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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 | 我的1945

(2017-02-10 13:08:42) 下一个

 

1945年,我正在读小学五年级,学校名称是江苏省靖江县西来镇小学。

这所小学比较特殊,特殊点有三:

第一是学制特殊。它是春季入学,所以1945年从年头到年尾,正好是我五年级的一学年。

第二是地理位置特殊。学校处在靖江和如皋两县交界处,界河横在镇中间,五分之三属靖江,叫西来镇;五分之二属如皋,叫西柴镇。小学办在界河南的火神庙里,属靖江地界,所以叫西来镇小学。我家在学校北面约三百米处,在界河以北,所以我的籍贯应该是如皋县西柴镇。


第三是政治环境特殊。当地没有日伪据点,不是沦陷区,又完全看不到新四军的武装人员,所以也算不上敌后抗日根据地。

 

(苏北新四军)

 


抗战初期,本镇曾驻有小股日军,新四军东进到苏北后,消灭了这股日寇,以后汪伪军两次来筑据点都被打掉。新四军打据点时长途奔袭而来,打完了就离开得远远的,平时根本看不到抗日的武装人员。向东八里路的张黄港和往南十里处的斜桥,都有日伪军据点,经常下来扫荡,我们天天都处在日伪军的威胁之下。

“有情况”是当时使用得最为普及的三个字。当早市上熙熙攘攘时,只要听说“有情况”,并且有人快步急走,就可能引起一阵骚动。赶集的人转身回家,摊贩们收拾货物,店铺上排门,一会儿功夫街面上就空无一人。我们学校紧挨着街道,只要发现街面上气氛异常,或有人进来通知“有情况”,老师就说下课、放学!同学们立即拿起书包一阵风似的溜走。我通常是直接回家,也有两次随着人流沿界河南岸往西,跑出两三里后才绕道回去。

这样的跑“情况”,每月都有两三次。多数是虚惊一场,伪军只到了南面或东边的村庄,没有到我们镇上来;或者完全是误会,敌人并没有下来。伪军即使到了镇上,也不过是有对象地找几户殷实店家,敲些许竹杠而已,对普通民众并未曾施加多少伤害。实事求是地说,我对和平军(包括其地方武装)的印象并不是十分恶劣,第二年到来的国民党区乡军政人员,那才是一群无法无天的土匪。相比之下,和平军的恶行反而要轻得多。但我们最恨和平军,只因为他们是汉奸卖国贼,我们是抗日的、爱国的中国人。我们又十分害怕和平军,因为我们读的是抗日民主政府编印的教材,老师教唱的是抗日歌曲,书包里的作文本上写的是抗日题材,墙报上也全是抗日内容,怕和平军因此而报复。

从表面上看,汪伪势力似乎更嚣张、更占优势,但镇上的一切,完全在抗日民主政府的管治之下。镇长、村长是抗日政府委任的;商家纳税,农户交公粮;民兵、儿童团、店员工会等群众组织在敌人眼皮底下搞得热火朝天。

年初的时候,进行了镇长的民主选举。为了照顾文盲,采取了用豆子代替选票的办法。由于选举会场借用我们的教室,所以我目睹了豆选的全过程。

火神庙正殿南端的两间就是我们五、六年级的合班教室。殿里的大小佛像已搬到最北头靠墙“集中休息”,只有拿着大锤的雷神和握着玻璃镜的电神还蹲在屋梁上“坚守岗位”。抗战期间镇上不少好的房屋已在战争中烧毁,我们的教室也就成了群众室内聚会的唯一场所。

我不知道候选人是怎样被提名的,只见他们五、六人一字排开坐在教室的最前面,面朝黑板,背后是一排课桌。每人背后桌上放有一个饭碗,教室的中间还有一个盛有豆子的大盆。那个时代还没有一人一票的观念,而是一户一票,家庭代表则可男可女。选举时,投票人依次走上前去,从盆里拈出一粒豆子(可能是蚕豆),再投入到他选中的那位候选人背后的碗里。这就是投票的全过程,既不用审查投票人的选举资格,已投过票的人也不作任何标记。

或许人们会提出疑问,如果有人冒名顶替怎么办?或者一次拈两粒豆子投,或者投过一次豆子后再转回来重投怎么办?似乎那时没有这样的忧虑,一方面当时人们还比较纯朴,另一方面,由于会场内外坐满了人,门外、窗子外也挤满了围观的群众,当每一个人投票时,有上百双眼睛盯着。而且镇上的人互相都熟悉,早不见晚见,客观上起了监督的作用。

选举后不久,要道口贴出了大幅布告,布告后的署名是“镇长戴理、副镇长环向群”。环向群又名环庆武,是我们小校的副校长,教过我算术、体育、音乐,英语,是镇上受人们敬重的知识分子。他当上了副镇长,同学们特别高兴。

乡镇一级官员由居民直接选举,诸位请帮我在史料里搜索一番,大清帝国时期有这样的纪录么?民国时期有记录么?我没能查到,所以我认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才能做到。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社会,积重难返。我们西来镇的这次选举,算得上是一件振聋发聩的重大事件,其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相比三十多年后的安徽小岗村故事毫不逊色。西来镇和靖江的老乡们应以此为荣,靖江县志和西来镇志上都应该大篇幅的记载。

 


(1945年日本投降)


终于有一天,我们等来了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又听说斜桥的伪军龟缩到了县城里。过了几天,被民兵围困在城里的伪军,走投无路之际,在全县最大的汉奸头子陶明德率领下投诚。几年来对我们的威脅彻底解除了,“有情况”这一词组,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造声势,搞宣传,小学生总是最有组织的最热情的参与者。那阶段,我们好像天天在街上游行。举着彩旗(将写有标语口号的红绿纸贴在竹杆上),街南街北来回几趟,没有锣鼓,就拼着嗓子喊口号,不知疲倦。每天都有好消息传来:石庄、季家市(附近大的集镇)收复了,姜堰、海安收复了,如皋收复了,泰州收复了,周围的敌据点都收复了。我们欢欣鼓舞,整个身心都处于亢奋状态。由于我校不放暑假,只在夏收夏种和秋收秋种时放两季“忙假”,所以八月份是正常上学时期,不过因为游行、庆祝,上课也就马马虎虎了。

十月份又形成了一次游行庆祝的高潮。本来随着国民党势力回到苏南地区,家乡人已预感到战争和杀戮的再次降临而惴惴不安。十几年前,附近发生过农民暴动,最后被国民党军队剿灭。我从记事起,就听了不少当时发生过的故事,充满了血腥和残暴。所以当地老百姓都是惊弓之鸟,希望国共两党能和平相处,害怕动乱和战争。

 

 

(国共重庆谈判)


自从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大家十分关心,老师每天都会将最新消息告诉我们。终于盼到了好消息:双十协定签字了。十月十日,国共两党代表在谈判协定上签字,承诺避免内战和平建国,这正是饱受战争蹂躏的老百姓最迫切期望的,于是我们欢天喜地,又去游行庆祝。还是老一套,我们小学生们举着旗子,在街上反复游行喊口号,呼喊的口号主要是这几条:
 

热烈拥护双十协定!
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双十协定签订后的新华日报号外)


在那时,无论是在报纸上,墙头标语或是群众大会的横幅上,“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十个大字,都放在突出的地位,表明了它是共产党追求的目标和理想,最符合全中国人民的愿望。宣传的声势很大,所以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我以为,共产党当时是真心希望和平、避免内战的,证据之一就是将浙东抗日纵队撤退到苏北。撤退的部分人员渡江从张黄港上岸,在经过本镇时,我们在路边上列队欢迎,鼓掌喊口号。见到的可不是精神抖擞、着装整齐的队伍,而是三个五个零零落落地到来,显得疲惫萎靡,武器简陋不全,真象是残兵游勇,大概是因为经历过长途跋涉的缘故。同学们总是热情欢迎,倒水请他们喝。

1945年,对我来说,是走向和平的一年,是充满了希望和憧憬的一年。

 

 

作者:刘振墉

本文首发于“美国华人”公众号(ID: ChineseAmeri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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