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实的心声
我多么期望有一天，我们的民族能够把自由、民主和人权大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各位领导、各位亲朋好友：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的弟弟，对各位前来参加我父亲王钟明教授的葬礼，表示衷心的感谢。我父亲在病重住院期间，得到辽宁中医学院领导和同事们的多方关心和照顾。他去世后，有关领导特别是老干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放弃了周末休息，同我们一起料理他的丧事。没有你们的帮助，我父亲的丧事是难以料理得这样妥善的。在此，我向各位表示我们家属的诚挚谢意。
今天，我们在这里悼念我的父亲王钟明教授，我想也应当同时提及我的母亲宋继美教授，虽然她已在十年前去世。我的父母亲一起参加了辽宁中医学院的创建，我当时还小，但是我仍然清楚记得1958年在老北关，学院才成立时的情景：没有水、没有电，连厕所都没有。我也清楚记得三年大饥荒期间，在老学院的那些艰苦日子。我的父亲和母亲就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与创建学院的元老们一起，为辽宁中医学院的创立和随后的发展，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他们培养了成千的学生，分布在祖国各地。辽宁中医学院不少现任领导，就是他们的学生。我想，这是对我父亲和母亲在天之灵的最好告慰。
尽管我的父亲和母亲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了全部精力，但他们在生前却遭受了许多不公正待遇。我们作为他们的亲属，心情至今难以平复。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宋继美教授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仍被迫参加所谓的政治野营，跋涉千里，备受摧残。王钟明教授有高度近视，加上体力不支，夜间行军时从下满白雪的山路滑倒滚跌到山下，竟被扣上“畏罪潜逃”的罪名，被残酷批斗。他们生前由于种种原因，有许多话不敢说或不便说。我作为他们的儿子，今天在这里，应当替他们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我想，他们在生前受到的这种种不公正待遇，其实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遭遇，而是他们那一代老知识分子的共同遭遇。我今天说这些，并不是要把责任全部归于某一级组织或某些个人，这实际上是由整个社会制度决定的。我希望我的父亲母亲遭遇的悲剧，再也不要在年轻一代知识分子身上重演。
在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我的弟弟不久就要离开沈阳，我也要再一次离开中国。但是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会永远记得辽宁中医学院的校园，因为这是我们的父母亲工作了大半生的地方。他们把自己的欢乐与痛苦，把自己的汗水与泪水，把自己的爱与恨，一起永远地留在了这个校园里。我衷心希望辽宁中医学院能越办越好，祝愿我的祖国能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成为民主、自由和富强的国家，也祝愿我的同胞们能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享有民主、自由和富裕的生活。
在结束我的简短讲话之前，我再一次对在座的各位，表示我们家属的深切谢意。谢谢大家！
2017年9月追记
这是我在父亲葬礼后的即席发言，几天后根据记忆写成。按照常理，家属的悼词应当安排在追悼会上，为何我的发言在葬礼之后？这就有必要对当时的情况作简要回顾。
1997年9月12日，我在荷兰瓦格宁根大学完成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9月16日，我得知父亲患脑血管疾病病危，心急如焚，立即由荷兰经韩国回沈阳。因路途遥远，未及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当我乘坐的飞机还在俄罗斯西伯利亚上空飞行时，父亲已于9月17日故世，终年72岁。之后的几天里，我五内俱焚，父亲坎坷的一生如同电影，在我脑海里反复回放。他的人生道路之所以如此坎坷，极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会制度。我知道父亲有许许多多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如今父亲故去了，我必须在这最后的机会里有所表达。
在与辽宁中医学院讨论该院起草的讣告时，我坚持把“王钟明同志”改为“王钟明教授”，坚持把“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和“为党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改为“忠诚祖国的教育事业”和“为祖国培养了大批医学人才”。虽然只是个别词语的改动，含义却不言自明。我还坚持加上父亲“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语句，因为我知道这是父亲一生中，他自己最为珍视的一段。在我的坚持下，讣告最后以我的修改稿发布。
父亲的葬礼于9月23日举行，辽宁中医学院方面告知，依据新规定，只发讣告和举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也不致悼词。父亲的遗体火化后，我们家属按习俗在辽宁中医学院旁边一家饭店设便宴，招待参加葬礼的父亲的同事们和朋友们，共约60-70人。便宴开始前有一段短短的等待时间，我意识到这是为父亲说几句话的最后机会，于是站起来作了上面这篇约一千字的致辞。由于时间与场合的限制，我不可能把话题展开，只能点到为止。便宴结束后，父亲的一位老同事对我说：“你讲得很好，言简意赅，我们都听懂了。”我回答：“谢谢。这其实是我父亲想说而未能说的话。”
近日整理旧物，翻出了这篇文章，收录于此，作为对父亲逝世20周年的纪念。是以为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