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还乡团》的报复残杀毛发耸然
台湾国民党高喊：“我们国家有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台湾地区，一个是大陆地区，都是我们中华民国，都是中国”。台湾国民党还乡团要回大陆来了。
“还乡”，这本来是个好字眼儿。“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这是东坡翁老来还萦绕心头的初恋滋味，以致“不思量，自难忘。”
近四十多年来，台湾国民党内的大佬资本家在大陆开厂，在《富士康》打工的农民工，在封闭式严控之下跳楼自杀的新闻，大陆农民工的二代三代都不知道了。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是以“惠台“优先的。
再看，在《中华民国》蒋介石国民党拥有八百万军队的盛世时，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于广大翻身农民来说，“还乡”再加一个字，不管是叫“还乡团”，还是叫“还乡队”的那些人，都绝对是刷新人类底线的邪恶与毁灭的化身。
1947年4月，河北正定县北孙村解放。群众抓获了原还乡队队长仝堂。在其指认下，伪大乡旧址附近，连续挖出死尸四十余具，尸体脖颈上都系着麻绳，有的耳朵被剁掉，有的眼睛被挖，有的五脏俱空，有的男尸还被割掉了生殖器。他们的身份既有解放军军属、进步群众、贫协成员，也有大量的无辜群众。
仝堂被抓住的时候，气焰依旧嚣张，说自己还没杀够：“可惜八路军来了，不然再给我半个月，我再杀你们四五十个，凑够一百个也保不住牌！”
群众问他：四、五个月就杀了那么多人，心眼里就忍下去了吗？”
仝堂面露轻蔑地回答：“这样干，上级还老是说我草包哪！去年这个大乡还没有下手的时候，人家叩村大乡就已经杀掉十来个了，上级便说我们这个大乡无能。”
仝堂真的“无能”吗？仝堂自己就说了：“你们找到的这批人，耳朵是我咬下来的，现在还放着十几对，是留着做苜蓿汤吃的，摘下心来是喝酒当菜的，生殖器割下来卖到城里医院。”
医院当然不会收这玩意，不过这的确符合国民党反动派的某些愚昧臆想——建国后新中国准备自己制造原子弹的时候，他们还是用这套来造谣，说我们要“割蛋蛋造原子弹”。
老乡们跟他算了笔账，不算北孙还乡队，仅这家伙自己手里的人命，两个月里就有47条。要知道，这些没人性的家伙可不是光杀共产党——他看哪个无辜群众不顺眼，就要杀谁。
有人跟着群众游行队伍从他家和他主子门口过了，他知道了，就把人家杀了。还有人只是跟他老婆说说玩笑话，也给灭门了。
长工仝小堂儿子老傻，才十几岁，因为营养不良，个子长得不满二尺高，在村外拾过柴禾，就被这家伙堂捉去，硬说是给八路军当探子，一棒子把人孩子打得脑浆迸裂，不问死活，顺手踹沟里就给埋了，说起来，跟这个杀人魔王还是没出五服的亲戚。
所以同村的，本族的，都骂这个还乡队长：“六亲不认，简直还不如一条狗，常说好人护二村，好狗还护二邻里呢？！”
（仝堂，《北孙还乡队长仝堂的罪恶》，中共正定县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办公室：《正定解放（1945, 9—1949, 9），P379-382；）
而冀中北孙村的这一幕，并非解放战争中的孤例。在距离这里东南方向五百公里外的山东潍北（今属潍坊），还乡团们肆虐荼毒的花样更加翻新，更加灭绝人性。
1948年4月11日，华野九纵收到了潍北县委写给全体指战员的一封信，详细列举了还乡团在当地的累累罪行。
“两年多来，潍北县人民被残害者已有千余。单是纸房区李家营村一带即被害数百人。直到今天，寒亭据点周围的死难同胞，仍曝尸旷野，无人收拾。
残杀方式更令人闻之毛发耸然。铡刀铡、活埋已成为匪徒们采用的普遍手段。有的先被割去耳朵舌头，然后活埋；有的被拔去头发而后铡死；有的被割开腿后加油烧死；有的被丢在水里眼睁睁淹死；有的妇女被裸体绑在树上轮奸，然后用火烧的枪条插入阴部活活搅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把皮扫去，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全身皮肉，名为‘剪刺猬’；敌人还把待哺的婴儿的两腿劈开，丢在烧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
纸房区邢家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3面铡刀，竟然按户抓人去铡。这个村先后被杀害21人。妇救会长的孩子被铡成两段，青妇小队长的妹妹徐单被敌人用枪穿死，邢振明的妻子和怀孕的儿媳相继被活埋。纸房村贫农韩在林弟兄3人14口一起被活埋，只剩韩的老母，哭求给她留下一个人种而不得。她眼看着自己的子孙被杀光，悲痛欲绝，也上吊而死。
高里区一次被杀被铡12人。军属于传弟之妻被敌人用钳子先拔去头发，又割开腿肚子加上盐，活活折磨死。
固堤区东小官庄一家贫农3口人全被杀死，其妻怀孕6个月，死后小孩的两腿露了出来。
当时的潍北，被害同胞尸横遍野，任野狗撕食。断骨碎肉比比皆是，难属四处认尸，小孩嚎哭寻母，其惨痛情景催人心酸落泪。
这是潍北人民永世难忘的血海深仇！”
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军民的屠杀。
1930年10月，蒋介石集中1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进攻湘鄂赣苏区的国民 党军除集中7个师的正规军外，还在各县成立“常练队”、“挨户团”、“靖卫团”等地主武装。敌人在“进剿”中，采用大兵团集团行动，以应对红军的分散游击，逐步推进，扩大烧杀，以消灭共产党和红军。一方面残酷屠杀群众，烧屋烧山，抢劫粮食、财物，妄图达到使群众和红军无法生存的罪恶目的。
在重兵“清剿”苏区时，湘北反革命地主武装、铲共义勇队等数千人，先后17次血洗龙洞与柘港洞，见人杀，见屋烧，见东西抢。仅四区五乡被杀害的共产党员、革命骨干、无辜群众就有180余人，烧毁房屋800多间，毁林12万多亩。1931年，县游击队长任雄要挟部分游击队员投降县政府，任雄被任命为铲共义勇队大队长后，出卖和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80多人，其中有岳阳县委书记李湘涛、县游击队政委任景芳和农会负责人刘阳赓、柴伯坤等革命干部。
1930年夏秋间，湖南反动当局指令教导第三师驻防湘阴县汨罗、河市一带，童琨旅驻防高家坊、白水车站一带，其任务是防共反共。10月，第十六师彭位仁部杀气腾腾地扑向湘阴苏区，后又调新编三十一师陶广部配合行动，进剿苏区。在国民党重兵大肆清剿苏区的同时，铲共义勇队、挨户团、难民团和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互相勾结，疯狂地向革命力量进行反扑。反动派还采取一系列手段，强化反动统治，如在扩大铲共义勇队、常备队的基础上，在全县范围内编组不脱产的铲共义勇队，其成员大部分是被迫参加的农民；办理自首自新联保切结，宣布自首的“共党分子”及其家属将得到保护；在各集镇或要道设立检查所，盘查一切来往行人等。反动当局在强化其反动统治的同时，磨刀霍霍，到处捕杀共产党员、苏维埃干部和革命群众。据不完全统计，在1928年至1931年的三年内，全县先后被敌人屠杀的党员、干部、赤卫队员和群众达800余人。
1930年底到1934年，国民党反动派对湘鄂赣苏区发动五次“围剿”，平江地区首当其冲，受敌摧残最重。钟洞区被杀害革命干部、群众1200余人；长寿区黄金洞红色医院120多名伤病员，除1人幸免外，其余全部遇难；省军区驻地介板洞80人，仅有4人逃脱虎口，其余均遭杀害。
1932年国民党反动派在黄金洞设立11个清剿办事处，见人就捉，赶不走的便杀掉。据光明、建设、茶坳3个村统计，原有713户3590人，清剿后只剩下 3户13人。虹桥区复兴山区原有房屋284栋，3400余人，在国民党连续几年的烧杀中片瓦无存，几十里荒无人烟。安定区据不完全统计，先后牺牲共产党员、革命干部1300余人，被害的人民群众达3万余人。献钟、众姓、崇新3个村原有人口5000多人，被屠杀4100余人。挨户团清乡大队长周尧，亲手杀害革命干部群众600余人，人称“尧剁脑”、“周屠夫”。岑川铲共义勇队长李琼林一个早晨屠杀革命群众48人。梅仙铲共义勇队几年中在全区杀害干部群众 500多人。南江的凤阳村被挨户团杀害的有74户，其中被杀绝的有31户，共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493人，被逼移民的117户，烧毁房屋44栋275间，使这里一度人烟绝迹。栗山的大滩乡在1931年反动派进剿时，有房、陈、罗、吴、邱等10个姓的18户被杀绝。
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国民党反动派对平江苏区进行了9次大的“清剿”，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及干部达1.24万余人，被杀害的人民群众12万余人。有名有姓的烈士18782 人，占湖南全省烈士总数的五分之一。还有无数烈士，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而无法统计。在国民党反动派“茅草要过烧，石头要过刀，见人砍三刀”的血腥屠杀下，全县许多地方的革命群众，全家被杀绝的不计其数。据1921年统计，平江全县有70余万人，经过10年残酷的战争，1937年统计，全县人口减少59%，仅有298255人。
1931年国民党反动派纠集各种反动武装，“围剿”临湘县壁山、云山苏区，对苏区实行“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和“杀不着人，石头也要砍三刀”的残暴手段，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及区、乡干部、农运骨干惨遭杀害。
1931年8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向东山发动第三次“围剿”。国民党驻军唐伯寅团纠合华容县铲共义勇队、广合团防队和麻李港铲共义勇队共1600人枪，驻扎在东山地区明碧乡、高家铺、白土地、花家铺、石二丘等地，于9月24日开始大屠杀，两天内，东山明碧乡惨遭杀害的男女老幼共584人，全家被杀绝的有 146户，此即“东山惨案”。
敌人在血洗东山的同时，又制造了栗树洲（今胜峰乡排山村）惨案。8月23日，敌张英师所属马昆山旅，命叛徒刘时可指认，在栗树洲一次抓了100多人，关押于槽坊岭临时监狱，10月9日，将这100多人解往县城杀害。一个月内，栗树洲男女老幼共被杀134人。
据统计，自1931年9月24日至11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屠杀华容苏区干部群众达5232人，其中部分乡镇如塔市驿122人，少英乡185人，青泥乡300多人，继麟乡150余人，集城乡33人，烟墩乡132人，明碧乡463人，方台乡700多人，春同乡160余人，履仁乡68人，祖光乡353人，红烈乡76人，先金乡131人，革非乡64人，彭定乡35人，采其乡58人，话岗乡73人，栗树乡134人。
反动派屠杀革命者的手段极端残忍，但各县及共产党员没有被敌人的屠杀所屈服。临湘县共产党员、原国民党县党部委员方星高被捕后，在狱中坚持斗争，并写诗言志：“人生究有几多愁，事到断头便断头，但愿毋忘师马列，男儿志在不封侯。”
华容县女共产党员何民逸被捕后，敌人对她施用了多种酷刑而毫无所获，决定将其杀害。临终前，她抱起在狱中出生才40天的婴儿，喂最后一次奶，忍住眼泪说：“孩子，吃吧！这是你最后吃妈妈的奶了，好孩子你快快地长吧！长大了替妈妈报仇！”喂完奶后，她将婴儿轻轻放下，从容地走上刑场，表现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湘阴县第二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绍君，于1931年３月被捕，敌人当场用刺刀刺伤其左胸，又用铁丝穿着他的肩胛骨，押解至王山桥，施以“猴子抱桩”、“压杠子”、“烧香火”等酷刑，王仍不屈服。敌人又将他解至长乐，在他的十个手指和脚趾上钉上钉子，企图再一次通过毒刑，逼迫他供出党的机密。敌人问：“你们杀了这么多人（指土豪劣绅），到底是谁指使的？”王答：“我王主席不开口，谁也不敢杀！”敌人问：“你们派捐（勒令土豪捐钱）是谁搞的？”王说：“我王主席不开口，谁也不敢派！”敌人的目的没有达到，便将王绍君杀害。
湘阴县共产党员蓝泽（女）、方千岳和方本建，于1931年5月被捕。敌人当着蓝泽、方千岳的面，杀害了方本建，拿出纸笔，要蓝泽写自首书。她气愤地写道： “挨匪挨贼，我与你们血海深仇，我从小立志要杀你们的头，要革你们的命。要剐就剐，我宁死不投降。再过二十年，红旗遍中国！”敌人暴跳如雷，把她拖出去看方千岳受酷刑。蓝泽眼见同志受害，内心十分疼痛，但却丝毫没有脆弱的表现，她对宁死不屈的方千岳说：“老方，你是硬骨头，是好汉，是好同志。”老方坚定地回答道：“死，怕什么？！革命自有一身胆，死了我方千岳，还有人接着干！”白匪当着蓝泽的面砍下了方千岳的头，年仅22岁的蓝泽也英勇就义。
习近平是在《复辟》社会主义吗？否！！！
据马列主义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奴隶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划分。再来对《复辟》的理解是，《复辟》就是倒退。
例如，毛泽东时代己进入《社会主义》，再行《资本主义》，这叫《复辟》。而己是《资本主义》，再进入《社会主义》，这不叫《复辟》，而是叫《前行》。
《毛泽东时代》己成过去式。只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范本。在所有资本主义社会中都有某些《社会主义》方面的内容被采用。但这不是《社会主义》。
《走资派时代》自称：《特色社会主义》。也有称《特色资本主为》。走资派们自己都不承认《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特征：消灭了私有化制度，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没有资本家和流浪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和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要求共产党员及干部必须“继续革命“，还不可多吃多占，只能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习近平愿意吗？毛泽东邓小平都沒有将皇宫整修一下住进去。习近平就住进去了，在川普来访时《秀》了一下，当然在川普大富豪面前《秀》了一下，世界人民都看到了。
习近平是在《复辟》社会主义吗？
人类社会是在进步。不是说，赞美过去的社会中某些《好》的人事，就要“回到过去”。例如说，原始社会的《人》很自由，没有贫富差距，就一定要“回到不穿衣服“的时代。
文革中的《复辟》是特指回到私有化的制度：
《中华民国》是不是私有化的社会制度？是！
《毛泽东时代》是不是私有化的社会制度？否！
《走资派时代》是不是私有化的社会制度？是！
《走资派时代》是不是《复辟》了《中华民国》的私有化的社会制度？是！
《复辟》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一说到《复辟》，有人就叽讽：就“回到那个时代去“。
又有人强词夺理：谁想回到那个落后贫穷时代去。
文革中说的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特指中国人民是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
如果说，要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当时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国民国》就是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的。
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国民国》政府是代表资本家地主阶级利益的。
《中国民国》时代就己经存在着“少数人先富“的社会存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邓小平等一邦青年就应该一直坚持参加国民党，为什么要离开蒋介石国民党，又削尖脑袋钻到共产党队伍中来呢？不知道共产党的信仰是什么吗？
邓小平等一邦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跟着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也是很积极投入的，打倒蒋介石国民党也有邓小平等一邦人的功劳。
毛泽东在世时，邓小平等一邦人保证《永不翻案》，积极认错检讨，反复写信给毛泽东，华国锋保证《永不翻案》，希望出来工作。
然而，篡权，翻案，让自己先富起来了。
如果坚持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集体化经济，邓小平等一邦人能先富吗？
如果让《文革》存在，邓小平等一邦人能先富吗？
毛泽东在文革中反复强调的《复辟》就是这个意思。要防止中国共产党内的高官走资派们的《复辟》资本主义。而不是別的什么。
如今的中国走资派习近平时代，是资本主义社会。走资派习近平本人也不会而且也不想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经济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自从产生马克思主义运动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些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元素引入，如八小时工作制，劳动节，妇女节，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低价住房等。难道能说是《复辟》社会主义吗？人类社会的存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一直由人类中的少数权贵资本家地主掌握执政权。而大多数的穷人被剥削被压迫生活在低层。共运历史并不长，是新生的社会制度，还一直被强大的资本势力所打压剿杀，根本无立是之地。所以《复辟》资本主义是如今中国社会的现实。
年轻人不懂不要紧。但不要跟着走资派忽悠误导年青人。
今天，大陆走资派的经济发展，是踩在《毛泽东时代》几亿工人农民打下的基础上得来的。没有这些工农业基础，让邓小平在四九年建国时能行吗？让邓小平在印度搞行吗？
说《毛泽东时代》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又穷。新中国创业初期到毛泽东逝世，进步了多少？装作看不见。只挑一些不好的说。
假如《毛泽东时代》不被邓小平篡权，再给30年或40年又是如何？
反对者对《毛泽东时代》的看法只停留在1978年之前，而不想再来30年后的社会主义强国《新中国》。多少国家会来朝圣。
而走资派经营了四十多年的今天中国还能撑多久？又有什么可供世界或人类仰望？是厕所改造吗？但厕所改造美西方早就有了。
改开四十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几乎都是蒋介石国民党留在大陆的《还乡团》在掌权。
走资派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留在大陆的《还乡团》。
蒋介石国民党留在大陆的《还乡团》之所以如此“惠台“，就是欢迎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的《还乡团》来大陆。
四十多年来《无官不贪不腐》，不就是这些《还乡团》。
近代中国的《三个不同的时代》：
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时代》。
毛泽东共产党的新中国《毛泽东时代》。
走资派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
是谁欺骗了人民? 是邓小平。从1979年至今，也经过了40多年的实践。邓小平正式掌握政权十年，垂帘听政八年，之后，没有邓小平的邓小平路线也进行了二十多年了，加起来是将近三分之一世纪。它的成果是什么？今天中国的劳动者，都有切身的体会。能再承认邓小平理论的后果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历史又一次雄辩的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指导，用它来指导我们的斗争，就无往而不胜，离开了它，革命事业必然遭到巨大的损失。从今天现实我们深刻的体会到，今天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是最反动、最没落、最腐朽、最没有出息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
毛泽东对于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社会动态的了解程度，让许多外国人士感到惊讶。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王安娜在延安采访，惊叹于毛泽东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毛素有博览群书之称，看来是有根据的。他让我看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和罗素著作的译本”。“毛泽东的言谈是农民与学者、普通知识与高度智慧的结合，他的话对我充满着魅力。他一次也没到过国外，也不像朱德和周恩来那样能说外语。可是，他对外国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却很有兴趣”。“毛泽东好几次和我讲到他对外国有趣的见解，这些见解是从以前的西欧小说和历史书上得来的。”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提到“毛泽东读过许多关于印度的书，对于那个国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他问到我关于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领袖的情况。他知道一些美国的黑人问题，把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苏联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对照”。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回忆她1946年同毛泽东的那次谈话时说，“他首先问我美国的情况。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得比我还详细，这使我惊讶，……他像安排打仗的战略那样仔细地安排知识的占有。……主席对世界大事的知识是十分完备的。”
1973年，毛泽东接见过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据惠特拉姆事后回忆：“我们的谈话范围涉及历史、当前问题、亚洲地区、文学和当代的一些人物。他很熟悉情况，知道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乐意对一些人物和问题发表意见。交换意见，显然使他感到高兴。听到来自不同社会的一个陌生人的意见，他从中可能得到某种刺激，不论我的看法多么错误。他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毛泽东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势的预见性以及观察国际动向的敏锐性，同他所具备的丰富的国际情况知识储备是分不开的，而这种知识储备又与他自青少年时代起，即关注世界、心忧天下，始终学而不厌地、主动地了解世界、认识世界是息息相关的。在毛泽东身上，真正体现了中国那句老话——“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毛泽东一生仅出国两次，却对世界情况了如指掌，毛泽东这种关注世界、心忧天下的情怀，早在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即已养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的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政治工作中遵循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原则。这是人民解放军处理官兵关系、军队与人民群众关系和对敌斗争的基本准则。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体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是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一个根本标志，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政治基础。长期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大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发挥了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强大威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坚持军队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对于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做好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胜利完成各项任务，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官兵一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处理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的准则。主要内容是：官兵政治平等，干部爱护士兵，士兵尊重干部，团结互助，同甘共苦，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建立自觉的纪律。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参加这个军队的人，不是为着少数人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
官兵一致，是人民军队本质的体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根本标志。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参加这个军队的人，不是为着少数人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
《统一台湾》是大陆走资派习近平的“中国梦“。习近平实现了这个“中国梦“之后，就可以“皇帝“做到死，名留青史。
习近平要《统一台湾》，在大陆，习近平依靠的是留下大陆的原蒋介石国民党的《还乡团》。自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放出来的国民党的《还乡团》己经模行霸道了四十多年了。《还乡团》们掌权后世袭子孙成了权贵阶级。
习近平要《统一台湾》，在台湾，习近平依靠的是己经过气了的台湾国民党马英九。自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以来，走资派特色政府以种种完全不平等的“惠台政策”、“对台让利政策”，总是乐于不停地宣扬“两岸一家亲”、“两岸是同胞”、“台湾也向往统一”的政策倾斜，来招引台湾国民党的《还乡团》。在大陆剩削工农。
然而，习近平要《统一台湾》的中国梦，靠几个还乡团能《统一台湾》吗？且不说大陆的低层人士在走资派和国民党的《还乡团》以及右派资本家权贵的严控下不敢发声。但有两关要过：
一是美国。
二是台湾民进党。
靠几个还乡团能《统一台湾》吗？
想当年，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率领工农红军及低层群众将国民党成立的《还乡团》都关进了牢里。
1946年蒋介石国民党成立《还乡团》，迫害百姓，鱼肉乡里，比日寇还残忍可怖。
“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这句话在年轻人眼中，可能只是影视作品中一句有梗的台词。
但在老一辈人来说，这句话是一段非常血腥恐怖的记忆，甚至比日本侵华有过之而无不及。
胡汉三正是《还乡团》的一个缩影。
1946年，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发表了《关于国防部人民服务总队与民众自卫队及难民还乡团的联系办法》，《还乡团》正式成立。
所谓《还乡团》其中就是一些地主恶霸，因为在土地革命中，红军把他们的土地都分给了穷苦的百姓，这些地主乡绅对红军恨之入骨，很多人都跑到了国统区寻求庇护。
有些地主土豪甚至为了和共产党作对，甚至加入了日本伪军，借用日本侵略军来杀红军及其亲人。
蒋介石看到这种情况不仅不管，反而感觉这些地主是对付共产党的利器，因此成立了“难民还乡团”。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给这些落魄的地主提供枪支弹药，并且给他们派去了教官。
蒋军司令汤恩伯还给《还乡团》的人训话，叫嚣要打回苏北去。
在这样的背景下，每个县都有一到两个团的《还乡团》。
这些人也不光是地主，也有土匪恶霸、罕见走狗，总而言之，只要是能给红军使绊子，就算是条狗，蒋介石都要牵过来咬红军一口。
对于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路线，国民党应接不暇，毕竟当时中国的基础还是农村，并且共产党在百姓中口碑非常好，即便是在白色恐怖之下，百姓们也愿意帮助红军。
《还乡团》成立后，情况就发生了改变，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每占领一处乡镇，就会让《还乡团》留在当地驻守。
这不仅给红军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更重要的是，《还乡团》都是些无恶不作的恶霸，《还乡团》们鱼肉百姓，欺男霸女，给老百姓们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还乡团》对百姓非常狠，甚至有些比日寇都残忍，《还乡团》们对解放军分的土地不屑一顾，并且挨家挨户清算帮助过红军的人。
并且，《还乡团》继续搞老的那一套，强抢百姓土地，然后让穷人们租用，以此来收缴粮食。
1946年，江苏一处《还乡团》一夜之间逮捕了108名村民，当天就活埋了30人。
烧房子，吃绝户，搞灭门，《还乡团》无恶不作。
1947年，《还乡团》在郯城杀害了2124名革命干部家属，关押了10152人，侮辱妇女，强征兵役更是不计其数。
《还乡团》的作案手法也非常残忍，电刑、活埋就不说了，甚至还搞起了剥皮、炮烙柱、点天灯等极为残酷的刑法。
这可是对待自己的同胞，《还乡团》都能采取如此手段，由此可见《还乡团》已经完全泯灭了良心。
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还乡团》作为国民党在基层的“代理人”，自然为国民党反动派积累了一系列的“好名声”。
也正因《还乡团》的暴行，人民群众纷纷倒向红军的阵营，至少在红军这边，他们能吃饱穿暖，保证“耕者有其田”。
很快，国民党反动派就轰然垮台，《还乡团》也遭到了百姓的清算。
蒋军在占领井冈山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大规模报复性屠杀。蒋军提出在苏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烧杀政策，单大井村先后就被焚烧九次。江西省1933年1930万人，到1936年居然只有1370万人，除去因战争死亡及跟随红军主力长征的30万的人数，被蒋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达数百万，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100多万，而且令人发指的手段不计其数。
为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军队和蓝衣社别动队在当地施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纠集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反动组织，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地报复。蒋军狂叫“大乱三天，大杀三年”，要“屋换石头，人换种”，“斩草除根，诛家灭种”。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的反动口号下，蒋军在苏区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诚如国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供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
蒋军肆意屠杀苏区共产党人及老百姓，其手段极为残忍，骇人听闻，如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从3岁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婴儿被蒋军抓住2条小脚，活活撕成两半。有的革命群众被蒋军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的妇女被轮奸割乳，凌辱而死。
比如，国民党独立33旅旅长黄振中杀害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人达数万人。国民党江西保安3团团长欧阳江一个晚上屠杀500多名抗交粮食的瑞金武阳群众，制造了‘武阳围血案’。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门岗一次枪杀了500余人，国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屠杀了120余人。瑞金竹马岗被杀害的人数以千计。谢家祠和陈家祠被害的革命群众的尸体推积如山。 6park.com
据当地史料的不完全统计，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屠杀3000余人，其中禾丰地区被保安团团长华品懋杀害的革命群众达500余人，沙心地区全家被杀绝的有37户。赣县田村一地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广昌被害的1000余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蒋军的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达1466人，群众658人。在蒋军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
江西省吉安地区1933-1936年间人口从380万下降到190万，赣州地区被杀了300多万，瑞金、兴国两县80%人民被杀。其中有个地方叫千坟岗的，1934年红军长征后还乡团在半个月内在这一带8个村杀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千坟岗附近的一个村庄，民国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杀得只剩下8户，现在才100多户。当地至今到处可以看到国民党军队烧毁房屋后的灰黑地基残余。
在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多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八路军著名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国民党军队杀害了66口人，几乎被灭了门。徐海东后来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蒋介石和国民党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历史，是十分残酷和血腥的，也是令人无法想象和无法理解的。因为从大量历史资料来看，当时的时代和历史事实绝非是今天某些人所大胆假设和求证的那样简单、平和，蒋介石本人也绝非象某些人士所歌功颂德的那样温良恭俭让。
当然，今天重提这些历史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还原历史，澄清史实，以正视听，避免某些历史细节被人随意戏说、瞎说和胡说，进而使某些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维持现状》是美国期许的。谁敢不听？谁有胆违背？大陆走资派习近平听美国的。过气的台湾国民党马英九听美国的。执政的台湾民进党蔡英文听美国的。接着执政的台湾民进党赖清德也是听美国的。
为什么要《维持现状》？因为美国要《对台军售》。美国军队满世界驻军，用过的大量二手军火如何处理？都扔太平洋？美国人可聪明了不会扔掉的。还可赚钱。台海两岸分治，台湾可是个听话的买家。美国将二，三手军火卖给台湾每年可赚不少钱。美国卖不了的二手军火还可以援助乌克兰等国家。何乐而不为。《统一》？梦想吗。走资派习近平实现了做皇帝的梦想。还梦想《统一》台湾名留历史。可事实呢？美国不同意两岸《统一》，走资派习近平的梦想能实现吗？
当前，或许也已经确实到了必须要“抛弃幻想”的阶段，域内域外形势皆不容乐观，如果仍然保守“peace and love”的信条去“维持现状”，恐怕历史性重任的实现会被继续推迟，遥遥无期。
去年9月14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票通过《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这是1979年美台断交及《台湾关系法》生效以来，美官方层面对台政策最全面调整。
该法案在外交军事等领域全方位提升美台关系，虽然当中部分条文经过了不同程度的修改，但“骑脸”味儿依旧浓郁。
该法案由民主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鲍勃·梅嫩德斯与共和党籍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共同提出，审议曾被两度推迟。
梅嫩德斯在声明中指出：
此次表决显示了美国对台湾人民的坚定支持，并认可美国国会在面对这些挑战时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同时，《法案》原有条文曾要求驻美的准外交机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台湾代表处”、“美国在台协会”更名“美国代表处”……
并且，《法案》原本还要赋予台岛“主要非北约盟友”地位，经修订后改为在军备移转上以“主要非北约盟友”盟友同等方式对待台湾，并计划未来四年提供台湾45亿美元外国军事融资资金(修正版则强调是无偿的军事援助，且加码第五年提供20亿美元)。
需看到，就在那一个月前，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埃德·马基率领跨党派国会代表团窜访我台湾省，重申“美国对台支持”。
当时的窜访团成员还包括美众议员加勒曼帝、鲁文索、贝耶和罗德薇。
就在那十二天前，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刚刚窜访台岛，成为美国二十五年来落地台岛最高级别的政治人物。
毫不客气地说，如果此时还依然有人继续对“和平统一”、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与所谓“岛内中间派”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实为自我安慰和自我取嗨了。
在国内，极多数的人群四十年来实质上从没有真正认识到：美帝国主义纵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完成了历史性的建交，但自建交以来也从未尊重过我国主权领土完整，包括重中之重台湾省的领土归属。
就在中美建交二十多天后，1979年1月26日，美国务院向国会提交“台湾授权法案”，主要是关于设立“美国在台湾协会”的技术性规定，议员们乘机对法案进行了两个多月辩论，并把许多议员感兴趣的对台岛安全担保写进法案。
该法共18条，其中最关键的是“关于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和“台湾的国际地位”两条。
关于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该法第二条说：
美国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望;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美国将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并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
该法第三条还规定：
美国将向台湾提供使其能保持足够自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总统和国会完全根据他们对台湾的需要的判断并依照法律程序来决定这类防御物资和服务的性质和数量。
总统将对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威胁并由此产生的对美国利益所造成的任何危险迅速通知国会。总统和国会应依照宪法程序决定美国应付任何这类危的适当行动。
台湾问题如何解决，这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但该法却把完全属于中国内政的问题作为美国国内法阐述的主题，这粗暴践踏中国的主权，干涉了中国内政。
关于台湾的所谓“国际地位”，该法案第四条的所谓“法律的适用或国际协定”又规定：
外交关系或承认之不存在不影响美国法律对台湾的适用……凡当美国法律提及或涉及外国和其他民族、国家、政府或类似实体时，上述各词含义中应包括台湾，此类法律亦应适用于台湾。
国会批准美国同到 1979 年1月1日止被它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当局所签订的并在1978 年12 月31 日有效的一切条约和其他国际协定(包括多边公约)依然继续有效，除非和直到依照法律予以终止。
本法的任何内容不得解释为支持把台湾当局从任何国际金融机构或任何其他国际组织中排斥或驱逐出去的依据。
即，美国实际上仍然把台湾看作“国家”，把台当局当局看作“政府”，这同《中美建交公报》的精神是不相容的。
1979年4月10日，“与台湾关系法”经卡特总统签字正式生效………
直到今天，该法案对对中美关系以及我们的统一大业造成着负面影响，堪称埋雷。
同时，作为对外部国际环境变化的某种“呼应”，也是对此前国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切向前看》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新思路的践行，诸多时代性的对台方略纷纷出炉。
比如，1981年我们制定的“叶九条”，就很有代表性：
一年后的8月17日，中美就美对台军售问题签订《八一七公报》。
以今天视角重新回溯看待，这是一份内容相当含糊的公报：
美国政府声明，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并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在作这样的声明时，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一贯立场。
这些条款均无精确定义，“逐步减少”、中美建交后近几年的“水平”基准是什么，全都没有指定。
尽管美方声明放弃长期对台军售，但也没有说明长期”有多长;虽重申“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但也并没有设立明确期限。
而就在中美签订《八一七公报》仅一个月前即1982年7月14日，里根指派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李洁明(这位可是一个重量级人物)会见台伪总统将经国，对台提出“六项保证”。
大致内容为：
美国无意就对台军售设下截止日期;不会就对台军售议题事先与北京协商;不会在北京压力下停止对台军售;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无意扮演台海两岸的中间人，不会施压迫使台湾与北京展开谈判，不支持北京对台湾主权的主张。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
1979年的元旦，在中美建交的“喜庆氛围”下，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发表了著名的《告台湾同胞书》，表达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争取「国家和统」的愿望，并提出了相关方针政策。
随即，人民军队停止了自1958年开始的对大金门、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释放出“结束两岸军事对峙、扩大两岸交流和实行两岸三通”的意愿。
也是在那天，我们正式宣布放弃“武力解放台湾”的口号，提出“和平统一祖国”政策，并呼吁两岸进行“三通”(通邮、通航、通商)和“四流”(学术、文化、体育、艺术的交流)，以期化解两岸的长期阻隔、互相了解。
然而，我们的热情换回了什么?
蒋经国的“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遵循着“扎根本土，深耕台湾”的方略，蒋经国集团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公开对美依附。
就在中美建交的那一年，美国一次性交付台岛48架F-5E/F战机(价值1.6亿美元)、500枚AGM-65B小牛导弹(价值3200万美元);次年更是分批次交付台岛1013枚BGM-71拖式导弹与49具发射器、5套改良型鹰式导弹、284枚MIM-72C檞树导弹、14辆M110A2自走炮(价值2.83亿美元)。
毛泽东时代的工人，是真正的工厂主人。工人阶级在毛泽东时代有极其高昂的生产热情，他们对工厂的热爱、对生产的热情甚至到了我们现在无法相信的地步。比如他们会主动申请义务劳动，不要任何报酬;如果领导安排义务劳动没有安排到他，他会觉得这是领导看不起他，心里面会非常不舒服。又比如有些工人为了抢任务，会连续工作24小时，领导拉都拉不走。在主流的观点看来，这种热情是一种畸形的、违反人性的热情，这种热情的出现就是一种错误。那么事实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如此高昂的生产热情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走访了数位毛泽东时代的老工人，通过访谈我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结论：高昂的生产热情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工人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了自己是工厂的主人;这种主人的地位并不仅仅是体现在口头上或法律文件上，而是渗透到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是我们之间的访谈记录。
问：我接触过一些毛泽东时代的老工人，那些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在提到毛泽东时代的时候都很感慨。常常说当时的工人是爱厂如家，所以生产热情非常高，而现在的工人对工厂没得任何感情得。我想问，当时的工人为什么会对工厂产生这种感情呢?
罗师傅：小李，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世界上没得无缘无故的爱，也没得无缘无故的恨。我们为什么会爱厂如家，原因很多，但我认为首先是因为这个厂关心工人。当时的厂对工人的关心可以说是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
举个例子来说，我是58年之后参加工作的。工作没得好久，有一次家里面来信，说我爸爸身体不好，现在家里面很困难。我当时也没有给厂里面说，但是在私下给朋友说话的时候说漏嘴了。过了一段时间，家里面来信说收到了50块钱，我都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问领导，才晓得是工会寄的。
罗师傅正准备往下说，黎师傅打断了他的话。黎师傅是退休干部，以前在团委和工会都干过。
黎师傅说：小李，当时工会领导那真的是把工人的利益装在心里面的。当时每个班组都有一个工会小组长，他负责了解班组工人的情况。方方面面的情况都要了解：家里面困不困难?爱人是干什么的?小孩是否该上学了?最近有什么状况等等。班组把情况汇总到车间一级的工会，车间再把情况汇总到厂工会。所以说工会对整个厂里面所有工人的情况、困难那是一目了然，一旦出了问题马上就给你解决了。他甚至都不用你来说，自己主动就给你解决了。举个例来说，凡职工生病请病假3天以上的，工会领导就必须要去关心。无微不至啊，就到了这种程度。
张师傅是厂里的处级干部，改革后在职工大学当校长。张师傅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切身的体会。我55年的时候在一线当工人，得了胃病，经常去医院，很严重。当时袁景良是我们工会的劳保委员，他晓得了这个事情，就提名让我去疗养。单位就送我去疗养所疗养了50天，疗养所的伙食非常好，标准是21块/月，我自己只出9块钱。疗养了之后我的胃病基本上就好了，到现在都没有犯过。
你问我为什么工厂会这么关心工人?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是工厂的主人。
问：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比如现在，很多干部最初也是很优秀的，但他们后来就慢慢变质了，开始搞贪污腐败。那当时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也就是说怎么防止优秀的人变质呢?
周师傅自己有当领导被群众检举的经历。周师傅说：当时的贪污腐败很少，各方面的原因都有。比如当时对现金的管理很严格，30块钱以上不能使用现金，只能使用支票，这就让你贪起来很困难。再比如当时人们思想觉悟很高，觉得贪污是很可耻的一件事情，使得你自己就不愿意去贪。现在完全搞反了，贪得越多觉得你越能干。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群众的监督很厉害。当时所有账目都要张榜公布，任何人都可以查。我在电力系统的领导岗位，在文革的时候我管经济。当时我经手一笔款子，8万多，有3角7分钱对不上帐。就因为这么一个事情，我被人检举，上面派了7个人来查我的经济，前前后后查了半年多时间。最后终于搞清楚了原因，不是我贪污，而是账记错了，所以给我定了一个“贪污行为不按贪污论处”。当时的群众监督就能严到这种程度，你说还有哪个敢贪。
梁师傅：毛主席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当时干部和群众是住在一块的，干部家里面是什么情况群众都晓得。所以没得人敢贪，群众把你盯着的，一有任何问题马上就检举你。工人的检举途径也很多，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可以直接找党委书记反映。还有就是当时每个月有一次民主生活会，你可以在上面给领导提意见。而且他还拿你没得法，因为领导是没得权力开除工人的。
比如说我们厂的副厂长利用权力给自己分了一套房子，群众在民主生活会的时候反映到党委，结果这个人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房子退回，级别从副厅级降到副处级。
张师傅是厂里的处级干部，改革后在职工大学当校长。张师傅说：我说一点个人的看法，和他们的认识有一些出入。我认为要分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当时对领导的监督还解决得不够好;第二、由于工人敢用大鸣大放来监督领导，所以这个监督问题比现在解决得好得多。我说不够好是因为当时有些领导滥用权利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我们厂的领导杨××，他喜欢在背后用小动作整人，这就明显是乱用权力。文革的时候群众写大字报揭露他的问题，后来他就被群众批判了，批判了之后整个作风大大改变。呵呵，不过改革开放之后老毛病又犯了。
范师傅70多岁，是全国劳模。范师傅说：小李，我还想给你说一点，要理解什么是主人，就要理解什么是奴隶。主人的对立面就是奴隶，奴隶的主人是不信任奴隶的，怕他们偷懒，所以随时都拿着皮鞭抽打他们，强迫他们工作，根本不把他们当人，只把他们当会说话的工具。
说得难听点，现在的工人就是这样。领导和工人处于一个对立的状况，工人在一线干活累得半死，领导在办公室吹空调。工人稍微不随自己的心意就破口大骂，动不动就克扣工资。在工厂里面工人没得半点说话的权利，你能做的就只有服从，除了服从还是服从。
以前可不是这样，当时提倡鞍钢宪法，充分的相信群众的自主性，让工人以主人翁的态度去干活，而不是厂长拿着棍棒驱使工人去干活。当时是干部带头参加劳动，以此带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比如我们厂，副处级以下干部基本上所有时间都在生产一线，干的活比工人还多。正处级以上的干部每个礼拜五都要参加劳动，还要向工人拜师学艺。当时干部参加劳动那是真的在劳动哟，我就听说过有些车间的主任、书记亲自上一线结果中暑晕倒的。
当时还提倡让群众提合理化建议。我们厂还专门设立了机械化车间去实施工人提出来的合理化建议。当时工人一共提出了4万多条建议，最后根据这些建议做出了400多项技术革新。现在呢?领导根本看不起工人，他觉得技术革新是技术员的事情，你工人不配提意见。
张师傅：当时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也处于一个主人翁的地位。就拿生产任务的制定来说，现在生产任务的制定都是厂长说了算，当时可不是这样。一个生产任务下来了，厂里面下到车间，车间下到班组，班组传达到每个工人。然后让工人讨论，看应该怎样完成这个生产任务，如果觉得这个生产任务规定得不合适，工人就提意见让上面修改生产任务。比如有一次一个生产任务下去了，让一个工人轧了碳素钢马上轧锋钢，工人觉得这种生产任务安排不合理，于是提出意见，后来就把生产任务修改了。
如果提了意见上面不听怎么办?那工人就可以继续提意见、可以去闹，你当官的把他没得办法，因为你没得开除工人的权力。当时有句俗话：你当10年官，我11年都不犯法，你把我没得办法。我给你举个例子。当时碳素钢钢锭出来之后，为了保证钢的质量，按照操作规程，要切掉1.5%的量。后来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只切掉1%的量也能够保证质量。这样每吨钢锭就可以多出0.5%的钢材。
我当时在团总支任生产委员，就和另外一个工人一起向上面反映这个问题。结果车间和厂里面都不支持我们，说这个东西是苏联专家定的，不能改。我们就和上面顶着干，连续几百次违反苏联专家定的操作规程，只切1%的量。结果厂里面拿我们也没得办法，因为我们没出任何质量问题。后来我们把问题反映到冶金部，冶金部的让我们把实验数据交了上去，最后冶金部批下来同意了这种操作方法。
周师傅：工人为社么觉得自己是主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工人和干部的待遇是差不多的。以吃粮为例，当时根据工种定粮。困难时期我在市委工作，当时市委干部是21斤粮，工人普遍比干部多，某些工种能到50斤粮。
梁师傅：有一次我们单位发奖金，干部奖金是4块钱，炼钢工人的奖金是6块钱。由此可见，当时的干部才真正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那个时候当干部只有多做事的，干得不比工人少，拿得不比工人多。当然，你问我们工资有没有差异，也有差异，但是这个差异很小。
张师傅：你说工人和干部的工资有没有差距呢?这也有差距，但这个差距小，很多工人的工资比干部还高。我们厂里面有一个8级钳工叫李孟虎，工资待遇相当于县级干部的收入。他一个人的工资就够全家人生活，而且还生活得很好。他有8个小孩，后来这些小孩有上中专的，也有上大学的，很有出息。你想想现在，你一个工人的工资能够养活8个小孩?还要读书哟!根本不可能。
问：毛泽东时代每个人能够得到的物资那么匮乏，为什么小偷小摸的利己现象反而很少呢?为什么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了，物质财富丰富了，消极怠工的现象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工人为什么会偷懒呢?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观点叫做“公有地的悲剧”，或者“搭便车”，来形容出工不出力的社会情况。在毛时代，工人们中间有“搭便车”的情况吗?如果有，那么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对待的呢?
老工人李师傅：拿我们钢厂为例。承包以后，那个厂长想给大家发奖金想刺激工人干活，可工人一看，你那七大姑子八大姨都成了领导了，这些人一起挖社会主义墙角，工人干脆不干了。工人丧失了主人公地位，他不认为是在给自己的厂子干了，这是你厂长的厂子，你厂长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所以工人都不愿意干了、消极怠工。资产阶级就借着这个污蔑工人阶级“大锅饭、养懒汉”。
偷懒是厂长承包制以后。你厂长一承包，七大姑八大姨都发财了，每年拿几十万的奖金，工人一个月才一二百块钱，工人生气咧，所以磨洋工。这与计划经济没一点关系。他把自己犯的错误强加到计划经济、工人头上去了。
一位老工人：毛泽东时代工人们受的教育就是要大公无私，所以大家的思想都很好，私心不重，再说，厂子是工人自己的，不会去偷的。当时也有“搭便车”的，不过是极个别人，通常大家都会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一般都能改正。那时对小偷小摸的现象定性是很严重的，谁要是偷拿工厂东西，大家都会很看不起他，舆论压力很大，并且厂里也要严肃处理。
改革开放后，所有制的变化把人的私心都给挖出来了。主流媒体都是在告诉人们如何赚钱发家，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金钱至上。从上层领导就开始多拿多占，所以工人小偷小摸的现象多了。
毛泽东时代普通工人也可以参加技改和管理工作，有专门的实验室供工人从事技改活动，虽然学历低，但在实践中也是能有所创新的。工人们都是主动参与技改和管理工作，主动参加义务劳动，不让他参加他才不乐意呢。那时候要的是荣誉。现在你给人家钱，人家都不干。”
常师傅是××针织厂的老党委书记。常师傅说：共产党的最高宗旨是消灭私有制。过去，工人真正是工厂的主人，现在工人是雇佣。纺织局局长李**，原来是纱厂厂长，纱厂产品为生产原料，不可能卖不出去，他把纱厂搞破产后，转为私人，2600名工人成为雇佣工，供其榨取劳动剩余价值。80年代有一些烟厂的工人，会把烟塞到饭盒里带回家，如今这种小偷小摸的现象会有增无减。
记者：小李
号称《不统不独不武》的马英九，又要同走资派习近平互相跪拜称兄道弟成为老朋友了。蒋介石国民党未能得逞的《反攻大陆》在马英九得以实现。大陆走资派习近平特色政府积极地里应外合配合得很好。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说得好哇：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仅仅一个为了《和统》是唬不住人的，更是说服不了大陆的广大工农兵的。因为只有在明辨“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真正的朋友“的前提下，要团结《和统》的是谁，才能产生正向的政治统一的意义，团结才能真正团结的力量，才能创造强大的阶级斗争的力量。
列宁在《统一》中的观点则更为辛辣：统一，这是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口号，但是，工人事业所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统一。
此前有述，号称“不统不独不武”的马英九，其所谓“一中各表”，是比绿党更为阴晦的台独，也是对「蒋经国路线」的继承发展，是对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年的解放战争、对《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大陆十四亿工农兵群众的毫不掩饰的否定与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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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八个字是不折不扣的妄图实现长期割据的台独战略，此后的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蔡英文之流均不过形式不同罢了。
在年近古稀之时，蒋经国选择李登辉作为自己的继任者，此人的历史形象其实是不需要讨论的。
李登辉何许人也？一个日本统治台湾时期产生的殖民化家族一员，其父亲为日本人统治台湾政权下的一名秘密警察，日常工作就是镇压台湾人民、压制台湾民间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行动；李登辉的哥哥李登钦，曾被日本法西斯派往菲律宾作战并死于当地，也算是为天皇尽过忠的人。
至于李登辉本人，对天皇更是忠心耿耿，中学时代就给自己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岩里政男”，后又认贼作父宣称日本是“第二故乡”并用日文写了大量诗歌赞美日本的军国主义与“大亚细亚主义”。
李登辉在台北高等学校就读后，还未毕业即前往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就读（主攻农业），后随着日本在亚洲战场陷入被动、兵源吃紧，忠诚可鉴的李登辉加入了日军——只不过还没有等他来到战场搏杀，日本法西斯就已经战败。
这么一个殖民化人物、奴化政客，竟然可以被蒋经国相中、作为台湾省领导人，其对于台岛的历史定位和未来走向的判断，根本无需争议。…】
不夸张地说，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承认马英九这个国民党前主席的政治存在，以及默认其“不统不独不武”的政治主张而不进行严肃批驳，这是对新中国政权合法性、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否认。
更为明显的是：台湾国民党连一个台湾岛的政权都搞不定，空喊《中华民国》《就是我们国家》有用吗？走资派习近平容任马英九的臆想不说，还请马英九再访大陆。
上次大陆之行，马英九巧妙地以小资产阶级做派的“和平”、“仁爱”、“亲善”作为同各省大员乃至媒体群众的交流面具，绝口不提新中国。口口声声《中华民国》《就是我们国家》。这《我们》就是习近平和马英九吗？问问台湾执政的蔡英文同意吗？大陆人听习皇上的不说了。
1942年5月2日，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有过揭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
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
满口靡靡之音，浑身抗拒政治，马英九这个国民党人的忸怩姿态倒也不出乎人们的意料。
犹记2017年12月，时任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在出席一次集会时，听到有民众高呼“和平统一”，登时大慌手脚，连忙说：你不要提这个事!
吴敦义的表现让人奇怪，你不是中国国民党的主席吗?为什么不能让民众喊出“和平统一”的口号?难道你被民进党策反了?
过往，国民党从来是没有丢弃“国家统一”这个口号的，虽然他喊的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但好歹还是会在表面上讲讲统一。
可自从李登辉上台抛弃了“国统纲领”，统一这件事在国民党内就再也没有人讲过了。
虽然洪秀柱在担任国民党主席期间表达过“一中同表”(有蕴含着国家统一的含义)，但后来接任洪秀柱任国民党主席的吴敦义仍然坚持所谓“一中各表”。
这个“一中各表”当然是一个逻辑上的怪物了，实乃变相的“两国论”、变相的“两个中国”，反映了国民党1949年流窜台岛之后其党内主流派的心理状态。
就历史事实与政治意识的双重层面来看，国共两党之间是有不共戴天、不可调和的阶级层面的血海深仇的，这永远不以时间和外部形势为转移。
八九十年前，这个蒋介石国民党的烂党宁愿放任日本人烧杀抢掠、宁愿向美国人贱卖主权，也要疯了一样地《剿共》屠杀共产党人以维系其买办资本的压迫统治。
七十多年前，这个蒋介石国民党的烂党的军队用足以对标德国纳粹和日本鬼子的虐俘、奸民、抓丁等手段，同共产党解放军反人道地血战三年，后溃逃孤岛后，几十年来于东南沿海袭扰抢杀大陆渔民无数。
七十年前，这个蒋介石国民党的烂党派特务前往朝鲜配合美军策反并虐待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战士，消防水龙头插肛门、凉水灌肚、高分贝噪音、强光束照射、超强微波刺激、后背刺青等残酷折磨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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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今天，这个蒋介石国民党的烂党的旧人旧官，竟然屡屡登上共产党解放军的舞台殿堂，张灵甫、孙立人、孙元良、陈砥中、刘建章统统成为了光辉人物!《还乡团》大行其道，蒋公被唤“千古巨人”。
走资派特色政府“若为统战故，一切皆可抛”，如按这种思维去“统战”，那么统回来的绝不可能是什么“台海同胞”，而是重新骑到中国人民头上的地主大爷《还乡团》。
走资派背叛了当初共产党打下江山时的初心，一味地《惠台》《舔台》《跪台》，特别是向国民党示好，这样的“统战”是对自己的阉割。
不论是焚香祭祖，还是标榜“中华”，马英九2023年的登陆之旅充满了浓厚的威胁味道——仿佛一旦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妄图”实现祖国统一大业，那就是破坏两岸和平、破坏两岸同胞一家亲、破坏中华子孙大团结……。
不得不说，马英九真是完满继承了七十四年前蒋介石的“伪和平，真拖延”的嘴脸。
1949年1月渡江战役前夕，据守南京的国民党法西斯政权也曾在蒋记幕僚的指挥下，向毛主席、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同仇敌忾的工农民兵，高呼“和平”、要求“停止战争”。
那年的新年团拜会上，蒋介石亲自宣读了摇尾乞怜的《新年文告》，并下令将这篇酸文刊登在包括《中央日报》等国民党的大小报刊上，且全部都是头版头条。
蒋介石鼓吹的和平当然是假的，其目的一方面是祈求人民解放军停下过江的步伐，另一方面则是裹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共集团，妄图在舆论上给毛主席施压、把“破坏和平、不接受止战诉求”的歪理大帽甩给共产党。这与蒋光头曾经执意在上海与日寇“决一死战”是一个道理，借买办云集之地求得西方注目。
舆论嗅觉敏锐、政治意识敏感的毛主席当然一眼识破。
在蒋府刊登《新年文告》几小时后，毛主席迅速发表共产党方面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光是题目就秒杀了矫揉阴绵的国民党写手。
而毛主席所著文章的内容更是雄气英发、直戳要害：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
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
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
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
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
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
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和平是人人都想要的，但是要看到这「和平」是谁的和平?
蒋介石及其背后财阀所祈求的“和平”，当然不是国统区人民百姓的和平，而是“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姐妹孔家财”的和平，是一众大家族、大财族、大宗族们的和平，是这些泉柜们屁股后面的执鞭洋人的和平。
蒋记国民政府统治下的黎民黑暗，却是那些法西斯当权者们的欢腾天堂。面对百万洪流、杀红了眼誓要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解放军，他们当然会祈求“和平”、会伙同所谓的“国际社会”一道擎起“反战”的大旗，保护西洋资本与买办势力的根基。
同理，七十余年后，如果马英九凭借几笔纤柔的书法挥毫、几根廉价的祭祖檀香就可以“感动”大陆方面的官员、群众、媒体……那不得不说，国民党曾叫嚣了半个世纪的《反攻大陆》还真是在马英九的台湾国民党层面上得以实现。
这里，恐怕不得不对一个城市气质极为独特的城市进行批判，南京(注意：我们在批判一片地域的时候，往往都是针对当地官僚群体，而非普通群众阶层)：
列宁在《瑞士社会民主党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任务》中曾有言：无产阶级对战争的回答应当是：宣传、准备和实现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夺取政权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群众性的革命行动。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使人类摆脱战争。
靠盲吹“反战”、“和平”，带来不了真正的和平。
如是前提下，谁越叫嚷“和平”，谁反而才是真正的战争渴望者与战争利益的实际收割者。
正像毛主席在1956年八大上所说的：我国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需要和平，世界各国的人民也都需要和平。渴望战争、不要和平的，仅仅是少数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某些依靠侵略发财的垄断资本集团!
自从走资派邓小乎篡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后，《中华民国》蒋介石国民党的《还乡团》就回到了大陆的工人农民的身边。《还乡团》就是走资派和右派，加上台湾岛上的国民党。
走资派特色政府为什么要出卖大陆的工人农民的利益，极端地推出《惠台政策》？因为台湾岛上有《中华民国》蒋介石国民党的魂魄祖宗。走资派就是《中华民国》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的政府。
所以，几近灭亡的台湾岛上的国民党和过气的马英九要和走资派习近平凑合一起，大陆走资派的习近平国民党拉一把台湾岛上的国民党。
《统一》也是大陆习近平国民党和台湾岛上的马英九国民党的《统一》。“我们国家有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台湾地区，一个是大陆地区，都是我们中华民国，都是中国”。
大陆的工人农民们和台湾的工人农民们愿为此而去拼命吗？
所谓《还乡团》，就是在《中华民国》蒋介石国民党拥有八百万军队的盛世时，国内革命战争中，返回家乡向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进行反攻倒算和阶级报复的地主武装，并不局限于解放战争。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战，苏区和解放区、根据地的敌我拉锯战中，《还乡团》是一直存在的。
如果我们把《还乡团》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站在整部中国革命史的角度来看待，不难发现这背后，中国共产党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所具有的时代特征可以用“艰苦卓绝”四个字来简单概括。说得再通俗点，那就是非常不容易。
1840年之后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且核心问题在农村。不把亿万农民从落后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把落后的农村建成先进的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共产党就无法带领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座大山，砸碎一个旧世界，再建设一个新世界，使农业国向工业化转型，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尽量争取有利地位，完成原始积累，走向民族复兴的强国之路。
而农村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也是中国革命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是解决土地归谁所有。
外国资本大举入侵之下，社会财富很大程度上被洋大人及其买办阶层所鲸吞，地主和佃户能够分配的，只有他们牙缝里漏下的残羹冷炙。佃户原本用于弥补生活不足的家庭手工业，在洋货倾销浪潮中基本破产，已不足维持基本生活，更无法负担地主的地租，老实缴租就可能饿死。而地主阶层在洋货生活的刺激下，生活标准大为提高，维持消费就需要加紧剥削。
以河南南阳为例，这里的佃耕主要有两种：一种叫大佃，耕牛和大小农具都是佃户的，收获的粮食，主佃各得一半；第二种叫劈子佃，耕牛和大小农具全是地主的，收获的粮食，小麦二八分，秋粮三七分，地主占大头。
传统产业中的农民，是最没有风险承受能力的。一有天灾人祸，水旱汤蝗，除了等死，就是造反。而地主阶级也分化严重，随着半殖民地化程度的日益加深，逆向淘汰淘汰日趋明显，“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土豪劣绅成为农村的统治阶层。他们架设在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盈利性经纪体制”，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却无可化解。
于是，革命来解套了，旧有的、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制必然被打破，地主阶级作为农村封建势力的主要代表自然首当其冲。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当然为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所仇恨，而为广大贫苦农民阶级所衷心拥护，敌我双方的斗争是长期、复杂、艰巨的，斗争双方的力量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此消彼长。
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逃亡地主、恶霸土豪，憎恨一切终结他们万年江山的“僭越者”，为重新夺回自己失去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在反革命势力的支持下，组织队伍回乡报复。
逃亡地主、恶霸土豪们高呼：“各位父老乡亲们，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回来了！正如今，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若是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帐，那得一笔一笔慢慢算。”《还乡团》回来了。
这是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逃亡地主、恶霸土豪们的台词，却是二十二年中国革命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对立和斗争反复性的写照。
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和毛泽东的红军对比悬殊，蒋介石国民党军手中大批美械、日械“剩余物资”就不说了，而毛泽东的红军完全是叫花子跟龙王爷比宝，国共之间军队员额的差距也高达4:1，国民党狂妄叫嚣：“三个月消灭共军”，所以毛泽东的红军只能放弃一部分根据地，大踏步向北撤退。名曰《长征》，实则逃亡。
当然逃亡出来的毛泽东的红军，这是保存有生力量进行战略决战的不得已之策，但对这些地区留下来的党员干部、进步群众，乃至普通老百姓而言，却意味着一场灾难。惨遭《还乡团》的杀害。
相较此前，解放战争时期的《还乡团》的成分更为复杂，除了逃亡地主、土豪劣绅和当地土匪外，还集结起了以往和解放区军民有血海深仇，以反共反人民为职业的日伪汉奸和国民党顽固派、特务分子。
如果说逃亡地主的主要要求在于追租追田，而过去投降日本鬼子的大小汉奸及为非作恶的特务分子，在求财之外更求“命”——为保自己的命，去要别人的命，土豪劣绅和土匪则是他们的积极追随者和帮凶。
所以，这部分《政治还乡团》，对根据地人民进行反攻倒算和阶级报复的疯狂程度，性情之凶狠和手段之残忍，完全刷新了“人”的底线。
因为这是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并不因为你说不说这些，人家就不这么干。阶级和阶级斗争是血淋淋地存在。
关于这点，国民党内部也有认识，蒋介石就有特别训令，要求：“至对奸匪政训工作与情报宣传等工作，更应特加研究，积极增强，以加速军事之效果。惟剿匪平乱，必须军事与政治互相配合，收复区内之地方行政工作尤为重要。”
怎么抓政治工作，怎么收复地方行政？
那只能依靠以往跟解放区军民打生打死，完全没有和解可能的汉奸和特务，他们知根知底，更“坚决坚定”啊！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一位大家耳熟能详的英烈，这就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烈士。杀害刘胡兰烈士的，就是山西文水县当地的“奋斗复仇自卫队”。光是听听名字，就能感受到《还乡团》们身上浓重的血腥气。
这支“复仇队”的队长吕德芳，是恶霸地主，他的哥哥吕善卿，时任文水县三青团书记长，是“三料特务”、“三朝元老”—抗战前是阎锡山的特务，后来跟了鬼子，光复后又成了国民党的特务。整个文水县，针对我军民开展的“复仇”行动，基本都是这兄弟俩为主，勾结阎锡山所部驻扎该县的72师所为。
别以为犯下这些罪行的只有“还乡团”们，国民党军队虐杀红军及平民的“兴趣”，并不比还乡团差。72师师长艾子谦就专门训令配合“复仇队”行动的215团1营：“该营此次开展工作进行松懈，做法太软。今后做法要硬，去掉书生习气，勿存妇人之仁，速将陈德照、刘胡兰等扣获归案法办！”
不独“山西王”阎锡山的军队如此，大名鼎鼎的中央军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对还乡团也完全是纵容的态度。随该部行动的鲁南还乡团，在当地大开杀戒，手段极其残忍，以致中央社的随军记者翁鲜豪都看不下去了，规劝几个还乡团团长无效后，将虐杀现场拍了照片，找张灵甫告状。希望这位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名将”，能够出于爱护“党国”声誉，更好更快怀柔地方的需要，约束下这些家伙，总不能学着日本鬼子搞“三光政策”，到时候民心丧尽，地方上怎么长治久安？
结果却遭到了张灵甫的讥笑：“他们分人家的田、抄人家的家，土匪一样，人家当然要出出气呀！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们这些记者真是书呆子啊!”（温靖邦：《大崩溃》）
张灵甫部队长官都是这种态度，底下人的做派也就可想而知了。张灵甫的整编74师进入解放区后，论残害老百姓的花样和力度，并不比还乡团差。在临沂张官村（今属山东莒南），发现了几双绣有红五星的鞋垫，整74师就将做鞋垫的9名妇女全部枪杀。在孟良崮被解放军包围时，他们将附近许多村庄烧毁焚平不算，还把来不及逃跑的村民也一律枪杀。尤其令人发指的是，张灵甫为了解决粮食的困难，下令“就地补给”，纵兵抢掠百姓的粮食，对敢于反抗的老百姓全部枪杀。
隔壁李天霞的整编83师更没书呆子气，不但没有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此前还带着还乡团干各种坏事之外，掘了抗日英雄罗炳辉烈士的坟墓，把忠骸拖出来，百般凌辱。
如果说国民党军队是 “虎”的话，还乡团就是为虎作伥的“伥”。在还乡团的配合下，国民党政权确实在不少新占领地区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旧有的“秩序”。以华中地区为例，我各级留守党组织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从1946年秋至1947年3月，华中第一、第二地委的党支部就由1641个锐减为989个，党员由84498名减少到71206名。从1946年9月到1947年11月，华中第九地委的党员由37907名减少到13715名。（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等编：《中共江苏省组织史资料简本》，P211）
熟悉历史的朋友不少都知道，1968年，美国在南越搞了个“凤凰计划（Phoenix Program）”，中情局赤膊上阵，帮着南越伪政权版的还乡团，对越共进行“整肃”。
从账面来看，越共组织受到了极大伤害，然而同样肆无忌惮的暴力虐杀，造成大量无辜平民的死亡，导致了越南南部群众对美伪政权的刻骨仇恨。而且南越伪政权和国民党政权一样腐朽堕落，战术层面的胜利，对战略决战并无太大帮助，反而让更多的群众看清了美帝的反动本质和伪政权的走狗底色，选择支持“抗美救国战争”，抵制美国侵略，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解放。
而当年在中国，美帝国主义也曾积极支持国民党方面的类似行动。1946年8月，“苏中七战七捷”中的五战丁堰、林梓，在歼灭军统武装交警总队后，在丁堰（今属江苏如皋）缴获几屋子数不尽的镌刻有USA字样的脚镣手铐，这些东西的用途，不言而喻。
这一地区的还乡团，也的确对得起美国人和军统。泰县（今属江苏泰州）姜南区三太乡的还乡团，在一夜之间，抓捕了该区108名乡、村干部及土改积极分子，当夜就活埋了28人。黄桥地区浩堡乡的还乡团，一次就烧掉61户民宅，将6户人家无论男女老少，悉数灭门。（陈丕显：《苏中解放区十年》，P360）
苏中的老百姓说：“想‘中央’，恨‘中央’，‘中央’一到民遭殃，奸淫还比鬼子坏，烧杀抢掠胜‘二黄（伪军）’！”
这样的《还乡团》，与其说是竭泽而渔，不如说是为渊驱鱼。还乡团所过之处，就连原先对共产党红军持中立态度、甚至可以说是不理解，暗中企盼国民党卷土重来的一般士绅、地主和富农，也被逼得不得不倒向我党。他们固然不喜欢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但两害择轻，还乡团和国民党军的倒行逆施，更让人难以容忍—善财难舍，但还是命更重要。
有的地主甚至被逼到给共产党的干部写信，说还乡团是狼入鸡群、胡作非为，必然难以长久，虽然你们收回了土地，但我们还是希望你们赶快打回来，不然这日子没法过啊！
海安、高邮和宝应等地的老百姓，私底下也都唱起类似的民歌：“蚕豆开花，干部回家；蚕豆排挂，新四军要来；蚕豆结英儿，还乡团翘壳儿。”
应当承认，因为某些地方的执行有问题，一开始部分群众对我党的土改政策是有看法的，但“还乡团”们来了之后，很快就用自己的暴行给大家上了一课，于是大家立刻就明白啥叫阶级斗争的你死我活了。无数的农民团结起来集结在我党的领导下，拼了命也要推翻国民党，憋足了劲也要找还乡团报仇。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进行，解放军各个战场陆续发起大反攻，国民党正规军大批被歼，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还乡团，自然也随之土崩瓦解。
那些曾经横行乡里的武装的“还乡团”，他们已经被人民子弟兵永远地从这块土地上消灭了。但这些年，有一些《还乡团》，手里面没有拿着滴血的刀枪，但却借助媒体的力量杀了回来。他们又做了些什么呢？
想必不少朋友都能感受到，《还乡团》就在身边，就在眼前。
潍北县委写给华野九纵的那封信里，还有一句说：“潍北县广大人民把复仇求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自己的军队身上。”
我们如今要战胜新时代的《还乡团》，战胜历史虚无主义，希望首先要寄托在自己身上。时不我待，舍我其谁，这是持久战，是人民自己的战争，是工人农民自己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