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脚印
编完了五卷本的《陈学昭文集》，在最后一篇散文《可贵的痕迹》上标好字号后，我不免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同时，却也有一种茫然之感向我袭来。
编学昭同志的书，在我已不是第一次，而且这文集中的近二百万字的作品，以前我大部分读过，可是现在，却完全是另一种感觉。我像是循着她的脚印，看到了她不平凡的人生。她十分辉煌过，也非常坎坷过：曾在法国得过文学博士学位，又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曾是中央领导人的座上客，又被排除在革命队伍之外二十余年。她的生活跌宕多姿，极富戏剧性，本身就是一部丰富多彩的书，但是她就是她，宠辱不惊，贵贱不计，按她自己早年所说：“只是一个以卖文为生的女人！”她从十七岁开始写文章直到八十五岁去世，六十八年来，一直认真勤奋地写作着，即使在那被剥夺了发表权的二十多年中，也没有放下她的笔。
人生何其倥偬，倏忽之间，她离开这个世界已是五年了！我清楚地记得1991年盛夏，我去学士坊寓所看她，同时也受《西湖》高松年同志之托，问一下曾向她约稿的事。当我进门走近她写字台时，她正吃力地写着一个信封。这是要寄的稿子，我答应为她带去，她很高兴。接着告诉我这几天身体不大好，脚肿得厉害，并将脚架到凳子上给我看。果然，脚背上一揿一个窝，深深陷了下去。我有点担心，问她请医生看了没有？她说去医院兴师动众很麻烦，大概是天气的缘故，前一阵也肿过，后来吃了几帖中药好了，准备再吃点中药看看。这样，我也以为不要紧，便没有再说什么，坐了一会，后来拿着稿子就告辞了。这就是后来刊出在《西湖》十一月号上的那篇《我在法国的日子》。原来人们以为这是她的封笔之作，其实不是的。
据她女儿亚男说，就在当天（经查对是8月16日）晚上，她就动手写另一篇文章，就是这篇《可贵的痕迹》。她开亮了房间里所有的灯，家里人都感到眼睛刺激得难受，而她仍嫌光线不够，实际上这时候她的视觉已产生了障碍。
这篇文章是应上海文艺出版社彭新琪同志之约而写的，学昭同志有着一个极好的习惯：不论大小报刊向她约稿，只要是她答应了的，就决不失信。这篇不足千字的文章，可想而知她是付出了多么艰巨的劳动。
在寄出了这篇文章以后，她的病情日益加重，不能起床，直到9月20日住进医院。因此这一篇才是她真正的封笔之作。
文章是八月底寄出的，谁知阴差阳错，直到10月9日才到彭新琪手里，当约稿者高兴地捧读稿子时，写稿人已处于失去知觉的弥留状态，根本没有任何反应了！遗憾，确实遗憾！为此，彭新琪同志以《深深的遗憾》为题写了占整个版面的长长的一篇悼念文章，发表在《文学报》上。
《可贵的痕迹》在编入《文化老人话老年》一书的同时，10月25日的《新民晚报》上发表了影印的手迹，范泉同志写了介绍文章，认为学昭同志确已“留下了可贵的痕迹”。
人也许是有所谓“第六感官”的，作者在她的这篇文章中，用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的句子，这显然是对人生无奈的感喟，这种情绪，在她以前的文章中是少有的，也许是预感到了什么吧！
作为一个人，一个人世间匆匆的过客，我以为学昭同志是应该较少遗憾的，她毕竟留下了数百万字的作品，而作品即是人生的脚印。
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