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居1980~1999汽车库

海运局给了老爸两个选择替代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上缴的小房间:陕西南路小洋房中的一个八平方米小间，厨房卫生间公用；安国路我老爸家后面的小三楼底楼汽车库改建的十五平米房间加上外搭建的六平米厨房。 

我儿子的爸爸钟情于“上只角”陕西南路的小间，我父母则偏向于楼下的汽车库，理由简单，离他们近，分得开，合得拢。从楼梯走到我父母家，转弯处就能看到后面小三楼汽车库的屋内，如果里面灯火通明的话。我独立生活能力差，孩子又小，这样他们可以照顾我们。为此，女婿与丈人丈母娘结下了第一层疙瘩。 

说到汽车库，在住进去之前万万不知道那么的差。首先它只有一面窗户，而且面对着十层高的西楼，栋距近，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吹不进风。其次它还面对西楼的垃圾房，西楼每层都有个垃圾开口处，每户人家把垃圾望里面一倒，通通掉进垃圾房。因此我家总是闻到股臭臭的气味。

冬季关门关窗尚可忍受唯一的缺点-昏暗。从春天气温上升开始，日子就难捱了。黄梅季节更甚，潮气从地面渗出，滴滴水珠从墙上滚落下来，呆在家中如同桑拿浴。黄梅季节过后，小三楼的人家都要把家中所有的衣物拿出来在毒毒的日头下暴晒一天，叫做晒霉。否则的话，遗留在衣服上的湿气就会发霉长毛。床底下扔一粒豆，黄梅季节过后保证变成豆芽。

到了炙热炎炎的夏季，我们一家三口干脆个个三点式。夜里有时候只能睡在躺椅上，周围点起蚊香，把半个头露在门外，得点风，尽管是臭臭的风。 

苦夏总有台风雷雨，那更是艰辛。暴雨时，外面的下水道排水慢或者堵塞的话，大水就会漫进厨房和房间。于是我们七手八脚地用脸盆把积水滔出去，基本上是无用功。

住房环境的恶劣，让人心情很不好。下班后从遥远的青浦乘厂车回家，虽然妹妹和母亲为我们做好了饭菜带着我们的儿子，可是一走进这么个家，怎么也开心不起来。儿子他爸因此常常抱怨都是你爸妈，上只角不住让我们住下只角，洋房不住让我们住延安窑洞。我虽然也非常不满意这样的环境，可是也不想让他说我父母的坏话。再则，父母没住过这样的房子，开始并不知道环境的恶劣的。 

那时候没有洗衣机没有空调，每周工作六天，周日就像打仗一样做琐琐碎碎的家务事。儿子他爸是典型的上海男人，会过日子会干家务，就是抱怨太多。

这样的日子侵蚀着家庭的和睦，当然这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而我在这几年中开始了英语自学，最初只是为了争口气，分在设计科的唯有我一个是工农兵大学生，我们的产品是机电结合的仪表，机械方面比不过人家哈工大毕业的某某某某，电子方面更不上人家清华上工大的某某某某，有人当面说我托了文革时期工农兵上大学的福。我想自己要在这个科室里呆下去，总得有点特长吧。老大学生的外语会看不会说写，于是我就从这一门入手，上班路上和回家后晚上捧着英语书默念，一年半后竟然考了张英语专业的自学大专文凭。于是，厂里的技术资料与外商信件来往就由我来做了，夏天家里太热，我常点上蚊香搬张小矮凳坐在门外的大院子里，高板凳当书桌，路灯下俯案到深夜。

一九八八年，与儿子他父亲分居，不久婚姻正式解体。我与儿子继续留在汽车库。 

后来储了点钱，我让人在水泥地上铺了地板，抬高几公分，下面塞满吸水的材料，还重做了家具。 这样的话，遇到发大水的日子，我们大多能够幸免。 

再后来，儿子大了，一个人睡一张床，我就睡沙发。那时我已经跳槽到一家英国公司做主管，出差住的都是五星级宾馆。每每下飞机到家，在沙发上睡下，觉得和昨天真是天壤之别。 

英国上司来过我家，并不惊讶我的陋室。他很有信心地对我说：Ingrid,you will be very rich, soon(英格丽特，你将会很富有，很快的)。” 我笑笑，想：rich了又会怎样呢？一九九四年时节，大多数人还没买房的概念。 

我就职的英国公司上海代表处办公楼还是很像样的，我喜欢尽量地晚回家。 

一九九六年，儿子去了杭州读大学。有年夏末的周日，又开始下暴雨发大水，邻居们拿起脸盆抗洪救灾，用磋衣板挡住门槛。我家的门槛高，水进不来。但是，我突然发现，厨房的地砖慢慢地渗出水来-地下水上涨了。我的心一下子乱了起来，万一地下水涨到电源开关的高度怎么办？我可是无能为力的呀。算了，我把门一锁，干脆到办公室干活去了。 

不过那时经济条件已经好了很多，家中装了空调。冬天我总是把暖气开的很足。冬天的垃圾房也没那么臭。客人来了，说，其实一个人住住也蛮到位的。 

我在小三楼的汽车库房经历了人生中低谷，也经历了幸运的眷顾。一位资深的外企经理做客我家，说：Ingrid，你一定要买房子！

这时，已经是一九九七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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