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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商人幕府”

(2008-02-20 16:19:47) 下一个

  在日本,大政方针更多地是由财界主导、政界参与制定的。
  日本首相福田访华,中国媒体高呼“春天来了”,日本媒体也罕见地没有出现令人尴尬的“杂音”。有专家说,中日关系已经进入10年以来最好的时期。但中国人很少注意到的是,主导日本与周边国家经济关系乃至政治关系的,往往并不是那些政界人物,而是隐藏在他们背后的另一个集团。

  从晚清黄遵宪书写《日本国志》开始,中日两国的信息不对称一直延续到今天。在日本,有关中国的报道和研究汗牛充栋,众多的流派针对中国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在中国,大量日本企业在提供资金支持商业调研项目。然而,中国大众对日本的了解,却惊人地局限于于靖国神社、东海油田等吸引眼球的“大事件”。

  1997年,时任三井物产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的市川周出版《战胜中国》一书,鼓吹日本对中国要有“竞争对手意识”,并提出了“三区域”理论。他认为,对于日中竞争来说,亚洲可以分为三个区域,韩国、中国台湾是第一区域,中国大陆是第二区域,南亚、中亚和蒙古等是第三区域。日本要采取“确保第一区域”,影响第三区域,以包围第二区域的战略。这个贸易经济研究所的前身,正是三井物产的情报调研部门。

  与市川相呼应,2005年2月,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所长寺岛实郎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题目是“2005年的世界潮流及日本走向何方”。他明确地提出,日本应该转变以往“脱亚入欧”的战略,转而向“亲美入亚”努力。他还认为“日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中国问题”,并由此提出“对华四原则”。

  市川和寺岛同属三井物产,发表的言论也一脉相承,更重要的是二者都“算准”了中日关系的走势。这是巧合吗?

  财界四团体的一元化

  在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日本商工会议所(简称日商)、经济同友会(简称同友会)和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简称日经联)是日本战后统合财界力量的四大团体,在社会经济中占据着及其关键的地位。

  1966年3月,部分有实力的财界人士组成“产业问题研究会”。产研聚拢了来自日本财界四大团体的首脑人物,因而获得了“财界总司令部”或“财界政策委员会”的核心地位。与以往的财界团体相比,统合了各方力量的产研,是一个少而精且具有高度执行力的集团,其成立的目的就是加强产业界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由此,日本财界进入了“一元化时代”。

  产研发起者木川田一隆对产研的定位有细致的陈述,他说:“产业界的协调并非否定竞争,而是尊重秩序。大企业和政府的关系要尽可能避免寻求行政指导,主要的是事前为解决问题而沟通思想。”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他的表述,这就是“秩序”。财界首脑代表了日本大企业和大财团的利益,他们对未来经济发展的规划,需要通过产研这样的强势机构来贯彻。

  主宰经济秩序

  在产研建立不久的1966年4月,木川田就任首相咨询机关经济审议会会长。产研另一骨干 守笃也获得这个审议会的企划专门委员会委员长的地位,负责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67-1971年度)》。财界直接操作制定决定日本经济秩序的政策,以实现建立新秩序的目的。

  在这方面,新日铁诞生的例子最为典型。1968年4月17日,日本《每日新闻》披露八幡和富士两家钢铁企业计划合并的消息,引起日本国内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这一计划遭到了直属内阁总理的反垄断机构“公正交易委员会”的强烈反对。委员会认为两家企业合并会阻碍行业竞争。

  代表产研的中山委员会(以中山素平为委员长,有财界调查机关之称)发表《我国产业的改组》,提出对钢铁、汽车、合成纤维、石油化学、工作母机等战略工业,进行大胆的合并,同时声称为了与国际大企业竞争,日本应该容忍寡头垄断。这一大企业理论在产研内部得到了大力支持,产研会员中有很多都来自垄断财团企业,如藤野忠次郎(三菱商事)、水上达三(三井物产)、土光敏夫(石川岛播磨)、河野文彦(三菱重工)等。

  以中山为委员长的产研钢铁问题专门委员会,在八幡和富士合并计划公开后不久表示:“即使八幡与富士合并了,也不会发生竞争过小的弊害”,清楚地表明其支持的立场。

  由此,产研代表的财 界与公正交易委员会代表的政界围绕该合并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终,财界以对部分产品暂缓垄断性重组为代价,换取了政界对合并案整体的接受。

  维护大企业利益

  维护大企业、大财团的利益,是财界团体的基本任务之一。在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1970年底工人运动春季斗争开始前用实力扼杀所谓“大川报告”的事情。

  上世纪60年代末,日本工资上升率达到了从来没有过的高度,其中1970年更是达到了18.1%的历史高度。对于一心想限制工资上升的大企业经营者来说,“不景气”和“物价上涨”的可以大家利用的素材,他们打算强调物价上升和增加工资的恶性循环,以牵制春季斗争带来的工资大幅增长。

  1970年12月,一桥大学教授大川一司在经济团体记者会上发表《关于经济增长与物价、工资的基本分析》的报告,否定了财界鼓吹的“工资与物价的恶性循环”理论,并且不赞成限制工资的国民所得政策。大川此举大大触怒了各位财界首脑,于是这一耗时2年完成的研究报告,在财界的压力下一夜之间就被束之高阁。

  如果说“大川报告”事件表现了财界对舆论影响,“第三次降低公定利率”则反映了财界以实力推动政界行动的例子。

  1960年代,关于是否进行日本战后第三次公定利率的调整,从大藏省到日本银行、经济企划厅,一致认为没有降低的必要,调整措施也被搁置。但是,当时的日本财界第一人物、新日铁董事长永野重雄坚持降低公定利率。于是,永野参与的产研开始对政界施加强大的压力。当时被视为自民党下届总裁当然候补的福田赳夫,出于对自身政治生命的考虑,向产研代表的财界妥协,通过了降低利率的决定。

  1971年5月7日,日本银行临时政策委员会决定降低公定利率的商业期票贴现。

  商人幕府

  日本财界的领袖级人物永野重雄曾对财界人士下过一个定义:“自己不能搞政治就派代理人去搞。有这种力量的就是财界人。”在政治家看来,这话未免太傲慢,但实际上这个定义尤其真实性,是不能否认的。日本的政财两界关系正如永野所言,财界成为了事实上主导日本社会经济的“商人幕府”。

  佐藤荣作在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前,产研首脑们表达了大力支持,产研的永野表示:“在此激烈动荡的时期,首相如没有统率力量是很不好的。佐藤先生有着实际成绩,这一点可以放心。”这话传到政界以后,领会这个意图的自民党副总裁川岛正次郎立即着手调整党内意见,迅速巩固佐藤的地位。与此相比,1955年鸠山政权的倒台,则是由于时任经团联会长的石坂等财界主流的极力反对。

  在扶持代理人之外,财界的实力派人物还往往亲自上阵。以产研为例,上世纪70年代的24名成员,无一例外都进入政府决策机构或咨询机构中任职。与以往的旧财阀和旧财界团体相比,产研一改“远距离操纵”的方式,转为直接上阵操作政策的制定和修改。因此组织化的产研与其说是影响政界政策,不如说他们已经和政界一体化了。

  来源:中国经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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