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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驹: 我经历的朝鲜战争

(2018-07-25 19:27:20) 下一个

我经历的朝鲜战争

--作者:刘家驹

 

1950年秋,解放军开进了为金日成将军火中取栗的朝鲜战场,更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大枪小炮换了苏式装备,吃穿用有刚成立的共和国做大后方,本应不再像国内战争时期那样发愁了,可战场上却依然出现断粮。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拥有制空权,开战三个月,我军投入的运输车给打掉了一半,仅靠800辆车供应几十万大军打仗,要把战略物资运送到三八线,都是昼伏夜行,再挥军南下三七线作战,就只能用我军的传统战法:武器,不增加一枪一弹;吃的,每人自带7天干粮(炒面)。这种不要后勤的游击,美国人嘲笑我们是一星期的战争,一个战役何止打7天啊!弹尽粮绝还得拼死拼活地持续作战,每到饥荒时刻,红军时期培育的流寇思想,就会得到“光大发扬”,我军所到之处,掘地三尺,凿壁捣墙,打翻坛坛罐罐寻找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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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历的朝鲜战争第五次战役,是从1951年4月22日开始的,到6月10日结束,历时50天,中间只给我们补给了一次干粮,就是说有36天缺粮!我们生存凭借些什么?有人说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我说是人在死里求生时本能的发挥。

战役一开始,我60万志愿军迅速突过三八线。别以为我军攻势如破竹,美国人为了拉长我们的补给线,有意不和我们对着干,他们驾起四个轱辘跑,我们放开两条腿追。7天就追到了离汉城10公里的汉江北岸,丝毫未受损失的敌人知道我们开始饿肚子了,他们在汉城外围的预设阵地上组织起重兵阻击,想把我军拖个精疲力竭,再收拾我们。

我所在的野战医院,一上战场总是尾随先头团救治伤员。先头团在汉城边上激战了一天一夜,指挥员看到粮袋光了,进不了城了,赶紧下令回撤。这天拂晓,我们医院竟懵懵懂懂地还在往前闯,炮弹不停地在身边炸响,枪弹在头顶上呼啸乱飞,要不是夜幕,我们就会撞到敌人的枪口上了。院长一接到后撤的命令,掉过头就带领我们百十人撒开两腿,一气跑了10多里还未停歇。我领着挑夫班急追快赶,还是要掉队三五里。

我的本职是文化教员,一上战场,既不能提枪打仗,又不会救死扶伤,教导员分工我跟着司药老吕管理挑夫班。挑夫班有10人,10副挑箱里装的是医药、手术器械和敷料布疋。老吕主管医药用具,随用随取;我分管埋葬死人,凡抬到医院的伤员不治身死,由我指挥挑夫们进行掩埋处理。挑夫都是军法处轻判的犯人,有开小差抓回来的,有枪走火伤人的,有奸污妇女未遂的……都给发配来以苦役代刑罚。教导员对我和老吕有特别交代,说他们都是没改造好的解放兵,又犯了罪,要处处警惕他们的不轨行为。

教导员的忠告我毫不怀疑,战役开始以来,已通报过好几起战场报复杀害干部的案件,都是这帮人干的。每天行动,我和老吕都带有一支20响,一前一后盯住他们,休息时也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特别忧心的是挑夫班长。大前天,部队追到汉江边,先头团团长吴彦生给敌人冷炮袭击牺牲,尸体送来医院交我处理。按规定,团以上干部牺牲不得就地掩埋,要拉回国葬在沈阳的烈士陵园。我让挑夫班长给我三丈白布裹尸,他很不情愿地从挑子里取出一匹布来,用右手食指和拇指牵住布头的一角,左手沿布边拉动到左肩胛,丈量了10次,是10公尺的量。我说,他是个老红军,还是你的团长,再给他添加一丈吧。他脸上泛起愠色,嗤的一声撕下他刚量好的布扔给我。我压住火不和他理会,赶紧给死者包裹。包完头部四肢,还要给死者包全身,翻身时我让挑夫班长帮忙,他气呼呼地说:“我干不了!”我只好让随担架来的吴团长的警卫员搭个帮手,才给死者全都裹上白布,填了一份牺牲鉴定书插在死者身上,又从公路上拦住一辆送弹药返回的卡车,送走了死者。这时我自然对挑夫班长生产生了警觉:他仇视自己的团长,也会仇视我们,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来一次报复,捅我一刀,或撂下挑子远走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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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退中的美军

紧急转移,虽然医护人员没有多少负重,身上只携带一个救急大包,一张雨布,一把挖防空洞用的小镐,但长距离的跑动还是大都支持不住,开始三三两两的掉队,像是一群溃退的散兵游勇。挑夫的担子都有五六十斤,虽慢下来好几里,可他们的耐力良好,肩担闪闪悠悠,前后还能相互照应,消除了我防范他们借机逃跑的疑虑。

此时,一个人在我前头一瘸一拐地跑着,突然“咣当”一声摔倒了,一听“啊呀”的叫声,是个女孩子。我疾步上去扶她,是护理员小冯,她痛苦地躺在地上,我怎么也拉不动。老吕从后面赶来,给她包扎了膝上破皮的伤口。她缓过劲,撑起身来走了几步,突然转过身回到摔倒的地方,抽出背负的小铁锹,猛力地砸了几下那块绊倒她的石头,飞溅的火星伴着她的愤怒:“你是混蛋,你欺侮人,你是帝国主义……”她那稚气的动作和骂声,让我心底泛起阵阵酸楚:一个刚从城市走向战场的小家碧玉,承受战争的苦难比我们男人沉重得多!她不想走了,蹲下来放声大哭,还苦苦哀求说:“我一天没吃东西了,例假也来了,实在是走不动了,你们先走吧。”饥饿正瓦解她的意志。我急了:“你别犯傻了,这是什么时候,我带着你!”

挑夫班长停下来,放下肩上的挑担,打开箱子,取出半袋炒面。他是个有战场经历的人,视粮食如生命,这是他的“库存”。他摘下腰间的瓷碗,从袋里挖出一碗来,又从箱里撕下一块包裹死人用的白布给包上,递给小冯,什么也没说,挑起担子赶路了。像上天赐了一把灵芝,小冯抓起炒面拼命往嘴里填塞。等她吃完最后一口,我才拽起她来,牵住她的手说“快走”!

我的腹内空空,周身乏力,支撑自己身体的力气都快没有了,还要顾及小冯。小冯身体本来就纤弱瘦小,加上饥饿,每跑一步几乎都要我全力牵动。我的胃开始翻滚,不住地涌动酸水,从口里鼻腔往外冒,又苦又涩。老吕见我难受呕吐,上来悄声告诉我说:“不要吐,咽下去,那是胆汁,胆汁没有了,生命也没有了。”我听他的,一口口往回咽,喉管像火燎一样难受。

天亮了,我们终于赶上了大队。医院人马已分散在一条山沟里隐蔽,休息待命。我把小冯拉到护士长跟前,这个1946年就入伍的山东老兵,圆睁两眼,光火了:“好个小冯啊,还让人牵着手回来,为什么不让人家背着你!”我从护士长疑神疑鬼的眼神里感到冤枉,我和小冯相识有半年,从未正儿八经地说过话,相见仅是点点头,这牵手是出于关爱伸出的援手啊!我无法和这位法海式的女人争辩,只向她作了一番自信无鬼的解释,算是交了差。

离开小冯时,我发现她眼里流溢出一股感激之情。她没有说话,只是傻傻的望着我。我走开了,脑子里一直映现着她那副傻傻的眼神,手心热乎乎的,一种逆反效应从心底猛烈升起,身上出现了异样的感觉,但绝不会是那种“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

我回到挑夫班。老吕正在柘树丛下召集挑夫训诫:“……你们别以为是我们吃败仗了,我们的撤退是把敌人放进来打,你们中谁有幻想,谁要趁机开溜,我绝不手软,坚决执行战场纪律……”这是老吕天天都要做的功课。挑夫都埋着头,似听非听,只有挑夫班长不时抬眼望望老吕,眼里有股凶光在闪动。等老吕讲完,我和颜悦色地安排大家分散休息。

挑夫班长靠在一棵松树干上,两眼半睁半闭地养神,他对小冯的同情让我产生了好感,我走近他,勾下身问他累不累?他睁开眼没有表情。我讨了个没趣,转身要走,他叫住我,说:“我箱子里还有半袋炒面,都给你。”他起身要去打开箱盖,我忙制止他:“我不能要你的,我还能坚持,你干的是力气活,没有你们,医院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他的脸上泛起一丝笑意,我马上坐下来唐突地问:“你是哪年的兵?”他答:“在淮海战场给提溜过来的。”“你还当过班长?”“现在是犯人。”“为什么犯事?”“没改造好,思想反动,与人民为敌。”他的话有真意,有嘲弄,心气仍是不平。我说:“犯法是指强奸的,行凶的,你讲了两句怪话就问罪,是怎么回事?”“我说的都是真话,还是人家传来的。”“你说了些什么?”他目不转睛地注视我好一阵,似乎看到了信任,才说:‘朝鲜男人裤子不大裤裆大,房子不大炕大,国家不大惹的事大,金日成肚脐眼不大心眼特大’……这些顺口溜谁都在讲啊,我一说就不得了啦,我是个国民党啊!还说我思想反动,带坏了一个班,军法处判我是思想犯,发配到这里来劳改两年。”

各种传言的蔓延,不及时处理,将会涣散部队斗志,可为什么不是批评教育,动不动就给他判刑?我问:“你为什么不申诉?”他面无表情,说:“能申诉吗?共产党<一贯正确。”这家伙胆子够大的,带着枷锁还敢揶揄。我怕引出他更反动的话来,想起我在给他团长裹尸时他那付凶相,问:“你们团长怎样?”“是个老共产党,”他平静地回答,“他老是把我们这号人看成敌人。保卫股抓我那天,他站在一边训我,说我侮辱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是破坏了国际主义精神,反动透顶。说真心话,我还感激他呢,我要不给逮起来,还得上到最前线吃枪子。现在,我到了福地,虽比一般人苦累,但保住了命,即使伤了,这里有医有药,能得到及时救治。打仗啊,就图个活命!”

简短的交谈,我对他的了解有了点清晰度,但不能劝谕他,更不能教训他,他是个有自尊的人,只能和他和平共处,共生共存。我要他好好休息,就起身找老吕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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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吕在一处深深的茅草窝里蹶着睡了。我没惊动他,靠近他躺了下来,浑身骨头像散了架,饥肠辘辘的。倒头便睡。不知睡到什么时候,突然我的身躯给人摇动:“快起来,他们都走了!”我睁眼见是老吕,呼地爬起来四下张望,太阳正下山,天上有架侦察机在低空盘旋,远处轰鸣的炮声依然不断,四野空寂。我不知所措地问:“怎么办?”老吕说:“这是挑夫班长的报复,故意不叫我们,快走呀,追他们去!”

我俩跑出了山沟,前方的山峦上有一片森林,我们以为医院大队人马已转移到那里隐蔽。飞奔过去一看,这里生长着参天大树,林木阴森,似进入绝境,强烈的恐惧感令人浑身发冷,我们不放弃,冒着胆向林间深处搜寻。走了一程,路面开阔起来,脚下出现了一条宽敞的神道,尽头约50米处是一座庙宇。我们疾步过去,上到台阶,便是大殿的正门,门楣上有“大成至圣”四个金字,是座孔庙。高大的殿门是敞开的,透过幽幽的光亮,见到殿堂中央有一尊孔夫子站立的塑像,头上有冕,身着飘逸的彩色袍式官服。我们小心翼翼进到殿内,老吕走在头里,他一到孔子像前,虔诚的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战争在这一带拉锯了近一年,韩国人崇敬的孔夫子都得不到祭祀,老吕的祈祷更不济事。我上去拽他赶快离开,说:“孔圣人帮不了我们的忙,快走吧。”说话间,我发现供桌上堆着供品,很杂乱,满是尘垢,想寻些吃食的欲望驱动我上去胡乱翻找了一阵。果品大都腐烂,我看到一只木盆中有块打糕,是朝鲜人用蒸熟糯米放在木臼里砸出来的,我们称它“糍粑”,已长出一层长长的白毛。揭开霉衣,露出洁白的糯米茸来,我用手指拈了一小块放到嘴里,很硬,硌牙,像嚼骨头渣子,咬了几下,软了,无异味。我兴奋地抓起打糕,约斤把重,剥去皮层,揪了一半给老吕,我们急忙退出了大殿。

太阳快落山了,我判断出北方,边咬着打糕又开始小跑。我俩上气不接下气直跑到入暮时分,发现我们后面上来了一支小分队。我惊呼:“是敌人!”路旁已找不到隐蔽的地形地物,我俩只得站在路边听天由命。老吕是老兵,沉住气说:“是自己人就合伙走,要是敌人就束手就擒。”他们过来了,突然传来一声:“前面是谁?”一听是自己人,我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老吕答话:“是师医院的。”对方大步过来一人,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站定,似乎辨清了我们的面目,才把端在胸前成战斗状态的冲锋枪送到身后,问:“你们是掉队的?”我说:“是掉队的。你们也是?”对方说:“我们是二支队二营收容的。”我心里涌起一股热浪,命悬一线时刻碰上救星,感激话正要出口,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过来了,用手电在我们脸上晃了晃,验明了正身,命令式地说:“你们跟着走。”他侧过头对刚和我们打交道的战士说:“三班副,你带着他们。”小分队从我们身边走过,11人,还有一个韩国人,50多岁,杵根木棍,是带路的。

副班长说:“你们俩跟在我身后,拉开距离。”

万籁俱寂,只有脚下的沙沙声。正行进间,走在我头里的老吕停下来附在我耳朵上说:“你看!”我紧张地抬眼望去,夜暗中,副班长正用手捋下一把路边小树上的树叶,放到嘴里。我知道,他已饥不择食了,一种报恩之心油然而起,我几步就走上去从袋里取出我剩下的打糕,掰下一半给他。他三下两下就塞到嘴里,只说了声:“快走吧。”口气和缓多了。他悄声告诉我:他们的任务是保障大部队撤退的安全,警惕敌人的跟进,又不让有任何人掉队,带队的是营的参谋。我跟在副班长身后,保持着五六米距离行进。恐惧已消除,可我的打糕马上没有了,我学着副班长,从路边小树上摘下几片嫩叶放到嘴里嚼了两下,苦味满口串,干呕了好一阵。我想起入朝前教导员的谈话,要我经受住党赋予的生死考验,吃大苦、耐大劳……我还是个正被改造的小知识分子,要脱胎换骨,起码还要三年五载的磨难历程。

已入午夜,前面出现几点星火,在星光下能影影绰绰见到一座村庄的轮廓。小分队在路边停了下来,参谋派人到村子里去搜索,看看有没有人掉队。没多久,派出的战士回来了,参谋问询了战士几句,就带领我们进了村,来到一家院落。房子里闪烁的火光透出窗户,参谋推开了房门。我看到坑中央正燃起炉火,两个战士围在火盆边翻烤着苞米,两支步枪扔在一边。参谋对他俩发话:“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大个子战士停下他手上的拨火棍抬起头来:“二支队三营的。”“为什么不赶队?”“饿得走不动了,天亮再走。”“你们现在就跟我走!”参谋在下达命令。“十多天没睡觉了,睡一觉再走,”另一个瘦瘦的战士回答,说话慢条斯理的,很油。“敌人很快过来了,你们必须马上离开!”“我们又不是新兵嘎子,你别唬人了。”“你们想不想走!?”“你想干什么?我们在国民党那边还没人敢逼我们呢。”大个子说话更傲气,说完,把扔在一边的步枪拉到自己身边,似乎在显示他的自主能力。听得出,这两人都是解放兵,战场的历练给了他们天不怕地不怕的胆气。参谋发出警告:“你们究竟走不走?”瘦瘦的战士说:“走不走我们自己决定,用不着你来给瞎子点灯。”参谋火了:“你们想当俘虏?”大个子说:“当就当呗,无非是第二次解放!”参谋气得“砰”的一声猛力关上房门,退下台阶来,一挥手说:“我们走!”刚走出院落,参谋回过头来,叫:“三班长!”一个敦敦实实的战士走到他跟前,参谋吩咐说:“你带着小李马上去处理了他们!”参谋转身领着我们出了村,上到路口,突然间,从我们刚离开的那家院落传来几声叫骂,接着两声枪响。我毛骨悚然,心像重重地压上了块石头。

我们又开始行进。脚下是一条牛车路,路面坑坑洼洼的,本来就绷紧的神经还得全神贯注盯住地面,生怕稍有不慎摔倒爬不起或走不动,就得吃枪子。班长带着那个小李回来了,快步从我身边通过,那黑森森刚开过火的冲锋枪,成了我加快步伐的动力。肚子又开始饥饿了,步子却是疾速的。

拂晓前,我们来到一处山垭口。两侧的山头上一支殿后的部队正在构筑工事,清晰的镐锹撞击声,在夜空中传得很远,他们在准备迎击跟上来的敌人。我意识到已到达安全地带了。参谋停下来用手电看了看手中的行动路线图,走过来对我和老吕说,现在已进入三营的阻击线,他的小分队已完成任务,要从另一条小路下去归队了,那里是他们营的集结地。参谋要我们径直往前走5公里,就是支队部的位置,到了那里就可以打听到师医院所在地。

我俩表示了感谢正要走,参谋叫过三班长说:“把带路的老乡带到背静处去解决了。”我一听惊恐了,老吕忙转过身到参谋跟前求情说:“放了他吧,他带路我们才走<出来的。”参谋提高了嗓门,说:“你放走他,敌人跟上来就不会放过你,这里不只你和我,还有上千人的安全!”他急迫地命令班长:“带走!”那个韩国人,见班长在推搡他,其势又汹汹,已意识到什么,喊叫开了,班长连推带拉地把他弄到不远的一个小沟边,我不敢看……枪声响了,子弹像穿过我的心脏,我全身发出阵阵的颤抖。

天光大亮,我和老吕终于回到医院的新营地。这是一座被炮火摧毁成疮痍般的村子,一个坑洞,一处断垣,一间塌房,都有我们的人在藏身,他们把身体蜷曲成一团呼呼睡去。老吕是党员,组织观念强,他领着我去找教导员汇报掉队的事。教导员正在地边的一个土坑里弓着身子睡觉,老吕叫醒了他,向他报告了我们掉队赶队的经过,教导员张着惺松的睡眼说:“你们活着回来就不错嘛。”话语是冷漠的,也许正在为自己的生死存亡忧心忡忡,已见不到战前他那种“政治工作的活力”了。我里有几分怅然:战争把人情都扭曲了,你死了,如同工作调离,你历险归来,就像出趟差回队,一切都平淡无奇,生生死死的此时此刻,党的关怀麻木了,人的相悯相惜已不如动物的群体。

我找到了挑夫班。他们正蹲在一间半塌的牛棚里,有的靠着墙在睡觉,有的围在炊事班的灶前捉虱子,我清点了人数,9个。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问:“你们班长呢?”几个挑夫都抬起头望着我,感情是漠然的。半晌,一个挑夫用怪怪的声调说:“跑啦,没走多远,你快去追吧。”他面对灶火的脸上似笑非笑的,听得出,这是在调侃我。我平静下来,问他们一路的情况,没人答理我。

医院已断炊,炊事班在这里支锅升火,只为大家烧开水。这场战役一开始他们就不再造饭,现在没干粮吃了,烧水只是尽职尽责给大家补充水分。挑夫班长来了,手里拎着一袋鼓鼓的东西,到了灶前,他提起麻袋就往锅里倒,我一看全是老百姓当柴火的老苞米芯子,盛了满满一锅。不多会煮开了,苞米芯在锅里热气腾腾,几个挑夫迫不及待地用树枝各自拨出一个来托在手上吹着、啃着,还把捉住的虱子也放到嘴里,拌着苞米芯吃。他们都当过国民党兵,吃虱子是常事,从不畏惧什么回归热的传播,还认为是以血还血,既增加营养,也惩治了虱子。他们围住火堆,把脱下的内衣内裤翻来覆去地找,嘴里接二连三地在咬虱子,卟哧卟哧的,像吃五香豆,咂巴得有滋有味。人常说:虱子多了不痒,此时,我身上却开始反射,感到虱子在爬动。我也脱下衣裤收拾起来,捉住的虱子,不像他们放在嘴里,而是扔进火堆,捉一个扔一个,实在太多了,我就抓住衬衣的领肩往火炉里使劲抖动,火堆里立刻闪现出一片火星子,发出了噼啪炸响,我感到一种惬意。

刚开始享受心情的缓和,棚子外面响起一阵急促的哨子声,有人高喊:准备出发!是管理员的声音,我的神经又绷紧了。马上穿好衣服,叫起躺在墙角的挑夫,挑夫班长把锅里的包米芯子捞起两个来塞给了我,说:“你太斯文了,他们都在抢着吃,你为什么不动手?”我感激地向他点了点头。他让一个挑夫和他一起,把一锅包米芯子拎到路边,给医护人员分发,一人一个。院长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说:“好样的,你在立功赎罪。”挑夫班长面无表情,木木的,像是很不愿意接受这种赞誉。

出发了。医院不是班排连的编制,各自招呼自己的小集体,稀稀拉拉啃着包米芯子上路了。这是第一次白天行动,说明情况是紧急的,谁也不顾及饥饿疲惫,步子再沉重也要咬着牙关跟进。路边有人倒下了,后面上来的人不扶也不问,无所顾忌地从他身边走过去。我们医院年轻女同胞多,脚板上都是泡摞泡,行动起来痛苦钻心,有的边走边哭,老兵骂骂咧咧,拽着推着催她们赶路。

太阳刚升起,传来口令:人人要戴防空圈。我弄来些带叶的树枝,扎成一顶伪装帽扣在头上,很大,像个斗笠。敌机果然来了,四架油挑子(美F86佩刀式歼击机,翼下有副油箱,我们称它为“油挑子”),它们发现了目标,直朝我们前面一支正行进的步兵分队俯冲扫射,还扔下几枚炸弹。炸烟起处,有人倒下,更多的人四处狂奔。等我们走到飞机袭击过的地点时,伤员已抬走,留下两具尸体,死者浑身是血,鞋袜已被人扒走,胸襟是敞开的,腹腔已开裂,白花花的肠子突露出来,肠的破处都是些草团子。女同胞捂住嘴扭着头快步通过,我们到死者跟前,挑夫班长放下挑子,蹲下来看个究竟。他扒拉开肠子,把一只手伸进死者腹腔里去摸了一阵,退出手来,整个手臂都是殷红淋淋的血污,用力甩了几下,对我说:“心肝都没有了,肯定给他们掏走了。”我不解地问:“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人打死了,人肉不好吃,人的心肝要比猪羊身上的细嫩。”“你吃过?”“吃过,战场上没吃的就得吃死人身上的,什么都要会吃,何况这是好东西啊!”这个来自国民党的老兵,身处绝地,他有自己生存的法则。

我小的时候,常去刑场观看刀砍枪崩犯人,人们都争着去弄些死人血回来辟邪。我也去弄过一回,刽子手刚砍下一个大烟贩子的脑壳,我们一群孩子奔过去用草纸或小铜钱蘸上鲜血,拿回家压在床头。挑夫班长说吃人的心肝,让我不寒而栗。战争,人性就得退到动物的地位。

日以继夜的强行军。天天蹲山沟,在一堆草边,一棵树下,刨个坑蹶着就睡。肚子里没有食物支撑,每迈动一步如同背负三箱弹药一样吃力。人人都形容枯槁,面带菜色,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像一具具活僵尸。人在绝处都有求生的欲望,连路边的小草也给连根拔起,抖抖泥就放进嘴里。老吕煮了一饭盒灰菜,倒去苦水,我俩分享,算得上一顿美食。我们在一条山沟停下来歇息,他把我带到沟口一处断壁残垣的村落里去找吃的。韩国人早就把食物藏进了深山老林,这里还是不断被人梳篦,仍然有好几十个战士在村里村外东寻西觅,奋力翻着刨着,盼望能捞到一口吃的。

我跟着老吕在一处残房中撬开坑石,脑子里不断出现幻觉,仿佛每掘开一块石板,都有一缸白油油的大米。一次次希望又一次次失望,我们已别无所求,只有不惜余力才能活命。正刨着,见几个战士围着一个坐在房前台阶上的韩国老人说话,老人背靠残壁,闭着眼。战士说的是半通不通的朝语,一个战士像是认定他坐的台阶下有隐藏的东西,就抓住老人的手臂拉扯,老人犟着不动,几个战士一齐上去提起老人的胳膊腿,硬是抬出了十几米,放到一个草堆上,回头就抡起镐头,砸碎了台阶的石板,露出一道阴沟来。一个战士急忙卧下身去掏了一阵,拉出一个草包,这是朝鲜人盛的稻子。旁边的两个战士伸手拎住草包的一角,提溜出来,那个掏的战士又<伏下身躯,不一会又拉出一包来。这时,周围正在搜寻的十几个战士蜂拥而至,七手八脚撕开两个草包,稻谷散了一地,都忙不迭地脱下衣服裤子,把稻子往自己的衣裤里拨拉。我和老吕眼热了,也脱下军装挤进人堆奋力哄抢,好不容易都弄得三四斤,如获至宝。生怕被再来的人夺走,我们抱着军衣包住的谷子转身跑到一处残墙下,找来两块坑石,抓出一把谷子放在石板上,再压上另一块石板搓磨开了。磨了一阵,揭开石板,吹去稻壳,捡出了一把米粒,急不可待地塞进嘴里,又抓出一把稻子来磨,边磨边嚼边咽,忙活了个把时辰,吃下了有斤把的生米。一股青香味在口腔里久久回旋,恐慌情绪抑止了,剩下的稻谷我用块布包起来系在腰上,找了个草多的地方,美美地睡开了。

半夜,炊事员来传信息,说一支队的几个连队从山上的洞里搞到了不少粮食,要挑夫班去给他们说说,弄些过来。挑夫班长从睡梦中惊起,带着挑夫班就向山上奔去,我和老吕怕他们出事,紧跟在他们的后面。在半山腰,一个班的战士正抬着两个草包下山,挑夫班长来了精神,三步并两步地冲了上去:“站住!放下,这里是我们的地盘。”走在头里的是个老兵,可能是班长,他毫不示弱:“谁规定是你们的地盘?”“是我的规定。”挑夫班长举了手中的扁担。那个像班长的老兵,呼地从身后把冲锋枪顺到胸前,拉动了枪栓,说:“你想找死!”他身后的七八个战士放下抬草包的扛子,端起了枪。挑夫们也高举扁担,眼看火并一触即发,老吕慌忙举起双手连连往下压,高喊:“都放下!出了人命谁都活不成。都是自己人,我的意见二一添作五,和为贵,你们留下一包。走人。”对方没吭声。我站出来晓之以情:“我们是医院,伤员多,大家都在挨饿,总要给伤员留下一口吃的吧?”我不由分说地招呼过来几个挑夫,扛上一包就下山了,那个班长明知遇到了拦路打劫,又斗不过我们一伙不要命的,气呼呼地愣在那里。

回到营地开包,全是苞米,炊事班熬出了两锅半稀半干的苞米粥,全院每人都分得两碗夺来之食。

我军的紧急转移,不是北撤,而是挥师东向,到中线地区寻机歼敌,这是彭老总的新部署。我们是6月12日到达三八线上重镇华川的,在那里补给7天的干粮。

补粮那天,我们医院的大队人马是半夜开进兵站的。在一个山坡的树林里,每人用自己的面袋盛了9斤炒面,装袋时都迫不及待往嘴里填,像是盛宴。腮帮子、鼻子上都粘了一层香喷喷面粉,一咳嗽像是嘴里喷出一朵蘑菇般的云烟。没有水,全是在干咽,我一口气吃了两碗,多少天来一直贴着脊梁的肚皮鼓起来了,挑夫班长警告我:“千万不能喝水,喝了就要膨胀,撑死你!”我打嗝都小心翼翼地护着肚子。

挑夫班长在求生存上比谁都精明,他不知从哪里得到一个令人惊喜的信息,说在另一处山沟里还有一个特供站,专给机关首长提供高级食品的。他领着挑夫班和我去了,到了沟口,有哨兵守卫。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站在路边大声问:“哪个单位的?”挑夫班长理直气壮的大声回答:“九二〇司令部的。”九二〇是军的代号,因打砸抢的名声让人生惧,对方没敢再问,放我们进去了。进沟约百十米,沟的两侧出现了十多个货堆,堆上盖的都是青草,还能辨出袋装的米面和箱装的蔬菜副食,有不少人正在领取。挑夫班长从一个货堆里拖出一箱来撬开一看,全是猪肉罐头。大家相机行事,都拖出一箱来砸开,急切地脱下裤子就往里装,我装了二十多筒,用皮带收紧裤腰,又扎紧裤脚,码到脖子上就急匆匆往回走。没人拦,没人问,奔出了沟,心里像得了唐僧肉一样兴奋。挑夫班长力气大,扛了两整箱回到路边,他一人一筒分给了医护人员。医生高兴得抚摸着挑夫班长的手,女同胞就举手敬礼致谢,挑夫班长笑呵呵的像是在给大家授勋。我突然想起了小冯,跑到护理班,悄悄塞给她三筒,剩下的我又给了挑夫班长和老吕,我留下了三筒。

路上,我问挑夫班长:“你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下几筒,是不是为了立功受奖?”他说:“我绝不承认我有罪,也不需要立功。他们都饿成了皮包骨,还要抢救伤员。”我说:“你的心肠太好了。”他说:“我在国民党当了八年兵,升了班长,再艰苦,我的班从来不会饿肚子的。人要结善缘啊,上天就会保佑你。”

五次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我军以3000人的代价,打开朝鲜中部的屏障加里山,切断了洪杨公路,在小平川围歼了美军第三十八团。

此时,担任后续部队的三支队刚翻过加里山,在一条冲积沟里隐蔽待命,给敌人发现了,15个炮兵营万炮齐发,打得这个团人仰马翻,伤亡2000多人。我们的医护人员都投入了抢救,跟随先头团的副师长、作战科长和团参谋长,也被炮击牺牲,尸体抬来交给我处理,我让护理班守尸。挑夫班里有个叫小李子的犯人,见到死者中有武参谋长就哭开了。他告诉我,成都战役时,他是俘虏,武参谋长那时是营长,给他们动员说:“我们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你们愿跟我们打老蒋的,就掉过枪口,不愿的就发给三块大洋,走人。”他留下了,还打了一仗,伤亡了几个刚过来的弟兄。武参谋长很仁义,给死者挖坑垒坟,用木板写上墓牌,还给他们家寄去烈士证。小李说话时很带感情,两眼泪花花的。挑夫班长感动了,他打开挑箱,倒出里面所有的纱布绷带,说:“白布没有了,就用这些来包好他们。”边说边动手,我们三人把三具尸体裹了个严严实实。天下起小雨,小李子拿出自己的雨布给尸体盖住。

挑夫班长感动地说:“人心是肉做的,谁对我好,我也会用十倍的恩情报答谁。小李判的罪是报复杀人,他的排长骂他打他,他无法忍受屈辱,枪杀排长未遂,他是个懂得恩仇的汉子。”挑夫班长的感言让我领略:带领他们,无需用阶级斗争的思维,就是一个“仁”字。

晚上,我去拦了一辆送弹药返回的车,把三具尸体送上了车。回过头,身边已无干粮了,我又忙着去找吃的。

小平川是一个村庄,村前有一片开阔地,美军一个营在这里被全歼,到处是尸体,一百多顶帐篷东倒西歪。这里早就被战斗部队打扫战场清洗过了,我在死人堆中翻找了半天,最大的运气是从一具死尸的腰上拽下来一只铝质饭盒。我又沿着洪杨公路搜索,发现一辆美军的中型吉普翻到有六七米深的沟底。我下到沟里一看,车身已变形,浑身血污的驾驶员僵直地横躺在座椅上,两条腿悬吊在车门之外。车箱内空空的,尾箱锁着,我用石头砸开,里面仅有一只木箱,我轻轻托出来,最大的担心是伪装炸弹。敌人知道我们都是些饿鬼,把爆炸物制成如打火机或罐头之类食品来诱杀我们,我曾用过美军飞机上撒下的传单擦屁股,肛门红肿流血,痛苦了好些天。这次,我倍加小心地把木箱抱上公路,从路边拾来一根长约30米的电话线,一头捆住箱子,我从另一头拉着在公路上奔跑。没有听到箱子有动静,我仍不放心,回头又抱起箱子扔到路边的坎下,赶紧伏在地上,只传来啪的一声,箱子开裂了。我爬起身向下望去,见沟底散落一地的饼干,我欣喜不已,下到沟底,把饼干装进破箱扛回营地。

老吕打扫战场先我回来,他从炊事班弄来一只大盆,把他捡回来的十多听罐头煮了一锅,稀稀的。我忙把刚弄回来的饼干全倒了进去,想让挑夫班的人来共享我和老吕的成果,熬了一会,我迫不及待用瓷碗舀了半碗,不顾滚烫,就放到嘴边吹着喝着。刚喝两口,就尝到一阵难受的苦涩味,呲牙咧嘴对老吕喊道:“不能吃,毒药!”老吕也惊愕了,他用手指醮上放到嘴里品了品,也吐了。我赶紧去找来郝军医,他是白求恩大学来的,懂英语。他拿起老吕开过的空罐头看了看标识和文字说:“不是毒药,你们拿回来的都是人家的战伤用药,你看,这是沙发米德,我们也在用嘛。”老吕脸红了,他是老司药,脸上露出难为情的样子,说:“怪我没认真看,饥不择食了。”

我后悔不已,捡来的一箱子饼干全报废了。

我们又开始后撤了,传来的命令是十万火急。美国人摸准了我们的补给已断线,他们不再像战役第一阶段那样不敢尾追,这次竟放心大胆地撒出了五个先遣快速纵队,从我们6个军的战斗分界线楔入,用坦克开路,迅速深入到我后方,俘虏了我们一个师(第180师)。我们兵团的20万大军阵脚乱了,撤退已无序,滚滚人流都争先恐后挤在一条公路上逃命。实在跑不动的,就倒在路边呻吟,叫骂,公路边的沟里,几付遗弃的担架上,伤员呼天唤地哭嚎,谁也顾不上谁。我的体力严重透支,困倦已极,跑动中连连摔跤。我突然想起挑夫班长担子中有鸦片,我要他放下担子,给我弄出一小块来。我用纸卷起,点上火,猛吸了两口。烟气实在难闻,又满嘴苦涩,咳嗽不止,走在我身后的老吕上来警告说:“这是生烟啊,止痛用药,你要吃死的。”我惊恐地扔掉烟卷。挑夫班长递给我一盒万金油,我抠了一点抹在太阳穴上,凉凉的,神志开始兴奋了,从路边拾来一根树棍拄着。挑夫班长让我揪住他挑担上的绳子跑,还要我闭上眼,果然我神情懵懵的,两耳已听不见周围马嘶人叫,两条腿成惯性迈动。

迷糊中有人在我身后推了一把,说:“前边有匹骡子给飞机打死了,赶快去看看,搞点来吃。”我一听是大好事,跌跌撞撞地跟着老吕向前奔去。果然,公路边大约有三四十人挤成一团,有吵嘴的,有打架的,我和老吕怎么也挤不进人堆。我转着圈找人缝,终不得逞,老吕眼尖,说:“你看,一条腿。”我从老吕指处发现从一个战士的两腿间露出了一只骡蹄子来,老吕抓住骡蹄子又拽又扯,怎么也不得手。我上去用头顶住那个正抢夺的战士的屁股,帮老吕合力拽住蹄子摇晃了一阵,也无能为力。突然我身后伸进来一双大手,左旋右转几下,猛力地一顿,扯出了骡子腿,我回头一看是挑夫班长。老吕用双手紧紧抱住骡子腿起身便跑,几个挤不进人堆的战士像见到希望,跟在老吕身后紧追不舍。老吕跑下了公路,在一条小溪边停下来,等我上去一看,他扔在地上的骡腿上白净净的,几乎没一点肉,几个追来的战士失望地掉头走了。

老吕不死心,说:“哪怕敲骨吸髓,我也要吃上几口。”他从身上取出一把小刀来,在骨头上刮着,真给剔下了几块薄如纸的软组织,他兴奋地说:“不错嘛,还有点油水。”我从腰间取下铝质饭盒,把他刮下的往盒里装。我又找来一块尖棱的石块在骡腿骨上刮开了,刮了半个时辰,已盛了半饭盒。老吕拾来些干树枝,我支上饭盒,点上火熬了起来。刚开锅,我的喉咙里像伸出了手,迫不及待地端起滚烫的饭盒倒出一半,狼吞虎咽地喝开了。突然想起挑夫班长,我向老吕建议给他留一些。我们各自匀出一半来,我提着饭盒拼命赶上队,递给还在跑动的挑夫班长,他怎么也不要,说:“还是你留下吧,你再不增加营养,真要倒下了。”他话语真诚,有情有义--谁说他是罪犯呢?

我又想起小冯,把剩下的骡肉汤端到她跟前。她患了夜盲症,护士长用一根绳子牵引着她,跟在护理班的班尾,那纤弱的小腿,举步似千斤,口边流着涎水。她一见我捧着半盒热乎乎的肉汤,两眼泪花涌动:“你真好!”护士长回头来一见是我,那双冒着火的眼睛变得和睦了,善意地向我点了点头。我永远记住了这充满人性的一瞬间。

我们真像拿破仑从莫斯科的大撤退,千军万马不成列。人们挤着拥着,吵架的、打斗的,乱成一团。路的两侧,有人坐着,有人躺着,分不清是死是活。一个战士坐在公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双肘抵住膝盖,手掌托住腮,两眼睁开,安详地望着每个行人。他死了,没有倒下,像一尊雕塑。人们走过都要敬佩地向他注目致敬。我和挑夫班长走到他跟前,默立良久,挑夫班长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他了不起,人都死了,还为我们送行。说不定有一天,我也会像他一样,为你们送别的。”

十一

已疲累不堪的败军经两天两夜急行军,到达了北汉江,江桥已给美国飞机炸断,一个工兵营正在伐树抢修,大部队都给堵在江的南岸。这是一条独路,一边是绝壁,一边是临江的悬崖。祸不单行,我们的后方华川,已给美军快速纵队占领,开设在那里的兵站医院给连锅端了,4600伤员和300医护人员都成了人家的战利品。从华川到眼前的江桥有30多公里,敌人坦克正迂回过来断我们的后路,我们已派出一个营去阻击。

滚滚人流,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我们医院挤在中间。突然间,护士长在人群中高喊:“快给我们让路,前面有伤员,我们要去抢救!”她带领几个老女兵在前边不住地喊着、冲撞着,有牲口挡路,女兵们就掀翻了驮子,还把一辆大车推下了悬崖。饲养员破口大骂,女兵们出语更凶:“闭住你们的P嘴,你挨了枪子,老娘不会给你堵洞!”一路冲冲撞撞到了桥头,江桥中段的桁间已整体断裂,修复它恐怕要等到天明。炮弹在江岸附近爆炸,弹片在头上横飞。此时,护士长又发了神威,她振臂高呼:“女同胞们,不要等待了,赶紧趟水过河!”她纵身先跳下水,女兵们紧随其后,接着呼呼啦啦地一帮人马都进到河中,炮弹在河水中升起水柱,求生的人不顾一切扑向对岸。

步兵分队都跟着下了水,一时间,北汉江上像开锅的水饺,几千人在水中扑动。地面上,敌人的坦克炮在不住点地轰击,夜空挂满照明弹,飞机临空一拨接一拨,狂扔炸弹,激起无数水柱,织成了一道高高的水墙,死的伤的都让水冲走了,越过死亡线上岸的,就惊呼狂叫,像是庆幸他们的活着。

我们医院徒涉过江,一些不会水的女同胞站立在江岸,急得直叫唤。挑夫班长突然一声喊:“我们班都放下挑子,背人过江!”他带头背上哭叫声最高的小冯,扑扑啦啦游向河心,挑夫班的都背上人跟在他身后。他们一连来回背了三趟,医院终于突破了封锁线,人都上到了北岸,院长马不停蹄地又急速带领大家继续突围。他们走了,我和老吕停下来等挑夫班--他们背人过河后,又返回南岸搬取自己的挑子。

他们回来了,我清点人数,9人,少了挑夫班长。我问:“你们班长呢?”一个挑夫抓住两副挑子哭开了,说:“他把挑子交给我了,说不过来了。”老吕惊恐地火了:“为什么他就不过来?他想干什么?”挑夫们都闷不吭声。半晌,挑夫小李子高喊:“还不赶快走,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此时,江岸上黑压压地堆满从水中爬上来的人群,嘈杂的呼叫声响成一片。我催老吕快走,老吕气呼呼地挑起挑夫班长留下的那副担子,领着我们融入了溃逃的人群。

在路上,小李子告诉我,班长交待,他箱子的半袋炒面是留给我的。我问小李子:“他为什么不过来?还说了些什么没有?”小李子说:“我们回去搬箱子,他对我们说:‘你们都是有妻室儿女的人,还要顾家,就好好接受改造,活着回去。我什么也没有了,我走了……’”

到了后方休整。教导员在总结会上说:“这场战役,我们医院冒着敌人炮火,忍饥挨饿,收治转运伤员3700多人,有17名同志为保家卫国在战场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出现了叛逃的……”

挑夫班长被定性为叛逃者。

我心目中他却是一个没有过河的卒子。

据说,改革开放后,他回到大陆老家开办了一家粮食加工厂。

30年后,我出差去南方,顺便探望了小冯,她逃过了战争的劫难,幸运地随夫转业走进了东方大都会。她已是一个事业单位的人事处长。也许是对战争伤痛的感怀,她特地做了一席丰盛的家宴款待我,一再嘱咐:“要吃饱啊!”

这场战争的残酷性远不止让人析肝吐胆的饥饿。我军遭到惨重损失的真实人数官方一直没有公布,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在他的回忆录后记中只说了一句话:“牺牲了几十万同志。”前些年,彭德怀的老秘书王亚志给了我一个具体的数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负伤、阵亡、病故、失踪、被俘,共为978122人,占入朝作战总人数190万人的51.5%(这一惊人的数字还经民政部门在全国普查核实过)。

表演战争

1952年秋,祖国赴朝慰问团来到金城前线。一天,营部通知我,说慰问团有个代表要见我。什么人?传话人说不清楚。我知道这支慰问分团来自四川,肯定是家里人带来嘱咐,我喜出望外,跟连长打了个招呼,一气跑了十多华里来到师部。慰问团住在师部附近的一条山沟的小坑道里,我见到要见我的人。他是四川省的劳模,我哥哥当年的车工徒弟,我叫他乔哥,现在已是所在丝厂的车间主任,分管动力部。他果然带来我父母的问候,好长时间没写信回家了,他们都牵挂我的死活。

代表团成员将分头给部队作鼓舞斗志的报告,谈家乡的新气象、新面貌。乔哥是搞阶级斗争的积极分子,他悄悄告诉我重庆的肃反大逮捕,一夜就抓了七千人,镇压了好几百。他的丝厂厂长肖渊也给枪毙了,肖是留日的,有缫丝专业技能,枪毙他是有人说他是日本特务。他夫人收的尸体火化未烧尽,连肉带骨头的装了两坛子运回浙江老家。

乔哥还告诉我一件高兴的事,慰问团带来一台川剧的折子戏。最有名的演员都来了,丑角有周企何,旦角有陈书舫,他们在四十年代就红遍川南川北。过去,我在家就听老一辈人经常谈起他们的轶事,遗憾的是从未见过他们的演出。

第三天,师里安排我们山炮营观看慰问团的演出。地点在离阵地后方十多公里的一片树林里,这里有高大的落叶松,足以掩蔽500多人的活动。慰问团为我们师一天要演两场,演出时是高度的戒备,场地四周设有防空哨,敌机一来就鸣枪示警,同时,安排了慰问团和部队疏散的路线和防空地域,还专门有一个高炮营保护。

那天听完代表报告,乔哥又坐在我身边陪着我观看演出。第一个节目是周企何的《花子骂相》,花子嘲弄官僚,体现了古代的阶级斗争,周扮演的花子骂得痛快之极,四川方言幽默,看得观众满堂喝彩。第二出是陈书舫的《秋江》,她把尼姑陈妙常思凡的心境演得缠绵又细腻,直看得人回肠荡气。第三出是《小放牛》,由青年演员晓艇、晓舫(陈书舫的女儿)载歌载舞的用旧调新词赞美四川改天换地。乡音乡情唤起我们思念之情,激动地把手掌都拍痛了。最后一出是《八仙过海》,表现何仙姑、吕洞宾等仙人和虾兵蟹将大打出手,剧情说明书上说,志愿军就是八仙,打败侵略者的法宝就是全国人民作坚强后盾。乔哥兴奋的告诉我,这出戏得到七团团长的百般赞许,他对慰问团表示,他的七团要打一仗给慰问团看,邀请代表们到前线观战!

我一听十分欣喜,七团团长是川南人,1938年只身跑到陕北参了军,他的乡音未改,乡情更浓烈。我说:“好啊,让你们看看我们是怎么用真刀真枪打美国鬼子的,你回去够你摆一辈子的龙门阵!”

看戏归来,营长把各连排以上干部留下。营长只说了几句:我们准备配合七团二营五连打641(我们给敌人阵地的编号),每连弹数是240发,还有喀秋莎连、炮41团的一个105火炮连和我们协同,炮火准备时间是明天上午9时。给慰问团的表演战斗和部署就这么简单。

我们已和敌人对峙近一年,敌我阵地犬牙交错,像这样的小打小闹,每个月要打好几回,我们称之为“挤”阵地,来来回回的争夺,目的不只是争地盘,而是诱杀敌人的有生力量。比如攻打641,我们已打过好多次,无需作多大准备,说打就打,有现成的射击诸元,最大的准备就是炮弹数量。我回到阵地,连长分配给我们排60发炮弹,只需10分钟就可以打完。

我从乔哥那里知道,慰问团要来观战,观看的位置肯定是在我们阵地后面的龙凤山。龙凤山山势突兀,又居高临下,可以看到敌人一线营垒的全景,山上有师的前进指挥所,团指挥所和我们营的炮兵观测所。我还打听到,师团都安排人给慰问团做现场解说。我在电话里要求营长也安排我,营长知道我在慰问团有亲人,满口答应。

第二天,我提前来到龙凤山我们营的观测所。等了半个时辰,慰问团一行在师警卫连的护卫下爬上山来了,他们有12个代表和8个演员。据说,来的人都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他们分成7个小组,到炮兵观测所来的三位代表,自然有乔哥。

山上的指挥所都是土木结构的掩蔽部,活动面积小,只能容下三到五人,原值班的和通信人员都撤走,瞭望孔有30-50公分宽,可供三人观望。师领导担心不够,还让工兵连在附近又构筑了几个临时观察所备用。我们的观测所有一架20倍的炮对镜,一个代表往镜里瞧时,兴奋的喊开了:呀呀,敌人从工事里伸出来的枪都看见了!

我向他们三人介绍了敌我态势,这场战斗用多少炮弹打,多少人攻。他们仨听得新奇又新鲜,傻傻地张着嘴。更让乔哥感动的是,他在家乡见我时,我还是个娃娃,现在已是带兵的排长了(其实还是见习的),表扬说:老弟呀,你像个官了。

我把炮对镜对向攻击目标641,还给他们配了两个望远镜。我一边讲解,一边给他们指示目标。这是一条横向拖长的山梁,641是山梁中段隆起的山包,面积约百十平米,美军只用一个排依托水泥工事在防守。我们攻击部队从我方的610阵地出击,顺山梁到641约400米距离,为了给慰问团观看清楚,攻击路线和战斗队形,全都选择在面向我们的斜坡。三位代表听我的介绍,已急不可待,巴不得马上看到敌人灰飞烟灭。

到各观察点的代表都已在掩蔽部就位,山上出现了一片难耐的寂静,等待我们的炮火准备。9时整,龙凤山左侧喀秋莎阵地的炮火首先响起,这是苏联二战后期发明的多管火箭炮,一个齐射同时打出64发,给敌人以突然袭击。两分钟之后,百炮齐鸣,千百发炮弹从龙凤山前掠过,肉眼都看见弹丸在空中飞行,无以计数的小黑点,很像蜂群出巢,带着尖利的啸声扑向敌人的阵地!霎时间,641山头上弹着密布,一簇簇烟柱冲天而起,接着传来地动山摇的炸裂声,火光闪烁,石块泥土在硝烟中上下翻飞,三位代表看得兴奋的跳起了脚,嘴里直叫:啊呀呀,真了不得,了不得!

火炮的射击还没停,我步兵一个排从617阵地出动接敌。等炮火延伸,步兵排加快了前进的速度,边冲击边用手中枪射击。当他们离敌人阵地不到100米时,突然从残存的工事里一挺轻机枪复活了!攻击的先头班倒下了,跟进的一个班给打的往坡下翻滚。我的心沉了:我们使用了比过去打641多两倍的火力,为什么还不能彻底摧毁敌人工事?很快,团的82炮连进行火力支援,打了五分钟,敌人机枪哑了。五连的又一个排很快向641靠近,刚接敌到150米左右,敌人从642阵地上扑下来一个班,手中全是冲锋枪。过去,敌人是不敢白天反击的,为什么今天竟敢出来碰硬?我们的第二个排也给突如其来的增援火力打得趴在坡上。炮火不能支援了,因靠敌太近,怕误伤自己人,就这样僵在那里,都用自己手中武器对射。这时,我发现这场战斗的指挥者在一块石头边上正挥动手臂,不一会,后面上来一挺轻机枪,卧在他身边不住点的向641阵地射击。敌人大都趴在残留的工事、堑壕或弹坑里顽强的对我进行阻击。机枪打了一阵,丝毫不能掩护步兵前进。

我突然想到,过去我们“挤”阵地,都是多路攻击,敌人总是措手不及,惟独这次是专为代表观看,仅选择一个光秃秃的山坡,而且还是单一的路线在出击,只为看,不为战,把战士生命当了儿戏。

敌人开始在我进攻道路上进行炮火拦阻射击,五连全暴露在山坡上挨打。在岩石边的指挥员已无能为力了,我看到他把挂在胸前的一只小羊角号放到嘴里,我虽然听不到号声,但我能猜度他是在下达撤退的号令。果然,上去的两个排连滚带爬的退下来了,只剩下十几个人。

山梁上没有枪声了,战斗已停止。我们的三位代表都长叹了一口气,他们没见到消灭一个敌人,看到的是自己人死了一大堆。他们惶惑的脸上似乎都是在责怪自己,不该来看一场用生命表演的战争。

我安抚他们说,失败是兵家的常事。乔哥保证说,我们回到四川不会乱说的。

七团团长在战场上培养了争强好胜的脾性,这次却在祖国亲人跟前大丢了面子。送走慰问团,他火冒三丈,要惩处指挥战斗的二营副教导员。团长之所以用他,一是年轻,二是四川人,如让代表们看他打了胜仗,会给四川人增光添彩的。可惜他辜负了团长的期望,只能让他上天国去反省。他命令身边的赵参谋,去二营执行他的处决命令。

赵参谋到二营,把副教导员五花大绑拉到一个山沟里,举起手枪对向他脑后勺,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副教导员已泪流满面,说“我对不起祖国,对不起团长!我不知道该怎么打这一仗--团长是要我表演啊!排兵布阵都是你们来制定的,我的失职是没有拿下阵地。”

赵参谋的心颤动了,这场战斗是他和团长来二营部署的,团长还特别指名要副教导员代连长指挥,自己也有重大责任。他慢慢放低了枪口,回过头对跟在身边看他执行死刑的营长和教导员说:“你们给他松绑带回去,等候发落。”

赵参谋没直接去找团长解释他不执行命令的原因,即使他敢去,也会尝到苦果。他先找了慰问团副团长,请他出面干预。这位副团长是从部队转到地方的,他和我们师政委交换意见时说,责任不在基层,不能再用干部的性命去抵偿这场战斗的损失,希望枪下留人。

副教导员给保下来了,撤职任副指导员。回国转业回四川,在一家大厂做保卫股长。

多年后,我见到已是某步校教研室副主任的赵参谋。旧事重提,他说,这明明是团长好胜喜功,不惜人命,自己下不了台,还诿过于人,要那个副教导员给他垫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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