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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胡适与郭沫若比较:人格差距咋就这么大

(2014-12-29 01:53:37) 下一个
发信人: kukumusic (酷酷世界音乐), 信区: Reader
标  题: 胡适与郭沫若比较:人格差距咋就这么大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Mon Dec 29 00:14:16 2014, 美东)

也许是都为《新青年》撰稿的缘故,人们常常把胡适与鲁迅相比较。但是胡适和郭沫若更有可比性。他们都是五四前后出现的文学大师,都是新文学的开创者,都是学贯中西的人物。胡适出生于1891年,郭比他晚生一年。胡适1962年死于台湾,郭沫若1978年死于大陆。

    他们都是学术界的领导者。1949年之后,郭沫若一直担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胡适则担任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成就相似,地位相似,还有一点相似的是,他们都和最高统治者有较为密切的来往。如果想做官,胡适之肯定比郭沫若做得大,曾经有贵为总统、行政院长之邀都被拒绝了,郭沫若最大的官就是一个副总理。可是,各自对于两位专制独裁者的态度差别之大,简直就是天地之别,胡适之表现了对蒋介石的应有尊重,但对蒋的专制独裁从来都是公然批评与顶撞的;而郭沫若,对待毛,除了一幅十足的奴才嘴脸外,什么都没有了。

   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似乎并没有把主要精力用于发展中国的文化科学事业,而是一用于写颂诗谀词,不但颂扬中共领袖毛,而且颂扬苏联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二用于领导和推动文化学术界的政治运动。在整肃和“改造”“从旧社会过来的”文人,及批判和讨伐胡适的运动中,郭沫若充当了极其重要的、无人能够替代的角色。毛亲自发动的批判他早年崇拜对象胡适的运动,是郭沫若一展身手的大好时机。郭沫若将胡适思想定性为“反动思想”,将批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定性为“迫切的对敌战斗”。把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用政治斗争、对敌斗争的办法解决。郭沫若号召用“对敌战斗”的办法肃清“资产阶级错误思想”,为以后的政治运动开了先河。

 胡适是美国式民主的追求者,他主张由好人组成政府,他不愿直接做官,更愿为帝王师。他主张专家治国,反对蒋介石的“军人治党”。他曾在1932年送给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意在要蒋介石去人治,讲法治,当好总导演,不必事必躬亲,以制度之优越,无为而治天下。蒋介石经常与胡适共进晚餐,探讨国事,但他却拒绝任职。他的理由是做一个诤友、诤臣比在政府中说话更方便。因此,汪精卫让他当教育部长他不干,蒋介石让他当考试院院长他坚辞不就,只是留恋北大做他的学术。在他一生中有多次做大官的机会,包括行政院长直至总统,但他都放弃了。只是在抗战时为了共赴国难不得已当了驻美大使,当完之后,立刻回到北大搞他的《水经注》研究。当有人问胡适,如果他真被提名当选总统怎么办,胡适说:“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郭沫若就不同了,这只要看一下他的履历表便可了然:1926年南下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同年,投笔从戎,先后担任北伐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抗日战争时出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还不是全部,一些不重要的职务还没列在里面。

   郭沫若晚年小心翼翼,甚至变得卑微,对最高统治者曲意逢迎。这也许和郭走进了官场有关。官场是一个哈哈镜馆,谁进到里面都要走形。在专制下的官场,不仅心灵扭曲,外形都要扭曲,或是挺胸腆肚做不可一世状,或是摧眉折腰,做卑躬屈膝状。官场是个绞肉机,什么原则、感情、什么尊严、人格,统统要被绞碎。书院,文学论坛,图书,`

   郭沫若曾写了大量解释毛诗词的文章,在一篇叫《红旗跃过汀江》的文章中,他写道:“主席并无心成为一个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明明写错了还要加以赞美,就像封建时代的佞臣面对皇帝的顺口溜大加赞赏一样。这就不止是肉麻就能解释的了。

  光肉麻也就罢了,还要自我贬损。1966年,林彪、江青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全盘否定了几十年来的文艺成就。郭在出席人大常委会会议时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但是,用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的说,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这番讲话为毛发动文革及时提供了理由,经毛亲笔批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至今3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能把这些话背下来,可见影响多么巨大。

  只是逢迎最高统治者也还罢了,他竟然连最高统治者的夫人江青也逢迎起来。1967年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的讨论会上,他以《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为题致闭幕词,他说:“请允许我把我粗糙的诗朗诵出来,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他在诗中称“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不知郭老在念这些句子时是否有些难为情。

  文革的政治风暴中,郭沫若总是急于表态,惟恐表得晚了上面怪罪。九大召开,他斥责刘少奇“大工贼,黄粱梦”。反右倾翻案风时,他又骂“邓小平,复辟狂。”当然,四人帮倒台时,他也表了态:“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但到底哪个是他的真感情呢?

  胡适与郭沫若则完全不同。在关于胡适的传记中,屡有对蒋介石劝戒的记载。有时甚至当大家的面反驳蒋介石的话。说起来,蒋介石对胡适是够器重的,经常请他共进晚餐,几次提名让他当副总统,甚至拿自己的稿费为胡适买房安家。最高统治者如此厚爱,一般人,早就在思想上完全缴械,在人身上完全投靠了。可胡适没有,他自始至终,保持了他自由主义的高贵品格。在为蒋介石70寿辰所写的文章中,他讲了艾森豪威尔的两个故事,奉劝蒋介石学老艾的榜样试试《吕氏春秋》中说的“无智、无能、无为”。希望蒋介石守法守宪,节制自我,更有效地保证言论自由。
    蒋介石对胡适如此高看,他应感恩戴德,对蒋介石的错处睁一眼闭一眼才是。可他似乎觉得感情是感情,原则是原则,不能混淆,对总统也不例外。1960年3月,又轮到6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当时蒋介石已73岁,已连任一次,如再连任,显然违反宪法,然而蒋介石还是作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还对下属说:“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胡适对此极为不满。在选举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盼望蒋介石不做第三任总统,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他奉劝国民党不要再玩弄“劝进”的花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直到陈诚将结果告诉他,他还是说:“我还是抱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转机。”

现在回头看两位大师,胡适始终是一个人,在权势面前从来没有失去尊严,形象越来越高大。而郭沫若地位虽然很高,却显得像个侏儒,有时竟然像个小丑。如果说郭在创作上和胡适还一时难分高下的话,在做人上胡适则胜郭不止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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