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民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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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军机处(之一)

(2009-05-03 12:18:28) 下一个

西岔2号——童年乐园

1957年,拆迁时我十岁,我的童年和西岔2号密不可分。我生在西岔,长在西岔。它与我魂梦相依。那么,西岔在哪儿?2号又在哪儿?

西岔

它已销声匿迹五十年,找它的旧址太困难了。现在的北京大学的西南角东西约500米、南北约400米的地方是过去清朝的军机处旧址,西岔在它东南部。

西岔的东边是一条南北胡同——娘娘庙胡同。西岔本身是一条东西向略偏北的花岗石路,过了3号就往北了。去西岔4号得下大坡,往西北走。西岔5号在军机处胡同的东边下大坡后土路的延长线上。

过了5号,花岗石路继续往西北走。同时,有一条土路傍5号西墙往北延伸,且爬一高坡。坡约高1.5米,上去是一个四方小空场。空场的东南角是5号的房子、院子。东边是一大堵影壁墙,墙后有两个门。那是两个院子。北边是一个坡度很大的西向土坡,可以下来。因坡大,雨水冲出一条大深沟。因为害怕那沟,我轻易不到那儿去。空场西边是花岗石路,立陡立陡的土‘墙’让人有点害怕。空场上有三棵大槐树,两块大石头。空场很大,老有人在那儿乘凉、聊天、做手工活。因为闹狼,影壁墙上画了白白的大圆圈。吊死鬼(大名尺蠹)很多,树叶都快吃空了。地上到处都是爬的虫子。也怪,那虫子鸡都不吃。那石头大,反正我上不去。后来,才知那是上马石。

花岗石路往北就是冰窖和冰窖胡同(东半截),空场往西过了花岗石路就是军机处。军机处坡下有三间西房。三间西房靠南那间老上着窗户板,靠北两间卖烟酒杂糖小百货。

在我的记忆里,西岔2号坐北朝南,三间房宽,东边一间是门道,西边两间是院里南房的后墙,没后窗。黑漆大门很不起眼。西边有一块大石头。

出西岔2号大门,东边1号的门褪进一大块,形成一个小空场。3号的门朝西开。门口的甬路又像一条河,隔开了和路南的来往。所以,2号是挺孤单的。

我家住西屋

我家住在里院西屋。三间西屋,两明一暗。大间有隔扇,晚上能挂上幔帐,有顺山炕,能睡好些人。小间有隔断,有里屋门,有前沿炕。我小时与我妈同住在小屋前沿炕上。屋门在中间那间,门有两层,一层朝外开,是玻璃窗的门就一扇,和现在的屋门一样;一层朝里开,是两扇,是实木门。里边这对门又结实,又灵活,卸下也很方便。晚上,关上外门,合上里面这对门,再插上两道门闩,就可以睡踏实觉了。

我4岁多时,正是冬天最冷的时候,我正熟睡,突然惊醒,我就躺在这门板上,被人连窝抬了出来。我的大弟就睡在第二块门板上。第二天,我被告之我妈又给我添了一个小弟弟。从此,我与大弟就睡在奶奶身边。

中间屋是进门头一间,靠西墙是大条案,上放着大座钟,硬木帽镜、帽筒、箪瓶,有茶叶罐等等。钟有硬木边框镶玻璃的罩子,到时打点。前有红色大漆的榆木方桌,一对椅子。

靠南那间屋两边有隔扇,中间有两个门那么宽的间隔。隔扇有硬木花格,中间夹着纸。晚上,拉一道幔帐。

靠南那间在东边靠窗有一缝纫机‘兄弟牌’,然后是顺山炕,炕上靠西墙放着两只樟木箱,炕上有一大被垛。通厨房的门在顺山炕尾。

厨房在西屋靠南那间房后,有南窗户,有纱窗。我妈收拾得干净利落。

水缸是不可缺少的东西,它在外屋进门处。

屋里、院里都那么干净。

天热了,为了挂竹帘,里边这对门就卸下来,后来也不再按,因为,形势稳定,太平日久。用不着了。

我的亲人

我爷爷在同仁堂站参柜,平日就住那儿,不回来。我父亲在万锦堂工作,平日也不回来。家中的事,我奶奶主外,一应大事小情她做主。平日买煤、买粮、买菜、买副食,她全管,该添置什么东西,她自然就添置了。她娘家就在娘娘庙29号,离我家隔一个门,周围她熟,干这些活儿得心应手。
我家刚从老家搬来时,正是1946年,国民党抓壮丁。一次,我父亲刚从城里回来(西城锦什坊街),还没到家,就被抓了壮丁。我奶奶听说后,立即托人、花钱将我父亲赎了出来,并让他立即返回城里药店(万锦堂),躲过这兵役之灾。要不是有我奶奶遇事不慌、及时果断(我奶奶娘家在当地是老住户,小有声望),怕就不会有我们这热热闹闹的一家人了。

家里的事,我母亲承担,什么洗衣、做饭、招呼孩子,杂七杂八零碎活儿。我三叔当时正上学,后来上师范学校,他的脏衣服也是我妈给洗。开学拿干净衣服走,放假拿脏衣服回来。缝缝连连、洗洗涮涮全是她。衣服多了,装篮子里,拿个棒槌,碱块、皂角放碗里,擓着篮子,去西河沿洗。那时还没修海淀路,去西河沿得走老虎洞出西口到西河沿桥下去洗。路可远呢,计出西岔2号门,往西北走下坡,走一段土路,再往西走上坡,走军机处东西胡同,拐弯,走南北胡同,入老虎洞,往西约200米,出口再走约100米,才到桥下洗衣的大石头处。共总得有1里多地。干嘛这样呢,只因家里吃的水是买的,每天一担。脏衣服多了,就得拿西河沿去洗。偶尔,我妈带上我,光走路我就累了。真不知我妈怎么洗那么一大堆脏衣服、脏被褥,洗完还得把它们弄回来。

那时的棉衣服都得拆洗,我们的鞋都是我妈做。冬穿棉,夏有单,纳鞋底子是我妈随手的活。我妈有个针线笸箩,一天到晚随时拉过来就可以干活儿。我妈也手不拾闲,在我的记忆里我妈就没空儿和我聊过天。

一家人的饭菜都是我妈做,不论人多人少,菜好菜差,总能让人吃满意了,吃好了。来人都夸我妈‘饭做得好’。

我们小时候跟我妈睡,在暗间前沿炕,大一点,有了小弟弟,就跟奶奶睡。奶奶睡明间大炕,我们也睡大炕。大炕大啊,屋子有多大进深,炕就有多长。炕的宽窄大约有2米。谁睡都能舒舒服服地伸开腿。那时,我家只有这么两个炕,来人就只能在大炕上睡。再多我们孩子就挪到里屋去睡,给来人腾地方。炕上铺毡子。那时,这都是奢侈之物。我亲眼看见西岔3号张培增家白天炕上什么都不铺。后来,在西屋的后边,厨房对面又接出一小间屋,爷爷回来就睡在那儿。其实炕上是睡得下的。可能是不太方便吧。

院子是青砖墁地,平整得很。家里有小竹车、有小三轮车,在院子里怎么玩都行。记得我小时候骑三轮车,骑太猛了,拐弯时,车翻了,把花池边上的一棵盆花枝叉砸折了。我吓得不行。奶奶和花主人一说,她说:“不要紧,那花插上就活。”我才放了心。

院子大,北边有花池子,南边靠东有一个铁棚子,都不妨碍人走路。花池子约1.5米见方,转圈都用砖围着,只露一个砖犄角,三角形,挺美的,中间种着西番莲。池边有高高矮矮的盆花。大约有三层。西番莲开花时,花株大约比孩子高,朵大多瓣,花色繁多,称着边上的盆花,可美呢!

铁棚子有一间房大,紧连着东屋靠南那间。炎炎夏日,街坊都爱到那儿趁凉,做活、聊天。我家房子大,窗外又有苇帘子,门内有竹帘子,又有后门通厨房,屋里有过堂风,四方砖铺地,冬暖夏凉,所以我家不大去。大多时候,我奶奶都是带着大一点的我们到娘娘庙29号奶奶娘家去玩。在那儿玩,院子大,小朋友多,我们很新奇,也就乖一点。她回到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中间,精神也放松一些。我们不在家,母亲就可以踏踏实实做针线活。可以说:各有所得吧。

我的爷爷、父亲平时不回来,休息时常在晚上回来,第二天休息一天。有时,天黑得早,我已睡了。一次,大弟唤醒了我,神秘地说:“我有一枝枪,你信吗?”我不信,明明白天没看见有嘛!他从被窝里‘呼’的一下,提出一只枪来。那只枪大约有一尺半长,黄黄的枪托,黑黑的枪管,枪头塞着软木塞子,下有一根绳栓着。他打开保险,放了一枪,‘砰’我都惊呆了。那时,我还没见过玩具枪,这是我第一次见玩具枪。因为欢乐和兴奋,我们很久才睡着。

爷爷和父亲在家的日子,家里充满欢声笑语。抗美援朝时有张年画,上面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在拍手欢笑,我们俩就象那俩个孩子,给家里带来欢笑。尤其我大弟,肉嘟嘟、面白唇红、明眸皓齿、天庭饱满、地脚方圆,人见人爱。我的名字是我爷爷给起的,当时报上说我国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我爷爷就说叫‘新民’吧。男孩以‘树’字排行,大弟就叫树民。那时刚解放,百废待兴,人民生活比较贫困。而我家因我爷爷在同仁堂,他又站参柜,收入颇丰,我父亲在万锦堂工作,收入稳定。我家我奶奶能持家,跑外场,我妈妈不当家,可大小活儿都能干得稳稳当当,所以,我的家是挺受人羡慕的好家庭。
刚解放时,同仁堂伙食好,工资高。我爷爷站参柜,又态度谦和,工作兢兢业业,销售业绩最高,拿第一时,给双薪。爷爷心情舒畅,我们也沾光。

刚解放时,我爸爸才22岁,他13岁学徒,已成多面手。他们西城万锦堂,前店后厂,自己生产‘回生救急散’,也挺兴旺。而且,共产党、工会重点扶持年轻人,我爸爸上了夜校,提高了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当了干部,后来又入了党。

每回休息日,爷爷、父亲都是高兴的,家里孩子们自然也高兴。那是多么愉快的时光啊!

生我妹妹头天晚上,我妈妈迟迟不睡觉,走来走去。我奶奶当时正用缝纫机缝着什么,忙说:“你要用缝纫机吧?”我妈摇头说:“不是”。第二天就听说:我妈给我添了一个小妹妹。并且我的二弟也睡到了我们炕上。

我们三个孩子睡在奶奶身边,打打闹闹是常有的事,也够奶奶操心的了。

妹妹是冬天生的,到夏天就可以放在竹车里,到外面去玩。她眼睛圆溜溜的,挺好玩。东屋靠南那间住着一家知识分子,南方人,男人在科学院上班,早出晚归,挺忙的。女的在家,没孩子,闲来无事,就常逗弄我妹妹。一来二去,产生了感情,她就和我妈商量,要抱养我妹妹。他们夫妻已到中年,没孩子,挺寂寞。我家当时已有四个孩子,她就想抱一个。我妈拒绝了。街坊还是好街坊,在院里照常来往。她养了猫,排遣寂寞。我们管她叫方大妈。个子挺高,人挺和蔼。拆迁时,科学院直接分了房,搬走了。

去老虎洞买东西

住西岔2号时,买东西非常不便。附近,只有往西,下坡到那军机处东坡头的三间西房那儿去买。那儿东西样儿不全,要什么,什么没有。我奶奶就得到老虎洞去买。有时就带上我。

去老虎洞得往西,下大坡上大坡,整个穿过军机处,才能到。如果想买粮,就得推上小竹车。路远哪,没有车,真不知怎么把它们弄回来。军机处胡同虽是土路,但极好走。最难走的是西岔花岗石路。从西岔5号门口到2号门口,这一段路是上坡,又是花岗石路。年深月久,花岗石早已凹凸不平,装了粮食的小竹车,死沉死沉的,不是这个轱辘陷入凹处,就是那个轱辘陷入凹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小竹车弄到2号门口。到门口就好办了,我看着,把我妈叫出来,俩人抬进去。抬上三层台阶,进大门,推到二门口,再抬,上五层台阶,迈一道大门槛,再走就好走了。

有次,我奶奶带着我,去得早,刚出军机处就看见一大堆人,围着看。看什么呢?“骆驼”别人告诉我。那时我还没有见过骆驼,我就往里挤,三挤两挤就挤到里边,看见了骆驼。骆驼大约有十来只安详地卧在老虎洞路南、军机处出口以东的地方休息。它们夜里来,已卸了载,头朝西,排成一队,歇完就该走了。听说,拉来的是煤。看见骆驼这庞然大物,心中不由怦怦乱跳。真是又想看,又害怕。我奶奶要买东西,把我拉走了。不然,还得多看一会儿。后来,修了海淀路,交通方便了,就看不见骆驼队了。

去一次老虎洞,就要买好多样东西,然后,再把它辛辛苦苦弄回来。有时候,碰上卖芝麻酱,我奶奶就现买一个碗,擦一擦,装上,拿回来。有一次,奶奶先买了芝麻酱,让我端着,站在军机处11号门口,等着。那儿比较安静,想来不会有什么差错。哪想到我因贪看周围景致和过路人,把芝麻酱撒了。奶奶回来,什么也没说,拿着买的东西,就回家了。我非常难受,感到无地自容。那时候,买芝麻酱多不容易呀,我怎么就把它撒了呢?尽管撒得不多,那也是撒了呀!这事,我记一辈子。

军机处11号门口的地形我可记住了,东边缩进一间房,西边缩进一米。形成葫芦口。

妹妹幼时,生病,我妈叫我去买药。走时告诉我买‘万应锭’,我走下坡,走上坡,穿过军机处,左拐,到‘长生堂’,该买药了,忘了药名了。我那个着急呀!着急也得回家,问清楚再买。药不象别的,错一点都不行。为一枚‘万应锭’,我跑了两趟,约4里地。这倒霉的事,我一生难忘。

副食

那时,买东西困难,伙食单调。吃鸡蛋得到军机处坡上,路南,走一段田间小路,到一户农家去买。西红柿好吃,可上市时间短,里面籽儿又太多。现在,吃西红柿炒鸡蛋是平平常常的事,那时一年也难得吃上一、两回呀。我有病时,我奶奶特意让我妈给我做了一个西红柿汤,还打了一个鸡蛋。在那时,那是多美的一餐哪!

那时,我奶奶自己做酱。推碾子把煮过的黄豆压过,再攥成馒头那么大的圆疙瘩,堆成一堆捂上,待长了毛,再作成酱。碾子就在西岔2号对门,从2号出来,走过花岗石甬路,再上大约两、三层台阶,走砖甬路,往南走那么十多步吧,就到了。碾子在单独一个小院里,干活时无人打搅,院子用砖墁过,挺干净、平整。碾子北边有一长条石,贴墙平放着,离地约50cm高。原料和碾过的东西就放在那上面。那次干活有我二爹帮忙,我奶奶娘家的风俗,管二姑叫二爹。碾子院两边有两家街坊。西边那家是最后一家,再西边就是庄稼地了。碾子南边也是庄稼地。

房东陶老太太

1957年时,没有电视、收音机,娱乐是很贫乏的。可喜的是我的房东陶老太太,她自己没孩子,可又爱孩子,尤其爱我们这一帮小孩子。夏天的晚上,洗过澡,在花池南边,那儿宽敞,我们几个孩子围成一圈,听她讲故事、说歌谣、唱儿歌。那是多么好的夜晚哪!她说了,不洗澡,不能来。孩子们都自觉地搞好卫生,再去。“千条线,万条线,掉河里,看不见”,“青石板,钉银钉,一颗一颗数不清”等有趣的小歌谣,伴我们走入梦乡。现在想来,那时的歌谣以婆媳关系为多。“铁蚕豆,大把抓,娶了媳妇不要妈。要妈就打架,打架就分家”,“养儿别养仨,养仨饿死妈”,“小喜鹊,尾巴长,长大了,不要娘”诸如此类,挺多。我妈听了就不大高兴。可,也没说什么。

刚解放时,小脚老太太还挺多,我们院就有两个,可房主陶老太太却是天足。她丈夫原是海淀商会会长,绰号‘陶毛’,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解体,他就买下了西岔2号的房子。他哥哥买下了西岔1号的房子。我小,没见过他哥哥,对他也忘怀了。

他去世时,正是冬天。大概,我上二年级。早晨,一开门,外面黑糊糊的,原来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搭起了灵棚。上学路远,没时间细看。下午,才看见,灵棚高大,是用芦席搭的,里边用杉木做支撑。我家门口留出人走路的地方,其余都在棚子里,南北得有三间房那么长,东西稍窄一些。灵棚有门,门上挂着棉门帘。灵棚东西高处各有一个窗户,不大,能透点亮。棺材在北屋门口南北放置,和尚在北边唱经,有响器。人来得挺多,都穿着孝袍子,头上系着孝带,鞋上罩着白布。管茶水、管饭,乱哄哄的。我是闲人,怕人说,忙躲开了。

乱了几天以后,一切归于沉寂。因为上学,没看见出殡。

陶老太太闺名姚兰芝,大概也就五十多岁。我奶奶从不贪大辈,跟她岁数差不多,也叫她‘大妈’。我就得叫‘太太’。她,中等个儿,大脸膛,脑后有髻,身体壮硕,能说能干的。我怎么知道她的名字呢?只因西岔2号大门门框右上角贴着一张小红纸条,上写:卫生负责人姚兰芝。我很疑惑,回家问奶奶,奶奶说是她。明明她是陶老太太,怎么上写姚兰芝?奶奶一笑,没答。她是房东,对卫生要求很严。她有点象红楼梦里的凤姐,不怒自威。从没见过她发脾气,可是我院的卫生真好。搬过几次家,哪儿的卫生都比不上西岔2号。

她没儿女,形支影单。几天后,她弟弟就来给她做伴。我们管他叫‘舅太爷’。他也挺干净的,自己洗衣服。因为,水也得买,故得节省。他洗衣服的水已稠忽忽的,还洗呢。他说:“脏水能洗出干净衣服来。”

夏天,他使的芭蕉扇上有这么两首顺口溜:扇子我有,拿在我手。有人来借,等到三九。扇子有风,拿在手中。有人来借,等到立冬。一首在扇面,一首在扇背面。钢笔字小楷,字很好看。那时,可供阅读的东西太少,所以,就这也记住了。现在,有了空调,芭蕉扇谁还使啊!

她养了一只猫,排遣寂寞。她买了猫鱼,用针线穿起来,挂在高处,晾干了,吃饭时剪一些下来,拌在猫食里。可惜,猫把鱼偷吃了,线到没关系,针可要了命。这样,她又养了第二只猫。这回,她更精心,养猫和养孩子一样。她一说话,猫就听,可好玩了。

一天我下学,院里有欢笑声,原来陶老太太有一养女,当兵南下,这是回来探亲了。她是解放军,有文化,当什么干部,我不知道,只知她给了我两块巧克力。圆圆的、扁扁的、象大铜钱,约2寸直径,里面的巧克力压成天安门的形状,外面包着金色的外衣。我真舍不得吃,又挡不住巧克力的诱惑,还是被我吃掉了。

拆迁时,她搬到西直门火神庙那边住了,把猫留下,让我妈养着。猫恋旧居,几次跑回原处,找回几次,又拴在桌下,还是跑了。

街坊

西岔2号常住街坊有七家。

外院南屋两间住一家姓郑的,夫妻都瘦高,儿女也挺多,生活困窘。但,总是乐呵呵的,见我们总是亲热的打招呼。拆迁后,住家在我们西边,见面说话。

北屋两间住一家姓陈的,老夫妻俩,带孙儿、孙女。老夫妻大概承包了西边坡下那小卖部,每天老头都去那儿卖烟酒杂糖小百货。有时,老婆就去替替他。北屋门口横着有一影壁墙,地方窄小,有些活儿就得拿到二门门口那宽敞的地方干。二门门口挺宽敞的,为了不防碍旁人走路,他总是在靠南的墙犄角处去干。我们那院子挺怪,一进门是门道,一直走,是影壁墙,往东拐再往北,才是二门。东南角那块地方宽敞,又不妨碍旁人走路。他有时在那儿择菜、收拾鱼、补自行车带,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拿桐油刷在孙儿的新棉鞋上,据说能当雨鞋穿。拆迁后,再没见过。

过了外院,就是二门门道,宽大的二门门道下来,就是伙道。伙道口有花墙门洞,伙道的地也磨砖对缝平整得很。左拐再下一层台阶,就是我们里院了。

北屋五间,三间正房,两间耳房。房主陶老太太住东边两间正房,一间耳房。西边一间正房一间耳房通着,租给一家姓徐的。

徐家共6口人,姥姥、姨姥姥、妈妈、大姐徐宗一、二弟徐宗煌、小妹徐宗强。她家姥姥是小脚,个儿不高,头后有髻,岁数大了,很少出来。姨姥姥也五、六十了,天足,身体还硬朗。她原是北大工友,退休了。她在这个家顶起半边天。白天,徐妈妈上班了。一应家里家外、老老小小、杂七杂八的活儿,她全承担。夫妻离婚了,男方是北大教授。有时也来探望,来时给孩子买玩具,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小飞机,他买的小飞机有30CM长,能拆卸。银色的小飞机,给孩子们带来多少欢乐呀!

徐家是南方人,有文化底蕴。徐宗一在北大附小上学,刚搬来时,她还上夏令营去活动。那多令人神往啊!她年纪比我大一点,可比我成熟多了。在家里,懂得谦让弟弟妹妹,说话都很柔和。在院里,我最爱找她玩,现在想来有点仰慕的意思吧。她弟弟有哮喘病,文弱的样子。一到冬天就犯病。他比我小一年。小妹妹身体很好,人也漂亮,就是厉害。父母离婚,对她是个伤害,别人都比她大,谁都让着她。这样她就有些专横跋扈,处处抓尖,有理无理她也得占先。拆迁后,她家住军机处5号周转,后来搬到西城去住了。

西屋三间,我家住。

东屋靠北两间住一家姓李的。男主人大概在北大上班,结婚晚,本人已老,孩子不大。大儿叫李铭,比我大。女儿小名叫丫头,比我小4、5岁。李铭挺壮实的,别人说他淘气,坏,我没看出来。我觉得他挺聪明的。女主人和我妈年纪相仿,因男主人岁数大,叫她‘东屋大奶奶’。她个儿矮,人很精神,很能干,把她家收拾得很齐整。男主人脾气大,女人很受气,女儿也胆小,畏手畏脚,老象怕人的样子。院子宽大,中间又有花池,我们两家各忙各的,从不走动。拆迁后,住太平庄北区。

南屋靠东是个单间,住着一家山西人。平常只有两口人,奶奶和孙子。奶奶瘦小枯干,稀疏花白的头发挽了一个小髻,小脚,从不多言。我叫她‘南屋大奶奶’。孙子与我同班,同校又同班,可我俩形同陌路,他不理我。他叫杜应涛,小名‘全喜子’。

杜应涛的脸又白又平,后脑勺大,挺文静的样子。可,他做出的事实在令人费解。他不言不语,和谁也不来往,别出手,出手就让人恨。院里的孩子都不爱理他。这不,我奶奶刚做好的一缸酱,他的臭球鞋就进去了。能说是偶然吗?后来,他又干了一件大事。为了这件大事,他家不能不搬家。

老太太的二儿子在某鞋厂工作,很少回来。记得一次他在铁棚子下坐着择菜,夏天正休息日,好几家人家都在那儿择韭菜,他突然犯了羊痫风。只见他一脚踹倒了他家的火炉子,倒在那儿抽起疯来。众人七手八脚把他扶坐起来,掐他的人中,缓醒过来,又架到屋里。把火炉立起来。原来,他家的火炉刚生着,怕屋里热,有味,放在铁棚子底下,煤气引发了羊痫风。那时都烧煤球,天热,使的是四条腿的小煤球炉,挪动也很方便。当时,我正在屋里写作业,听到动静,飞跑去看。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羊痫风。
东屋靠南那间房客老变,先是驻解放军,也常换人。曾住过搞宣传的干部,桌上有彩色颜料。他们还给我们孩子们照过相。年代久了,也找不到了。曾与一位解放军通过信,竖排的信封我给写反了,退回来了。这样几年,最后住的是方大妈,直到拆迁。

南屋靠西两间是明间,不好租,后来,用秫秸糊上纸,作成秫秸墙,打上截断,按上门,把西边那间租出去了。好几年了,一直驻解放军,和东屋一样。曾住过一位参谋长,有时骑马来,在门口下马石下马,那时我才知那是下马石。南屋的墙上挂过马刀,一次,他正擦刀,我们偷偷看,他拔刀吓唬我们,我们全跑了。

最后住的是一家军人家属,男主人姓宋,是军官,女主人是军医。他们有三个孩子:宋红霞、宋建力、宋余霞。带着一个保姆。平常看见的是三个孩子和保姆。

那是三个可爱的孩子,大的是女孩,大概跟我二弟一样大,和北屋徐宗强挺要好,两个女孩一样高,都挺好看。二的是男孩,白白胖胖的。三的还小,刚几个月,保姆抱着。

刚来不久,他们一家去王府井新开张的百货商场逛逛。人多,又乱,把老二丢了,那叫着急呀!老二宋建力被好心人送到派出所,民警问他:“你们家住在哪儿啊?”他答:“南京”,民警也没辙。他太小了,也就不到3岁。幸亏,父母找来了。这才皆大欢喜。这件事,后来成了保姆的谈资。我也才知道他家从南京调来不久。

夏天,他爸爸给我们照了好多相片,有几乎全院的孩子的合影,有宋红霞和我们单个人的合影。这相片现在还有。

过年前,送我们新年礼物,几乎,每个孩子都有。我的是一个花的铁铅笔盒。里边刻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使我们欢欣鼓舞,到今天都念念不忘。

冬天的一天,他爸爸到我家告诉我们,晚饭后一定去。晚饭后,我们就去了。屡屡行行,几乎全里院小朋友都到了。他拿出一个纸棒棒,夹在桌子的抽屉缝上,关上电灯,点着了。啊,是礼花!它太漂亮了!我还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礼花!礼花有近一米高,燃烧着、跳耀着、不时崩出新的花样来。我们都看呆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礼花熄了,灯亮了。我们仿佛从梦中醒来,多么新奇呀。要知道那时才五几年,这多稀罕哪!这时,我注意到,杜应涛没有来。

三间南屋,共走一个门,两家只隔几步路,薄薄两堵墙,不隔音。宋家极好相与的人,怎么就没叫上他?还是叫他,他不来?我当时也没多想,事情就过去了。

过不了几天,天黑得早,我已睡,睡梦中听见‘着火啦,着火啦’急促的呼叫。我爸爸正好在家,还没有睡。他三步并成两步飞跑过去,拽开南屋门,把着火的秫秸墙踹下来,又拉扯到院里,翻身又去扑灭了余火。院子大,又干净,着火的秫秸墙很快就熄了。救得及时,损失不大。可,南屋西边那间已无法居住,军人一家很快就搬走了。从那天起,我再也没见过他们。

救火时我爸爸高大的身影,永远刻在我的脑子里。

后来,听说是全喜子找东西,蜡烛倒了,引燃的大火。我也没深究。他那时才8、9岁,也不会承担什么法律责任。不久,听说他爷爷来了,把他们接走了。走时我不知道。

出于善良的心理,我从来没往坏处想过,小学同学聚会,谈到没来的小学同学,我还说到他。奇怪的是:他在班里也是一个隐形人。别人对他一无所知。甚至,不知有他这么一个人。除了我之外,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他。我们小学一、二年级班主任纪老师还到他家做过家访。怎么会没有这个人呢?翻看小时的同院孩子合影,也没有他。怪不怪?

这回写回忆录,谈到他,奇怪他的言谈举止、所作所为,怎么那么阴暗呢?一个几岁的小孩,怎么有那么深的城府,深藏不露呢?为什么一个院子的孩子都不喜欢他,一个班的同学都漠视他?输入电脑用拼音法,‘涛’同‘逃’同音,联想他的身世,不由恍然大悟。

他无父母,他奶奶是这么说的:被日本人枪杀了。他爷爷与父亲都是买卖人,跑东北一线。被日本人枪杀是合情合理的。我从未怀疑过。这回我深入想了想,我们都是47年生人,日本人45年投降的,他的爸爸怎么可能被日本人枪杀?‘应涛’者应逃也。他的爸爸很可能是被镇压的。跑没跑了,后悔没及。小名‘全喜子’,正因为缺‘喜’,才叫‘喜’;正因为家不全,才叫‘全’。

西岔2号很早就有了电灯,他点蜡烛做什么?引燃大火那天,要不是我爸爸救得及时,后果不堪设想。他爷爷听说后,赶紧搬家,也算是明智之举。他的二叔就叫杜明智。当时正赶上拆迁前夜,忙忙乱乱的,也没引起注意,走了就走了。从此,再也没见过他。

现在想来阶级斗争是有的,尤其在刚解放的年月,只是表现得比较隐匿,我们不容易察觉罢了。

(注释:那房高,糊顶棚时又糊成倒凹形,可以能够安全放礼花。)

养蚕

大概在我一年级时,院里的街坊给了我一张纸,上面有黑黑的小圆点,他告诉我,这是蚕籽。我与娘娘庙29号张玮分了。

家里没有桑树,着急着大了。放学后,到处去找桑叶。蚕小时,吃不多,到是个乐子,看它拱来拱去,抬着头,一口一口地弧形咬着吃桑叶,也挺好玩。蚕眠时,一动不动。我不懂,还着过急。蚕大了,吃得多了,没有桑叶,什么也不吃。我只好和张玮挎上书包,上北大去找。

当时,北大还未扩建,在军机处的北边,我家的西北边。张玮比我大点有限,我俩互相壮着胆儿去到北大找桑叶。往西北走下坡,再顺路一直走,前两天刚下过雨,西岔是花岗石路,还好,冰窖土路上有一洼一洼的水,到了最北边是一条东西向的土路。这条土路上有一大条积水,是车压的车辙印存的水。北大南门当时非常简陋,可也有人把守。我们正发愁怎么进去,突然,看见熟人,那是娘娘庙29号张煜。他已参加革命多年,当时在对外联络部工作。大概,他带着一帮老同学去北大玩。张玮是他叔叔家的妹妹,我是他大姑的孙女,互相熟悉,问明情况,就带我们进去了。

我俩在北大找到了桑叶,装了满满一书包,这才回家。回来的路上,心情轻松,也不觉得累了。

说是我养蚕,其实活儿都是我妈干。把桑叶洗过,甩干,盖上干净布,布上潲上点水,能使桑叶保持湿润,这样能保存好几天。蚕儿看见桑叶,立刻大嚼起来,‘沙,沙’声充满了西屋,真让人欢欣鼓舞。
蚕屎,妈妈留着,她说:可以做枕心。蚕屎小小的,圆圆的,上有规矩的弧形花纹。蚕尿,亮晶晶的,一颗珍珠似的,从不散。妈妈说:可以治眼疾,去火的。

蚕儿小时,占不了多大地方,大了,占了两个盖帘。当时我家那个盖帘是柳条做的,边上有一浅浅的沿。天天,我妈给它打扫卫生,所以,蚕儿很健康。几眠之后,它该吐丝了。我把大碗口上糊上纸,绷住,放上几条蚕,它就乖乖地在那上面吐起丝来。其余的不干涉它,我要看看它怎样做。我的目的达到了,碗上的,吐成一个丝饼,后来我把它放在我的墨盒里,留作永远的纪念。作茧的,也看到了,可惜,用途不大。

第二年,因新鲜劲儿已过,又无桑树,找桑叶太麻烦,没再继续养。

童年乐园

我小时候最爱在二门门道玩,那儿又高大、又宽敞,地又平整,东西贴墙放着两个黑色大蠢凳,北边一边一只绿角凳。绿角凳就象公园凉亭的一样。绿角凳是绿色的凳面,红色的凳芯,屋上方是红色的檩,檩下面用绿木条交错着悬空摆出图案来,哎呀,可美呢!

黑色大蠢凳约1.5米长,侧看上窄下宽,厚厚的黑漆,是独木做的,死沉死沉的,谁也别想挪动它。高矮我们坐正合适。听老人说,那是轿夫歇脚用的。

孩时的我们在那儿玩洋娃娃、拍洋画、放呲花、抽(陀螺)、抓拐、弹玻璃球……,大一点,又在那儿看书。那儿,有过堂风,夏天的中午,可凉快呢。

二门门道很抢眼,从影壁墙一拐过来,就看见它了。它有宽宽的房檐,高耸的房脊。它有五层台阶,宽宽大大的,边上有护阶条石,倾斜下来。上了五层台阶,边上一边一个大门墩,迈一道大门槛,就是二门门道了。大方砖铺地,平整极了。它的气势,真让人震撼。

门墩很厚重,也大。象两个鼓摞在一起,上小下大。小时看见别人家的门墩,总是嗤之以鼻。那哪儿能跟我们院的比呀!

二门门道比西边的南房要长出一大块,阶条石也出来得多,我那时小,闲的,就拿背靠着墙,从门墩那儿蹭过来,绕门墙一周,再蹭回去。西边南房的阶条石出来得少,不敢那么走。现在,说出来,可能有人不明白。那也没办法。

西边南房与外院北房之间有近1米的空挡,那儿放着几个大水缸。那儿是尽头,死角。

二门的大门,很厚重,也大。门上的漆有黑边框,边宽一拃(20cm), 红底黑字,“忠厚传家”,“诗书继世”。漆略显陈旧,门可很结实。门后有两道门闩,有顶门杠。晚上,一关上二门,严实着哪!
小时常琢磨,这院原来是做什么的,谁住?既然有蠢凳,轿夫能歇脚,那么谁坐轿呢?院里那么多房,得住多少人?怎么住法?乱七八糟,胡想,没有答案。

蹊跷南房、蹊跷厕所

西岔2号的南房住着杜家,杜家不爱理人,所以我很少去。刚上学时,我去找杜应涛玩,去了那小屋。小屋两面都是窗户,冲外院的南窗又大又亮,桌子在窗前,我真羡慕啊!这要看书多得眼哪!看南屋大奶奶那脸色,我咽下了想说的话。

南屋中间那屋也是两面窗户,也挺亮。只有西边那间是只有北窗的。

过后,我想:这南屋原来是做什么的?凭它亮亮的窗户,我就猜想它一定是书房。我一直认为它是书房,好几十年。原主人是做什么的,有这么大的书房?

南屋西边是厕所。女厕在尽西边,太小了,长条状,只有两三个坑。而男厕却大,大约是女厕的三倍。男女也太不平等了。

那时我院女的多,男的少,早晨就更显厕所紧张。心里就更不平。不平也无奈。

雨水槽

西岔2号全里院都有雨水槽,长长的、侧看半圆形,铁皮做的,接在房沿下面,不远有竖着的雨水管,院里有雨水口。它给我们带来极大的便利,那种享受,当时不觉得,失去了才觉得遗憾。下雨天,房沿的水帘挺讨厌的呢!

小时候,最爱到院子的东南角,二门的伙道口,东屋的南墙根处看排水。那儿有一个排水口,雨刚下完,水尚未排尽,汪着一小汪水,那儿就爱冒小水泡。从贴着东屋南墙的雨水管的雨水口缓慢的流下一滴水,砸在地上汪着的水中,就会缓慢地生出水泡来。那水泡象戴个草帽一样,缓缓地漂到边上,久久不灭。我们就唱:下雨喽,冒泡喽,王八戴个草帽喽。

排水口是块大四方砖,上面有几个洞,洞分布得很均匀,很美。

我们里院比外院地势高,水从排水口入地,从二门门道下过去,二门阶条石的西侧有排水口。下雨时,院里十多个排水口一起发挥作用,院里没多少水。雨一过,院子里几乎就没水了 。

外院承接着里院排出的雨水,下雨时,脚下虽是砖甬路,水可挺多,躲不开。外院又比西岔的花岗石路高,下雨排水很畅。



那时,最大的谜莫过于后院微型院落了。我们后院很小,长与院落等宽,宽窄只有2米。我们2号全院都是砖墁地,后院只墁了西边2米多,下余都是土地。不过,越往东越高。所以,下雨时不存水。

到后院去,得从北屋往西,先过了徐家的门口,再走,可看见我家西屋房后,房东盖的一个库房。拐弯往北,走过北屋的西墙就是微型院落了。

微型院落有三间房,是西房,通着,有门、有窗,有小院子。南北窗户都有。院门有门框,无门扇。院子特别窄,院门在小院子的右手边。屋门在屋子的中间,和院门斜对着。

那时,我老趴在院墙上,往里看。我的个子比院墙高,可屋顶的瓦片遮住了我的视线。趴下来,就只能从院门和屋门的空挡往里看,屋门有两扇,上面是窗棂,也没糊纸,可院门、屋门两个门离太近,反看不见。越看不见,越想看。从南窗户看,屋里空空的,看不见门。真是怪事。这个微型院落是干什么的?

有人说那是小庙,可,在尽后院盖小庙,似乎不大象。这个谜一直存在我心里,好几十年。2007年春,我写回忆录,当时还解不开这个谜。数月后,孟老先生谈到四个门,西岔2号刚好在军机处的小范围内,这才开拓了我的思路。西岔2 号占上风上水,地理位置极佳,可能是军机处的招待所。后院的小庙可能为住宿的外乡人所用。又过了些日子,才想到这微型院落可能是为了祭奠战争中死亡的将士。这是最可能的答案。

后院的东边有三棵树,都不大。第一棵是高高的锐角三角形,象圣诞树。那两棵已忘了,大概是枣树吧。辛亥革命已经过去四十多年,这几棵树一定是后栽的。

冰窖

西岔3号的房子非常简陋,也无街门、院墙。院里的地方很窄小,雨天滑里滑叉。小时候我就觉得它与西岔2号无法相提并论。2007年我开始写回忆录,经比对、分析,直率地讲:西岔3号是后盖的,原址是军机处的一个哨位。

西岔3号有两户人家,户主都姓张,都在冰窖工作。刚解放时,冰窖仍正常营业,冰窖的从业人员都很积极地参加社会活动,什么普选呀之类的。张培增在街道上知名度很高。

冰窖在西岔的西北,不远。我家屋子大、凉快,对冰的需求不那么迫切,所以我只去过一次。事情是这样的:认识了一个小朋友,她家就住在冰窖东边,去找她玩,她不在家。抬眼看见冰窖,就顺便看看。
我看见的冰窖在路南,工人正在紧张工作,一块块的冰从下面拉上来,张培增也在中间忙碌。天那么热,穿夏天的单衣尚汗流浃背,可他们却得穿棉衣裤下去,不然抵御不了下边的严寒。

我看见冰窖下面拉冰有斜坡道,旁边有下脚的地方,也曾试着往下走,只下一级台阶就下不去了,下面太冷了,我对他们的辛苦深有感受。

张培增他们对小孩挺好的,有掉下来的碎冰,小孩随便捡了去,从不说二话。我没带任何家什,没有捡,但心里是温暖的。

我在第一层台阶那儿凉快了好一阵,才恋恋不舍地回家。这段美好的记忆永远留下来。

照相、拆迁

1957年夏,不知是谁提议,张玮、李玉珍和我去海淀街上,照了一张合影。我们都是少先队员,戴着红领巾,穿着短袖衫、花裙子,精精神神的,身后是照相馆的背景—天安门。她俩都住娘娘庙29号,是我奶奶的娘家人,比我大一辈,年纪也比我大一点。平常我们老在一起玩。当时不懂它的珍贵,过了五十年,再看,就觉出它的珍贵来了。

照完相不多久,张玮一家就搬走了。她的父亲是铁路职工,被调到兰州工作,一家也就都走了。

接着,来了一帮人把西岔的花岗石路上的花岗石起出来,凿平整,装车拉走了。早就觉得花岗石路不好走,尤其,在买粮食时,小竹车装了粮食,死沉死沉的,在凹凸不平的花岗石路上一步一挪,可费大劲了。可是,真把它拆了,拉走,又有些怅然若失,觉得有些舍不得。

过几天,看见有人滚着把水缸从院里拿走。院子里,笼罩着茫然、忙碌,一种说不出来的紧张气氛。有的人家已经搬走了。我是小孩子,没人告诉我要拆迁,所以,只是莫名其妙。

秋天,有一天,我照常去上学。中午,回家吃饭。走到军机处东头,有人拦住我,说:“你们家搬家了。搬到军机处3 号。”

从此,我再也没去过西岔2号。永别了,西岔2号。

我回忆西岔2号,我儿子都奇怪,怎么小时候的事你都记得?现在想来,西岔的生活和后来的生活差距太大,所以能记得。

李新民   
写于2008-3-1  改于2008-4-23
补充于200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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