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全岛人人自危生怕被扣上红帽子
今天，台湾国民党几近灭亡。马英九阿Q自嗨：“我们国家“就是“中华民国“。马英九执政八年，没有让“我们国家有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台湾地区，一个是大陆地区，都是我们中华民国，都是中国”。如今过气了的马英九能成吗？是不是要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扶》一下这个“爱中国爰台湾“的马英九国民党在《五二0》宣示求职上台执政实行“和统“。
走资派“特色党“也改名为《国民党》。一百多年的社会实践还证明不了《国民党》是什么习性？四十多年走资派的《患台政策》喂饱了台湾国民党的权贵资本家们还乡团了吗？
国民党在强大时容不下共产党。如今失势了还“我们中华民国，都是中国”？马英九国民党的“国家“在哪里？
马英九掌握着全台最高机密，这次能与走资派习近平实行“和统“吗？以满足走资派习近平“和统“的梦想。
也让国民党的权贵资本家们还乡团来大陆剥削工农赚大钱。
不过，国民党和走资派习近平“和统“了，国民党的权贵资本家们还乡团来大陆剥削工农赚大钱了，会不会也要在全中国继续屠杀共产党人。
蒋介石国民党流亡台湾时期，继续屠杀共产党人，或是同情共产党的平民百姓。几十年使全岛人人自危，生怕被扣上一顶可怕的红帽子。台北街头、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处处可见台湾当局用红墨水写的枪毙死刑者名单的布告;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的开始字幕就是“通匪者杀”。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匪谍×××数犯被枪决伏法”等标题，一星期要出现好几次。市民听惯了警笛、战斗的枪声以及耳闻目睹的死讯。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被枪杀，那些因言获罪，因党派暗斗或被无辜罗织罪名的人，要么被禁监、流放，要么被枪杀，具体数字无法计算。
多行不义必自毙。蒋介石在一次谈话中说到：“是我们自己打败了自己。”这也算是蒋介石对自己错误的一次反省，只是为时晚矣。
1949年10月底，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便退守台湾，在这期间他除了在大陆展开全面的破坏行动，还指挥特务部门在他曾经的陪都重庆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屠杀……
渣滓洞里的大屠杀：
1949年11月，蒋介石由台湾到重庆，命令毛人凤将关押的革命进步人士速予屠杀;违纪的军统分子，案情轻微的予以释放，严重的并与屠杀。毛人凤接到命令后，派保密局第六处副处长徐钟奇到重庆清理该所人犯，除释放大部分违纪的军统分子外，最后报蒋介石批准屠杀的共30余人。毛人凤接到蒋介石的批示后，令陆景清于同月25日执行屠杀。
渣滓洞看守所在重庆解放前夕实行了两次大屠杀，一次是1949年10月底，一次是11月27日，共屠杀了140多人。
第一次屠杀了革命人士42人。这42人都是中共干部及党团员，有工委、市委、地委、县委及军事方面的负责人。这些革命人士，是于1948年春由重庆绥靖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和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琨合作搜查《挺进报》，破坏了中共重庆市委地下组织，由于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的叛变而被捕的。
第二次屠杀了100人左右。徐远举派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所属的行动总队副总队长钟铸人会同渣滓洞看守所所长李磊及看守长徐贵林等执行。
郭旭对屠杀时的场景进行了回忆：“先将该所判处死刑的人犯集中在一间大房子内，将铁门锁上，用机关枪扫射屠杀，然后用汽油将那所房子焚烧了……当机关枪扫射时，被屠杀的烈士们，有的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有的当时没有被打死的被火烧死了，惨叫之声，不绝于耳。连刽子手钟铸人都说：“在战场上和敌人打仗，因为怕被敌人打死，开机关枪时越打越起劲;在渣滓洞用机关枪射扫人犯，看到他们手无寸铁，乱窜惨叫，心里实在有些难过。但是上面的命令，只好昧着良心指挥他们扫射，这个玩意真不好干啊!”
大规模暗杀：
国民党还对进步人士进行了大规模的暗杀行动。1949年年初，蒋介石、毛人凤炮制出一份暗杀名单。在这张名单上，蒋介石的政敌--李宗仁、龙云、白崇禧、张学良、杨虎城、傅作义等人都榜上有名。一时间，国统区暗杀行动连绵不绝，人人自危。下面以杨虎城被暗杀为例，对蒋介石集团在这一时期实行的暗杀行动作一简要说明。
蒋介石因为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对自己实行软禁而对杨虎城恨之入骨。1949年8月，蒋介石杀杨虎城的决心已下。毛人凤接到指示后，秘密将杨虎城运往重庆。他们杀害杨虎城的办法及过程极其残忍。
杨虎城等下车后，两个特务搀扶着杨走上三百多级石阶到戴公祠去。他的儿子杨拯中双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也被两个特务挟持着一同上去。……杨氏父子到达目的地，又被特务分别引向左右两边的正房。这一切布置，使杨很感惊疑。特务们这时最怕这位20多岁的杨公子会有所反抗，决定先解决他。当他刚一踏进室内，预伏在门后的特务便用利刃插入他的胸膛。他惨叫了一声“爸”，正要挣扎，便被特务们连着几刀刺倒在地。杨虎城听到儿子的叫声，心知有异，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惨景中，老先生(这是特务们对他一向的称呼)爱子心切，想转身去看个究竟。刚一调头，刽子手的利刃已刺进他的腹部。他大声叫了一声“哟”，痛极倒在地下。凶手将他们再补上几刀后，认为没有问题了，便向山下奔去。
多行不义必自毙。1950年，蒋介石在一次谈话中说到：“是我们自己打败了自己。”这也算是蒋介石对自己错误的一次反省，只是为时晚矣。
1950年代，全岛人人自危，生怕被扣上一顶可怕的红帽子。台北街头、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处处可见台湾当局用红墨水写的枪毙死刑者名单的布告;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的开始字幕就是“通匪者杀”;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匪谍×××数犯被枪决伏法”等标题，一星期要出现好几次。市民听惯了警笛、战斗的枪声以及耳闻目睹的死讯。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被枪杀，那些因言获罪，因党派暗斗或被无辜罗织罪名的人，要么被禁监、流放，要么被枪杀，具体数字无法计算。
冤魂多列榜中央，全岛飘红警报长。
万户噤声犹祈祷，明朝亲友莫上墙。
“二二八”事件后，许多青年的思想陷入无出路的苦闷状态，便转而倾向共产党所代表的“红色祖国”。台大医院第三内科主任许强与王耀勋、苏友鹏等部分医生在郭琇琮等人领导下，秘密展开了学习左派理论的读书活动。
当时大陆局势多变，国民党政权连连败退，各地学潮风起云涌。台湾亦不例外，台大、师院两校学生，先后联手走上街头示威，表达对当局的不满。1949年4月6日，台湾警备司令部出动大批军警，突然包围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逮捕数十名从事民主宣传活动的学生，通缉若干进步人士，此事史称“四六事件”。
为严防“匪谍”渗透，国民党当局于1949年5月颁布实施戒严令，大力推行法西斯化的“保甲连坐”制度。此外还重建特务机构，最终归于“总统机要室资料组”，由蒋经国负责。蒋经国遵照父旨，为“台湾存亡的必要，实施铁腕政策，只要行动可疑，经人检举，一概列入危险分子，格杀勿论”，白色恐怖笼罩全岛。
彭孟辑的保安司令部及其附属保安处游查组，以抓人破案为升官手段，甚至宁可错杀三千，决不放过一个。是共产党人的者当然死路一条，左倾或有些牵连的也在劫难逃。有“通共嫌疑”者一律投进监狱，无辜受害者不计其数。据董显光公布的资料，仅在1950年上半年内，“台湾治安当局处理了匪党地下活动案三百件。牵涉的嫌疑犯在千人以上。”
首要的案件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事件”及由此引发的“吴石案”。
1949年9月，国民党情治机关在一名基隆学生身上搜到一张中共基隆工委的机关报《光明报》，国民党当局侦破了中共基隆工委会，负责人钟浩东的太太蒋碧玉也是一名地下党，面对来势汹汹的保密局特务，她视死如归地说：“这次我们失败了，我们难逃一死，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将光荣地死去!”
紧接着，国民党当局又破获了成功中学、台湾大学法学院等处的“中共台工委”分部。
早在此前的1949年4月，高雄市的“台工委”就开始遭到破坏。先是4月31日，“台工委高雄工委会”书记陈泽民、委员朱子慧被捕。“台工委”书记蔡孝乾意识到形势严峻。他急忙找到中共特派员朱枫(即朱谌之)商议，尽快想法让身份暴露的同志内渡。10月5日至7日，高雄市工委会所属的工、农、学运各支部人员谢添火、蔡国智、梁清泉等三十多人先后被捕。同年12月，“台工委”的张志忠、李法夫妇及谢富被捕并判死刑。次年1月，蔡孝乾也被捕入狱，涉嫌此案者多遭受枪杀。
蔡孝乾被捕后最终叛变投敌，这位参加过长征、久经考验的老战士，竟然煎熬不住，投向国民党。“台工委”诸多分部被一一破获，四百多名地下党人被其供出、抓捕。
国民党对吴石的怀疑，开始于蔡孝乾首次被捕时的笔记本上的“吴次长”字样，国民党情治人员立即扑向时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的吴石的住宅，并从其房间搜出签发给中共女特工朱枫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吴石被捕，时间是1950年3月1日。
其实，吴石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情报官“密使一号”，之前已将大批绝密军事情报通过朱枫由香港传到大陆。毛泽东知晓后大加赞赏，表示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并当即赋诗一首：“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吴石案”牵涉的人员大都被投入了监狱，受该案牵连而被捕的人有：吴石的妻子王璧奎、中共联络人朱枫、老部下聂曦、前“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陈宝仓、中校参谋方克华、参谋江爱训及吴石的副官王正均等。1950年6月10日，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枫四人被“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当天下午被押赴台北马场町刑场，从容就义。
国民党情治机关曾多次在台大医院抓人。1950年5月13日，台大医院第三内科主任许强医师、眼科主任胡鑫麟医师、皮肤科医师胡宝珍和耳鼻喉科医师苏友鹏，同时被捕。1950年9月，军法处裁定许强与郭琇琮、吴思汉、王耀勋等十名同案“共同意图破坏国体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各处死刑并褫夺公权终身”。另外，谢桂林医师等四人也以其他罪名被处死刑。这是“台大医院案”。
1950年5月，台南县麻石镇“镇长”谢端仁等三十三名地方人士被国民党当局以“共同意图颠覆政府”罪逮捕。最终全体被一一判刑，其中三人被判死刑，九人被判决无期。此为“麻豆事件”。
1950年6月，台北电信局桃园收报台林清良等七名职员，因“共党嫌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其中林清良等三人因传阅中共文件书籍，被以“意图颠覆政府”等罪名判处死刑。此为“桃园事件”。
还有发生于1950年3月的震惊全岛的“两大企业案”。据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蒋介石与台湾》一书披露：台湾当局深恐官营企业高级职员受到主管负责人已投奔大陆的影响，特向最大的糖、电企业开刀，杀鸡给猴看。台糖公司的总经理沈镇南及助手林良桐被枪毙，部下多人被判刑。沈的罪状是故意不出售糖，“保留物资让共党接收”。台电公司总经理刘晋钰及职员严惠先也均遭杀害。刘晋珏的罪状是其子在台大因参加“左倾”团体被逮捕;严惠先在大陆失守后滞留一个时期才来台，有通共嫌疑。
受到牵连的人不计其数。据资料披露，抗战时期“抗日义勇队”队长，当时的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委李友邦，也因其妻子的牵连被枪杀;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和兄弟李崇道，因在家里留宿一位旧时广西大学同窗，竟然也被语误以“掩护匪谍”罪投进监狱。
1950年代，全岛人人自危，生怕被扣上一顶可怕的红帽子。台北街头、火车站等公共场所，处处可见台湾当局用红墨水写的枪毙死刑者名单的布告;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的开始字幕就是“通匪者杀”;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匪谍×××数犯被枪决伏法”等标题，一星期要出现好几次。市民听惯了警笛、战斗的枪声以及耳闻目睹的死讯。数以千计的共产党人被枪杀，那些因言获罪，因党派暗斗或被无辜罗织罪名的人，要么被禁监、流放，要么被枪杀，具体数字无法计算。
秦风在《岁月台湾》一书曾披露这样一个插曲。那些被禁监流放者大部分集中在距台东十八海里的绿岛上。高峰时期，这里的囚徒共有三个大队一千七百多人，其中包括著名作家柏杨。每个大队辖四个中队，一个中队又辖二个分队，此外还有一女生分队。他们天天被重复“洗脑”，过着没有自由、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囚徒生活。
诞生于1954年夏天的《绿岛小夜曲》，当年唱遍了包括绿岛监狱在内的台湾每个角落，这首歌曲调优美，人人会唱。
对不讲道理的犬讲道理，能听得懂吗？对不懂得美的人讲风雅，能懂得美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多少叛徒。最大的是走资派邓小平。等到毛泽东逝世后篡权成功的一位。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叛徒有不少。哪个政党没有叛徒？没有内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当了领导的还当叛徒的就有不少。
向忠发(1880-1931)，又名向仲发，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国民党“二大”，任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在1928年7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但实际上他缺乏担任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的经验和才干。1931年年6月22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向忠发被捕后立刻叛变，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虽然蒋介石得知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1931年6月23日晚将他枪决了，前后不过两天时间。行刑前，向忠发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还是难逃一死。他同顾顺章一道，成为了中共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周恩来曾这样评价向忠发：“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向忠发被国民政府枪决，终年51岁。
顾顺章(1903-1934)，本名顾凤鸣，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地下情报人员，中共秘密情报组织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1931年3月，顾顺章从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在汉口，将张陈二人送走后，顾顺章勾搭上了一个女人。因为缺钱，他居然化名登台表演魔术。当然，顾顺章之所以敢如此犯险，还是因为对自己的身手过于自负。他有着高超的化装术，经常化装后登台演出，从未失手。然而，千虑一失。4月25日，顾顺章被此前的中共叛徒认出，遭到特务的逮捕。当晚，顾顺章被迅速押解到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没有严刑拷打，也没有威逼利诱，顾顺章立即叛变。1934年被国民政府以秘密联络共产党为由处死。由于其掌握大量共产党机密，叛变后又破坏中共各地的组织，故有人称他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余洒度(1898-1934)，黄埔军校第二期，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入党。南昌起义后，余洒度任警卫团团长，后参加秋收起义，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三湾改编后任前敌委员会委员。1927年10月，余洒度受遣抵沪，向当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写了《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的工作汇报，该文成为研究秋收起义的重要文献。在沪期间，余洒度对革命产生了悲观情绪，最后脱党。1933年，余洒度成为国民党第61军政训处少将处长，在此期间开始利用职权贩毒；1934年贩毒事发，蒋介石亲自下令枪决。
贺治华(1903-？)，原名贺稚番，女，朱德的第四任妻子，在朱德自欧洲回国后长期滞留国外，后与朱德离婚，并在苏联与霍家新结婚。1928年因为贪图悬赏，贺、霍二人出卖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导致后者被捕牺牲。周恩来、陈赓等中央特科负责人员查明真相后，令红队冲入贺治华房中，开枪打死了霍家新，贺治华重伤未死，但一只眼睛被打瞎，后不知所终。历史留下来的多种记述中都称贺治华生得很漂亮，杨子烈(张国焘夫人)在其《往事如烟》一书中说，贺治华生得的确妖娆，柳眉杏眼，怒中带笑，愁中见喜，见了高级负责者，热得像团火。
李士群(1905-1943)，原名萃，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留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1928年回国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首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1938年投靠日本人，后回上海为日本侵略者做情报特务工作；1939年任汪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秘书长、特工总部副主任，残酷迫害抗日军民；于1943年被日本方面毒死。
陈公博(1892-1946)，1921年春参与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1923年因投靠陈炯明而被开除党籍；1925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等职；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历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军委会常委、伪国民政府主席、军委会委员长、行政院长等职。1946年4月12日，以通谋敌国罪成立，陈公博被处以死刑，6月3日枪决。自称“乱世能臣”的陈公博是一个富于多变的人物。他少年时就随父亲参加反清秘密会党的很多活动，决心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青年时期，他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一大代表，尔后脱离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从此便一生追随、效忠汪精卫。大革命时期，他以国民党“左派”自诩。大革命失败后，他又成为拥汪反蒋的改组派代表人物。汪蒋合流后，他则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客。抗战爆发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汪精卫伪政权的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一生在政治上变化多端，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丁默邨(1901-1947)，即丁默村，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叛投国民党，任军统第三处处长。1938年冬，丁默邨潜往上海投靠日本侵略者，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1941年起，丁默邨接受陈立夫招降，成为国民政府的内应。陈立夫及戴笠则保证丁默邨的生命安全，抗战胜利后获保外就医待遇。据陈立夫回忆，丁游览玄武湖被记者认出，遂有《丁默邨逍遥玄武湖》见报。该报道被蒋介石看到，蒋极生气，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丁遂遭枪毙。电影《色，戒》描述军统女特务暗杀丁默邨，只是部分史实。《色，戒》根据张爱玲小说改编，影片中由梁朝伟饰演的“易先生”，影射的正是丁默邨，女主角汤唯饰演王佳芝，则是军统女间谍郑苹如。
周佛海(1897-1948)，1920年与陈独秀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9月脱离中国共产党；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1938年9月与汪精卫投靠日本，历任汪伪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长等职。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后获蒋介石特赦，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狱中。周佛海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少有的变化无常的人物，他一生三变，反复无常。他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一大”后，他居然叛党而去，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和国民党内的“状元中委”。抗战期间，他又叛蒋投日，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在抗战胜利之时，他摇身一变，由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他一生三变，朝秦暮楚，的确值得后人玩味和深思。
邢仁甫(1910～1950)，曾任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八路军115师教导第6旅旅长。1942年，由于日军扫荡，邢仁甫对形势产生了悲观情绪，后竟无视党纪、军纪，娶女学生做小老婆。1943年5月，邢仁甫接到去延安学习的通知，认为是副旅长黄骅等人在排挤他，6月30日，将黄骅等人打死，随后投降侵华日军，解放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抓获。1950年，邢仁甫在河北盐山县城东的万人公审大会上被正法。
张国焘(1897－1979)，又名特立，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1920年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出席并主持中共一大；1922年成为列宁惟一接见的中共领导人；1930年任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5年自行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自任主席。1938年4月投靠国民党，同月18日被开除党籍，后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解放后先后移居香港、加拿大，1979年因病去世(在养老院冻饿而死之说系谣传)。
杨遇春(1909-1989)，黄埔军校第三期，曾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入党，历任红12军独立7师1团团长、红34师101团团长、红12军35师师长、模范少年先锋师师长、建泰黎独立师师长，系红军重要将领之一；1933年，家庭遭遇变故(据龚楚回忆，杨遇春系地主家庭出身，父母叔伯都被清算，家中财产全被没收)，他枪杀政委后叛投国民党，抗战中在庐山坚持抗战；1949年后去台，任“国防部”少将参议、警政署副署长，1977年退休，1989年病逝于台北。
叶青(1896-1990)，原名任卓宣；早年到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后转为中共党员；曾任旅欧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职；1928年被捕后叛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长期进行反共宣传活动。1949年去台湾，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台北政治大学教授、政治作战学校教授，1990年在台湾逝世。叶青自称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著述逾千万字，堪称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
龚楚(1901-1995)，曾用名龚鹤村，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包括了南昌起义、百色起义(任参谋长，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在内的许多党的重要军事活动，并在红军中担任过重要职务，最高曾任中央军区参谋长。由于“吃不了苦”，以及对党在当时的一些做法有意见，龚楚于1935年离开红军，投奔国民党，被称为“红军第一叛将”。新中国成立后，龚楚改名龚松庵，在香港定居，1990年前后携款回家乡投资并定居，1995年在家乡辞世。
文强(1907-2001)，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后遭处分，因未能找到周恩来进行申诉而脱党；1937年加入军统，抗战后期策反华北、东北近百万伪军，以功晋升中将，淮海战役被俘；被送入功德林后拒写悔过书，称：“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他们没把我教好，应该他们写，我不写。”1975年文强获特赦出狱，与周恩来见面，周恩来怪他不肯早写悔过书；后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委员，2001年病逝。
走资派特色政府四十多年经年累月地宣扬国民党以来，大陆的国民党走资派面对在台湾岛上正牌的国民党面前时的自卑，让走资派们对台事务上一直处于一种不正常的乞跪式的定政施策的状态。
尤其是走资派特色政府种种完全不平等的“惠台政策”、“对台让利政策”，从根子上带偏了走资派们的思维脑路。
走资派特色政府的宣传部门，总是乐于不停地宣扬“两岸一家亲”、“两岸是同胞”、“台湾也向往统一”……可台湾政府呢？屠杀大陆渔民己不算个事。台湾朝野哪个政党要两岸统一的。而大陆走资派一厢情愿梦想《统一》？是让台湾还乡团来大陆同大陆的国民党还乡团一起剥削压迫大陆的工人和农民工。马英九的“不统不独“是要《中华民国》。
可是事实呢？走资派特色政府过去四十多年来的“惠台政策”、“对台让利政策”，“两岸一家亲”、“两岸是同胞”、“台湾也向往统一”的结果是什么呢？马英九的国民党在台湾岛内已经失势，谁也改变不了现有台湾的局面。对于马英九来大陆行的私心，相信各方都心如明镜。沒有能改变台湾的选举结果。现在的台湾问题影响的已经不只是两岸关系，更是中美博弈的大局。在美国急切想要将台湾地区打造成“抗中前沿”时，掌控台海局势的是美国。
可以去瞅一瞅，每一次大陆发生天灾人祸时，台湾人在社交平台上是怎样的言辞在对我们进行诅咒、攻击、辱骂………那些话我根本是没法截图发在这的……这世界上最恶毒、最污浊的用语也不过如此。
那些人根本不是人，没有人性没有道德，反华把自己反成了反社会、反成了被殖民化的法西斯。
就这样，走资派特色政府还是在不断地惠台、利台，每年拿出百亿体量的拨款用于高校供养台籍学生、政策惠及台商、各类无用的两岸交流活动。
看看这张图，中国某县的“台办”，自2017年3月至2018年12月的工作内容：这是福建福州永泰县的，一年将近百万量级。还有许多，不一一列举。甚至内地西北西南地区的一些城市都成立了“台办”、要求上级拨款进行“对台事务工作”……。真乃荒谬！
所谓“穷则思变”，台湾，首先得让他“水深火热”起来，中国才能一蹴而就地施行中国统一大业。
当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凝聚起农民阶级的革命斗志，不就是因为天下苦蒋久矣、不得不推翻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嘛。
所以这一点来看，走资派的言论里的：“2021年的台岛就是1949年的北平”简直就是一句自嗨，完全是自欺欺人式的自我致幻。
七十余年前的北平战事，在1949年年初时可谓三大战役的收官，其水到渠成之势非常清晰。
当时解放军对傅作义集团进行了分割包围，直接截断其西退、南撤的两条通路，惊弓之鸟瞬间变成笼中之鸟。
随后解放军按照毛主席确立的“先取两头后打中间”的次序，逐一以极小的代价和作战成本，成功歼灭被围困在新保安、张家口、天津等地的敌军残余，顺利解放天津和塘沽。
天津被解放后，才有了北平守敌二十五万人陷于绝境的绝佳局面，也才有了中央军委决定同傅作义谈判，以及傅作义接受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1月22日率部接受和平改编的结局。
比起战事层面的相对和平、轻快，真正让北平解放大业载入史册的，其实更是解放军进京时城内百姓对共产党解放军的欢拥。
北平城被围困一个多月，许多店铺当时早已关门歇业，街道一片萧条凄凉。但是随着解放军的进入，城内顿时恢复了生机和热闹。
根据平津区铁路局工人的回忆，解放军进城当天，许多工人、学生都是自发涌到军车前，根本没有报备，踩着凳子、扒着肩膀，都想一睹解放军的风采。
还有许多人用粉笔在军车上写下各种祝福语——包括对新政权的期待、对共产党的期许。
北平城的老百姓为什么如此期待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
根据学者的记述，从1948年初冬开始，国民党十三军就从顺义方向往北平城里败退，随之而来就是北平这座早已被海外帝国主义抛弃、任由国民党对之“自行处理”的华北重镇的灾难。
经过了与解放军的一系列作战，这帮国军败伍早已军无军模、人没人样。马队没了队形，骑兵没了威风，兵蔫着头颅，马耷着脑袋。
但是，他们面对解放军时人困马乏，可是一面对北平城内的老百姓，这帮蒋记土匪立刻恢复“三头六臂”之态：在东直门外关厢一带，国民党兵强拆民房、滥伐树木，再把树和木堆到护城河岸边作为路障，妄图阻挡我军攻城。
解放战争打的是什么？是人心向背，是政治征服。
作为对比，今天的问题在于：台湾虽然已有明显掉队之势，但得益于美国半个多世纪来的喂养以及包括日本、澳大利亚等太平洋国家共同给予的地缘航道红利，其经济总量远未到崩溃之时。
今天的台湾省，人均GDP约25000美元，经过七十年甘当帝国主义走狗的冗长崛起期，凭借地缘优势而壮大的经济规模，事实上非常稳固。
半个多世纪来，台湾经济在殖民化模式下的突飞猛进举世瞩目，每年平均国民所得从1952年的186美元，到2010年提高为1万9千多美元，六十年间增加逾百倍。
在海外贸易方面，台湾在成为“四小龙”的岁月里也由以出口农产品为主的贸易逆差，发展成为出口高科技和工业产品为主的贸易顺差。
至2011年，台湾省累积了高达四千亿美元的外汇存底，高居世界第四位，仅次于中国大陆、日本、俄罗斯。
自这一点而论，中国就不具备曾经解放被压迫的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天然现实优势——纵使想要从阶级自决的层面动员台湾省底层民众，今日的中国自身是否有足够的意识形态自信呢？
故而，对于台湾的解放事业，绝对不是鸡血主义就能轻易实现，因为解放是一项长期作业，在登岛之后究竟该如何治理、如何保证长治久安（不可重蹈香港覆辙），非一日之功。
不过虽然如此，台湾省的经济也有改变不了基本弱点，除了受制于美国，由于台岛没有地下资源，经济奇迹全靠人为“努力奋斗”。这四十年来靠在大陆开血汗工厂来剥削农民工。
并且，台湾高度依赖海外贸易，每遇国际经济不景气，台湾经济必被爆破：两次世界石油危机、1998年金融危机、2008年的美国金融风暴和2011年的欧债危机，都造成台湾的股票大崩、全岛经济受挫。
所以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中国是拥有诸多压制台湾经济发展的方式方法的……
然而！格外让人愤怒和无奈的是，作为大陆方面的走资派，不但不去“穷台”，过往四十多年反而无底线地在“惠台”、“宠台”………。
特别是之于早就处在穷途末路的国民党，“九二共识”早已成了一种“提款密码”，而不再是会谈门槛。
为了帮扶台湾经济，走资派们甚至有过要求海南果农“排队稍后”、让台湾果商先卖，走资派们还有过问责令工厂和渔业资源以极大的优惠政策给台商经营。
待到台湾爆发塑化剂事件时，大陆这边的官方却又冷处理式的报道。
如若不是近年来大陆政治风气得到有效扭转，诸如台湾诈骗案、间谍特务案等，恐怕也难得到广泛的报道以让大陆网民认识到台岛岛民真实的对华面目。
“留岛不留人”当然是一句玩笑话，解放军是人民军队，共产党更是以人为本的的政党，不可能去进行杀戮行为。但是，这绝不代表走资派们就可以走到另一个反面，即无限制地自降身位、疼宠台岛。
走资派这种自我矮化，与中央走资派习近平为《统一》作为政绩想名留青史有关。和共产党的信仰，是完全的、绝对的背离。
比如“海峡两岸研究中心学术顾问”王卫星的这种让人瞠目结舌的言论，就应该打到十八层地狱去：“若为统战故，一切皆可抛”，如按这种思维去“统战”，那么统回来的绝不可能是什么“台海同胞”，而是重新骑到中国人民头上的地主大爷还乡团！
背叛当初打下江山时的初心，一味地惠台舔台跪台，这样的“统战”无疑是对自己的阉割，也是统一大业的真正阻碍——而从来就不是什么美帝国主义、什么佩洛西。
剿海上寇易，剿心中寇难。
不把佩洛西落地的冰冷事实摆到某些投降分子面前、不把这些幻想派逼到墙角、甚至把那最后一窝墙角——所谓“海峡中线”都给砸烂、使之退无可退………《凝聚力》是无从谈起的。
别忘了，直到现在还有相当数量的那派人在极力淡化“解放战争”、妄图用所谓“内战”一词取代呢。
美帝国主义，重要，又真的不那么重要。
不清除内部蛀虫生乱，谈何域外收复失地？
应当有知：扭正某些“主流认知”已是当务之急，是全体中国人民、是所有爱国群众的责任。
解放台湾，是原共产党所有人的大业，它原则上属于解放战争的收尾（解放战争从未结束），注定会成为一出史诗雄剧，宛若斯大林当年勒令苏军在攻入柏林之前一定要“梳洗干净、军装整洁”，这是战争行为本身无可撼动的正义性之体现。
对台湾，武装解放是政治高度的征服，一定要在全世界各列强与兄弟国家们的安然注目下，雄赳赳地跨过台湾海峡，在台湾人民真心的拥护下（而非向利而往，或是堪堪屈服）完成毛主席与全体华夏儿女、英雄先烈们的共同志愿。
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后，李登辉执掌台湾党政军大权，他进一步推行所谓“本土化”和以政党政治为中心的“政经改造运动”，增加台籍人员在台湾权力中枢中的比重，为其“实质台独”做准备。
从1988年7月国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开始，新领导体制下的“本土化”进程飞速加快。
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主席，这是当时国民党历史上第一次由台籍人士担任这个职务，且国民党中委和中常委内的台籍人士也占据了主导地位。
1992年12月，台伪立法机构举行重新选举，原来从大陆来的一些“委员”或去世或退休，因此全部“立法委员”都由台湾居民选举产生。
从那时开始，其实就已经注定：两岸不可能再“一家亲”了，“老朋友们”纷纷离去，只剩下满眼尽是“新敌人”。
除了武统，别无出路。
因而，佩洛西也好，佩洛东也罢，纵使这位美国老妪是一篇终章的首页，但与整部中国人民的解放史诗相比，已然窜访又窜逃的她不过是沧海一粟。
美帝国主义利用台湾问题进行红线试探和反复撩拨，这不以某一个政客的言行为转移，真正决定进程的只能是我们内部的政治姿态是否高度统一。
操纵中印关系、中日关系、英欧关系、俄欧关系乃至中俄关系和日韩关系，美帝的离岸拱火思路自20世纪初开始就没有、也注定不可能改变。
所以，虽然不反对将台海问题纳入全球视角来看待，但是正如1958年毛主席炮击金门不与赫鲁晓夫知会那般——这是中国内政框架内的议题，和你苏联无关，故而无需你的知晓甚至“许可”。
台海问题永远是关起门来的私事，既是私事，自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不论是对岸还是大陆。
勿忘毛主席在1939年6月30日的话：
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
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
何去何从？国人速择。
中国共产党人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也是一定要战下去，团结下去的。
投降派的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即使一时得势，最后也必被人民揭穿而受到制裁。
中华民族的历史任务是团结抗战以求解放，投降派欲反其道而行之，无论他们如何得势，如何兴高采烈，以为天下“莫予毒也”，然而他们的命运是最后一定要受到全国人民的制裁的。
反对投降和分裂——这就是全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的当前紧急任务。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
毛泽东时代的工人，是真正的工厂主人。工人阶级在毛泽东时代有极其高昂的生产热情，他们对工厂的热爱、对生产的热情甚至到了我们现在无法相信的地步。比如他们会主动申请义务劳动，不要任何报酬;如果领导安排义务劳动没有安排到他，他会觉得这是领导看不起他，心里面会非常不舒服。又比如有些工人为了抢任务，会连续工作24小时，领导拉都拉不走。在主流的观点看来，这种热情是一种畸形的、违反人性的热情，这种热情的出现就是一种错误。那么事实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如此高昂的生产热情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
我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走访了数位毛泽东时代的老工人，通过访谈我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结论：高昂的生产热情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工人真真正正的感受到了自己是工厂的主人;这种主人的地位并不仅仅是体现在口头上或法律文件上，而是渗透到了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是我们之间的访谈记录。
问：我接触过一些毛泽东时代的老工人，那些毛泽东时代的工人在提到毛泽东时代的时候都很感慨。常常说当时的工人是爱厂如家，所以生产热情非常高，而现在的工人对工厂没得任何感情得。我想问，当时的工人为什么会对工厂产生这种感情呢?
罗师傅：小李，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世界上没得无缘无故的爱，也没得无缘无故的恨。我们为什么会爱厂如家，原因很多，但我认为首先是因为这个厂关心工人。当时的厂对工人的关心可以说是到了无微不至的程度。
举个例子来说，我是58年之后参加工作的。工作没得好久，有一次家里面来信，说我爸爸身体不好，现在家里面很困难。我当时也没有给厂里面说，但是在私下给朋友说话的时候说漏嘴了。过了一段时间，家里面来信说收到了50块钱，我都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问领导，才晓得是工会寄的。
罗师傅正准备往下说，黎师傅打断了他的话。黎师傅是退休干部，以前在团委和工会都干过。
黎师傅说：小李，当时工会领导那真的是把工人的利益装在心里面的。当时每个班组都有一个工会小组长，他负责了解班组工人的情况。方方面面的情况都要了解：家里面困不困难?爱人是干什么的?小孩是否该上学了?最近有什么状况等等。班组把情况汇总到车间一级的工会，车间再把情况汇总到厂工会。所以说工会对整个厂里面所有工人的情况、困难那是一目了然，一旦出了问题马上就给你解决了。他甚至都不用你来说，自己主动就给你解决了。举个例来说，凡职工生病请病假3天以上的，工会领导就必须要去关心。无微不至啊，就到了这种程度。
张师傅是厂里的处级干部，改革后在职工大学当校长。张师傅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切身的体会。我55年的时候在一线当工人，得了胃病，经常去医院，很严重。当时袁景良是我们工会的劳保委员，他晓得了这个事情，就提名让我去疗养。单位就送我去疗养所疗养了50天，疗养所的伙食非常好，标准是21块/月，我自己只出9块钱。疗养了之后我的胃病基本上就好了，到现在都没有犯过。
你问我为什么工厂会这么关心工人?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是工厂的主人。
问：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比如现在，很多干部最初也是很优秀的，但他们后来就慢慢变质了，开始搞贪污腐败。那当时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也就是说怎么防止优秀的人变质呢?
周师傅自己有当领导被群众检举的经历。周师傅说：当时的贪污腐败很少，各方面的原因都有。比如当时对现金的管理很严格，30块钱以上不能使用现金，只能使用支票，这就让你贪起来很困难。再比如当时人们思想觉悟很高，觉得贪污是很可耻的一件事情，使得你自己就不愿意去贪。现在完全搞反了，贪得越多觉得你越能干。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群众的监督很厉害。当时所有账目都要张榜公布，任何人都可以查。我在电力系统的领导岗位，在文革的时候我管经济。当时我经手一笔款子，8万多，有3角7分钱对不上帐。就因为这么一个事情，我被人检举，上面派了7个人来查我的经济，前前后后查了半年多时间。最后终于搞清楚了原因，不是我贪污，而是账记错了，所以给我定了一个“贪污行为不按贪污论处”。当时的群众监督就能严到这种程度，你说还有哪个敢贪。
梁师傅：毛主席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群众。当时干部和群众是住在一块的，干部家里面是什么情况群众都晓得。所以没得人敢贪，群众把你盯着的，一有任何问题马上就检举你。工人的检举途径也很多，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可以直接找党委书记反映。还有就是当时每个月有一次民主生活会，你可以在上面给领导提意见。而且他还拿你没得法，因为领导是没得权力开除工人的。
比如说我们厂的副厂长利用权力给自己分了一套房子，群众在民主生活会的时候反映到党委，结果这个人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房子退回，级别从副厅级降到副处级。
张师傅是厂里的处级干部，改革后在职工大学当校长。张师傅说：我说一点个人的看法，和他们的认识有一些出入。我认为要分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当时对领导的监督还解决得不够好;第二、由于工人敢用大鸣大放来监督领导，所以这个监督问题比现在解决得好得多。我说不够好是因为当时有些领导滥用权利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比如我们厂的领导杨××，他喜欢在背后用小动作整人，这就明显是乱用权力。文革的时候群众写大字报揭露他的问题，后来他就被群众批判了，批判了之后整个作风大大改变。呵呵，不过改革开放之后老毛病又犯了。
范师傅70多岁，是全国劳模。范师傅说：小李，我还想给你说一点，要理解什么是主人，就要理解什么是奴隶。主人的对立面就是奴隶，奴隶的主人是不信任奴隶的，怕他们偷懒，所以随时都拿着皮鞭抽打他们，强迫他们工作，根本不把他们当人，只把他们当会说话的工具。
说得难听点，现在的工人就是这样。领导和工人处于一个对立的状况，工人在一线干活累得半死，领导在办公室吹空调。工人稍微不随自己的心意就破口大骂，动不动就克扣工资。在工厂里面工人没得半点说话的权利，你能做的就只有服从，除了服从还是服从。
以前可不是这样，当时提倡鞍钢宪法，充分的相信群众的自主性，让工人以主人翁的态度去干活，而不是厂长拿着棍棒驱使工人去干活。当时是干部带头参加劳动，以此带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比如我们厂，副处级以下干部基本上所有时间都在生产一线，干的活比工人还多。正处级以上的干部每个礼拜五都要参加劳动，还要向工人拜师学艺。当时干部参加劳动那是真的在劳动哟，我就听说过有些车间的主任、书记亲自上一线结果中暑晕倒的。
当时还提倡让群众提合理化建议。我们厂还专门设立了机械化车间去实施工人提出来的合理化建议。当时工人一共提出了4万多条建议，最后根据这些建议做出了400多项技术革新。现在呢?领导根本看不起工人，他觉得技术革新是技术员的事情，你工人不配提意见。
张师傅：当时的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也处于一个主人翁的地位。就拿生产任务的制定来说，现在生产任务的制定都是厂长说了算，当时可不是这样。一个生产任务下来了，厂里面下到车间，车间下到班组，班组传达到每个工人。然后让工人讨论，看应该怎样完成这个生产任务，如果觉得这个生产任务规定得不合适，工人就提意见让上面修改生产任务。比如有一次一个生产任务下去了，让一个工人轧了碳素钢马上轧锋钢，工人觉得这种生产任务安排不合理，于是提出意见，后来就把生产任务修改了。
如果提了意见上面不听怎么办?那工人就可以继续提意见、可以去闹，你当官的把他没得办法，因为你没得开除工人的权力。当时有句俗话：你当10年官，我11年都不犯法，你把我没得办法。我给你举个例子。当时碳素钢钢锭出来之后，为了保证钢的质量，按照操作规程，要切掉1.5%的量。后来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发现，只切掉1%的量也能够保证质量。这样每吨钢锭就可以多出0.5%的钢材。
我当时在团总支任生产委员，就和另外一个工人一起向上面反映这个问题。结果车间和厂里面都不支持我们，说这个东西是苏联专家定的，不能改。我们就和上面顶着干，连续几百次违反苏联专家定的操作规程，只切1%的量。结果厂里面拿我们也没得办法，因为我们没出任何质量问题。后来我们把问题反映到冶金部，冶金部的让我们把实验数据交了上去，最后冶金部批下来同意了这种操作方法。
周师傅：工人为社么觉得自己是主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工人和干部的待遇是差不多的。以吃粮为例，当时根据工种定粮。困难时期我在市委工作，当时市委干部是21斤粮，工人普遍比干部多，某些工种能到50斤粮。
梁师傅：有一次我们单位发奖金，干部奖金是4块钱，炼钢工人的奖金是6块钱。由此可见，当时的干部才真正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那个时候当干部只有多做事的，干得不比工人少，拿得不比工人多。当然，你问我们工资有没有差异，也有差异，但是这个差异很小。
张师傅：你说工人和干部的工资有没有差距呢?这也有差距，但这个差距小，很多工人的工资比干部还高。我们厂里面有一个8级钳工叫李孟虎，工资待遇相当于县级干部的收入。他一个人的工资就够全家人生活，而且还生活得很好。他有8个小孩，后来这些小孩有上中专的，也有上大学的，很有出息。你想想现在，你一个工人的工资能够养活8个小孩?还要读书哟!根本不可能。
问：毛泽东时代每个人能够得到的物资那么匮乏，为什么小偷小摸的利己现象反而很少呢?为什么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了，物质财富丰富了，消极怠工的现象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工人为什么会偷懒呢?西方经济学有一个观点叫做“公有地的悲剧”，或者“搭便车”，来形容出工不出力的社会情况。在毛时代，工人们中间有“搭便车”的情况吗?如果有，那么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对待的呢?
老工人李师傅：拿我们钢厂为例。承包以后，那个厂长想给大家发奖金想刺激工人干活，可工人一看，你那七大姑子八大姨都成了领导了，这些人一起挖社会主义墙角，工人干脆不干了。工人丧失了主人公地位，他不认为是在给自己的厂子干了，这是你厂长的厂子，你厂长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所以工人都不愿意干了、消极怠工。资产阶级就借着这个污蔑工人阶级“大锅饭、养懒汉”。
偷懒是厂长承包制以后。你厂长一承包，七大姑八大姨都发财了，每年拿几十万的奖金，工人一个月才一二百块钱，工人生气咧，所以磨洋工。这与计划经济没一点关系。他把自己犯的错误强加到计划经济、工人头上去了。
一位老工人：毛泽东时代工人们受的教育就是要大公无私，所以大家的思想都很好，私心不重，再说，厂子是工人自己的，不会去偷的。当时也有“搭便车”的，不过是极个别人，通常大家都会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一般都能改正。那时对小偷小摸的现象定性是很严重的，谁要是偷拿工厂东西，大家都会很看不起他，舆论压力很大，并且厂里也要严肃处理。
改革开放后，所有制的变化把人的私心都给挖出来了。主流媒体都是在告诉人们如何赚钱发家，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发生了变化，金钱至上。从上层领导就开始多拿多占，所以工人小偷小摸的现象多了。
毛泽东时代普通工人也可以参加技改和管理工作，有专门的实验室供工人从事技改活动，虽然学历低，但在实践中也是能有所创新的。工人们都是主动参与技改和管理工作，主动参加义务劳动，不让他参加他才不乐意呢。那时候要的是荣誉。现在你给人家钱，人家都不干。”
常师傅是××针织厂的老党委书记。常师傅说：共产党的最高宗旨是消灭私有制。过去，工人真正是工厂的主人，现在工人是雇佣。纺织局局长李**，原来是纱厂厂长，纱厂产品为生产原料，不可能卖不出去，他把纱厂搞破产后，转为私人，2600名工人成为雇佣工，供其榨取劳动剩余价值。80年代有一些烟厂的工人，会把烟塞到饭盒里带回家，如今这种小偷小摸的现象会有增无减。
记者：小李
台湾国民党高喊：“我们国家有分两个部分，一个是台湾地区，一个是大陆地区，都是我们中华民国，都是中国”。台湾国民党还乡团要回大陆来了。
“还乡”，这本来是个好字眼儿。“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这是东坡翁老来还萦绕心头的初恋滋味，以致“不思量，自难忘。”
近四十多年来，台湾国民党内的大佬资本家在大陆开厂，在《富士康》打工的农民工，在封闭式严控之下跳楼自杀的新闻，大陆农民工的二代三代都不知道了。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是以“惠台“优先的。
再看，在《中华民国》蒋介石国民党拥有八百万军队的盛世时，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于广大翻身农民来说，“还乡”再加一个字，不管是叫“还乡团”，还是叫“还乡队”的那些人，都绝对是刷新人类底线的邪恶与毁灭的化身。
1947年4月，河北正定县北孙村解放。群众抓获了原还乡队队长仝堂。在其指认下，伪大乡旧址附近，连续挖出死尸四十余具，尸体脖颈上都系着麻绳，有的耳朵被剁掉，有的眼睛被挖，有的五脏俱空，有的男尸还被割掉了生殖器。他们的身份既有解放军军属、进步群众、贫协成员，也有大量的无辜群众。
仝堂被抓住的时候，气焰依旧嚣张，说自己还没杀够：“可惜八路军来了，不然再给我半个月，我再杀你们四五十个，凑够一百个也保不住牌！”
群众问他：四、五个月就杀了那么多人，心眼里就忍下去了吗？”
仝堂面露轻蔑地回答：“这样干，上级还老是说我草包哪！去年这个大乡还没有下手的时候，人家叩村大乡就已经杀掉十来个了，上级便说我们这个大乡无能。”
仝堂真的“无能”吗？仝堂自己就说了：“你们找到的这批人，耳朵是我咬下来的，现在还放着十几对，是留着做苜蓿汤吃的，摘下心来是喝酒当菜的，生殖器割下来卖到城里医院。”
医院当然不会收这玩意，不过这的确符合国民党反动派的某些愚昧臆想——建国后新中国准备自己制造原子弹的时候，他们还是用这套来造谣，说我们要“割蛋蛋造原子弹”。
老乡们跟他算了笔账，不算北孙还乡队，仅这家伙自己手里的人命，两个月里就有47条。要知道，这些没人性的家伙可不是光杀共产党——他看哪个无辜群众不顺眼，就要杀谁。
有人跟着群众游行队伍从他家和他主子门口过了，他知道了，就把人家杀了。还有人只是跟他老婆说说玩笑话，也给灭门了。
长工仝小堂儿子老傻，才十几岁，因为营养不良，个子长得不满二尺高，在村外拾过柴禾，就被这家伙堂捉去，硬说是给八路军当探子，一棒子把人孩子打得脑浆迸裂，不问死活，顺手踹沟里就给埋了，说起来，跟这个杀人魔王还是没出五服的亲戚。
所以同村的，本族的，都骂这个还乡队长：“六亲不认，简直还不如一条狗，常说好人护二村，好狗还护二邻里呢？！”
（仝堂，《北孙还乡队长仝堂的罪恶》，中共正定县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办公室：《正定解放（1945, 9—1949, 9），P379-382；）
而冀中北孙村的这一幕，并非解放战争中的孤例。在距离这里东南方向五百公里外的山东潍北（今属潍坊），还乡团们肆虐荼毒的花样更加翻新，更加灭绝人性。
1948年4月11日，华野九纵收到了潍北县委写给全体指战员的一封信，详细列举了还乡团在当地的累累罪行。
“两年多来，潍北县人民被残害者已有千余。单是纸房区李家营村一带即被害数百人。直到今天，寒亭据点周围的死难同胞，仍曝尸旷野，无人收拾。
残杀方式更令人闻之毛发耸然。铡刀铡、活埋已成为匪徒们采用的普遍手段。有的先被割去耳朵舌头，然后活埋；有的被拔去头发而后铡死；有的被割开腿后加油烧死；有的被丢在水里眼睁睁淹死；有的妇女被裸体绑在树上轮奸，然后用火烧的枪条插入阴部活活搅死；有的被剥光衣服，用开水浇，把全身烫起水泡，再用竹扫帚把皮扫去，名为‘扫八路毛’；有的用剪刀剪碎全身皮肉，名为‘剪刺猬’；敌人还把待哺的婴儿的两腿劈开，丢在烧红的锅里，叫做‘穷小子翻身’
纸房区邢家东庄，蒋匪在街口安下3面铡刀，竟然按户抓人去铡。这个村先后被杀害21人。妇救会长的孩子被铡成两段，青妇小队长的妹妹徐单被敌人用枪穿死，邢振明的妻子和怀孕的儿媳相继被活埋。纸房村贫农韩在林弟兄3人14口一起被活埋，只剩韩的老母，哭求给她留下一个人种而不得。她眼看着自己的子孙被杀光，悲痛欲绝，也上吊而死。
高里区一次被杀被铡12人。军属于传弟之妻被敌人用钳子先拔去头发，又割开腿肚子加上盐，活活折磨死。
固堤区东小官庄一家贫农3口人全被杀死，其妻怀孕6个月，死后小孩的两腿露了出来。
当时的潍北，被害同胞尸横遍野，任野狗撕食。断骨碎肉比比皆是，难属四处认尸，小孩嚎哭寻母，其惨痛情景催人心酸落泪。
这是潍北人民永世难忘的血海深仇！”
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军民的屠杀。
1930年10月，蒋介石集中1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进攻湘鄂赣苏区的国民 党军除集中7个师的正规军外，还在各县成立“常练队”、“挨户团”、“靖卫团”等地主武装。敌人在“进剿”中，采用大兵团集团行动，以应对红军的分散游击，逐步推进，扩大烧杀，以消灭共产党和红军。一方面残酷屠杀群众，烧屋烧山，抢劫粮食、财物，妄图达到使群众和红军无法生存的罪恶目的。
在重兵“清剿”苏区时，湘北反革命地主武装、铲共义勇队等数千人，先后17次血洗龙洞与柘港洞，见人杀，见屋烧，见东西抢。仅四区五乡被杀害的共产党员、革命骨干、无辜群众就有180余人，烧毁房屋800多间，毁林12万多亩。1931年，县游击队长任雄要挟部分游击队员投降县政府，任雄被任命为铲共义勇队大队长后，出卖和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80多人，其中有岳阳县委书记李湘涛、县游击队政委任景芳和农会负责人刘阳赓、柴伯坤等革命干部。
1930年夏秋间，湖南反动当局指令教导第三师驻防湘阴县汨罗、河市一带，童琨旅驻防高家坊、白水车站一带，其任务是防共反共。10月，第十六师彭位仁部杀气腾腾地扑向湘阴苏区，后又调新编三十一师陶广部配合行动，进剿苏区。在国民党重兵大肆清剿苏区的同时，铲共义勇队、挨户团、难民团和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互相勾结，疯狂地向革命力量进行反扑。反动派还采取一系列手段，强化反动统治，如在扩大铲共义勇队、常备队的基础上，在全县范围内编组不脱产的铲共义勇队，其成员大部分是被迫参加的农民；办理自首自新联保切结，宣布自首的“共党分子”及其家属将得到保护；在各集镇或要道设立检查所，盘查一切来往行人等。反动当局在强化其反动统治的同时，磨刀霍霍，到处捕杀共产党员、苏维埃干部和革命群众。据不完全统计，在1928年至1931年的三年内，全县先后被敌人屠杀的党员、干部、赤卫队员和群众达800余人。
1930年底到1934年，国民党反动派对湘鄂赣苏区发动五次“围剿”，平江地区首当其冲，受敌摧残最重。钟洞区被杀害革命干部、群众1200余人；长寿区黄金洞红色医院120多名伤病员，除1人幸免外，其余全部遇难；省军区驻地介板洞80人，仅有4人逃脱虎口，其余均遭杀害。
1932年国民党反动派在黄金洞设立11个清剿办事处，见人就捉，赶不走的便杀掉。据光明、建设、茶坳3个村统计，原有713户3590人，清剿后只剩下 3户13人。虹桥区复兴山区原有房屋284栋，3400余人，在国民党连续几年的烧杀中片瓦无存，几十里荒无人烟。安定区据不完全统计，先后牺牲共产党员、革命干部1300余人，被害的人民群众达3万余人。献钟、众姓、崇新3个村原有人口5000多人，被屠杀4100余人。挨户团清乡大队长周尧，亲手杀害革命干部群众600余人，人称“尧剁脑”、“周屠夫”。岑川铲共义勇队长李琼林一个早晨屠杀革命群众48人。梅仙铲共义勇队几年中在全区杀害干部群众 500多人。南江的凤阳村被挨户团杀害的有74户，其中被杀绝的有31户，共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493人，被逼移民的117户，烧毁房屋44栋275间，使这里一度人烟绝迹。栗山的大滩乡在1931年反动派进剿时，有房、陈、罗、吴、邱等10个姓的18户被杀绝。
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国民党反动派对平江苏区进行了9次大的“清剿”，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及干部达1.24万余人，被杀害的人民群众12万余人。有名有姓的烈士18782 人，占湖南全省烈士总数的五分之一。还有无数烈士，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而无法统计。在国民党反动派“茅草要过烧，石头要过刀，见人砍三刀”的血腥屠杀下，全县许多地方的革命群众，全家被杀绝的不计其数。据1921年统计，平江全县有70余万人，经过10年残酷的战争，1937年统计，全县人口减少59%，仅有298255人。
1931年国民党反动派纠集各种反动武装，“围剿”临湘县壁山、云山苏区，对苏区实行“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和“杀不着人，石头也要砍三刀”的残暴手段，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及区、乡干部、农运骨干惨遭杀害。
1931年8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向东山发动第三次“围剿”。国民党驻军唐伯寅团纠合华容县铲共义勇队、广合团防队和麻李港铲共义勇队共1600人枪，驻扎在东山地区明碧乡、高家铺、白土地、花家铺、石二丘等地，于9月24日开始大屠杀，两天内，东山明碧乡惨遭杀害的男女老幼共584人，全家被杀绝的有 146户，此即“东山惨案”。
敌人在血洗东山的同时，又制造了栗树洲（今胜峰乡排山村）惨案。8月23日，敌张英师所属马昆山旅，命叛徒刘时可指认，在栗树洲一次抓了100多人，关押于槽坊岭临时监狱，10月9日，将这100多人解往县城杀害。一个月内，栗树洲男女老幼共被杀134人。
据统计，自1931年9月24日至11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屠杀华容苏区干部群众达5232人，其中部分乡镇如塔市驿122人，少英乡185人，青泥乡300多人，继麟乡150余人，集城乡33人，烟墩乡132人，明碧乡463人，方台乡700多人，春同乡160余人，履仁乡68人，祖光乡353人，红烈乡76人，先金乡131人，革非乡64人，彭定乡35人，采其乡58人，话岗乡73人，栗树乡134人。
反动派屠杀革命者的手段极端残忍，但各县及共产党员没有被敌人的屠杀所屈服。临湘县共产党员、原国民党县党部委员方星高被捕后，在狱中坚持斗争，并写诗言志：“人生究有几多愁，事到断头便断头，但愿毋忘师马列，男儿志在不封侯。”
华容县女共产党员何民逸被捕后，敌人对她施用了多种酷刑而毫无所获，决定将其杀害。临终前，她抱起在狱中出生才40天的婴儿，喂最后一次奶，忍住眼泪说：“孩子，吃吧！这是你最后吃妈妈的奶了，好孩子你快快地长吧！长大了替妈妈报仇！”喂完奶后，她将婴儿轻轻放下，从容地走上刑场，表现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湘阴县第二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绍君，于1931年３月被捕，敌人当场用刺刀刺伤其左胸，又用铁丝穿着他的肩胛骨，押解至王山桥，施以“猴子抱桩”、“压杠子”、“烧香火”等酷刑，王仍不屈服。敌人又将他解至长乐，在他的十个手指和脚趾上钉上钉子，企图再一次通过毒刑，逼迫他供出党的机密。敌人问：“你们杀了这么多人（指土豪劣绅），到底是谁指使的？”王答：“我王主席不开口，谁也不敢杀！”敌人问：“你们派捐（勒令土豪捐钱）是谁搞的？”王说：“我王主席不开口，谁也不敢派！”敌人的目的没有达到，便将王绍君杀害。
湘阴县共产党员蓝泽（女）、方千岳和方本建，于1931年5月被捕。敌人当着蓝泽、方千岳的面，杀害了方本建，拿出纸笔，要蓝泽写自首书。她气愤地写道： “挨匪挨贼，我与你们血海深仇，我从小立志要杀你们的头，要革你们的命。要剐就剐，我宁死不投降。再过二十年，红旗遍中国！”敌人暴跳如雷，把她拖出去看方千岳受酷刑。蓝泽眼见同志受害，内心十分疼痛，但却丝毫没有脆弱的表现，她对宁死不屈的方千岳说：“老方，你是硬骨头，是好汉，是好同志。”老方坚定地回答道：“死，怕什么？！革命自有一身胆，死了我方千岳，还有人接着干！”白匪当着蓝泽的面砍下了方千岳的头，年仅22岁的蓝泽也英勇就义。
揭露蒋介石国民党屠杀革命者和工人群众。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中国上海发动的反共清党、屠杀革命者和工人群众的反革命政变。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资产阶级右派，迫不及待地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阴谋篡夺革命领导权。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蒋介石于3月26日赶到上海，和帝国主义者以及大资产阶级代表密谋策划反革命政变，勾结青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组织反动社团中华共进会，纠集流氓、打手，以供驱策。
4月12日，蒋介石这个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头目把大批工人和共产党员被捕杀，他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充满了仇恨，狂妄的叫嚣："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据不完全统计，3天中被蒋介石这个杀人魔王杀害300余人，被捕500余人，5000余人下落不明。蒋介石的手上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把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运动镇压了下去。把革命的北伐战争变成反革命的军阀战争。
揭露蒋介石国民党不抵抗主义。
"九一八"事件爆发后，蒋介石为了保护中国大地主大资本家利益的反动政权，仍然把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第一要务，视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大好河山于不顾，令张学良和几十万东北军不准抵抗。独居北平的张学良一夜之间十几次致电南京蒋介石请示，但蒋介石回令均不准抵抗。他亲自电示张学良："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在这种不抵抗政策下，拱手让敌，使东北大好河山沦于敌手。出卖了东北，使东北处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饱受没有人性的日本军阀强盗的蹂躏和杀戮。
由于蒋介石一心剿共和镇压人民群众，拒不抗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然而，一旦东北军和西北军把他"放狗归山"，蒋就违背自己的诺言，把张学良抓了起来，并送交国民党的军事法庭。
揭露蒋介石国民党扒开花园口。
1938年6月4日，日军逼近开封，蒋介石电令：在郑州的花园口掘堤。滔滔黄水从花园口奔泻而出，水到之处，尽成泽国……汹涌的黄河水裹挟着泥沙滚滚向前，将所经过的地方都淤为平地，从此，地理书上就多了一个象征苦难的地理名词："黄泛区"。遭受巨大灾难的是黄河下游的中国老百姓。滔滔黄河向东南倾泻，一股沿贾鲁河，经中牟、尉氏、开封、扶沟、西华、淮阳、周口入颍河至安徽阜阳，由正阳关入淮河，一股自中牟顺涡河过通许、太康至安徽亳州，由怀远入淮河。河南、安徽、江苏三省44个县市遍地洪水，1250万人受灾，89万人死于非命。其中河南省受害最为严重，21个县市、900多万亩耕地被淹，47万人死亡。1947年黄河回归故道时，中牟、尉氏、通许、扶沟、西华、商水6县的人口总数只有受灾前的38%。扒开花园口带来的灾难还不止这些。黄河夺淮汇入长江，又给淮河地区带来连年水灾。黄河把100亿吨的泥沙带到淮河流域，使淮河干流和许多支流淤塞。每到汛期，黄河洪水滚滚南下，淮河洪水漫溢横流，大片地区被水淹没。蒋介石这个王八蛋是从来不把人民群在放在眼里的，事后，他自知理亏，封锁新闻。现在，他的孝子贤孙们还为这件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他辩护为他的脸上贴金。
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皖南事变。蒋介石这个恶毒阴险的家伙突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揭露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内战。１９４５年８月，中国人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迫切愿望，同国民党统治集团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努力避免内战，实现国内和平，并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社会改革。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１９４６年１月１０日签订了《停战协定》。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在虚假地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积极进行内战的准备。１９４６年６月底，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把五万万渴盼和平的中国人民又投入了内战的火海之中。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的军民英勇地进行自卫，开始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经过了人民解放军三年艰苦卓绝的英勇战斗，最后终于打败了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的独夫民贼蒋介石，把这个丧家犬赶到了台湾岛上。
揭露蒋介石国民党杀害革命群众。
建立中美合作所，用残忍的手段杀害中国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新四军第一任军长、抗日名将叶挺，也曾被秘密关押在这里，1949年11年27日，国民党撤离大陆以前，对被囚禁在这里的331位革命人士进行了残酷的集体大屠杀，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一一·二七"大血案。
揭露蒋介石国民党镇压台湾人士的"二、二八起义。
揭露蒋介石国民党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由于蒋介石属于匪帮、他的国民党反动政权是代表官僚资本、地主阶层利益的政权，其残忍程度决不亚于日本鬼子。现在有的人只知道蒋匪军队在抗战期间的历史贡献，而忽略了其反人民的一面。蒋时代，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淹死89万人，造成数千万难民；红军长征后的3年时间里，仅中央苏区被杀的共产党员和群众达80多万人；南京雨花台上被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20多万，其中有的还是孕妇……。蒋政权屠杀时，连几岁的孩子，像小萝卜头、杨虎城的小女儿也不放过。
蒋政权杀人手段和日本鬼子一样残忍，像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孙炳文在龙华被腰斩。腰斩酷刑在清朝雍正皇帝起被禁止，却未曾想到又被蒋政权用来屠杀共产党人。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赵世炎被砍头。国民党刽子手将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按倒，以乱刀将他砍死。丧心病狂的刽子手杀害张叔平烈士时，用八寸长的铁钉将其双手钉在墙上,又用两枚长钉穿过他的脚心深深钉入土中，使他流血而死。广州起义时，女战士游曦等人被脱光衣服示众，割掉乳房，尸体砍成几断。
被枪杀的女学生被扒光，下身插入树枝（有时留下的照片为证）。曾担任过浙江省委书记的李硕勋在海口被捕，受刑被打断双腿用箩筐抬出去枪杀。蔡和森烈士四肢被钉在木板上，胸膛用刀捅烂。蔡会文烈士身负重伤被俘后坚贞不屈，被国民党兵按住，割断喉咙而牺牲。在老蒋的老家附近的四明山地区，年青的女共产党员李敏被捕后，被国民党士兵刺了27刀牺牲，和她一起牺牲的同志被刺30多刀。
共产党员的区长徐婴牺牲后还被丧心病狂的国民党顽匪剖尸挖心。唐义贞烈士，被凶残的敌人破开肚子，倒地挣扎痛苦不堪而死，嘴里都是泥巴。朱德的夫人伍若兰，被捕后，敌人切开她的肚子，她牺牲后，还砍下她的头颅挂在赣州城门上示众。谢文卿烈士等人，被国民党匪徒塞进装有石灰的麻袋后，用刺刀活活刺死。
1948年，在雨花台，卢志英烈士被国民党特务用毛巾堵住嘴巴，用木棍打昏后活埋。 1947年，朱念群等三位共产党人，被白公馆的特务用美国制造的电椅处死，结果一人死亡，两人并未断气，国民党特务刽子手杨进兴说了一句:美国造的***玩意儿也不一定好用，他残忍地抄起十字镐掘入朱念群两人的头颅，使两人鲜血脑浆流出而死…… 国民党匪军制造的惨案：
马家沟惨案。
1947年农历七月至八月，国民党匪军进占平度后，白埠、蓼兰、吴庄、门村、田庄等地的地主还乡团盘踞在马家沟，一个多月的时间，杀害革命干部和翻身农民400余人（"烟台沟"100人左右，西大湾300余人）。其残暴手段：水淹、活埋、矛枪穿、铡刀铡、火烧、香触、枪杀，惨不忍睹。当时尸体遍野，"烟台沟"内充满尸体，堵住水流。
新河惨案。
1947年,平度西北乡辛安、张舍、灰埠、官庄、新河等地的地主还乡团400多人，盘踞新河村。自农历七月二十二日至八月十二日，仅20天时间，以大刀砍、扎枪穿、石头砸、铁锨劈、枪杀等惨毒手段，残杀革命干部及翻身农民470余人。 有的被"大卸八块"。有的哺乳婴儿爬到被杀的母亲身边，竟被活活摔死；潍南一批烈、军属转移回乡，路经新河被抓，集体遭枪杀。杀人疯狂时，胶河水一片血红，新河大桥西头尸体连片，野狗争食，行人欲断。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将领陈长捷在长城一带制造对内蒙古伊克昭盟蒙古族人民的屠杀事件，叫伊盟事件，又称"三·二六"事件。驻东胜的国民党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陈长捷、第26师师长何文鼎等，顽固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政策，无休止地敲诈勒索，掠夺牲畜、财物，排挤抗日的蒙古族武装，扣发蒙古保安队官兵粮饷，对蒙汉人民实行血腥统治。又以解决伊盟驻军粮食为名，强垦蒙古族牧地，终于酿成"三·二六"事件。
1943年3月26日，首先由伊克昭盟札萨克旗(今伊金霍洛旗)保安队下级军官劳赖(老瑞排长)带领官兵发动武装起义。两旗和伊盟蒙古人民积极支持起义队伍，许多投入游击战。事件发生后，陈、何军队对起义军民进行血腥镇压，烧杀抢掠甚于土匪，暴行震动全国。被杀害的非共产党人,也不计其数，国民党左派邓演达被蒋亲自下令秘密枪杀，宋庆龄气愤至极当面骂蒋。浙江大学教授费凡在报刊上撰文痛斥蒋实行法西斯独裁，蒋恨之入骨，下令将其秘密绑架，关进白公馆集中营，后被枪杀，尸体抛入镪水池中毁掉。被暗杀的民主人士有史量才、杨杏佛、李公仆、闻一多……
黄炎培的大儿子(并非是共产党员)在上海解放前夜，被国民党特务活埋。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时，非共产党员的王振华、黎洁霜夫妇被押出白公馆牢房，夫妇俩同戴一副手铐，各抱着一个在狱中出生的孩子，大的两岁、小的一岁。孩子眼见刽子手的狰狞面目，哭喊着叫妈妈。黎洁霜对特务说道："多打我几枪，你们把孩子放了！""不行，斩草除根！"当着父母的面，特务杨进兴扼杀了两个幼小的生命……
1944年3月，因国民党横征暴敛，浙江平阳县江南爆发抗丁抗粮的农民大刀会暴动，遭国民党政府武装镇压，数百人被屠杀。国民党县长张韶舞将被害群众头颅摆成人头阵陈列示众，张还拍成照片送至南京政府邀功，谎报杀的都是共产党。蒋政府予以嘉奖。转蒋介石还有一嗜好，喜欢看死人照片。许多人被杀后，蒋介石都要查验照片，就地枪决，拍照呈验。
杨虎城一家、宋绮云（小萝卜的父亲）一家等许多人被杀后，均拍成照片让蒋亲自过目。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驻湘鄂边第27集团军总司令部根据蒋介石的秘密命令派特务营一个连，突然包围了新四军驻湖南平江县嘉义镇的通讯处，并将新四军高级参谋涂正坤等当场枪杀。晚上，又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通讯处秘书吴渊、新四军司令部少校秘书曾金等６人活埋于平江县的黄金洞。通讯处财物被洗劫一空。
新四军军部机要员施奇在皖南事变中被抓，因国民党十几个兽兵轮奸致重病，她坚贞不屈，最后被刽子手活埋。活埋时，因土坑较浅，施奇在坑中挣扎泥土蠕动，刽子手发现后往土坑中倒入水，然后用脚踩实。在上饶集中营里，国民党看守使用各种酷刑折磨被俘的新四军官兵，如使用电刑，女的将电线绑在乳头上，男的则将电线绑在生殖器上。当有女"犯人"要被枪毙时，头天晚上，国民党看守中就会有人便将她押到自己的房内进行强奸蹂躏，第二天再进行枪毙，还恬不知耻的声称自己是"废物利用"。
1946年6月，蒋介石挑起了全国规模的反革命内战。同年11月23日，我军撤离淮北，淮北根据地沦入敌手。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还乡团血洗淮北，淮北烈士陵园遭到严重的破坏，他们扒墓劈棺，抛撒彭师长遗骨。日本鬼子中有"慰安所"，国民党军中则有"军中乐园"。
揭露蒋介石暗杀爱国知识粉子。
蒋介石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的反动罪恶是罄竹难书的，蒋介石为着独裁专政的需要,大肆推行特务政治。无孔不入的蒋家特工人员对中国人民、中国的革命事业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夭罪行,暗杀了杨杏佛、李公仆、闻一多等成千上万革命志士。在全民族抗战期间，,蒋介石的特务政治仍然不改变其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本质。他的特务组织也杀害了几十万的革命志士和英勇的共产党员。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那个血腥恐怖的过去。
那些残留的蒋介石孝子贤孙们竟然给他翻案，这是我们每一个有良心的、每一个热爱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中国人都是绝对不能答应的。让那些蒋介石的狗杂种们在阴暗的角落里狂吠吧！人民有一天是要和你们算总账的！
列宁：统一，这是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口号。但是，工人事业所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统一。
勿忘毛主席在1939年6月30日的话：战下去，团结下去，——中国必存。和下去，分裂下去，——中国必亡。何去何从？国人速择。
佩洛西访台带来中国人民的愤怒，不亚于三年前全世界目睹香港暴徒们祸乱市民、制造血案、践踏中央政治权威和国家主权尊严。近期两名大陆渔民被杀，联想四十年来被杀的无数大陆渔民的事，走资派特色政府还请马英九来访。
复盘那佩洛西刚一落地，几乎是顷刻间，这边中方官方声明全部陆续出炉，明显那一堆通告全是提前备好的，且发言次序从国家外交层面到人大、再到国防部、再精确到东部战区，一点点得在具象化和目标化。随即，就是官宣军演。有一种“中国很需要让全世界都明明白白看见美帝国主义真确触犯中国领土主权”的感觉时……走资派特色政府铁了心地要《和下去》。直至灭亡。
这很值得玩味。也确实诡异。而真正来给柴禾点火的，是赵立坚的“拭目以待”，一下子起火了。完了东部战区官方又拎着汽油桶跑过来，“埋葬一切来犯之敌”，直接燃爆了……然后民意彻底沸腾了。这时候，一众官媒也来爆炒流量、吮吸民粉，继续把民情推高，仿佛晚上十点半就要开战了、十二点就可以给台湾人发身份证了……中央见状想压.....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根据四十年来的观察，尤自走资派习近平的十八大之后，钓鱼岛也好，南海也罢，总体而言在「关键决断」的千钧一发之际，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依旧是坚强的依靠，毋庸置疑结果是《和下去》。
所以，到底“拭目以待”会不会从此成为一句戏语、沦落为第二个“勿谓言之不预也”，也拭目以待2.0……
不怕人家骂“不抵抗”吗？不怕的。
根本不战，与敌妥协，这是不抵抗主义，不但应该骂，而且完全不许可的。
坚决抗战，但为避开敌人毒计，不使我军主力丧于敌人一击之下，影响到抗战的继续。一句话，避免亡国，是完全必需的。在这上面发生怀疑，是战争问题上的近视眼，结果一定和亡国论者走到一伙去。
真不是因为美国有多么强大，尤其这是在中国自己家门口，主要问题还是出在沉疴难祛的内部。
直到今天，经过四十余年的孕育发酵，《和统》思想甚至《不统》思想的能量与位次职级，远远超乎想象。
不客气的说，中国内部“养寇自重”的精英利益群体和台湾那边“挟洋自重”的殖民化利益群体，堪称旗鼓相当又一唱一和。《解放》变《和统》来迎接台湾的国民党还乡团来大陆剥削农民工。几个亿的廉价的农民工劳动力。农民工的二代，三代也都进入老年和中年了。世世代代的几个亿的廉价的农民工劳动力。
看一看，一个台湾岛的权贵让大陆人民养活了多少个在大陆的机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http://t.cn/A6vtBMUk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http://t.cn/Ec6XJqL
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http://t.cn/Rf3RKHm
福建社科院现代台湾研究所：http://t.cn/A6aF2Uls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http://t.cn/AirfuGj6
安徽大学台湾研究中心：http://t.cn/AirfuGjH
全国台湾研究会：http://t.cn/AirfuGjX
广州大学台湾研究院：http://t.cn/AiTPhrDc
汕头大学台湾研究所：http://t.cn/AirfuGjN
上海市台湾研究会：http://t.cn/AirfuGjo
中国政法大学台湾研究中心：http://t.cn/AirfuGjO
闽南师范大学两岸一家亲研究院：http://t.cn/AirfuGjK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http://t.cn/AirfuGjJ
这些，才是解放大业和统一进程最大的拦路虎，没有之一。
列宁：统一，这是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口号。但是，工人事业所需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统一，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反对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统一。
以蔡英文为匪首的台湾反动割据政权，从来就不是合法政府，根本就没有资格行什么《和统》之举。也根本不是两个平等的政治组织、甚至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在结束战争状态。
这显然不符合历史演进的内理，更是背离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的《为人民服务》的基础。
台湾蓝绿两党作为割据伪政，其最终的命运，只有一个，那就被彻底的覆灭！没有第二种选择方案。
既然是覆灭，当然不可能还故作大气地给她搭建一个漂漂亮亮的台子、让她端庄优雅地递什么投降书。
唯一之场景，也就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台解放战役胜利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员就地于台北市中心举行胜利大阅兵时，令其伪军各师部旗帜与蓝绿两党旗帜，旗头朝下、紧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参与阅兵式，并在仪式最后当众丢弃焚毁——参考1945年6月24日苏联红军胜利大阅兵时，纳粹军旗在莫斯科红场的待遇！
这，才叫《彻底覆灭》。听不到“我们国家是中华民国“的梦话。
覆灭，就是让其彻底的消失，让其旗帜和一切政治存在都从历史长河里被完全的抹去。
注意，这里说的“覆灭”仅仅意指台湾割据势力在政治层面的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毁、在精神层面被中国共产党彻底的征服，让台湾的工人农民当家作主。而不是让台湾国民党官僚和资本家的横行霸道。
解放军是一支人民军队，所到之处只搞解放、不搞屠杀。
从蔡匪首到普通的台湾人民，共产党都会在战后积极进行政治教育和政治接纳。
但是回到现实的眼下，可以发现，长久以来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方面的舆论动辄“两岸一家亲”相称，这就是一种政治身位的滑坡。
一个根本没有资格与大陆新中国政权平起平坐的伪军伪政府势力，在舆论话术中有何道理和新中国并肩而立、还被称为“两岸一家亲”呢？在过去的几十年间，台湾方把大陆的漁民当“一家亲”了吗？在屠杀大陆渔民时怎么不讲“两岸一家亲”了？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是站在哪一边的？
“两岸、两岸”的称呼得久了，这会给中国大陆人自己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暗示？不需要多说吧。
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本该俯视，却渐趋平身，这相对而言就是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自己的一种下跪行为。
这里面当然是为经济作祟。
一切上层建筑离不开被经济基础左右，在所谓“亚洲四小龙”的奢华面前，过去某一阶段，可以说我们是“噗通”一声给人家下了跪。
《一切政策扶持台商优先》，《一切资源倾斜台胞优先》，这在改革开放之后曾是《铁律般的统战信条》和《招商引资守则》。
自从中国从80年代末开始吸引台商投资后，由于大陆的劳工与土地价格便宜，且政府的“对台行政效率”也高，加上同宗同文没有语言障碍，使得上世纪末段（尤其是亚洲金融风暴后）大批台商到中国大陆投资设厂。得到的是《一切政策扶持台商优先》，《一切资源倾斜台胞优先》。
据媒体消息，至2011年为止，在大陆的台商已经超过八万家，台湾《还乡团》的人数已有几百万人，投资总金额超过两千亿美元。
这背后日渐形成的就是早已长久深固、尾大不掉的对台依附。
台商的历史投资地点曾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河北五大省份为主，投资产业则以电子、电器、食品及制造业等为大宗，客观上创造了几千万个就业机会，实际上几千万个廉价的农民工零时工被台湾资本家还乡团剥削。台湾资本家还乡团也成为从上到下各级的地方政府与地方官员们的座上宾……。互相勾结欺压百姓，压迫剥削农民工。
回想1978年3月五届人大一会通过的《宪法》中，都还明确“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然而，两个月后随着卡特对华政策转变以及从7月开始中美就建交进行谈判，在此过程中，走资派特色政府就做出了调整对台方针的决策：把“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条目，调整为了“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统一大业”。
《解放》变成了《和统》，阶级性质己不再，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高度也就不复存在。大陆走资派迎接的是国民党还乡团。
同时，“台湾归回祖国”，主体和主角变成了台湾，而不是大陆的中央政府，这也就把主动权从走资派特色政府自己手中让渡了出去。
由此配合台商投资潮所引发的，便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大陆人在以一种低三下气、小心翼翼的乞求或是跪拜姿态去谈论“统一台湾”。
这样的恶果，事实上早已在作为“一国两制示范区”的香港，得到了验证。让爱国爱港的资本家人士执政。马英九是不是“爱国爱台“还乡团？
700万人口的香港已酿成时代性的教训，直到2020年的国安法被实施才得以事实统一——那么，2300万人口的台湾，难道还要来一遍走过的弯路吗？
就在中美建交仅仅二十多天后，1月26日，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交“台湾授权法案”，主要是关于设立“美国在台湾协会”的技术性规定，议员们乘机对法案进行了两个多月的辩论，并把许多议员感兴趣的对台湾的安全担保写进了法案。
该法共18条，其中最关键的是“关于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和“台湾的国际地位”两条。
关于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该法第二条说：
美国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通过和平方式决定这样的期望。认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美国将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并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
看来“两岸领导人“都听美国的。
不过，矛盾之处是，既然是《和统》，还强调美对合军售是必须的。必须要“保持现状“？为什么要“保持现状“？因为美国的二手军货就有了买家。台湾买这么多军火干什么？用来《杀》大陆人。这就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