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所谓文化大国
为什么面子比命都重要易中天：讲到体育，2000年我们申奥成功，我正在丽江。那天晚上，丽江所有的酒吧挤满了中国人在看电视，在欢呼。第二天早上，我们所有媒体的头版头条是同一个标题，非常整齐：“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是什么意思？第一层意思，“他们输了”；第二层意思，“我没赢过”，我好不容易赢了一回。我当时感觉真的很不好。如果我来做媒体，我的标题应该是“中国感谢世界，北京欢迎大家”。我就想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把这个事儿看得这么重要？
邓晓芒：讲得通俗一点，就是爱面子。但是里头很有文章。为什么国人那么爱面子呢？我觉得还是因为自己的心理缺乏自尊，要靠外部的东西来支撑自己。中国两千多年来处在人际关系的一种规范、礼节、礼貌、礼尚往来之中，这些东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但是对内在的看不见的那些东西，做的功夫很少。
易中天：刚才说到武德，武德的特点首先是把自己做大做强，然后表现出来的是柔弱、慈悲、忍耐。这不是挺好的吗？如果世界上能有这样一个老大，又大又强，但实际上表现出来的是柔弱、慈悲、忍耐，那不是世界太平了吗？
邓晓芒：对。
易中天：而这种武德，美国人好像没有。由此推出的必然结论是，最好中国做老大。文化大国、军事大国、经济大国，都做大国，然后还挺柔弱。
邓晓芒：对。这是中国传统的理想，前提是你要能赢，然后你表现出柔弱。
易中天：就是先把人家打得满地找牙。打趴了以后，再摸摸他。
邓晓芒：皇帝就是这样。一个王朝建立的时候，首先把所有的人都打趴了，看他们没有再爬起来的可能了，就仁爱治天下，皇恩浩荡。实际上每个人都想成为皇帝，都想赢，然后表示我赢了对你们只有好处，我赢了会慈悲为怀，我会照顾你们的，这是中国传统的体制，从武德到国家体制，里面是一脉相承的，是同一个模式。所以我讲文化心理模式非常重要，它可以贯通中国人的各个方面。但问题是，今天这种理想已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了。你不可能再推出一个皇帝统治全世界，然后关怀全世界。
易中天：今天讨论文化大国，你觉得文化大国有标准吗？
邓晓芒：有历史标准，没有绝对标准。文化有历史的发展过程，有它的必然性。很多人否认这个必然性，但是文化的发展必然会走向某些共同的标准，这个标准，应该就是文化大国的标准。
中国足球比中国教育希望要大些
易中天：有一次，教育部的一个官员视察一所非常著名的理工科大学，问它的学生会主席：“阿房宫是谁烧的？”这个学生会主席回答：“不是我烧的。”主管学生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在旁边，也对着教育部的领导说：“我用党纪和人格担保，确实不是他烧的。”中国教育为什么弄成这样？我上次在一个场合，问著名的教育学者杨东平：“你觉得中国教育和中国足球哪个更有希望？”资先生认为呢？
资中筠：我看足球比教育希望更大些。其实足球有没有希望关系不大，爱输不输，爱赢不赢，影响不了国运，而且它还是容易改造一些，但是教育真是很难。现在，教育问题已是盘根错节，简直没法再改。大家都对应试教育有很多批评，觉得应试教育把人的思想都束缚起来了。但在中国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应试教育还是惟一能相对公平的方法，使得贫困子弟有机会接受比较高的教育，就是大家拼命念书；要改的是应试的内容，考什么，这个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即使是应试教育都在变质，一些重点中学凭分数录取的比例越来越小，凭关系和凭钱的比例越来越大。
另外，教育不公平，其表现最主要的还不在于没钱交学费，没钱交学费的问题是属于比较容易解决的。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师资的退化。你想，你这么教出来的学生，将来当了老师，然后再一批一批这么下来的话，说得悲观一点，有品种退化、民族退化的危险，
现在我们特别缺乏的是公平教育的问题，大家都唱高调，小学生都心怀祖国、放眼世界，但是对于怎么样不随地吐痰，不随地扔垃圾，公民的责任是什么、权利是什么，这一套都没有教。
易中天：我写过一篇博文，叫做《谁该清退，该清退谁》，就是谈教育部清退代课教师的，最后一句说“该清退的，不知道是谁”。
资先生特别强调文化要有载体，我们中国文化的载体就是汉语，或者说是华文，或者说是中文。您觉得这个还有希望吗？
资中筠：中文我觉得还有希望，如果有比较多的教中文的教员都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话，还可以慢慢地好起来。但是假如电视老是这样乱七八糟地下去，它可能就抵销了课堂里面辛辛苦苦教出来的东西，像正确的字应该怎么写。
易中天：我可以告诉您，至少中央电视台对错别字抓得非常紧，一个错别字扣50块钱，编导扣50，制片人再扣50，副主任还得再扣50，一层层扣上去。但是它依然有很多错别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