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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烟记事(101) 忐忑

(2014-08-30 18:45:39) 下一个

【由于我不再顽抗,辩论会进行两天便收场了。在蔡处长的授意下,小组赶写了一批大字报,对我的言论进行系统批判。当时速中共有9名“重点对象”,我是其中最“拉风”的。办公楼一层过道两边的墙壁上,特地为我们开辟了批判专栏,每人一块领地(由于是在墙壁上,我们称之为“领壁”)。其他五位难兄难弟的“领壁”,加起来也没有我的面积大。按照处长指示,所有“重点对象”必须上下午都去看大字报。在众目睽睽之下,要装出一副谦虚诚恳的模样恭读批判自己的文章,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每次走进长廊,置身于大字报的丛林中,身上所有的神经末梢都会挺立起来。我跟学员讲解过“口诛笔伐”、“众口铄金”的含义,可真正掂量出这两个成语的千钧之重,却是现在!

这天下午,我刚走进办公楼门口,就瞧见几位“骨干分子”正在自己那块“领壁”前指手划脚,面露讥讽之色。我的心猝然下沉,四肢无力,脑海里闪出不祥预感:是不是对自己的批判用语又升级了?我那时读大字报非常敏感,每个字都要咀嚼一番。比如说“资产阶级思想”前面的“小”字是否还保留着?有没有人向自己扔出“顽固”、“反动”之类的重磅炸弹?尤其是点我大名时,“同志”二字还在不在?这对自己简直太重要了,就好像落水人手里的救命稻草一样。此外,我还特别注意大字报的作者:哪些是货真价实的枪手炮筒,哪些是迫于形势故作违心之论的同情者,哪些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者?火力最猛的当然来自“骨干分子”这个战斗突击队,他们过去和我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知己知彼;现在则分道扬镳,形同陌路。曾几何时,他们在骨干会议上还纷纷表示要学习我大胆鸣放的精神哩!

现在他们见我过来,就一声不吭地转去看其他专栏了。一时间,我真切感受到人世间的虚伪和冷酷,不由得想起叶林枫在柳树林里的那番忠告来。内心无比悲凉,哪还有心思去读大字报!不过还得强作镇定,硬着头皮往下看——态度是很重要的。“领壁”前虽然只有我一人,但总感到后面有几十双眼睛在盯着,芒刺在背,浑身毛辣辣地,每一根神经都在过电。他们抛掷过来的敌视和轻蔑,聚集成上千度光束,顿时把我烤炙得像地瓜干那样萎缩蔫巴。

终于搞明白众人议论的原因了!俱乐部老吕在“领壁”上为我画了一幅漫画,虽经丑化,倒也栩栩如生,抓住了我的基本相貌特征:长方脸,微突的下颚,“一边倒”的发型。运动前,老吕和我一起去看苏联影片《青年近卫军》。散场后走出影院,他一本正经地把我端祥一番,认真地说:“小烟,我看你的长相挺像游击队领导人谢尔盖。”我当时听了心里美滋滋地。如今这位老兄给我画的却不是那么回事:眼睛翻到额头上,嘴角咧到耳后根,左手拍着胸脯,右手竖起大拇指,带着一脸骄矜说道:“我有个性!”

在那年头,“个性”早已演绎成贬义词,人们常常拿它跟“骄傲自大”、“个人第一”、“对抗组织”等概念挂钩,其外延之宽泛,足以把小资产阶级许多劣根性囊括进去。多少年后,大陆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才知道法国思想家狄德罗曾经说过:在非常时代,悲剧所表现的是“具有个性的人物”。这真正是至理名言!

鲁迅在《一件小事》中写有一段话:“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我后来教中学语文时,这段话总带给我一种奇怪的文学意象:无比高大的“他”就是组织,而我则是那个“小”,逃到皮袍里也会给榨出来。这大概就是政治运动留给我的后遗症吧!高唱集体主义的年代,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个性是不被容忍的。在西方人眼里,神州大地上到处充斥“蓝蚂蚁”、“绿蚂蚁”,应该说他们的观感是基本准确的。

第一批大字报登出以后,我的错误言论全校皆知,其他小组也参与到口诛笔伐的行列中来。新贴的大字报如出一辙,对我的问题上纲上线:

“烟雨蒙的个人主义思想毒液,已经渗进每颗细胞、每个毛孔,他把党的利益踩在脚下,顽固守护自己所属的剥削阶级世袭领地。”

“烟雨蒙不愿做党的驯服工具,就是跟党唱对台戏,就是敌视社会主义!”

还有一张“高八度”的大字报,没有前言后语,只是抄录了何香凝的那句经典命题:

“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口是心非,心里向往的其实是资本主义,脑子里憧憬的是欧美式的政治,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

抄录者在最后5个字下面加了一道红杠,分外醒目!

唉,可怕的字眼终于在自己的专栏上出现了,我心惊胆战,几乎要昏厥过去。这一发发重炮,把我轰得懵头转向,过一阵又让我感到莫大委屈。我从不怀疑自己对党的深厚感情,运动一开始,我就响应党的号召积极投入鸣放。在群众心目中,我这个“老骨干分子”理所当然是党的“驯服工具”罗,可我始终想不通:为什么非要将革命者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视为对党的“驯服”呢?我在读古书时曾看到“马先驯而后求良”的说法,所以一听到把“驯服”当作褒意词来用就很不入耳,更何况在它后面还加上不会思考的“工具”一词。怎能让革命者变得如此猥琐和奴性,这对伟大的党难道不是亵渎吗?

在现实生活中,我遇到有些领导总以党的代表和化身自居,所谓对党“驯服”意味着必须对其俯首帖耳。我还发现不少人仅仅因为驯服听话而交上好运,很快入党提干,在波谲云诡的政潮中,他们总能顺利找到自己的避风港。这就是保你太平无事一帆风顺的诀窍,所以众人会趋之若鹜地学习它,掌握它,运用它。有些人刚开始并不愿意“驯服”,认为有损人格尊严,后来撞了南墙回转身,摔了一跤学个乖,完成了由不驯到驯的演变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干部选拔机制就是一个佞臣选拔机制,那些精通钻营之术的小人特别容易脱颖而出,这大概就是干部素质普遍不如群众素质的缘故吧。现在的人多觉得50年代是个梦幻般纯真的年代,其实不少官场流弊已经开始显现。这并不奇怪——人性在任何朝代都是相似的,只要有相似的官场游戏规则,就会制造出相似的官员。几千年来,中国人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进化。

尽管我在理性上对“驯服工具论”持否定态度,可实际生活中又常常在“驯”与“不驯”之间摇摆不定。为了争取早日入党,我曾用《富兰克林自传》中所介绍的修身方法,订出5条戒律,制成表格,逐日检查记录。从此我不再按照自己的“个性”行事,变得沉默寡言,谨小慎微,一举一动都力求给领导和群众留下好印象。如果非得提意见,也必须咬文嚼字,斟酌再三,锉平每个棱角,拔掉每根毛刺,以免给人“狂妄自大”的感觉。这计划执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最后还是执行不下去了,因为我始终难以适应。真实的自我被五花大绑,已经奄奄一息,我陷入“何去何从”的思想苦闷之中。

忽而一阵春风吹来,驱散了笼罩在我心头的疑云。那不是什么人生哲学书,而是几部文学作品:是娜思佳、林震、黄佳英这些“时代青年”帮助我走出精神困境。我找到前进方向,决心像他们那样勇敢投入波涛汹涌的现实生活,“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在鸣放中,我敞开心扉,回顾自己这段心路历程:“只有用真诚替代虚伪,才能使心灵净化;只有对灵魂进行自我解剖,才能打开思想改造最难突破的禁地。通过积极干预生活,我感到朝气蓬勃,充满革命热情,自己的心跟党也贴得更近了。”我的这番讲话触动了年轻战友的心弦,他们纷纷发言,倾吐多年来郁结在心头的困惑和苦闷。

而如今,与我对阵的正是这些人呀!他们的伪善使我愤懑,但与此同时,我也能体会他们的些许无奈:这些当初的附和者和同情者,现在只能通过深揭狠批来与我划清界限。

在大批判中,我就这样地被集体的力量三下五除二打倒在地。弄潮儿一旦跌落潮头,就会被惊涛骇浪所席卷。我的天空不见了。】

201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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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Redcheetah 回复 悄悄话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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