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英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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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赖斯
60岁的赖斯坐在轮椅上，看上去像个弥勒佛，白白胖胖的圆脸上洋溢着微笑。他的右腿从大腿根处截肢了，左脚和小腿层层叠叠地缠着绷带。双手呈握拳状，他的手指伸不开，这些都是糖尿病造成的后果。每次吃饭前他都要先给自己测血糖，然后注射胰岛素。
客厅的茶几上有个斗笠大小的圆木盘，里面装满了各色水果，苹果，桔子，香蕉，还有李子，不断有花样翻新。食品橱里有各色饼干糖果和巧克力。我从来没见过像赖斯这样完全不忌口的糖尿病患者。
每次去，他的家里都有人，或是看护，或是邻居。这些人在他家里一点也不生疏，原先我还以为他们是一家人。
“来一杯茶？”我去了，赖斯会问我。我说声好，便有人去厨房给我冲上一杯加奶的英国茶。这让我觉得只有我是客人。
有一次，桑卓给他换药，当那一层层白色的纱布从腿上剥下来的时候，恐怖的一幕出现了，只见那只脚和腿比正常粗一倍，粘糊糊的皮肤呈红褐色，如同一段在沼泽地里泡了很久的枯树桩。桑卓小心翼翼地给他清创上药，敷上油纱布，再包扎。
我注意到赖斯冷漠的眼神，他好像在看一件与他的身体无关的东西，也许他的腿早已麻木了，他感觉不到痛。
“你跟他说说，别再吃那么多甜食了。”我对桑卓说。
“你以为我没说？”桑卓压低嗓门，“因为这个他都跟我恼了。”
“别跟他提忌口的事，说也没有用。”桑卓摇摇头。
“他这条腿早晚也得锯掉。”桑卓补充了一句，听得我头皮发麻。
客厅一角有一台大办公桌，一台液晶显示器电脑，打印机，电话，手机。卧室的家具都是红漆的，亮得照出人影，墙上镜框里镶着他自己画的铅笔写生。赖斯的家很有生气，不像是一个病人的家。
家门口有一辆银灰色的法国车，很新，是用手操纵的，赖斯偶尔会开着这辆车去超市。
听说赖斯结过两次婚，有四个孩子，他从来不提起他们，也从来没有一个孩子来看望他。
赖斯的脸上总是有微笑，那笑容发自内心，他真的很快活，所有的人都围着他转，他的日子过得优哉游哉。
有一次，桑卓给赖斯换药时发现他的脚底有新的溃疡，她说恐怕不是好事，果然被她言中。赖斯被送到医院，医生说，非截肢不可了，要从大腿截肢，不能保留膝盖，因为感染向上漫延了。
赖斯惟一的一条腿也保不住了，他将变成一个没有双腿的半截的人，我为他难过。
桑卓约我一起去医院探望赖斯，从我居住的小镇去医院有50分钟的车程，那是个晚上，一路上我和桑卓很少交谈。我是个脆弱的人，看不得别人的不幸，我不知道见了赖斯该说什么，我担心见到他的第一眼，我的眼泪会不争气地流出来。总之我的心情无比沉重，我得承认其中有恐惧的成份。我对桑卓说：“要不，你一个人进去吧，我在门口等着。”桑卓叹了口气，没理我，只听见车轮的沙沙声。
那是家大医院，走廊里灯火通明，人来人往，我跟在桑卓身后，亦步亦趋。
我们在病房门口停住脚步，站了一会儿，桑卓似乎也在调整情绪，然后轻轻把门推开，屋里的灯光是暖暖的桔黄色，柔和，明亮。那一瞬间，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写到这里，我的眼前清晰地再现了那个场景。
白白胖胖的赖斯身着浅蓝色的病号服，脖子上围着餐巾，端坐床中央，他一如既往地微笑着，撑开双臂，举着刀叉，欢天喜地地瞅着眼前的食物。长方型的餐盒摆在到他面前的活动桌上，里面红红黄黄的食物冒着热气。
见到我们，他扬扬手中的叉子，开始大口朵颐。
我惊呆了！我的眼泪，我的恐惧，我的沉重，统统被赖斯的一脸喜气赶跑了。我那颗脆弱不堪的心，被这突如其来的温暖裹住了。
真正的快乐是假装不出来的，眼前的赖斯俨然一位正在用膳的君王，悠然自得地陶醉于眼前的美食。
我几乎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把饭吃完，护士走进来，把餐盒端走了。
“你看上去像一个国王。”我对赖斯说。
“哈哈，这饭太好吃了。”赖斯满足地抹把嘴，开始给我们讲述他的手术经历。他连说带比划：
“知道吗？卡嚓一声，就切下来了，砰的一声，扔掉了。”赖斯双手合在一起，做了个向后扬的动作，那意思是他亲自将切下来的腿举起来，从头顶上扔到背后去了。
我打了个寒战。
“一条坏腿，没用了。”赖斯轻描淡写地说，好像那条腿不是他身体的一部分，而是一个机器配件，或者更具体些，就是一副自行车的脚蹬子，锈掉了，不能再用了，干脆，拆下来随手扔掉了。赖斯的叙述传递的就是这样的感觉，我当时的表情大概可以用“呆若木鸡”来形容。
赖斯的轻松绝对不是装出来的，他没有必要装给我们看，他的轻松与他的快乐一样，同样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也许赖斯明白，这条腿的存在与否不会影响他的生活质量。
一周后，赖斯回到家中，继续他的幸福生活，果盘里仍然有各色水果，食品橱里照旧有巧克力点心和糖果。不久，他换了个更大的转弯办公桌，新桌子太大，不得不把房间的门卸下来，才能把桌子搬进去。
赖斯俨然像一个成功的大老板，他的周围仍不断有人帮他做这做那，那位瘦小的邻居太太每天的任务是给他点眼药水，还有一位胖一点的帮他收拾卫生。
圣诞节快到了，赖斯每天都看电视购物节目，然后打电话购买他相中的东西，客厅地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礼物盒子。我已经想不起当时我给赖斯送了什么礼物，只记得我得到的礼物是一条银项链。
后来，赖斯有了一个新的专职护理员，桑卓当了经理，不能再给他做护理了，从此我也很少听到有关他的消息了。
两年后的一个圣诞节前夕，桑卓来我家，问我，收到我的短信了吗？我说没有。
“赖斯上周过世了。”她说。
“他感觉不舒服，叫来救护车，头天晚上去医院，第二天早上就走了。”
我的眼前渐渐浮现出赖斯白白胖胖的圆脸，他的微笑，和他“国王用膳”的情景。
“赖斯有福。”我轻轻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