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对人生、对真相、对真理的增加了解及加深理解，人们对于过去事情的看法有时是会改变的。今天是1989年6月4日北京学运和天安门事件发生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当年我也曾为天安门广场的事件激动过、游行过、抗议过、愤慨过。我对于当年用武力镇压学生的方法是绝对错误的观点至今没有改变。但是对于学生的强硬策略及其被人利用这一点，如今却抱持否定的态度。显然，动用军队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是非常不明智的愚蠢做法，对于这一点必须确定。然而，回顾当年事件发展的每一步，我感觉作为被镇压的学生一方，却背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他们不懂得适当让步的策略。当年在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前，政府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让步，适可而止是当时学生的最佳选择，他们可以由此得到最接近他们目标（反对官倒、反对腐败、扩大自由等）的目的。可是，他们没有适当让步，反而变本加厉地采取绝食手段以挽回已经平淡下去的学潮颓势；而且进一步采取绑架外交事件，利用戈尔巴乔夫访华这一令世界新闻聚焦的机会占据天安门广场，令政府不得不改变在天安门广场而选择在首都机场举行仪式，让学运抢尽风头的做法，损害国家战略利益。其次，学生们大有被外界势力利用的嫌疑，从国外进入国内的大笔资金支持学运，西方舆论的兴风作浪令部分学生有如注射了鸡血针一般兴奋，包括台湾的敌对势力也从经济和政治诸方面加入支持，就使得形势益加复杂。还有来自于国内政治高层有意或无意的利用，他们通过通报或泄漏内部分歧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煽起学生和底层民众的怨气和怒火，以增加政治对手的压力使之屈服。人们应该知道，作为政府维持社会治安和生活秩序是绝对有底线的，不可能无休无止地做出让步。过了一定的度，事情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赵紫阳反对动武有其值得肯定之处，但发展到需要动武的地步也是与他之前的软弱及其煽动学生和底层的情绪给对手施加压力密不可分，更与他内心倾向于全盘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理念（我认为根本就是政治幼稚）密不可分。六四事件发生后，学生和政府都不是赢家，反而是西方那些道貌岸然的普世价值鼓吹者们占据了道德高地，成为了中国这场动人心魄的历史事件的得益者。
蒙元和满清能够统治中原和汉人是因为获得了“工农大众支持”？
文革搞了十年，有没有获得“工农大众支持”呢？搞成没搞成呢？
等到周边猛兽都死光、或是相对沉沦之后，再谈反思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