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八钢奠基人——王震

那二位专家--余名珏和许道生都是我老爸的老师，据说许先生那时到处找我老爸，否则我家可能就去了新疆，那二位是回了北京的，若是俺们家去了乌鲁木齐的话，二位先生指不定就让俺爹留那儿了呢—转载者

我国第一座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办的钢厂是新疆八一钢铁厂。

　　据历史资料记载，1949年以前，新疆不能生产一斤铁、一斤钢。由于新疆缺铁少钢，解放前农牧民耕地使用的是二牛抬的木梨，解放初期平均每5户人家才有一把砍土曼（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一种铁制农具，由木柄和铁头两部分构成），3户人家才有一把镰刀，两块大洋才能换一斤苏联运来的铁。甚至打马掌用的铁料，也要从苏联或者关内购买贩运。1951年9月16日，王震将军率领驻疆的人民解放军，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创建起了八一钢厂，结束了新疆缺铁少钢的历史。

　　王震：决不签订卖国条约！

　　1949年新疆解放后，进疆部队在王震将军的率领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随着生产运动的发展，农业和水利建设对钢材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而交通闭塞也制约着新疆经济的发展。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先修铁路，但是修铁路要有钢轨，需要大量的钢铁，从外地采购成本高，而且运输困难。“必须要有自己的钢铁厂。”王震决心要在新疆创办一个钢厂。

　　在钢厂创建的过程中，从运筹、决策、厂址选择，到建厂方案的实施，王震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50年6月4日，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二次会议的王震，在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新疆建设情况时说：“新疆要发展，一是缺铁路，二是缺钢铁，我想把这两项搞上去。”毛泽东当即风趣地问王震：“王胡子，我问你，世界上是先有铁路呢？还是现有钢铁？”当过铁路工人的王震明白了毛主席的意思，决心先上钢铁厂。王震又向中央财经委主任陈云汇报了情况，陈云说：“你们搞钢铁我没有意见，只是国家底子薄，拿不出钱来资助你们。”

　　据有关史料和回忆录记载，王震当时首先想到了请工业发达的“老大哥”苏联帮忙。经联系，苏联总领事请王震去具体商谈签订合资合作的协议。苏联总领事和有关公司的总经理出席了座谈会，他们先拿出了协议方案并作了一番解释。其主要意思是，苏联方面很乐意帮助新疆建钢铁企业，但是考虑到新疆办钢厂的基础条件太差、各方面的能力都很有限，因此他们建议最好把合资的钢厂建在靠近中苏边界的苏联一侧，钢厂的位置初步考虑设在今日哈萨克斯坦的卡拉甘达地区，双方合资合作开釆的铁矿，由苏联以低价购买，矿山由中方负责提供劳力开采，把铁矿石运到苏联冶炼加工。为此，两国要共同修建新疆铁路，同西伯利亚大铁路直接接轨，但是因为中苏两国的铁路标准不同，整个新疆铁路轨距标准必须按照苏联铁路标准修建才能接轨……

　　王震听着协议说明，越听越生气，心想：这哪里是援助中国搞建设，分明是在敲竹杠，要中国出钱出力还要出卖主权，这绝对不行！时任新疆分局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的邓力群也很生气，按照两国政府签订的协议，逐条驳斥了苏方的苛刻条件和无理要求。苏方态度也很强硬，既然你们有求于我，就只能按我们的要求签订协议与合同！王震实在按捺不住，一拍桌子骂人了：“老子打了一辈子的仗，现在我们胜利了，中国人民都站立起来了，决不签订卖国条约！”苏联总领事吓唬王震：“这是我们中央的意思，我要向党中央报告……”王震哪里吃这一套，更加厉声地说：“就是当着斯大林同志的面，我也不同意，也决不签这个字！”回来后，王震让邓力群马上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个情况。

　　不久后，周恩来总理打电话召王震进京面谈。王震当时心里还有些不安，怕惹起外交麻烦了。毛主席笑着说道：“王胡子呀，你酒醉了才说这话吧，不酒醉还说不出来这话。你没有签这个字就好！看来搞外交还得有几个武将。现在搞经济建设，就是要学会跟“老大哥”打交道，跟各种各样的朋友打交道。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得靠我们自己，不仅要会打仗，还要学会做生意，会谈判，会碰杯。”周总理也笑着说道：“王胡子，你坚持原则是对的，就是太激动了。主席在莫斯科的时候曾指示我们，对苏贸易要‘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兰、捷克、德国、英国、日本、美国等国做生意’。主席要你们为新疆各族人民多办好事，一定要把新疆建设好，办法不妨多想一些。”

　　后经中央与华东局协调，决定把上海闲置的益华钢铁厂搬迁到新疆。中共华东局和华东财经委也非常支持新疆的建设，决定将上海益华炼钢厂的全套设备以极低的价格（100万元人民币）有偿转让给新疆，同时将上海新慎昌机械厂的设备以3.3万元人民币售予新疆，批准范元记模型厂和美新工具机械厂以低价售予新疆。此外，还动员益华钢铁厂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以及家属支援新疆。1951年9月1日，双方签订《益华钢铁厂员工响应政府号召赴新疆钢铁厂服务协议书》，随后人员和设备陆续迁往新疆。建厂初期，上海先后支援新疆钢铁建设的职工和家属达到500多人。

　　在把益华钢铁厂的设备搬迁到新疆时，因部分大型设备受桥梁涵洞的承载能力限制，无法用载重汽车运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新疆军区向铁道部提出申请，希望大型设备先发运至东北的满洲里口岸，办理出国出境手续，然后经苏联西伯利亚铁路经中亚运输到新疆的霍尔果斯口岸，再用载重汽车运到迪化。时任铁道部部长的滕代远知道后作出指示，不能因铁路运输问题影响新疆钢厂的建设。就这样，部分设备绕道西伯利亚，经霍尔果斯口岸运到了新疆迪化。

　　八钢：“十八罗汉之一”

　　1951年1月，新疆军区后勤部钢铁厂筹备组成立（以下简称钢铁厂），王震兼任筹备组组长。随后，王震来到北京，在重工业部钢铁局的帮助下组建了设计组。设计组以上海益华钢铁厂的技术人员为基础，由专家、工程师、教授、设计师、设计员、绘图员和技术资料翻译人员23人组成，负责总体规划和主体工程的设计。同时，王震还从部队抽调探矿、冶金、机械、电力人员组成第二设计组，在迪化进行动力机械和辅助设施的设计。王震还聘请了中央重工业部钢铁局顾问余铭钰到新疆协助建设钢铁厂。

　　益华钢铁厂虽有炼钢、轧钢工艺，却没有炼铁工艺，搬迁来的钢铁厂是以废钢铁为原料。加上新疆当时没有废钢资源，没有铁水就不能炼钢，钢厂也就建不起来。为此，1951年7月份，王震写信给重工业部，希望帮助解决炼铁设备，并配一名炼铁工程师。重工部非常支持，决定将河北宣化的一座69立方米高炉调拨给新疆，该高炉是当年日本占领东北后建的，设备基本完好，重工业部还特调留学英国的炼铁专家许道生到新疆辅助建设。

　　与此同时，钢厂的选址工作也在加紧进行。王震对选址工作明确指示：“厂址选在东疆或者是北疆地区，最好在迪化附近，土质好，交通便利，原有建筑可作工房或宿舍，省钱省时。”从1951年1月开始，历时几个月，先后出动近千人次收集资料，对地理地貌、气象、水文、资源和交通等因素进行考察，最终汇成60多万字的资料，从中初选出16处候选地址，最后确定水磨沟和头屯河两处为候选厂址。1951年9月12日~14日，王震、余铭钰等先后到水磨沟和头屯河踏勘，最终确定将厂址设在头屯河（原苏联建设的飞机装配厂）东岸。1951年9月16日，老红军何光吉率领先遣部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头屯河畔，拉开了建设八钢厂区的序幕。后来，八钢把1951年9月16日定为建厂的厂庆日。

　　八钢创建之初，国家的经济基础还相当薄弱。为了筹集资金，驻疆部队发动广大指战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节衣缩食”活动。在军人干部大会上，王震将军首先脱下了自己的军衣和军帽带头捐献，他的行动深深地打动了广大指战员，大家除了从有限的津贴、伙食费和服装费中节省外，每天还节约半斤粮食和菜薪，两年内每人少领一套军服，每套军装上不做领子和口袋，省下每一分钱用于钢厂的建设。新疆军区还从军人合作社的生产节余中拿出2900万元资金（旧币），作为钢铁厂的创办基金。

　　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投身八钢建设的广大解放军指战员和全体施工人员冒风雪，战严寒，靠刨冰化雪施工。当时的头屯河畔是茫茫戈壁，只有国民党部队留下的一些旧厂房和马棚。施工没有行车、吊车、切割机和弯管机等，建设大军只能用人拉肩扛的办法施工。制作高炉的炉体，十几个人编成一个小组，昼夜不停地轮换着摇动一台老掉牙的卷板机下料，然后再由小伙子们抡起24磅的大榔头，一块一块地砸。由于设备落后，矿石等原料的破碎全靠人工用榔头砸来完成，给高炉加料则由工人们一框框从炉顶往下倒，许多干部和战士都被煤气熏倒；轧钢用的传动装置使用的是粗绳代替，钢锭烧红以后，工人们只能用铁钩往外拉，往轧机里喂钢锭用的是手钳；采矿用的是十字镐和抬把，运矿用的是毛驴和骆驼……

　　经过7个多月的日夜奋斗，建设者们硬是靠着自力更生的劲头，完成了初期的建厂任务。1952年4月25日，炼铁高炉开始烘炉，并于4月30日炼出了第一炉铁。当飞溅着火花的铁水奔流而出时，整个车间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王震也情不自禁地同大家一齐欢呼，并向全体职工高声喊道：“祝贺同志们胜利！同志们辛苦了！”铁水映红了王震的脸，振奋了所有在场人的心。那几天，人们围在高炉前、轧机旁，欢笑、流泪、拥抱，欢呼新疆这块土地上的变化。

　　八钢的创建，奠定了新疆现代钢铁工业的基础，一期工程3万吨钢的规模满足了解放初期的新疆对钢铁的需求，对边疆的经济建设和国防的巩固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万吨钢的产能当时在全国已经是不小的规模，因为1949年全国解放时我国的年钢产量才仅为15.8万吨。毛泽东主席把八钢比喻为“十八罗汉”之一，称赞“三皇、五帝、十八罗汉好！”（三皇五帝、十八罗汉是指“一五”期间我国建设的3个大型钢铁厂、5个中型钢铁厂、包括八钢在内的18个小型钢铁厂）。从此以后，远离祖国内地、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新疆，有了第一座钢厂。

　　“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经过60年的发展，八钢已成为一座大型的现代化钢铁企业，屹立在祖国的西北边陲。

编辑： 张明

[easycity]

好文章！
现在八钢很有可能因为经济效益问题而被关停，但是它的历史意义不容置疑。

看了博主的另一篇文章，“感慨于留学生的回国”，有一些想法：

其实，中国人历史上从国事到家事，共患难不是问题，难得的反而是共安乐。
我现在在美国，老婆孩子热炕头，乐不思蜀。但是真要是中国有抗战那样的危难，贵州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我是坚决不去，前线当兵和敌后游击队不敢保证有那么高的觉悟。但是中国军队的后勤部门，军工部门，民政部门，我一定会去。最低当一个汽车司机也会在国内。
当然，我也一定会坚持老婆孩子留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