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闲人
几方田亩，耕耘不辍，乐在其中
攻坚阶段之二
下面讲刘少奇的屏障中的观念上的优势：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首全国各族人民耳熟能详的歌，一直被唱了二十多年。它用极为简单、极为宏大的叙事手法概括了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他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可是，自1957年以后，共和国经历了许多坎坷，反右扩大化、庐山会议、以及让人提及就非常揪心的59——60年的大饥馑，这些不寻常的政治经济阴霾，把红太阳的光环遮挡了不少。历史有时也会和伟人开玩笑，就在发生大饥馑的前夕的1959年4月，毛泽东宣布退居二线，一线工作由刘少奇牵头。谁也不会想到，在毛泽东退居二线仅仅半年多时间发生的大饥馑，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而在讨论这场大灾难发生的原因时，刘少奇采取咄咄逼人的方式，说大灾难产生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的分析非常有道理，也非常真实，事实上他的三七开还是说轻了，实际上是纯粹的人祸，但就是他没有承担作为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应当承担的责任，其箭头所指一目了然。毛泽东为此在七千人大会上做了检查。刘少奇的威望日渐上升。这就在党内形成了一种新观念：毛泽东过时了，刘少奇治国有方。
毛泽东真的过时了吗？请看下面一件事。实际上，远在浮夸风盛行的时候，毛泽东就敏锐地看到了存在的危险，鉴于各级领导都是脱离群众瞎指挥的特权官僚阶层，毛泽东知道依靠他们无法扭转危险的形势，就把希望寄托在最基层的生产队长和小队长，为此，他在1959年他直接写信给生产队长和小队长，希望他们能制止浮夸风，以免灾难发生。现将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给六级干部的公开信转载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地瓜、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毛泽东 1959·4·29
作为此书的作者，1959年我见过这封信，它就贴在公共食堂的墙面上，少年的我只是觉得好奇，毛主席给队长写信了！而我的母亲却说：“老人家写信也没用，真的要饿死人了。”这就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村妇女的直觉，也就是我母亲的这个直觉，使我们一家三口得以逃过那场可怕的大饥馑。
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在春耕的时候要写公开信给六级领导？难道不令人深省吗？毛泽东在信中首先说道：“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这是初一过了是初二级别的实话，说明毛泽东对农业的情况非常了解；对各级特权官僚阶层的浮夸也很清楚，所以才说“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如果当时主持一线的领导严密关切毛泽东此信中所强调的问题，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大饥馑会发生吗？作为党中央主席、共和国主席，话说到这样份上，大饥馑还是发生了，说明各级领导根本没把毛泽东的话当回事儿，他们只听他们的上级，上级的上级最终就是主持一线工作的刘、邓。无论当今的反毛分子怎么狡辩，有这封信作证，说明毛泽东在浮夸这个问题上完全没有责任；无论刘粉、邓粉怎样粉饰，他们的责任也无法洗清。更令人发指的是，当年，在大饥馑最严重的地区——河南信阳地区，仓库里是有粮食的，可官僚却不发放，眼睁睁地看着许多人被饿死。前河南信阳专区行署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亲历记》文章中说：“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可见，我们的人民是多么好，而当时的各级特权官僚对人民群众冷漠到何种程度。
这不由得不使人想起稍后几个月的庐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提出了当时农村的一系列问题，结果遭到残酷打击。这应当是特权官僚们害怕追究责任，索性将敢于揭露真实情况的彭总一棍子打死，借此封住其他人的嘴巴。还有人认为大跃进的主要责任在刘邓。毛培养刘邓成接班人，想让他们出政绩，没想到他们刚上来就造成如此大的错误。毛泽东很早就看到了大跃进中产生的问题，根本不信粮食产量的浮夸，早就出面纠正（给小队长的信就可看出）。但是他认为大跃进的问题不能挖太深，如果挖下去，追究责任，那刘邓的政治生命该结束了。毛泽东希望在大跃进出现的问题上，改正缺点，有限批评，为的是维护刘邓的威信。甚至主动承担错误来为刘邓护航。庐山会议前的郑州会议，上海会议。问题已经得到纠正。所以庐山会议开始比较轻松，被称之为神仙会。但是彭德怀这个时候再写万言书，毛泽东确实比较意外。错误已经纠正，那么你老彭要干嘛？无非是要追究责任，要整治在一线主导工作的人，不能否认彭德怀有取而代之的企图。如果彭德怀的企图成功，势必引起党内权力分配、重新洗牌，刘少奇集团最不愿看到这一幕，毛刘此时还处于蜜月时期，毛泽东不会轻易丢弃刘少奇，而换上如狼似虎的彭德怀，彭德怀被打到势在必然。最终，一场本来是为纠左而统一思想的会议，却走向反面，变成了批右。随着彭德怀被打到，官僚特权阶层欺上压下的恶习非但没得到制止，反而得到了助长，浮夸风继续蔓延，导致了大饥馑不可避免的发生。
其实，“刘少奇治国有方，毛泽东过时了”这种观念并非是党内特权官僚阶层观念的全部，除去刘少奇自我造势以外，它还有下属阿谀奉承的因素。刘少奇掌管党务，操有决定官员仕途的权利，当他说毛泽东的调查研究过时了，提倡自己的下去蹲点的新观念时，曾出言威胁说：“不下去，就当不了中央委员。”言下之意，不听我的，就别想在高层混。那时，省委书记、部级官员一般都由中央委员担任，当不了中央委员，意味着必须从一把手的位置撤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少奇治国有方的观点就要大折水分。
另一方面，毛泽东一贯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一而再地约束党内干部享受特权，而刘少奇却坚持他的特权精英治国路线，允许特权阶层的存在。这样一来，党内占绝大多数的高层官僚中，追随支持刘少奇的人日趋增多，上面所讲的陶铸和田家英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原本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后来转而支持刘少奇，为什么？原因很多，高高在上地享受特权怕是根本原因所在。过去他们紧随毛泽东，是不愿背着土匪的名声入土，最终登堂入室出将入相；现在跟着刘少奇，是为了享受超资产阶级的生活，吃喝玩乐不说，还装斯文，花大钱收藏古董，真不知这些钱是从什么地方捯饬来的。用胡锦涛的观点评价他们，这叫与时俱进：战争年代咱们吃苦，现在当高官，就应当享福，事随时变。
由此可见，党内高干的观念大势，决定毛泽东在发动对刘少奇的攻坚战必然是困难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