罚中、民有轨范遵循而不致混乱，必须正名。

 

   孔子处于“据乱世”，因此形成他的治世理念就是：“正名”、“立信”、“礼治”。“正名”，就是要端正、规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就是要严格遵守各自的名分，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要慈，子要孝，绝不许违礼犯上，破坏应有的秩序。果如此，篡逆、叛乱之事自不会发生，社会可得安宁。“立信”，就是讲信用、讲诚信。他认为这不仅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准则，而且是一个国家立国之本。他曾言：“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谈到立国要点说：“足食、足兵，民信足矣。”显然，他视“民信”为首要。“礼治”，又称“德治”，就是“为政以德”，即以道德和礼教治理国家。他认为唯有“德治”才是高尚的治国之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谓“以德”、“以礼”治国，百姓就能明耻而有品格、风度。

 

   天之木铎的孔老夫子，怀着天赋的治国方略，离开卫国，以五十五岁的高龄，开始辗转、奔波于曹、宋、郑、陈、蔡、齐、楚等国，历时十四载，所到之处尽皆竭诚劝诫“正名”、“立信”、“礼教”，致力于“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之邦的建设；尽管那些大大小小君主狂妄不敏，以其所言不合时宜，听而不闻，或闻而不行；但他不气馁，知难而进，一再宣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怀着“诲人不倦转仁风”的坚定信念，孜孜不倦，汲汲以求，其志终不改。可谓“敬天休命”矣！

 

其于辗转中，数遭厄难，几有性命之险，其不忧不惧。真乃“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易。大有》）。从卫前往陈地时，途经匡城；匡城人仇恨鲁国阳虎，见孔子身材高大，误认为阳虎，遂聚众将其住地围困得水泄不通。子路气恼，执戟欲战，孔子泰然阻止道：“稍候，彼必自明。”四日，众人果散去。到宋，宋司马桓椎甚是憎恶孔子，每欲杀之。一日，乘孔子率弟在郊外大树下演礼之机，司马桓椎遂率兵前去捕杀。到场，他暴怒地喝命兵卒将大叔伐倒，挑起事端，制造杀之借口。不道孔子泰然自若，率弟子移往他处，依然习礼如故，秩秩然，雍雍然，肃穆和畅。桓椎观之良久，喟然叹曰：“其人必受天之祜！”悄然而去。事后弟子问夫子何以坦然，孔子笑道：“天生德于予，桓椎其如予何？”其后，孔子与弟子数百人辗转到了陈国、蔡国，初时二君还待如上宾，供馆舍、美膳食，聘问交游，礼遇有加。及至吴国伐蔡、楚国攻陈战火发生，陈、蔡二国恐慌，闻知楚邀请孔子师徒入楚，二国大恼，遂将孔子师徒驱逐到旷野，以兵围困，欲困死、饿死他们。绝粮七日，众多弟子都昏绝倒地，孔子却如常谈诗、书、礼、乐，不绝于弦诵。楚昭王闻知，急发兵解围，迎孔子入楚，尊为国师。

 

  “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左传》）时鲁哀公十一年，摄相事季康子闻孔子奇迹，认为他有天神护持，不敢怠慢，遂以厚币迎孔子归国，尊为国老。孔子年七十，举国崇敬。

 

                                             授   徒   三   千

 

   天纵之圣的孔夫子自二十七收徒，一生授徒三千，造就出德行、言语、文学、政事诸方面有杰出成就的硕儒贤达七十余人。他不只开创了私人办学、平民得受教育的先河，流泽万世；而且创造出了完整的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为后世造就各类人才开辟了坦途。他以身作则，表率万世，谥号“至圣先师”，其赞不虚矣！

 

  他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使学生在文、行、忠、信诸方面得到造诣。他要求的“文”，乃是学习诗、书、礼、乐等古代文献、典籍。他认为，书以纪事，使人知古今，世道盛衰兴废；诗、礼、乐能陶情怡兴，使人增智慧、养善性，成就完美人格。故其告诫弟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恕。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要求的“行”，就是要陶冶德行，要对己修养严谨，对人则恭敬宽容、厚待之。其常言行仁有五道：“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他要求的“忠”，即做事要尽心尽力，忠诚无欺。《论语。学而》：“为人谋而不忠乎？”他主张为人谋一定要忠诚。他要求的“信”，就是要诚实无欺，诚其意，不自欺。《论语。学而》：“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他教导学生交友要讲诚信，处事要诚实无欺。“仁、义、忠、孝”、“尊师重道”也是他教学的主要内容，他强调在国“忠君爱国”，在家“亲亲恺悌”；“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也。”他常告诫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显然，他的教学都以学生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切身实际出发，开拓其知识，培养其才德，使之成为懂社会、爱人生的完人。

 

  他这教学理念基于他对人的认识“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故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进行教育，使之去“小人”种种恶习，陶冶“君子”之美德，以成完人。这“完人”不就是《圣经》中所言的“新人”？上帝要成就“新天新地”的大事工，作为“天之木铎”的孔夫子在华夏这方圣土造就新人，开创中华新文明。故其深奥的教学理念为神所授，其高明的教学方法无疑也为神所授。

 

  难能可贵的是， 他一生都躬身垂范，“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身作则，践履躬行，时时事事为学生的表率。“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云尔。”“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凡要求学生的他都首先作到。他始终生活在学生当中，与学生同甘苦、共休戚，因而对每个学生的个性、心理都能摸透，于是他成功地进行“因材施教”，在德行、言语、文学、政事诸方面造就了不少杰出人才。他善于运用“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在学生“愤”、“悱”之时予以启发、点拨。他博学洽闻，学识渊博，故能以“问答式”为常式教学，随时随地及时地有针对性地解答疑难，其效果自是事半功倍。十四年于列国颠沛流离中所进行的教学，基本上都是这种形式。他提倡勤学好问、学思并重，告诫学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提倡“温故知新”、“举一反三”，《论语。述而》：“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提倡“学问思辨行”，他常向学生强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要学生学而不厌，学以致用。他反对好高骛远，主张丛自身做起，再推及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于此，足见其教学多有奇妙之处，富有异常的魅力。以故，尽管他四处奔波流离，栖栖遑遑、席不暇暖，诸侯不用，且屡遭凶险，而四面八方的莘莘学子络绎不绝地奔赴他，不惮饥渴顿踣，忠诚地追随他，甘与他历忧患、冒风险，数千弟子矢志不移，乃至终生追随，岂非咄咄怪事、匪夷所思？这只能归诸于老夫子的人格与其教学具有非凡的神力吸引着、感召着、凝聚着弟子们的赤诚丹心罢了，除此，概莫能解。

  孔夫子晚年，安居鲁国，致力于教学、铸造人才，同时着手整理古代典籍，阐释《周易》，撰《彖辞》，编辑为五经之首；删《诗》、《书》杂芜，使之纯正；修纂《春秋》，以正乾纲。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夫子以为不祥，忧伤绝笔。未久，齐陈恒弑简公，大逆不道，夫子沐浴斋戒三日，入朝，恳请鲁哀公发兵讨伐逆臣陈恒，哀公与季康子都坚拒。夫子气恼，抑郁成疾。子贡前往探视，适夫子早起，背手拿着拐杖逍遥于门前，对子贡怆然道：“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数日后，于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病逝，终年七十三岁。葬鲁城北泗水滨。及门弟子皆守墓三年，唯子贡守墓六载。弟子及鲁人丛墓而家者逾百家，遂成“孔里”村。翌年忌辰，鲁哀公于夫子故居建成孔庙，举行隆重国祭，称其为“尼父”。从此，年年公祭，世世不绝。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赞：“《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迄今已数千载八十余世，代代尊封谥号，世世享崇祀，其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高尚的道德风范确为中华“至圣先师”、“万世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