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各个击破 压制一切独立的发展力量
Europe，Japan and a Response to the Oil Shock
英美精心设计的石油美元体系，席卷了世界各地的财富。围绕着控制与反控制，欧洲共同体、不结盟运动以及其他国家与英美金融集团之间展开了一场持久、血腥而不见硝烟的战争。
深受石油危机之害的发展中国家
虽然1974年石油价格暴涨对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金融冲击，但到1975年下半年，部分地区的工业已经开始恢复发展，尽管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但还是回归到了原有的发展道路上。1974年的石油冲击为达成英美彼尔德伯格集团的某些目标提供了保证，但是，全球工业发展的指标并没有完全朝着令他们满意的方向改变。他们想长期支配世界经济的战略构想仍然面临致命的威胁。
世界钢铁产量以及航运贸易量，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健康状况提供了明显的衡量指标。20世纪50年代初，全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开始重建，以公吨计算的世界粗钢产量开始稳步上升。钢铁的产量，直到今天都是用来评价一个国家经济的总体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不像现在比较时髦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它衡量的是价格水平，而不考虑该经济活动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举个例子来说，对于一项经济活动，GNP并不管你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在拉斯维加斯赌场中的赌博消费。而以公吨计算的钢铁产量是无法造假的。此外，钢铁还是运输、建筑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
西方世界，包括发展中国家，钢铁产量从1950年的不到1.75亿吨稳步上升到了1974年受石油危机影响时的差不多5亿吨峰值。钢铁产业同时也是能源最密集的产业之一。在石油危机之后的两三年里，世界钢铁产量反映了经济所受到的影响，从1974-1975年的钢产量高峰期迅速滑落了几乎15个百分点。但是从1976年起，钢铁产量又开始稳步爬升。
世界海运贸易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作为对1974年石油冲击和世界经济严重滑坡的反应，海运总量急剧下降，但是在1977-1978年又得到缓慢稳固的恢复。1975年见证了从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的世界贸易大幅下降，降幅达6个百分点，但是后来还是得到缓慢复苏。International Iron and Steel Institute World Steelin Figures Brussels，1991；Fernley’s World Shipping(annual reports)
然而，战后没能从金融和通货膨胀的大冲击中恢复过来的地区之一是那些南半球的欠发达国家，尤其是石油不能自给的国家。整个20世纪60年代，对绝大部分发展中地区来说，石油危机意味着发展的结束，金融业和农业也无法改进，使很多地区人们改善生活的希望落空。
似乎祸不单行，此次石油危机在1974-1975年间正好与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全球干旱不期而遇，农作物严重歉收，特别是在非洲、南美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石油危机的经济影响达到最大。当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面临饥荒，由于急需从美国和西欧进口比以往更多的谷物和其他食物，又无法负担食品进口增长所需的资金，更谈不上为应对石油冲击提供资金了。
英美在1971年8月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及后来强迫油价暴涨四倍，给世界上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地区的人民带来了灾难。
意大利银行董事长贵多•卡里指出，在当时，“人们越来越对银行怀有敌意……不信任的感觉是从人们确信商业银行对货币的主导权太大开始的。”卡里于1976年初在一次对银行界同仁们的演讲中描述了石油冲击对世界金融的影响。在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和浮动汇率的情况下，新的油价造成了世界性的通货短缺。“国际通货短缺是由银行造成的”，卡里指出，“而且很大一部分是由美国银行通过它们的海外机构造成的。”
卡里评论道，有人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对某些人的“邪恶企图的验证”，这些人躲在后台，推动建立所谓新的与黄金兑换无关的美元货币秩序，“黄金与金融体系的脱钩，而且未能用官方认可的工具取代，证实了这是一种为强化美国银行的主导地位而设计的恶意图谋”。Guido Carli “Why Banks are Unpopular ”Lecture to the Per Jacobsson Foundation Stockholm，June 12，1976
确实有人认为这是恶意的。到1975年，工业化国家从最初的石油冲击中得到一定的缓慢恢复，然而，由于石油价格上涨四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总体状况进一步恶化。发展中国家常规项目的总赤字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平均每年约60亿美元上升到1974年的每年超过260亿美元(又一次上涨四倍，与油价上涨倍数相等)，到1976年又上升到无法承受的七倍——420亿美元。这些赤字绝大多数发生在处于发展中地区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也是世界上最低的。
在无法从世界银行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私人银行借到更多钱的威胁下，这些欠发达国家被迫将本应用于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宝贵资金用来减少贸易赤字。她们必须支付石油进口所需的费用，而且是用美元，但是她们的原材料出口收入却在1974-1975年间的全球不景气中急剧下降。
在彼尔德伯格集团“石油美元再循环”战略下，美国和欧洲的私人银行开始打开向这些国家借钱的突破口，但是它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平衡”那些由英美造成的石油冲击废墟中残留下来的账号，而不是为建设必要的生产基础设施或技术发展提供资金。这些私人的石油美元贷款来自以伦敦为基地的美国和英国的欧洲美元银行。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其他国家的石油收入，是用美元支付的，而且这些美元被输送和“引导”向海外的伦敦欧洲美元银行，由这些银行再借给那些在石油危机中受到伤害的发展中国家。
基
作为沙特阿拉伯货币局局长，大卫•马尔福德是确保沙特当局“明智地”利用其新的金融横财的关键人物。为了让马尔福德先生的角色轻松一点，与埃克森公司和参与到沙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ARAMCO)里面的美方石油公司联系密切的纽约花旗银行，令人费解地成为当时能够在沙特开展业务的唯一全外资银行。毫不奇怪，1974年，整整70%的欧佩克石油剩余收益被投资到境外的股票、债券、不动产或其他领域。在这总计570亿美元的巨额资产中，有60%以上直接进入到美国和英国的金融机构。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Annual Report Basle，June 1976
早在
到1974年12月，尽管沙特政府和华盛顿都严格保守了秘密，但这种合作的性质是比较清楚的。美国财政部在利雅得与沙特阿拉伯货币局签署了一项协议，此协议的任务是为了“通过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与(美国)财政部借贷业务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在此安排之下，沙特阿拉伯货币局将购买持有期至少为一年的美国财政部新的有价证券”。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杰克•贝内特对此作出了说明；他后来成为埃克森公司的董事。对这些两个月以前达成的协定进行解释的贝内特备忘录，标注的日期为1975年2月，并全文报送国务卿基辛格。Reproduced in full i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Review Vol 20，no 6，January 1991 Letter of Jack F Bennett to Henry Kissinger，February 1975 ‘Subject：Special Arrangements for Purchase of U S Government Securities by the Saudi Arabian Government’
其中，杰克•贝内特的职业生涯是值得注意的。1971年，他被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从埃克森公司借来工作，任务是帮助保罗•沃克尔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石油美元”货币体系中可能产生的金融问题，并停止使用金本位。经过1973-1975年石油危机并成功建立石油美元循环体系之后，贝内特又回到了埃克森公司。与此情况很类似，1971年，维克托•罗斯切尔德离开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战略研究部门领导岗位，去领导直属于英国首相的中央政策评估组。在这一岗位上，他对英国的能源政策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因为他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就很“幸运地”预测到石油价格的上涨。这一时期，他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基辛格保持联系。。
对于不了解英美在波斯湾利益发展史的人来说，对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这一系列协议真正感到震惊的是，欧佩克石油国家只接受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结算货币，这是一项排他性政策；只是美元，不是德国马克，也不是日元、法国法郎或是瑞士法郎，尽管它们都有明确的价值。
用美元给石油定价，最初是二战以后美国主要石油公司和纽约的银行家们推出的一个作法。在1974年初石油危机之后，为了满足石油进口的需求，主要欧洲国家都启动了与阿拉伯石油供应国的认真谈判，确保长期石油购买合同，她们打算用本国货币来支付——这是一个极其明智的举动，因为这可以大幅降低石油冲击对欧洲的影响，这对欧佩克来说非同寻常。德国或者法国本来可以更加容易地使用她们的货币——德国马克或法郎——来确保支付石油进口费用，而不需要购买美元来换取同样的石油。更令人好奇的是，欧佩克的部长们在1975年开会同意接受美元作为石油出口的唯一支付货币，其余货币概不接受，就连英镑也不行。
这样的安排，不用解释，事实上证明对美国美元和纽约的金融机构以及伦敦欧洲美元市场具有极大的价值。整个世界被迫不断地购买大量美元，来支付它们至关重要的石油进口。更不寻常的是，即使在接下来的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美元螺旋式的涨跌使欧佩克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这种美元定价协议依旧保持了它的影响力。
这些石油美元在伦敦和纽约受到引导的循环的一个后果，是使得美国的银行成为世界银行业的巨头，同样也使它们的客户——“七姊妹”石油跨国集团成为世界工业的巨头。英、美石油和银行业的联合，压倒性地打破了一般企业的平衡，以至于它们的影响和权力看起来变得不可战胜。
通过美国财政部和大卫•马尔福德的行动，以及欧佩克奇怪的美元定价规定与沙特的美国-沙特联合协定等秘密安排，华盛顿和纽约的银行有效地将它们已经有缺陷的战后布雷顿森林黄金交易体系转换成了一种新的、极度不稳定的以石油为基础的美元交易体系，这个体系不像黄金交易体系那样可以通过它们的算计来控制。基辛格和纽约及伦敦的金融界有效地将战后世界旧黄金交易标准替换成了他们自己的“石油美元标准。”
说到底，究竟是谁真正控制着欧佩克呢？只有在政治上天真的人才会相信阿拉伯国家会突然获得允许在关乎英国和美国重要利益的问题上独立行事。如果真的认为石油冲击是一件致命的事情的话，华盛顿会有很多的办法让欧佩克把油价恢复到合理的水平。他们要的就是高油价，而且他们需要的就是让欧佩克来背黑锅。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种储备货币——英镑和美元——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美元新秩序中保持了它们的中心地位。英镑可以通过对北海石油的大量开采轻松获利，也可以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及时从油价膨胀四倍中受益。英镑被公认为“石油货币”。
美元也是通过上述途径获利的。显然，1973年5月彼尔德伯格集团在索尔茨约巴登会议上的谋划就已经算计好了谁赢谁输。对他们来说，不管怎样人为制造油价暴涨，都只是一种操纵世界经济的方式，它确实造成了全世界整体财富向极少数国家转移的空前后果。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亚当•斯密的市场“魔力”还有什么意思呢？
如果把这些方式看成是老式黑手党“保护伞”游戏的一种不正当变通，似乎就可以理解了。通过操纵政治事件使油价上涨四倍的英美利益集团，把目标转向了那些石油冲击的受害国，“主动”借给她们石油美元来资助她们购买昂贵的石油和其他至关重要的进口货物——当然，这些都是要用极高的价格才能买得到的。
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的工业和农业发展，以及居住在欠发达地区人们的生活，深受英美石油政策之害。石油美元只是用来填补赤字，而不是用来资助建设新的基础设施，以发展农业和提高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整个1975年，英美自由派的政策机构——纽约的外交关系理事会——在纽约律师赛勒斯•万斯的指导下，草拟了一系列为20世纪80年代设计的政策蓝图，就像50年代后期经济大萧条转折点时所做的一样。在考虑未来全球货币秩序时，理事会声称，“世界经济中一定程度的‘有控制的解体’对80年代来说是一个合理的目标。”但是，正在解体的是传统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整体结构，这在发展中地区尤为明显。Fred Hirshetal Alternatives to Monetary Disorder Councilon Foreign Relations 1980s project McGraw-Hill，1977 p 55
在接下来的8月份，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85个国家的首脑和所谓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的政府要员在主办国总理斯里马沃•班达拉奈克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的领袖中，包括印度的英•甘地和众多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首脑，包括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的政府首脑和要员。
不结盟运动
科伦坡会议在短暂的奏乐声中开始。它与无休止争论、充满花言巧语的许多前殖民地国家会议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班达拉奈克总理是一位经验丰富到的政治家，她在早期与英国和美国殖民者的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在60年代早期又刚刚没收了英国和美国的石油公司，因此，她决定将8月的峰会开成对不断恶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进行干预的会议。基辛格搞的石油危机已经造成了这种恶化不仅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在尝试寻找一种替代办法，缓解20世纪70年代石油冲击的债务压力。在1977年初发表的建议中，日本三菱研究所所长中岛政喜提议建立一个他所谓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他建议：
石油危机之后的这些年里，受到世界经济衰退的困扰，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在寻找摆脱危机的办法。这里建议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就是日本考虑的一种承担国际责任的概念……这个建议将使这个国家产生5000多亿美元的需求……假定所有工业化国家和石油生产国互相配合……瞄准开发新的能源和增加粮食产量……实施这里提出的各种“超级项目”，一定会导致对制造业需求的平衡增长……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将替代军火生产……现在是人们坚持一个富有想象力和长远目标的时候了。
所长中岛政喜列出的大项目单子里包括了绿化撒哈拉沙漠，用于农业生产；喜马拉雅山脉水利灌溉工程；在乍得和刚果修建中非湖；在南美建造系列水坝。在日本工业联盟的支持下，1990年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对所长中岛政喜的建议进行了讨论。。
科伦坡会议在
宣言中，提到了自1973年石油冲击发生以来已经接近翻番的外债负担，以及原材料出口贸易条件灾难性的恶化。宣言提出了建立一种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几个具体步骤。
宣言正确地指出，现有秩序已经崩溃，而且它也是导致限制性的保护主义政策、萧条、通胀和失业的原因。因此，宣言主张：“对国际贸易体系进行根本性的重组，以改善贸易条件……对工业生产进行世界性的重组，让发展中国家以更加优惠的条件获得工业产品和技术转移。”在提到现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混乱情况时，宣言提到了“汇率浮动的无政府状态”，主张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一次彻底的修改，以确保将足够的投资资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是，从纽约和伦敦金融机构的观点看，科伦坡宣言最让人担忧的一个方面，是呼吁对“公共债务问题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对那些最不发达和受到严重影响的国家)”。外债这个爆炸性的问题第一次摆到了谈判桌上，这不是由一国政府提出，而是85个国家的集体行动。
班达拉奈克领导的斯里兰卡(前英国殖民地)和英•甘地总理领导的印度为在大会上进行85个国家参与的辩论仔细准备好了议程，并与另外一个位于南美洲东北岸的前英国殖民地国家圭亚那达成一致。圭亚那在科伦坡会议上的主要谈判代表是外交部长弗雷德里克•威尔斯。值得注意的是，三个新独立的前英国殖民地国家领导人领导了科伦坡倡议，该倡议主张并创建了一个新的联盟，这一联盟很可能把工业化和发展问题提上优先考虑的日程。
对不结盟倡议来说，最重要的是确定了下一步行动计划。一个月后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年度大会将是一个论坛，在这个论坛上，她们将向全世界提出她们的建议。1976年9月末，威尔斯被指派作为科伦坡会议的代表。在小心翼翼地宣布与战后两大超级大国集团“不结盟”之后，威尔斯继续向大会代表宣布近期通过的科伦坡宣言。
在过去的那些年里，为了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不断地进行尝试，这也符合工业化国家经济安全的利益，说到这里，威尔斯扔下了一颗政治炸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必须为其他可供选择的组织机构留有发展的空间，比如各类国际开发银行，这类机构的目的不是欧洲的恢复和重建，也不是为了市场经济发展而设置的优惠协议，而是对不平等的全球经济体系统中的收益进行公平分配。
威尔斯总结说：
沉重的债务和偿债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正如在科伦坡会议中提到的，如果不采取某些形式的债务调整或延期偿还，发展中国家就没有能力满足最基本的要求。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反对通过“一事一议”分裂我们的企图。我们决不允许让我们的子孙替我们背负沉重的债务包袱和毁灭性的债务偿还。延期偿付债务的时候到了。
科伦坡宣言和联合国宣言相结合产生的影响是直接的。在华尔街，交易商们开始讨论起“信心危机”。美国银行的股价开始下滑，特别是那些参与欧洲美元市场、把钱大量借给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花旗银行、摩根担保银行、银行家托拉斯和大通曼哈顿银行。联邦储备银行被迫进行干预，支持不断下滑的美元。发展中国家对美元债务协调一致的行动暗示，已经把这场冲击渗透到了整个金融体系。
但是，威尔斯代表85个不结盟国家在当年秋天的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科伦坡解决方案，只是某个可能正在迅速形成的联盟的一部分，即主要产油国与某些欧洲工业国家(可能还有日本)形成的联盟——这是一种从没有过的，能对英、美布雷顿森林体系秩序发起决定性挑战的联合。
回顾1976年发生的事件，威尔斯若干年后告诉本书作者：
当人们知道什么是第三世界时，约80%的人类生活在超级大国的对立一方，他们为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加工经济提供原材料，而且努力想成为第一世界市场经济中的延伸市场。
然而，当时第三世界的政治家们对他们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政治独立仅仅只是增长和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实质性步骤。他们寻求普遍的科技进步，这些技术进步应当与农业的多元化和能够促进工业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关联起来，从而弥补三个世界之间的巨大差距。
威尔斯继续解释了如何实现上述行动：
由英国和法国领导的第一世界经济理论家认为，第三世界的出口收入将决定她们发展的快慢和质量，而且，当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不尽如人意时，就应当求助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其机制建立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意，而且要接受该组织的一系列苛刻甚至粗暴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的依据。
这就是1976年斯里兰卡科伦坡不结盟国家峰会的背景。世界在呼唤一种新的基金机构——国际资源银行——来替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公平的新殖民主义。同时，还呼吁减少第三世界国家对英国、法国和美国经济的纵向和结构性依赖，增加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横向联系，并呼吁建立地区性的关税同盟或海关联盟，以保护第三世界工业，并呼吁开展技术转让，以缓解不发达国家的严酷形势。
联合国被选定为期待中即将出现的全球合作新时代的舞台。这些期待从没有实现过。第三世界的杰出倡导者们一个接一个地在他们各自的国内斗争中被赶下了台，而且他们之间的团结被惯用的“各个击破”原则破坏殆尽。出口收益和进口价格仍被操纵，造成巨大的收支缺口，第三世界国家被告知，在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许可之前，任何国家或私人机构不得预付任何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以货币贬值为基础的紧缩计划，这增加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苦难；它应对疾病的蔓延负直接责任，还怂恿了毒品的种植，因为这些不幸的国家追求来钱快的经济作物，以此作为医治她们捉襟见肘的财务状况的万应灵药。
关于第三世界的石油出口国，威尔斯继续补充道：
第三世界在经济领域中唯一受欢迎的原材料就是石油了，但大部分的石油储量都集中在中东。对阿拉伯国家之间和阿以冲突的操纵，加上灌输对赢得威望的项目的偏好，不切实际地追求好项目，意味着第三世界石油储量无法成为第三世界发展的推动因素。通货膨胀和饥荒在一个又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接连发生。由于相伴而来的是低寿命和高婴儿死亡率。坎宁和卡苏里、皮特和狄斯雷里均为殖民主义时期的英国首相或高官。——译者
旧秩序依然如故
这里应该提一提英国19世纪外交大臣卡苏里的方法，这位英国外交艺术大师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运用了均势外交，那位利用美国政府和情报系统的权力和经济影响力，打击1976年科伦坡会议的倡议人——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正是卡苏里的一位虔诚的信徒。
当欧共体的外长们在1976年开会讨论与不结盟运动国家开展合作的可能性时，基辛格给与会代表发了一封电报，警告说：
美国认为，工业化国家加强与世界经济合作大会(也是南北大会)和欧佩克之间的联系是危险的。许多欧佩克成员国的发言人希望公开澄清，油价的最终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工业化国家向世界经济合作大会的让步。这样将造成我们想要的(与欧佩克国家的)联系向相反方向发展，从而使欧佩克国家与其他不发达国家的关系得到加强。
基辛格遮遮掩掩的威胁，成功地干扰了欧洲国家对欧佩克和不结盟运动国家的任何可能的支持。亲自参与了这些谈判的外交官们称，当时对合作最开放和响应最积极的两个国家就是意大利和联邦德国。
科伦坡不结盟宣言的主要战略家们，在数月内就都被迫下台了。按基辛格的话说，这也是“一事一议”。在印度，总理英•甘地被迫参加1977年2月的选举，而在选举过程中，以贾格基万•拉姆为首的几个国大党重要人物公开变节，决定与激进的人民党成立一个新的反对党联盟。争论的关键问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的国内紧缩政策。同年3月，也就是不结盟运动在联合国发表宣言后不到六个月，甘地下台。1月初，在斯里兰卡，一个与工会有联系的由“托洛茨基分子”领导的政党发起了一轮罢工，使得班达拉奈克夫人执政的自由党和整个国家陷入瘫痪，传闻该党与英美情报机构有密切的关系。当时，班达拉奈克作出的恢复秩序的努力毫无作用，她指控有“外国势力干预”。到1977年5月，班达拉奈克被迫下台。
根据熟悉情况的外交情报来源，每一次的权力更迭都有基辛格插手。观察家称，“这也是与英国人密切合作的结果”。“要知道，英国人是非常狡猾的。他们很乐意让美国在前面干脏活和背黑锅，而他们自己却小心翼翼地躲在后面行动。这种事情不像是吉姆•卡拉汉这样的人干的。而只有“查达姆之家”里面诸如迈克尔•霍华德、赛西尔这样的人和军情五处这样的情报圈子里的人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反对科伦坡。”关于基辛格承认在他担任国务卿期间与英国外交办公室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详见本书第9章的相关注释。
很显然，第三世界针对英美秩序和反抗英美通过石油美元向全球征税的斗争被镇压了。伦敦和纽约的主要欧洲美元银行开启了防洪闸，借更多的钱给选定的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严厉条款的第三世界国家，来弥补后者的石油赤字。
和平利用原子能反而成为干涉内政的借口
但是，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从主要欧洲国家和日本向特定的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存在进一步采取更加有力、更具决定性作用的行动的可能性。当科伦坡前线实质上失守时，南北经济合作的观念正以戏剧性的新方式产生实质结果。
1975年末，巴西政府与德国施密特政府达成了一项关于建设核电站、浓缩燃料设备和相关技术的协议，与德国核反应堆制造商KWU签订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核能合同。德国将以“交钥匙”方式建设八座核电反应堆，以及包括浓缩设备在内的全套核燃料循环设施。此项工程预计在1990年之前完成，总耗资达50亿美元。欧洲的铀浓缩集团尤伦科公司将在初期提供铀燃料。1975年，巴西还与法国签订了25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建设试验性快速核反应堆。华盛顿采取一切办法迫使德国和巴西取消这个项目。如果此计划付诸实施，巴西将成为能源上不受英美控制的国家，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摆脱英美的石油勒索。
墨西哥，在20世纪70年代还不算一个重要的石油出口国，但出于明显的经济原因，也决定发展核电，作为其快速工业化计划的一部分。这样，它的石油“遗产”就可以用在其他方面，例如赚取出口美元。在初期的核能计划中，墨西哥与日本三菱公司和德国西门子公司签订了合同。1975年，石油危机初期，墨西哥国家能源委员会决定，燃烧碳氢化合物发电是一种浪费和效率低下的方式。随即他们宣布在20年内建设15座新核电反应堆的计划。
在布托总理领导下的巴基斯坦政府以加快小规模核能计划的方式回应了1974年的石油危机。为了追寻独立的国家发展政策，布托带领巴基斯坦退出了英联邦。
布托政府与法国就在巴基斯坦建设燃料浓缩设施问题进行了谈判，谈判在1976年3月终结。巴基斯坦正在成为一个有说服力的说客，游说所有中东国家，让她们相信除石油资源以外，发展核能最重要。1976年8月，美国国务院和基辛格本人开始对法国和巴基斯坦施压，目的是让她们的交易流产，并声称这显露了发展核武器的野心。尽管巴基斯坦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批准，认为其有足够的安全监督人员来保证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但还是于事无补。据巴基斯坦方面称，这一年年初，在拉合尔，基辛格直接威胁道：如果布托不放弃与法国的核再处理项目谈判，那么“他将使巴基斯坦成为恐怖的榜样”。
1977年，齐亚哈克将军领导的政变推翻了布托政府。在被处以绞刑之前，布托控诉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是此次政变的幕后黑手，因为他坚持发展巴基斯坦独立的核能计划。行刑前，布托在狱中写下的自辩书称：
作为美国的国务卿，亨利•基
齐亚哈克将军放弃了布托的独立外交政策，迅速投入了华盛顿的怀抱。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军事援助。
但是，发展中国家在1974年石油危机初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核能举动，绝对是来自伊朗国王。伊朗国王的上台，归功于1953年英美情报机构策划的一次政变，那次政变推翻了民族主义者摩萨台政府，恢复了亲美的君主政体。伊朗国王看起来是一位对美国20多年来军事和其他援助充满感激的接受者。在1974年1月的欧佩克大会上，他甚至同意基辛格关于欧佩克基准油价上涨到11.65美元/桶的主张。
但是，随着新的石油收益越来越多地流入美国财政部，伊朗国王看到了实现古老梦想的机会。伊朗可以用石油财富建立世界上最现代化的能源基础设施之一，在核能发电的基础上，它将改变整个近东地区对电力和其他能源的需求。
到1978年，伊朗制定了世界上第四大，第三世界国家第一大的核能计划。伊朗国王的计划主张在1995年以前安装20座核能反应堆，提供总量为23兆千瓦的电力。伊朗国王认为，核电是改变伊朗对汽油的依赖、使能源更加多样化的一种合理方式，而且也是抵抗华盛顿和伦敦使伊朗的石油美元流向纽约和伦敦银行的一种方式。
伊朗国王发展核能计划的主要伙伴是法国和德国。早在1974年，伊朗就已经和法国签订了一项建设五座核反应堆和一座核能研究中心的临时协定。此项协定在1975年扩充至建设八座总耗资为86亿美元的反应堆。另外，伊朗购买了法国在特立卡斯坦正在兴建的铀浓缩设施10%的股份，还给这项设施的建设提供了10亿美元的贷款。
1976年，伊朗和德国的核能公司KWU签订了一项总额为78亿德国马克的合同，建设两座核反应堆和基础设施。接下来在1977年，又签订了一项提供另外四座总耗资为190亿德国马克的反应堆协议。除此之外，以国王的名义，伊朗对主要的欧洲工业公司进行投资，包括在德国克虏伯公司参股25%，并投资法国的核浓缩设施。伊朗与欧洲大陆的经济联系正在大幅增加。那个时期，在卡特总统严厉的反核政策下，美国并没有参与出口核反应堆技术，而且一直在努力封锁德国和法国的交易。
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无论是西欧还是发展中地区，在每一个国家，核能设施正逐步成为除石油外增长最快的能源基础设施。
“危险”的欧洲新生力量
1975年4月，由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大卫•洛克菲勒和彼尔德伯格集团创始人乔治•波尔组织的一次私人内部会议在东京举行，精心挑选的政策发言人在会上讨论了一项特殊计划。华尔伯格银行董事长洛尔勋爵和英格兰银行的一位董事出席了会议；大卫•奥姆斯比•戈尔、哈莱赫勋爵也出席了会议，其中哈莱赫勋爵在关键的60年代肯尼迪时期担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巴克莱银行董事长安东尼•图克先生也参与了那年4月的东京秘密讨论；克罗墨伯爵、乔治•巴林也同时与会，乔治•巴林与纽约的摩根信托担保银行和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基辛格的石油冲击时期，巴林还是驻华盛顿的大使，当时美国国务卿对其与英国外交部政策非同寻常的紧密协调是比较认可的)。在东京重要谈话会议中出席的还有皇家荷兰壳牌公司董事局主席约翰•劳顿，他也是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银行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
在4月洛克菲勒新成立的三边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国务卿基辛格和共和党政府对世界其他国家继续推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
一百多位有影响力的政策制定者表示关心，认为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不管是欧洲、发展中国家还是欧佩克国家，基辛格将她们一个又一个地孤立起来，为的是“各个击破”，并把欧佩克描绘成破坏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坏蛋，让它为彼尔德伯格集团1973年的石油政策背黑锅。
到了1975年，基辛格赤裸裸的“暴徒式”国际外交手段十分危险，正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有必要树立一个新“形象”，来说服全世界相信仍需要维持美国的霸权。因此，4月在东京的三边委员会议上，也就是离1976年美国总统大选还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洛克菲勒向他那些有影响的国际友人介绍了一位成为下届美国总统的人。这位来自佐治亚州小镇、喜欢人们称他为吉米•卡特的花生种植者，即使是在美国也默默无闻，更不要提外国了。关于建立三边委员会的背景，请参见本书第9章注释。这一机构成立之初受到比德伯格集团的多方影响，比德伯格集团是在西欧推行盎格鲁-撒克逊政策的工具。三边委员会试图适应变化了的地缘政治版图，这就是日本已经成为国际经济的巨人。北美、欧洲和日本三足鼎立。在欧洲，这是一个由各派组成的混合集团，包括了德国的拉姆斯朵夫伯爵。许多三边委员会的欧洲成员长期以来都是洛克菲勒的好友，全部都是他战争期间的欧洲商业网的老成员。在亨利•基辛格与民主党候选人大卫•洛克菲勒的门徒卡特之间没有根本的政策分歧，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佐证。基辛格离开政府后，洛克菲勒提名他担任大通曼哈顿银行咨询委员会委员，在布热津斯基主理卡特的美国外交政策之时，又提名基辛格接替布热津斯基担任三边委员会执行主任。
在1975年东京会议露面之后，《纽约时报》等自由派媒体集团为卡特打造了不同寻常的公共关系形象，他被吹捧为美国“新南方”充满活力的代表。1976年11月，尽管在选举中被怀疑有违规行为，卡特还是成了美国总统。
卡特让许多三边委员会成员成为他的顾问，以至于人们给了他一个“三边总统”的称号。不光是他的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就连他本人也是三边组织的秘密骨干成员。还有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国务卿塞鲁斯•万斯、财政部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以及国务院高级官员理查德•库珀和瓦伦•克里斯托弗，都是这个三边俱乐部的成员。
卡特总统对外展示的执政形象是，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权”，“提倡协商，放弃对抗”。他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华盛顿权势集团的“圈外人”，但是，在卡特领导下的美国政府，连同他的选举委员会顾问们，推行的政策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美国世纪”。在“改革美国外交政策”的外衣下，卡特政府继续推行“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基本战略，这一战略是由基辛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根据“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200号”制定的。其目的是阻扰第三世界发展，推行“增长极限论”的后工业政策，用以维护美元霸权。为了证明对第三世界目标国家内政进行干涉的正当性，“人权”成了卡特政府的一个有力武器。
石油冲击之后时，产生了一个严重问题，威胁到新的英美“石油美元货币体系”。1974年，欧共体委员会就已经向其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提出建议，用黄金解决欧共体成员国内部的贸易结算余额，市场价标准为约150美元兑换
但是，欧洲的想法并不会自然消亡，而是与此相反。约翰•福尔斯特领导下的南非政府，其石油主要依赖进口，正在油价暴涨开始时艰难地维持着南非的经济稳定。同时，尽管在国内有着严厉的种族隔离制度，南非还是试探性地向非洲国家伸出了加强经济合作之手。
安哥拉富藏石油，但南非有安哥拉和其他非洲国家所需要的工业技术和基础设施。这个地区需要经济投资和对外贸易出口。1974年末，南非财政部长尼古拉斯•迪德里希对欧洲的辩论做出了响应，公开要求各国中央银行，把黄金价格重新定到市场水平。
我一直在向货币当局施压，应当允许中央银行之间以市场价格买卖黄金……中央银行金库里的黄金应被重新定价；而且将会有更多的钱支付给阿拉伯国家；其次，美元应贬值。
与此同时，德国和意大利启动了一个双边协议，在此协议下，黄金将作为德国贷款的抵押，价值为当前市场价格(150美元/盎司)的80%。很明显，就如何有效地利用黄金，使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美元标准之外的另一个标准，欧洲国家讨论这一问题的动力越来越大。
但是，这些加强欧洲大陆和南非贸易和经济联系的可能性遭到了破坏性的打击。在苏联和古巴的支持下，安哥拉马克思主义人民解放运动(MPLA)将安哥拉带入了与比勒陀利亚敌对的政权统治下。此外，美国官方的储备黄金不断地进行不公开销售，大量流入市场，极大地压制了世界金价，使南非至关重要的采矿业陷入不断加重的经济困境。随后，1976年5月，在南非的索维托镇发生了骚乱。凑巧的是，这次骚乱正好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南非的时间一致。南非警察在索维托对暴民残忍的镇压引起了国际上的政治反响，也使得南非与欧洲国家建立有效的经济联系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在随后的几个月，形势变得相对稳定以后，会谈继续进行；在任何稳定世界货币关系的行动中，让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出产国参与是至关重要的。
1977年7月，南非商业月刊《国际观点》发表了对联邦德国重要银行家，德累斯顿银行董事长儒尔根•庞托的采访报道。采访中，庞托阐述了他对解决整个南部非洲经济和种族危机的办法。庞托强调，欧洲必须在解决非洲危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为此，欧洲必须首先在与石油有关的经济危机之后，恢复她自身的经济秩序。为了做到这些，庞托谈道：
必须把建立稳定的货币体系放在优先位置；只要欧共体这样的虽然面积不大但经济上十分重要的地区首先动手，消除其自身的货币混乱，我们将会很快走上实现上述目标的正确道路。
庞托进一步阐述了欧洲经济发展对整个南部非洲的意义，包括让非洲富裕国家如南非、象牙海岸和阿尔及利亚帮助那些最穷的国家发展，“假如消除某些发展限制，她们可以为整个大陆生产足够的粮食，提供工作机会和教育机会”。庞托是南非财政部长尼古拉斯•迪德里希和其指定继任者罗伯特•斯密特的私人密友。更高级别的讨论显然已经在有影响力的欧洲银行业、工业与富含资源的南非政府之间继续展开。一个潜在的联合体正在浮现，这个联合体将改变整个英美世界的地缘政治布局，让纽约和伦敦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
然而这一年7月31日，在法兰克福，儒尔根•庞托被自称属于巴德尔-迈因霍夫帮的恐怖分子暗杀。数星期后，在科隆，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哈恩斯-马丁？施莱耶被同一个组织绑架并杀害。尽管刺客的踪迹指向东边，但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某些强大的西方国家情报系统在这两起暗杀事件里扮演了某种角色。在此次事件中，联邦德国陷入了政治混乱，而且恐惧还在蔓延，这在战后时期从未有过。与南非发展关系的可能性也随着庞托和施莱耶的被杀而消失。打破美元统治地位的尝试暂时告一段落。
围剿伊朗
采访中，庞托预测的一种可能确实发生了。1978年6月，由于在核能政策、国际货币政策、美元自由贬值和其他所有对欧洲大陆有重要意义的政策上，欧洲与卡特政府的摩擦和公开政策冲突日益增长，在法国和德国的倡议下，欧洲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进入建立欧洲货币区的第一阶段，这是第一次将欧洲大陆从美元体制冲击中摆脱出来的尝试。
德国总理施密特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提议，建立一个机构，使其作为欧洲货币体系(EMS)的第一阶段。在此体系中，九个欧共体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同意相互稳定它们的货币。随着欧共体内部商业贸易量持续增长，欧洲货币体系为保护欧洲内部贸易和货币关系提供了基础。
1979年初，欧洲货币体系开始远作，而且它在稳定欧洲货币方面的效果是明显的。但欧洲货币体系的前景令伦敦和华盛顿担忧。不祥的预兆显示，欧洲货币体系将成为世界货币的新种子，这样一来，必将威胁到当前“石油美元货币体系”的霸权地位。确实，当时的一位德国官员私下把新的欧洲货币体系比作“代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种子”。而且，当时的法国政府也这样公开评论。欧洲货币体系以每个成员国20%的黄金和美元储备作为启动资本，建立了一个欧洲货币基金，总价值约为350亿美元。另外，瑞士也在事实上将其货币与欧洲货币新体系联系起来。
早在1977年，德法两国政府就已经开始考虑与某些欧佩克产油国签订某种协议的可能性，在此协议之下，西欧国家将向欧佩克出口高科技，作为回报，欧佩克向西欧长期提供价格稳定的石油。在此协议下，欧佩克国家轮流将她们的财政盈余存入欧洲大陆的银行，而且这笔资金最终将进入欧洲货币体系，以此来建立一个基金，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工业发展。
伦敦对德法欧洲货币新体系概念的每一处都持反对意见。由于不能阻止此项计划的实施，伦敦拒绝加入这项新安排。伦敦金融界另有想法。
1978年9月在亚琛召开的德斯坦和施密特的首脑会谈中，德法两国达成了一项关于科技教育和核能合作协定。另外，德斯坦的法国民主联盟为欧洲大陆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一项总计1000亿美元的五年发展计划建议。1978年7月，卡特总统对波恩和西柏林进行了国事访问，只是增强了法国和德国追求独立政策的决心。
卡特政府制定的《核不扩散法案》并没有成功阻止施密特政府放弃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核技术的计划，法案的基础是基于和平利用原子能技术会带来核扩散威胁，这种论调本身就是错误的，完全站在英美石油和金融公司的战略立场上。
因此，尽管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就作了很多努力，在华盛顿和伦敦的政策制定者心里，以低于至高无上的美元价格来独立自主地发展工业和贸易，这一政策措施对美元霸主地位的“威胁”变得越来越真实。他们认为需要用更加猛烈的打击来动摇某些国家追求科技和工业进步的决心。
确实，他们下手也够狠的。
1978年11月，卡特总统任命彼尔德伯格集团的乔治•波尔领导白宫的伊朗特别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直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布热津斯基。波尔同时也是三边委员会的成员，他建议白宫取消对伊朗国王的支持，转向支持伊斯兰激进派阿亚图拉•霍梅尼领导的反对派。中情局的罗伯特•波威是此次由中情局领导的反国王政变行动的现场指挥官之一，在25年前，也是在他们的隐秘行动中国王才登上了权力的宝座。
他们的计划以对伊斯兰激进派的细致研究为基础；研究先由英国伊斯兰专家伯纳德•
针对伊朗国王的政变，就像1953年针对摩萨台的政变一样，由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策划，夸夸其谈的布热津斯基，骗取公众的“信任”，称这是为了帮助伊朗清除“腐败”，英国再次安然地躲在了后台。
整个1978年，国王领导的伊朗政府与英国石油公司关于修订已经有25年历史的石油开采协定的谈判一直在进行中。直到1978年10月，谈判破裂，破裂原因是英国要求对伊朗未来的石油输出拥有专有权，但又不保证一定会购买。显然，依赖英国控制的石油出口几近结束，伊朗似乎快要独立制定自己的石油销售政策了，这是自1953年以来的第一次，而且有像德国、法国、日本等急切的大买家。当年9月，伊朗刊物《可汗国际》在其社论中评论道：
回顾与(大英石油公司)财团之间25年的合作和之前50年的关系，伊朗并不满意……展望未来，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IOC)应该自己计划管理所有的经营事务。
通过拒绝购买伊朗的石油产品，英国当时正在勒索伊朗，并对其施加巨大的压力；英国当时每天只向伊朗购买约300万桶石油，但两国的协议是英国必须每天购买不少于500万桶。这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收益压力，并创造了一种环境，英美情报机构到处安插受过严格训练的煽动者，大肆煽动对国王的不满情绪。另外，在这个节骨眼上，石油工人的罢工使伊朗石油生产几乎瘫痪。
由于伊朗的国内经济麻烦不断，伊朗秘密警察的美国“安全”顾问实施了空前残酷的镇压政策，以最大限度地激起民众对国王的不满。与此同时，卡特政府不无恶意地开始对国王“践踏人权”提出抗议。
有报道说，依靠其对伊朗金融和银行业的巨大影响力，英国石油公司开始策划从伊朗撤资。BBC广播公司波斯语广播节目，将许多说波斯语的“通讯员”派往甚至是伊朗最偏僻的乡村，报道针对国王的抗议，大肆鼓吹反对政府的言论。当时BBC在伊朗内部给阿亚图拉-霍梅尼提供了足够的宣传平台。这个受英国政府控制的广播机构拒绝给国王平等的回应机会。国王本人对BBC不断的抗议并没有结果。英美情报机构继续着颠覆国王统治的行动。1979年1月，国王逃亡；2月，霍梅尼飞往德黑兰，宣布取代国王的政府。
几个月后，也就是国王去世前，他在流亡中记录道：
当时我并不知道——也许我并不想知道，但是，现在我很清楚——是美国想除掉我。显然，这也是那些美国国务院的人权鼓吹者想要的结果……我为什么要让白宫的前副国务卿乔治•波尔当伊朗的顾问呢？……波尔就是那些想遗弃我并最终遗弃我祖国的那些人中的一员1978年，伊朗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霍梅尼是英国的代理人。作为反应，神职人员组织暴力示威，导致后来国王的逃亡。详见：U S Library of Congress Country Studies，Iran The Coming of the Revolution December 1987 在驱逐伊朗国王的过程中，BBC波斯语广播所发挥的作用，在
随着伊朗国王的倒台和政权转向霍梅尼的拥护者，混乱开始滋生。到1979年5月，霍梅尼政府搁置了伊朗的核电发展计划，并且宣布取消与法国和德国的核反应堆建设计划。
伊朗对世界每天约300万桶的石油出口突然被切断。令人好奇的是，沙特的石油产量在1979年1月也每天消减了大约200万桶。为了给世界石油供应施加更大的压力，英国石油公司宣布，由于不可抗力，取消有关石油供应的合同。鹿特丹石油市场的价格受到英国石油和皇家壳牌公司这些最大的石油公司影响，在1979年急剧攀升。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的石油冲击全面开始。
所有这些都表明，在伦敦的极少数人和美国自由派权势集团的高层人物实际策划了伊朗的这次政变，他们决定对卡特总统隐瞒相关政策及其最终目的。接下来在美国发生的能源危机是卡特一年后竞选连任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全世界从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石油供应短缺。数月后，一项由美国审计总署进行的美国国会调查确认，沙特和科威特的现有产能可以在任何时候弥补每天500万-600万桶石油供给的临时性不足。
“七姊妹”石油跨国公司的石油储备量下降，造成了毁灭性的世界油价冲击，在某些等级的原油市场上，原油价格从1978年的约14美元/桶向天文数字般的40美元/桶的价格攀升。抢购石油的长队遍及美国，造成了普遍恐慌。1979年2月，卡特的能源部长和前中情局局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告知国会和媒体，伊朗石油不能供应世界市场的后果，比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预计更加严重”，这不仅没有对缓解紧张局势有所帮助，反而使之进一步恶化。Comptroller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Iranian Oil Cut off：Reduced Petroleum Supplies and Inadequate U S Government Response ’Report to Congress by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1979
为缓和国际关系，德、法两国曾希望与苏联发展更具合作性的贸易、经济和外交关系，但卡特政府三边委员会的外交政策进一步使德国和法国在欧洲作出的所有努力陷入混乱；而且许多苏联与西欧之间的能源协议也难以幸免。
卡特的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国务卿万斯施行了他们的“环形危机带”政策，将伊朗革命的不稳定因素扩散到整个苏联周边地区。横贯巴基斯坦到伊朗的伊斯兰区域，美国的行动造成了不稳定甚至更坏的结果。
接下来，布热津斯基开始打“中国牌”，1978年12月给予中国外交承认，同时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合法席位，允许中国获得美国的技术和军事援助。在1979年1月的一次峰会上，德国总理施密特向卡特总统提出强烈抗议，他认为，卡特的新“中国牌”政策会使莫斯科感到，北约正在以制造混乱和军事敌对的弧形带包围苏联，从而恶化本来就很脆弱的德苏关系。
1979年10月，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英美再次发起了新一轮的毁灭性的金融冲击。当年8月，在大卫•洛克菲勒和其他华尔街银行机构的建议下，卡特总统任命保罗•沃克尔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在1971年8月，他也曾是美元与黄金脱钩政策的主要策划者。沃克尔，这位洛克菲勒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前官员，当然也是洛克菲勒三边委员会的成员，成为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这个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中央银行的主席。
尽管40美元/桶的油价代表了美元地位戏剧性的提高，但是石油危机的规模，加上国际社会对卡特政府的无能越来越警觉，进一步造成了美元的弱势。从1978年初开始，美元兑德国马克和其他主要货币就已经下降了15个百分点。黄金价格迅速上涨，在1979年9月达到了创纪录的400美元兑换
纽约和伦敦的政策战略家接下来准备在石油危机之后实施马尔萨斯主义货币冲击，以使世界发展的天平向他们的利益倾斜。
1979年10月，沃克尔公布了联邦储备银行新的激进货币政策。他坚持认为，货币主义者最本质的办法就是“将通货膨胀挤出体系”，他以此欺骗震惊不已的国会和绝望的白宫。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迫切需要的货币，阻止工业增长走向死亡的轨道，从而使政治和经济权力重新回到美元的统治下。沃克尔给予国会的令人扫兴的解释是，“抑制货币和信贷的增长，并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是治理顽固的通货膨胀和通货膨胀预期的关键措施。”
沃克尔货币休克疗法的缺陷是，它从没有涉及到严重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自从1973年以来的两次石油价格冲击。石油危机使世界基础能源和运输成本在六年里上升了13倍。沃克尔坚持通过削减银行、消费者和整个经济的贷款来限制美国货币供给，也是经过盘算的欺诈行为。沃克尔完全清楚，就像每一个纽约和伦敦的主要银行都知道的一样，控制美国国内的美元供应对解决问题于事无补。沃克尔知道，他的行动对美国境外的5000多亿美元来说是没有多少控制力的，这些钱正在伦敦、开曼群岛和其他一些境外热钱天堂里循环。在1979年10月沃克尔施行他的货币休克疗法时，摩根信托担保银行计算出海外欧洲美元市场的总规模占美国国内货币供应量的57%。美国人将为疯狂的境外货币存量买单，尽管美国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沃克尔成功地达成了他的两个目标。美元在欧洲美元市场的利率从10%上升到了16%，在几周里，就在利率向20%逼近时，整个世界几乎无法相信。由于世界经济陷入了自30年代以来的低谷，通货膨胀确实正在被“挤出”。美元也开始了所谓不寻常的五年上升。
通过权势集团彻底“剪掉核玫瑰之花”的决定，石油危机和沃克尔休克疗法进一步得到加强，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核能资源替代对英美石油的依赖，这一令某些人担忧的趋势被阻止了。
自1977年以来，白宫施加强大的外交和法律压力并没有成功消除人们对核能的兴趣。但
哈利斯堡的三哩岛核能反应堆设施的2号单元发生了几乎不可能的一系列“事故”。后来调查显示，在事故发生之前，主要的阀门被人非法地关闭了，使得应急冷却水无法进入反应堆的蒸气发电系统。在15秒之内，紧急备份系统中止了核裂变过程。但是，一个设备操作员随后的操作违反了所有的操作程序，而且还关闭了冷却水进入反应堆的内核。接下来发生的细节在其他文献中有大量记录。
在整个哈利斯堡事件中，向世界媒体的消息发布受到了新成立的白宫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的控制。除非接受了该局审查，政府官员和核设施官员一律不准公开对媒体发表评论。根据三边委员会白宫顾问萨缪尔•亨廷顿的计划，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由总统执行令创立。令人好奇的是，该局是在
到1979年底，英美金融权势集团对世界经济和工业潜能的支配权，以一种从未想象过的方式被重新确认。对世界石油流通的控制，再一次成为他们特有的马尔萨斯政策招牌最有力的武器。从伊朗发生的混乱和沃克尔的美元冲击中，这些影响力巨大的政策主宰者，把他们自己看成是奥林巴斯山上的神。但是，在短短的十年里，他们脚下的“奥林巴斯山”将成为一座怒吼的活火山。
第十一章 不惜血本 建立“世界新秩序”
Imposing the
美英政府以邻为壑的金融和外交政策不仅没有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而且使第三世界陷入全面债务危机。为了应对国际国内日益恶化的经济局面，美国又一次把赌注押向了石油——入侵伊拉克。
“英国病人”越治病越重
在卡尔•马克思构建阶级斗争的概念之前，英国的自由主义者已经发展了社会的概念，在他们的社会概念中，他们给“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赋予了特殊的含义。19世纪，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的自由贸易政策，导致英国在1846年废除了保护性的《玉米法》，从此打开了粮食进口的闸门。进口粮食像洪水一样涌入，使得粮食价格下降，对国内生产造成毁灭性的冲击，正如此前已经指出的那样，导致了大多数英国民众的贫困和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少数人就是所谓的“上层阶级”。英国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就是为这个经济上不公平的过程进行辩解。
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吹鼓手是贵族沃尔特•李普曼。他为美国人定义了现代框架下的阶级社会。李普曼认为，社会应该被划分成精英和大众，精英领导大众，精英是由“有责任心的人”组成的“特殊阶级”，他们决定“国家利益”的构成，而大众主要是由无知的“公众”组成。精英将成为职业官僚，为私有权力和私有财产的利益服务。但是，精英们与私人财产支配权之间的关系从来不会向广大无知的公众透露，“因为他们不理解”。
李普曼认为，普通民众一定会有行使“民主”权利的幻想。而这一幻想必须由“有责任心”的社会精英来塑造，这个过程被命名为“制造同意”。早在保罗•沃尔克涉足华盛顿之前几十年，这一概念就已经由李普曼描述为“自由民主的政治哲学”。
随着1957年美国经济衰退这个拐点的到来，具有巨大权力的少数国际银行和跨国石油公司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纽约，它们以19世纪英帝国榜样为基础，开始了界定美国的“自由主义”的过程，这是一个进步的美国版自由主义模式。这个模式由金融贵族们定义，而不是由世袭贵族们定义。然而，随着美国东海岸自由权势集团(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美国金融和石油大财团聚集于此，形成了权力中心)制定的经济政策的结果日益显现，美国已经转变方向。美国，一个曾经是全世界大多数人心目中纯粹的自由国家，正一步一步地滑向自由的对立面。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这一过程正在加速，尽管她仍然保留了一张“自由”的美丽面孔。
20世纪70年代两次惊人的石油冲击和随后发生的恶性通货膨胀，创造了美国新的“土地贵族”。在危机过程中，那些拥有财产的人突然发现他们一夜暴富，成为百万富翁。而成为百万富翁的原因，根本就不是经营企业和投资制造业或科学发明，而仅仅是由于拥有土地和房产。
但是如果说石油冲击只是社会分化的开始，它使少数人财富增加，而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开始逐步下降，那么，
如果把这一政策看作是沃尔克的发明，那就大错特错了。数月前，这一政策就已经制定出来并且在英国得到了实施，沃尔克和他纽约银行界的亲密朋友，只是在美国引入了撒切尔政府的金融休克模式。他的这些朋友包括亲英的华尔街金融公司摩根信托担保公司的刘易斯•普雷斯顿。
1979年5月初，玛格利特•撒切尔击败工党对手詹姆斯•卡拉汉赢得了英国大选。竞选中，她极力鼓吹“抑制通货膨胀”。但是，撒切尔和聚集在她周围的现代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理论家们误导了消费者，他们声称，政府赤字开支是造成通货膨胀达18%的“罪魁祸首”，而不是伊朗国王垮台后油价上涨140%。
撒切尔政府主张，膨胀的价格只需简单地通过减少经济的货币供给，就可以得到降低，她认为，资金剩余的主要原因是持续的政府预算赤字。为了减少“资金的膨胀”，必须坚决削减政府开支。英格兰银行，作为对财政政策的补充，同时采取高利息政策限制信贷。可以预测，这一政策的结果是萧条，但却被称为“撒切尔革命”。
减少货币供应和提高利率，这就是撒切尔所做的一切。1979年6月，当选仅一个月，撒切尔政府的财政大臣杰弗里•豪爵士就开始了提高基本利率五个百分点的过程。在12个星期的时间里，银行利率从12%上升到17%。对企业和小业主来说，借款成本上升了42%，这是史无前例的。在现代史上，除了在战时经济紧急状态的情况下，从来没有哪个工业化国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经历了如此剧烈的震荡。
为维持利率的高水平，英格兰银行同时开始削减货币供给量。因无法支付贷款，企业破产，家庭无法买新房；撒切尔货币主义革命的结果是，能源、地铁、铁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最终停了下来。
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英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政府拥有英国雷莱德汽车集团、劳斯莱斯或许多其他企业(这些企业已经被拍卖给了私人投资者)，而是在公共基础设施的升级、培养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和科研开发上缺乏政府投资。在应对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动荡时，不是政府有错，而是政府政策有错。
在“治疗”英国经济病时，撒切尔的“经济革命”是个错误的药方。而伦敦金融城的国际利益集团和围绕在壳牌、BP周围的财大气粗的石油公司，以及它们的盟友才是真正的受益者，这与英国设想中的“均衡”战略的结果完全相同。撒切尔只是个杂货店主的女儿，而把她扶上台的支持者们则要她充当他们更大的地缘政治战略的炮灰。
撒切尔的政策为她赢得了“铁娘子”的美称。但与此同时，英国的失业人数却成倍上升，从她入主唐宁街时的150百万增至18个月后的300万。在撒切尔看来，工会是货币主义“革命”取得成功的障碍，而革命的主要敌人就是通货膨胀。英国石油和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给
它们的北海石油定价36美元/桶，这是当时的天价，可是，在英国却听不到批评这些大石油公司和伦敦银行的只言片语。在这种情况下，北海石油为它们带来了巨大的资本财富。撒切尔的政策还在继续推进，她取消了外汇管制，资本没有投在重建英国行将腐朽的工业基础上，而是流向香港房地产从事投机或流向拉丁美洲从事更加赚钱的贷款。Sam Aaronovitch The Road From That cherism 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81 。
撒切尔和沃尔克货币主义政策像病毒一样在传播，从英国开始，逐步转向美国，并从英美向全世界扩散。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削减政府开支，降低税收，放开对产业的管制，并且削弱劳工组织的力量。世界范围内利率上涨到从前认为根本就不可能的水平。
在美国，沃尔克的金融休克疗法使美国的利率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上升到了英国水平，而且在以后几个月内甚至超过了英国，达到了令人惊讶的20%的水平。经济学上利率政策的紧缩含义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十分明显的。20%的利率，哪怕是17%，意味着任何投资期超过四五年的正常投资根本不可能盈利。对建设项目的利息费就会让这样的投资止步不前。
在美国，三哩岛反核活动使已经投入建设的核工厂推迟了好几年才完工。之后，美国的核管制环境又发生了变化。在沃克尔利率体制之下，美国禁止电力公司投资核电厂。1979年之后，美国再也没有新建核反应堆，并且在建或计划建设的核项目由于财务成本过高而被迫取消。一个最先进的生产性经济部门就这样被迫走向死亡。
沃克尔休克疗法是被强加给了绝望而无知的卡特总统的。卡特于1980年3月自愿签署一部非同寻常的法律，即1980年的《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该法授权沃克尔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对银行提出储备要求，哪怕该银行不是美联储成员。该法确保了沃克尔的抑制信贷奏效。此外，这部新法律还取消了银行可能施加给客户的最高利率限制，并且撤销所有州法设置的利率限制(所谓的反高利贷法)，此前有一部被称为“Q条例”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规定对贷款利率也是有限制的。
在英、美新货币主义的教义之下，利率无极限；金钱至高无上，全世界则是它忠实的奴仆，至少，对于向伦敦和纽约银行借高利贷的借款人来说是这样的。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诸如铁路、高速公路、桥梁、水利和电力建设这些由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的基础设施和资本投资被撒切尔、沃克尔的政策攻势摧残殆尽。从1975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到1985年，根据国际钢铁协会(IISI)的计算，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水平相比，主要工业化国家政府支出总额中用于公共基础建设的费用下降了一半。世界钢产量、航运吨英哩数和真实的物质经济流通量反映出英美货币政策的灾难性后果。世界钢铁工业处于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萧条之中。International Ironand Steel Institute Infrastructure：Problems and Prospects for Steel Brussels，1985 。
保罗•沃克尔的金融休克疗法和接着而来的美国经济不景气是吉米•卡特1980年11月竞选失败的主要原因。新的共和党“保守派”总统，前好莱坞电影演员罗纳德•里根，全力支持沃克尔的休克疗法。里根在当加利福尼亚州长时，就一直受到货币主义的宗师，朝圣山学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熏陶。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精心培育着她与里根之间所谓的“特殊关系”。她“鼓励”里根支持沃克尔的休克疗法和政府的经济紧缩政策，以及反对工会的政策倾向。在此期间，为了确保英美两国政策的一致性，里根和撒切尔共享同一个经济顾问团，这些顾问主要来自于教条的朝圣山学社，朝圣山学派是弗里德曼1947年建立的，包括卡尔•布鲁纳、米尔顿•弗里德曼、阿伦•沃尔特。
在1981年入主白宫不久，里根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解散空中交通专业管制员工会(PATCD)。这一举动向其他工会发出了强烈的信号，告诫它们不要因飊升的利率而要求救济。里根与他的英国伙伴撒切尔一样，热衷于“抑制”通货膨胀。某些伦敦金融城的消息灵通人士甚至暗示，撒切尔政府存在的主要理由首先是，影响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美国的货币政策，使整个工业化世界的经济政策远离长期发展核能和工业的方向。
如果事实上这是一个有预谋的计划的话，它的确成功了。在撒切尔担任首相职务之后的六个月，罗纳德•里根当选为美国总统。据报道，里根总统总喜欢利用一切机会向其内阁成员重复他的口头禅，“通货膨胀就像电波，一旦开启，它就会传播开来并且不断增长”。里根继续让米尔顿？弗里德曼担任非正式的经济政策顾问。里根政府里到处都是弗里德曼货币主义的信徒，就如同卡特政府里到处都是大卫•洛克菲勒的三边委员会成员一样。William Greider Secrets of the Temple London：Simon & Schuster，1987 International Ironand Steel Institute Infrastructure：Problems and Prospects for Steel Brussels，1985 。
这种彻头彻尾的货币主义构想，首先在80年代初由撒切尔的英国政府提出，随后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里根政府跟进，是一种最残酷的经济欺骗行为。其目的与供给学派经济学倡导者们所提出的主张完全不同。
为了打入皮诺切特军事独裁下的智利经济，弗里德曼使用上述手段，伦敦和纽约强大的权势集团也决定使用同样的手段，不过，这次的目的是为了给工业和基础设施需要长期投资的世界经济以致命的第二次打击。因此，英美金融巨头的权力变得更具支配性。对于还没有在20世纪70年代危机中休克和迷失方向的世界来说，20世纪80年代将发生什么还不可想象。
马岛战争和墨西哥债务危机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保罗•沃克尔激进的货币冲击政策，也就没有20世纪80年代第三世界的债务危机。
随着1979年初伊朗的石油冲击，以美元计价的石油进口均价上涨了几乎140%。这次，发展中国家发现，由于受到沃克尔政策的影响，美国的利率不断走高，以当地货币计算的美元，也像阿波罗火箭一样窜升。自1974年石油危机以来，为了弥补石油赤字，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大量借款，高利率不仅使绝大多数困难重重的发展中国家不堪重负，而且到1980年，她们又面临一个全新的问题——她们借的欧洲美元也实行浮动利率。
正如先前指出的，早在1973年，英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金融权威人士就已经讨论，在以伦敦为中心的欧洲美元市场，利用纽约和伦敦的私营商业银行，再循环新的欧佩克石油美元盈余。20世纪70年代，欧佩克的石油资金激增，突然充斥伦敦的银行，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疯狂放任的贷款狂潮的起源。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英格兰银行已经清楚地表示，它不会试图管制或控制因外币在伦敦银行之间流通而形成的欧洲美元市场，伦敦因此发展成为欧洲美元“离岸”市场的地理中心。这只是它们把伦敦重建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一步。这意味着，尽管银行家们关于欧洲美元贷款安全性的公开表态含糊不清，在20世纪70年代，还是有伦敦银行的数十亿欧洲美元流往发展中国家的借款人账户，并且这些石油美元没有最后担保——没有一个国家在法律上承担银行贷款发生重大违约时的损失。
只要欧洲美元轮盘赌的轮子保持运转，就没有人担心这个问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外债扩大了五倍，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的“太平”时期为1300亿美元，到1981年大约是5500亿美元，1982年超过612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大量不到一年的短期贷款。当时的纽约银行家、花旗集团的沃尔特•瑞斯顿认为，私营银行向一些国家(诸如墨西哥和巴西)发放贷款是正确的，因为“政府拥有的资产超过它们的债务，简而言之，政府不会破产……”。
由于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影响，人们忽略了这些向发展中国家发放的欧洲美元私人贷款的一个关键特征。纽约汉华实业信托公司，是一家主要的欧洲美元银行，曾经是石油美元再循环的先驱，正是它使得大量的石油美元流向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甚至波兰和南斯拉夫。发展中国家只要保证，在经济上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她们就能获得更有利的贷款条件，但英美银行财团榨取了由纽约汉华实业信托公司首创的不引人注意的优惠。向这些国家发放的所有欧洲美元贷款都固定在一个特定的票面价值上，这个票面值超过了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LIBOR)。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是一个“浮动”利率，由纽约和伦敦的短期利率决定，可能会上下浮动。1979年夏天之前，为了弥补石油赤字向银行借钱时，这似乎是一个无关痛痒的前提条件。
但是，1979年6月，撒切尔政府开始实施利率冲击政策，10月份保罗•沃克尔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也实施了同样的政策，第三世界债务的利率负担一夜之间剧增，因为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利率从1978年初的平均7%增长到1980年初的接近20%。
仅仅这一个因素，第三世界债务国就会陷入无力偿还的境地。因为债权银行强行修改了偿债条件，这使得第三世界债务国在沉重旧债上又添无法偿还的新债，苦不堪言。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伦敦和纽约主要的银行家们随后也实行了类似政策，实际上是20世纪20年代凡尔赛战争赔款的完全翻版和荒唐再现。随着纽约证券市场的崩盘，1929年这一政策陷入了混乱。
1980年之后，第三世界的外债利率负担增长到极限，不堪重负。曾经在偿还债务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是第三世界债务国商品出口
主要市场的工业国家，却由于撒切尔-沃克尔货币冲击政策的影响，陷入到自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严重的经济低迷期，使第三世界的偿债能力彻底崩溃。
第三世界债务国开始陷入商品出口条件日益恶化的深渊，出口收入下降，偿债比率急剧增长。简言之，这就是华盛顿和伦敦所说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但是，这个危机是由伦敦、纽约和华盛顿制造的，而不是由墨西哥、巴西利亚、布宜诺斯艾利斯、拉各斯或华沙制造的。
1982年夏天，局势发展的趋势渐渐显现。很明显，在新的繁重的债务负担下，拉丁美洲债务国将会很快崩溃，玛格丽特•撒切尔和里根政府里可以左右政策的一些人，特别是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副总统乔治•布什、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开始筹划树立一个“典范”，以打消债务国拒付美国和英国银行债务的念头。
1982年4月，撒切尔首相在英国国会下议院宣称，“英国不会放弃诉诸武力”夺回有争议的马尔维纳斯群岛，该岛也称作不列颠福克兰群岛，位于南大西洋阿根廷沿岸荒凉的水域。多年的谈判没有结果，阿根廷加尔铁里政府宣称对那些岛屿拥有主权，并在
在改变了贷款条件、实行高水平浮动利率的情况下，为了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全部军事力量调动起来充当她们债务偿还政策的保镖，英国的真正意图是引发一场危机。阿根廷是当时第三大债务国，有380亿美元的外债，是最有可能不履行债务偿还义务的国家之一。有人建议撒切尔把阿根廷作为一次尝试。几乎十年之后披露的详细资料显示，上演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仅仅是为了说服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其他成员支持在所谓的“管辖范围之外”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而已。同年春天的
1982年春天，英国对阿根廷发动军事行动的结果就是，华盛顿与拉丁美洲邻国的关系严重恶化。经过反复的内部争论，里根政府被说服支持英国炮舰外交，对付阿根廷。实际上，这有违美国自己的门罗主义。门罗主义：
也许里根总统并不知道，副国务卿托马斯•恩德斯曾经在同年的3月份秘密造访布宜诺斯艾利斯，向加尔铁里政府保证，美国不会参与阿根廷和英国之间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争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看来，这一保证是华盛顿继续参与游戏的“绿灯”。这与1990年7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几天前，美国大使给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的承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华盛顿的权势集团完全支持伦敦外交部的政策。阿根廷被算计了，变成了英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
只有一个国家认为，华盛顿不应当支持撒切尔的政策，因为这是19世纪英国殖民主义政策的重演，这个国家就是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自1976年底何塞？洛佩斯•波蒂略总统任职以来，墨西哥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计划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波蒂略政府决定用“石油遗产”使自己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港口、公路、石化工厂、具有现代灌溉技术的农业联合体，甚至核动力计划都在进行中。国家控制的大量石油资源是墨西哥实现现代化的保障。
沃克尔利率冲击后，到1981年，华盛顿和纽约政策圈内的一些人士认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的墨西哥是“不能容忍的”，美国权势集团的人员带着嘲弄的口吻把墨西哥称作“与我们南部接壤的日本”。有伊朗的前车之鉴，一个独立而现代化的墨西哥是一些英美利益集团所不能容忍的。他们作出决定，强制要求以极高的利率偿还外债，干涉并破坏墨西哥的工业化雄心。
1981年秋一场精心策划的对墨西哥比索的挤兑上演了，这次挤兑是由《纽约时报》采访前中央情报局头子，当时担任跨国公司“政治风险”咨询顾问的威廉•柯比时发出的信号。柯比声明，他正在劝告他的客户，在墨西哥的投资“将遭遇来年大选之前墨西哥货币贬值”。柯比的观点被美国各家媒体的文章转载，包括《华尔街日报》。
柯比与一家名为“探索国际”的“私营”国际咨询公司一直有联系，这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包括卡雷丹勋爵(休•福特)，他是英国外交部的中东和美国事务情报专家，也是倡导在发展中国家实施马尔萨斯人口控制政策的先驱之一。这一政策与增加工业和农业生产率正好形成鲜明对比。
“探索国际”的总裁是美国前国务院高级官员本杰明•维纳，在1982年初的几周内，他在美国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文章，宣称墨西哥经济即将崩溃，聪明的生意人正在竞相转移资金，转换成美元，转往得克萨斯州和加利福尼亚从事房地产业。墨西哥的主要报纸对这些文章一字不变地进行转载，进一步助长了资本外逃。洛佩斯•波蒂略总统在当年2月5日对全国的广播演讲中，抨击了他所称的“隐藏的外国利益”，他们正在试图通过散步恐慌谣言和资金外流，迫使比索对美元贬值，动摇墨西哥的经济。三年前，同样是“探索国际”在推动资金外流、削弱伊朗国王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霍梅尼铺平了道路。
现在，墨西哥已经是“有问题的借款者”和“高风险国家”，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伦敦、纽约、苏黎世和法兰克福的欧洲美元银行，以及东京的银行迅速缩减它们的贷款计划。比索贬值，资本外逃，导致资金流失数十亿美元，再加上主要的国际银行决定不对旧债给予延期，在双重压力下，到1982年8月份墨西哥面临着偿还贷款的巨大危机。
同年夏天的
在墨西哥，面对越来越混乱的经济，洛佩斯•波蒂略总统决定采取行动，首先阻止资金外逃，然后再处理危机。
在三个小时的全国电视讲话中，他抨击了“投机和寄生的”私营银行，详细叙述了私营银行如何从墨西哥工业化过程中窃取利润换成美元外逃，投机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经过。资本外逃总额达760亿美元，这相当于过去十年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外债总量。
洛佩斯•波蒂略已经与罗纳德•里根建立了友好密切的关系，并且亲自向里根表明，他采取过激行动的原因是由于国家面临的情况紧急，而不是针对美国的不负责任的激进主义。
接着，在
墨西哥总统强调，“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使某些国家取得的成果受到削减的威胁，另一方面也切断了其他国家进步的可能。”然后，他直截了当地警告说，如果一个普遍受益的解决方案也被阻止的话，不排除第三世界单方面停止偿还债务的可能性。“停止偿还债务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谁都不想这样做。但是，这种情况如果发生，责任并不完全在债务人。相同的情况催生一致的立场，没有必要搞阴谋诡计。”
对撒切尔和沃克尔强制推行的偿债新条件，洛佩斯•波蒂略进行了抨击。
当前的形势与签订还款期限协议时的形势已经完全不同，墨西哥以及其他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不能遵守此前同意的还款期限……我们发展中国家不想成为附庸。我们不能为了偿还债务，而使我们的经济陷入瘫痪或者使我们的人民陷入更大的灾难，更何况这些债务的利息已是原来的三倍。这都是在我们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强加给我们的条件，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为战胜饥饿、疾病、无知和附庸所做的努力，并不是引起这场国际危机的原因。
随后，洛佩斯•波蒂略向美国以及其他工业化债权国家谈到了自己的想法，希望共同合作找到解决办法，以使像墨西哥这样的国家能够找到走出危机的办法。他的言论得到了最大债务国元首的响应，巴西总统若昂•巴普蒂斯塔•菲格雷多随后谈到，这“让人们十分清晰地回想起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症状，当时在高利率的影响下，生产投资出现了全球性的窒息”。
1982年的整个夏天，白宫政策辩论一直在幕后进行，讨论如何应对呈爆炸性扩展的债务危机。在居高不下的联邦储备利率重压之下，美国经济严重下滑，人们游说里根总统要制定一个方案，既能解决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同时还能刺激美国工业投资和出口。
对优柔寡断的里根来说，华尔街以及亨利•基辛格在英国外交部和伦敦金融城的朋友们的意见更具影响力。为了赢得强大的华尔街权势集团的支持，作为他竞选“交易”的一部分，里根同意任命美林公司前主席唐纳德？里甘为财政部长，同时还任命了其他一些重要职位，特别是任命前三边委员会成员乔治•布什为副总统，任命布什的亲密朋友詹姆斯•贝克为白宫办公厅主任。他们认为，“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全纽约银行。”到1982年10月，他们解决墨西哥和其他债务危机的方案已经成为里根政府的政策。1980年早期的世界债务表(系列，世界银行：华盛顿)显示这一时期的外债呈指数增长。
就在洛佩斯•波蒂略在联合国会员大会上发言的前一天，新任命的美国国务卿表明了美国的态度。乔治•舒尔茨是前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朋友，并且是
在8月初墨西哥宣布无力偿还债务之后，保罗•沃克尔会见了里根政府的高级官员，提出计划，逐渐放宽对纽约大银行的限制。这就是舒尔茨宣称的“里根经济复兴计划”。该计划并没有分析美国或者发展中国家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舒尔茨提出，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债务国偿还债务，并刺激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据称，这将作为“复兴”计划的一部分，吸引第三世界更多的商品出口。
这是世界历史上最昂贵的“复兴”。
华尔街故伎重演
舒尔茨在联合国的重要声明是精心设计的，用来反击洛佩斯•波蒂略在联合国的演讲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元首。对于没有涉足债权银行和债务国谈判的人来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在联合国发言后，洛佩斯？波蒂略未能把拉丁美洲团结起来。无论如何，他成了一个即将到期的总统，两个月后就要下台了。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和其他人士接二连三地访问了巴西和阿根廷，对她们进行了非同寻常的勒索，施加压力，阻止她们加入墨西哥人要求建立的共同解决债务危机的行动中去。
亨利•基辛格组建了一个更具影响力的咨询公司——基辛格顾问公司，他精挑细选的董事会成员包括阿斯本研究所主席、石油巨头罗伯特•安德森、撒切尔政府的前外务大臣卡灵顿勋爵，还有英格兰银行和华宝银行行长罗尔勋爵。基辛格咨询公司与纽约银行家和华盛顿政府圈内的人一起，对债务国“逐个”地强加了自凡尔赛赔款以来负担最重的债务追偿条款。
在国务卿舒尔茨
与西欧和美国媒体上谨慎宣传的印象相反，为了偿还纽约和伦敦高利贷者的债务，债务国不得不流血甚至是“割肉”，她们的还款额已经高出本金好几倍。1982年8月以后的情况就不同了，大的第三世界债务国拒绝还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债务国被人“用手枪顶着脑袋”与私营银行签订协议，这些协议被银行家们委婉地称作“债务计划”。而他们的领导者多数都是花旗和大通曼哈顿银行。
1982年10月以后，针对债务国的围剿有几个明显的阶段。第一个关键阶段就是纽约和伦敦的私营银行把她们的债务危机“社会化”。通过媒体的大量采访，向国际银行系统发出警告，债务延期偿还后果严重，银行界得到了国际社会对债务偿还政策的空前支持，这些政策都是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汉华实业银行、劳埃德银行等精心炮制的。
这些强大的私人利益集团利用危机，把公共机构的权力转向为少数精英——即债权银行的少数权益——服务。那年秋天，在英格兰迪奇雷公园，这些私营银行召开了一次内部会议，组建了一个由纽约和伦敦主要银行参加的事实上的债权人卡特尔，这个卡特尔后来被称作“国际金融研究所”，或者非正式地称作“迪奇雷集团”迪奇雷集团的第一次聚会是1982年5月在伦敦的迪奇雷公园。这个聚会由哈罗德？利弗召集，当时的目的是控制美国的财政和金融政策，并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控制所有国家的中央银行。1982年1月，世界上36家最大银行的代表在纽约威斯塔饭店聚会，讨论了基础性的工作；10月，这些人再一次聚会，会上报告了一项实施计划，即推动美国的参议院立法，促使到2000年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美国财政政策的控制者。——译者。他们继续施加影响，一位观察员把这一现象描述为“银行家社会主义”的特殊形式。这种情况下，私营银行把它们的贷款风险社会化，把风险转嫁给公共纳税人，但同时把盈利据为私有。尽管有危机，这笔盈利还是相当可观的。
这些银行家与他们在里根政府里的朋友串通一气，如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故意危言耸听，过分渲染形势的严重性，以此来恐吓里根总统，白宫于是要求保罗•沃克尔、美国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拟定一个计划，给每一个债务国强加严格的“限制条件”。美国人还提议，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他们的限制性条件作为债务谈判的内容。实际上，这些条件是1919年之后纽约银行家们用来对付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苛刻的道威斯计划1923-1924年，由美国银行家道威斯(1865-1951)所主持的协约国国际专家委员会为德国制订的赔款计划。它于
1929-1930年，由美国企业家和银行家杨格(1874-1962)所主持的协约国国际专家委员会为德国制定的新的赔款计划。于1930年1月经海牙赔款会议最后通过。
自1923年制定的道威斯计划执行后，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的德国经济虽得到恢复，但德国劳动者遭受剥削的加强，战胜国列强对德国的严厉控制和德国对外国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的严重依赖，决定了德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十分脆弱。从1927年起，德国经济中各种矛盾迅速激化，经济危机的一些征状相继出现，支付赔款再次成为问题。于是，协约国制定了杨格计划，作为道威斯计划的继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限制性条件以及债务国与国际基金货币组织签署的协议，都是欧文•弗里德曼计划的一部分，欧文•弗里德曼先是美国政府官员，后来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他因处理债务问题有功而得到了花旗银行的高层职位。1988年底，弗里德曼曾经跟一位采访者谈到了债务危机刚开始时他的想法：
我的想法是，把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作为对这些国家的诱饵。首先让你对国家经济状况产生一种形势严峻的感觉，然后你就会找到问题的根源，并指出需要在哪些方面作出改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药方，即“限制性”的药方，千篇一律。它们首先告诉债务国，如果还想从外国银行获得贷款，哪怕很少的贷款，必须大幅削减国内进口，大幅削减国家预算，特别是要削减对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政府补贴。其次，为了激发工业国对债务国出口产品的兴趣，要对货币实施贬值，这样可以使其出口商品对工业化国家具有“吸引力”，同时又买不起先进的工业品。据称，这些措施能够为偿还债务赢得硬通货。毫无疑问，就连帕森•马尔萨斯了解了这一过程，也会在坟墓里发出会心笑声。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个结构调整计划还只是第一步；对于一些符合条件的候选国家，它还将实施计划的第二步——与债权银行签订“重组”外债偿还计划协议，或者是调整外债偿还计划的主要内容。在第二步中，银行通过签订合同从债务国那里获得了巨大的未来权益，它们把超期未还的欠款利息变成了欠债总额。
1982年，经过无数次的债务调整后，最终结果是债务人欠债权银行的债务数额越来越大，而事实上，这期间，拉丁美洲一分钱也没有得到。据瑞士再保险公司的资料显示，发展中国家的所有外债总额，包括长期债和短期债，从1982年的刚刚超过8390亿美元稳步增长到1987年的几乎13000亿美元。实际上，新增债务都是为了偿还那些无法偿还的旧债而新增的借款。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体制中，墨西哥被迫大幅度削减对药品、食品、燃料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补贴。人们，通常是婴儿，因为缺乏最基本的进口药品而无辜送命。
随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迫使墨西哥比索进行一系列贬值以“鼓励出口”。1982年初，在第一次贬值30%之前，比索与美元的汇率是12：1。而到1986年时，一美元升值到难以置信的862比索，到1989年这个数值竟高达2300比索。但是，在纽约银行和它们的华盛顿盟友的要求下，墨西哥外债的绝大部分都从私营部门转到了政府。到1985年底，外债总额从大约820亿美元增加到近1000亿美元。墨西哥很快步上了20世纪20年代初德国的后尘。
阿根廷、巴西、秘鲁、委内瑞拉，包括赞比亚、扎伊尔和埃及在内的大部分非洲国家，还有亚洲的大部分地区，都上演了这一过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成为全球“警察”，通过强迫这些国家接受历史上最严峻的紧缩政策，强制她们偿还高利贷。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牢牢控制在美英人手中，这一机构堂而皇之地成为英美金融和经济利益在全球范围内的实施人，这是史无前例的。当受害国得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前来考察时，她们就会发抖，这一点也不奇怪。实际上，英美银行是向拉丁美洲贷款的最大组织，它们威胁西欧和日本的银行，要求它们与英美“团结一致”，否则将导致国际银行体系崩溃。
1982年以后的几年里，这样的威胁并不是危言耸听。没有人敢提出挑战，所有债权国家的银行都紧密团结在纽约银行周围，支持基辛格在解决债务问题上的“强硬”方法。华盛顿和纽约银行以及它们在伦敦的朋友为此大肆宣传，债务完全是腐败的、不负责任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错误”。
这一次，纽约和伦敦的银行界非常自信，它们甚至拒绝增加贷款损失应急储备金，应对第三世界债务的违约损失。在20世纪80年代初，花旗银行和大通曼哈顿银行还给它们的股东分发了可观的红利，公开声称达到了“最高盈利水平”，好像没有什么特殊事件发生似的。
它们对美国政府有完全的影响力，并且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征收。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安全的呢？
随着一个个债务国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迪奇雷集团的债权银行妥协，大量资金逆向流动。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1986年期间，对109个债务国来说，仅支付给债权国的利息就达3260亿美元；本金还有3320亿美元——两者加起来总计6580亿美元，而起初，这一数字为4300亿美元。除此之外，1986年，这109个国家对债权国的欠债总额共有8820亿美元。这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债务旋涡。这就是利滚利和浮动利率产生的奇迹。
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让人感到更加震惊的另一方面是，实际上大量的资金根本就没有离开过纽约或者伦敦的银行。秘鲁前能源部长彼德•帕布罗•库克金斯基，曾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一个薪金优厚的职位任职，作为这一计划的直接参与者，他写道：
大多数资金从来就没有流进过拉丁美洲。1976-1981年间，拉丁美洲名义上得到了2700亿美元的资金，但我们发现，她们实际只得到8.4%的现金——这些钱本来计划用于生产性投资。其他剩余资金仍然存在银行里，从来没有到过拉丁美洲，只是改动了帐簿上的数字而已。
债务国已经深陷债务陷阱之中，纽约和伦敦的债权银行提供的唯一爬出陷阱的办法是交出她们国家的经济主权，特别是重要资源的开采权，如墨西哥的石油。银行家们称之“债转股”政策，其目标是获得对债务国资源的控制权，这对债权银行来说更有吸引力。
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丹麦委员会委托，一位丹麦经济学家的研究阐明了这一过程。
1979年，共有400亿美元的净资金流从富裕的北方流向贫穷的南方。这一流向在1983年发生了逆转。那一年，约有60亿美元的资金反而从欠发达国家流向工业化国家。据联合国统计，从那时开始，这个数字急剧增长，每年大约递增300亿美元。但是，如果把整个20世纪80年代因原料价格下跌引起的资源转移因素也考虑进来的话，那么，每年从欠发达国家流向工业化国家的资金至少有600亿美元。如果把黑钱外逃也加进去的话……
这项由汉斯？拉斯姆森进行的研究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际发生的情况是：财富不断从缺乏资本的第三世界流出，而主要流入国是为第三世界的赤字提供资金的美国，其次是英国。拉斯姆森估计，在20世纪80年代，所有发展中国家单单转移到美国的资金总计就达4000亿美元。实际上，这为里根政府在和平时期实行的有史以来最大的赤字政策提供了资金，但却被虚伪地赞颂为“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和平复苏”。
随着美国利率的提高、美元的不断升值，又有美国政府的安全保障，20世纪80年代，美国高达43%的预算赤字，实际上是通过对债务国进行资本掠夺来提供资金的，而这些债务国都是发展中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过凡尔赛赔款，英美银行家把债务仅仅当作是对所有主权国家实施经济控制的手段。这些傲慢的纽约银行家认为，他们根本没必要担心那些弱小的拉丁美洲或非洲国家。毕竟，生意就是生意。Hans Korn?Rasmussen The Forgotten Generation：A Debate Book Concerning Children and the Debt Crisis Copenhagen：Danish UNICEF Committee，1987 关于这一债务过程的背景情况还可参阅：Marko Milivojevic. The Debt Rescheduling Process 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85；此外，联合国的年度报告，拉丁美洲的经济调查也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数据；还可参考Kuczinski 1988年代表英国独立电视台发表的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其中对债务危机的评论很有见地。。
1986年5月，一份为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准备的题目为《拉丁美洲债务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的研究报告注意到里根政府处理这一问题的一些令人吃惊的方面。这份报告记录了，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紧缩措施迫使拉丁美洲为了偿还债务而实际上中断了工业和其他产品进口，这给美国的就业和出口造成了破坏性的损失。作者指出：
现在，事情逐渐变得明朗起来。政府制定的政策已经大大超过了保护银行免于破产的需要。里根政府对债务危机的管理，实际上是对在债务危机中起推波助波澜作用的某些机构的奖励，同时，也是对那些没有参与制造债务危机的机构和行业的处罚。
但是，这份研究报告很快就被隐藏了起来。
根据纽约的摩根信托公司的计算，截至1985年的十年，从第三世界流出的资金总计在1230亿美元以上，这些资金主要流向所谓的“安全天堂”——美国等国家。不止一家纽约银行和投资公司在拉丁美洲的城市(如波哥大、麦德林以及其他地方)设立了办事处，帮助美元黑钱离开这些国家，并从中渔利。美国和西欧的工业城市中吸毒人数的上升期(说来也怪，吸毒成瘾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同时爆发)与“洗出”南美洲的非法美元数额的上升期正好吻合，具有惊人的一致性，洗钱的过程则是通过像唐纳德？里甘的老雇主美林公司等的精心操作完成的。委托人被冠以“高净值个人”的雅号。
在研究拉丁美洲的资金外逃中，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乔•佛瑞克指出，为客户提供资金外逃的便利已经成为20世纪80年代美国大银行在债务危机中最盈利的业务之一。他指出，除了被逼无奈的债务国政府每年要偿还大约500亿美元利息外，诸如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摩根担保和美国银行等大银行，还要求债务国采取残酷的国内紧缩措施以“稳定”货币，由此引起的外逃资金大约在1000亿-1200亿美元之间。对这些银行来说，这变得更加隐蔽、更加有利可图。
对每年从帮助拉美资金外逃的业务中获得的收益率，纽约和伦敦的银行实行严格保密，据可靠报道称，平均达到70%。一位私营银行家这样说道：“一些银行拼命也要得到一单这样的生意。”这还是比较温和的说法。1983年《伦敦金融时报》报道，花旗银行在全世界的银行业务中盈利最大的部分无疑来自巴西。
作为英美债务战略的结果，如果还有值得注意的事情，那就是非洲比拉美的遭遇更惨。自从19世纪殖民时期以来，除了顽强的南非，非洲大陆一直由英国、法国和葡萄牙统治。非洲一直被认为是原始的、未开采的廉价原料的主要产区。20世纪60-70年代，“反对殖民主义”的独立浪潮并没有给非洲的经济状况带来重大的改善。
但是，石油危机、紧接着的20%利率冲击以及20世纪80年代世界工业的崩溃，都给几乎整个非洲大陆以致命的打击。直到20世纪80年代，非洲90%的地区仍然依赖原料出口来筹集发展资金。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棉花、咖啡、铜、铁矿石和糖，国际上几乎所有原材料的美元价格一直在下跌。到1987年，原料价格已经跌到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与世界经济衰退最严重1932年的水平持平Walter Michler ‘Wirtschaftskrieggegeneinen Kontinent ’Weltern?hrung 1 1991 Bonn 。
如果这些原料的出口价格保持稳定，哪怕仅仅维持在1980年水平，非洲在20世纪80年代还可以多得1500亿美元。在1982年，“债务危机”刚开始时，这些非洲国家欠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的债务总额大约为730亿美元。到80年代末，经过债务“重新调整”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各种形式干预她们的经济，这个数字已经比原来的两倍还多，达到了1600亿美元——简言之，这些增加的债务与价格稳定情况下的出口盈利几乎相等。
关于债务的事实，西欧和美国城市的普通市民每天在报纸上读到的是一回事，实际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20世纪80年代，强大的英国和美国跨国公司开始效仿银行，在与美国接壤的墨西哥边境建立了童工血汗工厂。这些低技能加工装配厂雇用了年龄在14-15岁之间的墨西哥童工，工资是每小时50美分，为通用汽车或者福特汽车公司或者多个美国电器公司生产产品。他们得到了墨西哥政府的允许，因为他们能“挣得”偿还债务所必需的美元。
里根自食恶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战争赔款的后遗症，以及随后的20世纪20年代伦敦和纽约的道威斯计划，引发了战后最具破坏力的后果，即全球性的长期投资相对停滞。与战前相比，20世纪20年代，世界贸易量的绝对下降，以及整个欧洲经济和政治不稳定，使越来越多的资金倾向于短期贷款，通常不超过一年。
这导致了一种局面，即以短期投机获利作为判断投资的核心标准。这又助长了20世纪20年代纽约股票市场近似疯狂的繁荣，这种繁荣得到了来自伦敦和非洲大陆资金的推动，这些钱都希望在持续上涨的纽约交易所得到前所未有的收益。所有这些都在1929年10月破灭了。
石油危机和20世纪70年代高利率冲击的后果，有时被称作“高通货膨胀”，与20世纪20年代的后果如出一辙。对世界生产性投资造成沉重负担的凡尔赛赔款，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世界债务“重组”计划所造成的繁重负担所代替。20世纪80年代初，通货膨胀率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12%-17%，这实际上也就限定了资本的投资回报率。这个世界需要更快更多地赚钱。
在这种形势下，迎来了里根政府对“自由市场”经济难题的求解，其倡导者称为“供给学派”经济学。剥去这一经济思想的面纱，我们看到了它造成的恶果，它导致了有史以来个人短期牟取暴利的登峰造极，而这一切是以牺牲国家经济健康的更大利益作为代价的。
1982年10月的政策施行之后，他们从第三世界国家征收了上千万亿美元，给美国银行系统的流动性金融资金带来了一大笔横财。但是，华尔街的意识形态以及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想把政府从金融市场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热情，导致了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狂妄。80年代末，当混乱局面有所缓解，一些人开始意识到，里根的“自由市场”已经破坏了整个国家的经济，而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世界货币稳定的基础。
里根以为仅仅减轻个人或者公司的税收负担就能释放出“被抑制的创造热情”以及企业家才能。在这一简单而错误的论点支持下，罗纳德•里根总统在1981年8月签署了战后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减税法案。法案包括减税优惠条款，同样适用于某些投机型房地产投资，特别是商业房地产。政府对公司兼并的管制也取消了，华盛顿给出了非常明显的信号，“只管去做吧”，只要能刺激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就行。
到1982年夏天，白宫征得保罗•沃克尔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同意，将利率水平慢慢降低，投机发财的好机会来了。那年春天，一个不起眼的石油和房地产银行——俄克拉荷马州宾州广场银行的破产，与墨西哥的危机结合起来，使沃克尔相信，是放弃货币紧缩政策的时候了。从当年夏天到12月这段时间内，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贴现率竟然连降了七次，降到不足原来的40%。随着利率的降低，金融市场开始变得疯狂起来。
里根“经济复兴”政策的真正面目是，除了小部分军事航空公司得到了政府大量的国防合同外，在鼓励投资、提高技术进步和工业生产率方面却毫无建树。相反，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股市以及在德克萨斯州或者科罗拉多州的油田进行投机——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合理避税”。
随着沃克尔的利率进一步走低，这种狂热变得几近疯狂。借款是一种新时尚。人们认为，在低利率水平下，今天借钱明天还钱“很划算”。但情况并非如此。美国城市经历了为期20年的持续衰退，由于缺乏维护，桥梁倒塌、公路断裂，新建玻璃墙环绕的购物中心虽然雄伟，但里面却空无一人，因为房地产开发商已经从大量的税收减免中赚到了足够的利润。
里根供应学派信条的根本特征，又一次得到了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呼应，她把工会看成是“问题的一部分”。于是形成了英国式的阶级对峙，其结果是有组织的劳工运动被解体。
政府放松对交通运输业的管制，是主要的政策手段。卡车运输和航空运输被认为是自由市场。一些专营“便宜”航线的航空公司和载重汽车运输公司激增，在这些公司里常常没有工会组织，它们的安全标准也通常很低，甚至没有。意外事故发生率攀升，属于工会会员的工人工资水平急降。里根的“复苏”政策使得年轻的股票经纪人很快成为千万富翁，好像就在敲打计算机的一瞬间暴富，但是，这一政策降低了技能熟练的蓝领工人的生活水准。在华盛顿，没有人对此给予更多的关注。毕竟，保守的共和党人里根认为，工会“似乎就是共产主义组织”。19世纪英国式的“廉价劳工”政策在华盛顿占据主导，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到1982年，在经济不景气和对卡车行业放松管制的情况下，曾经十分强大的国际卡车司机工会不得不接受一份为期三年的合同，这实际上相当于工资冻结。全美汽车工人工会，曾经是美国技术工人最有影响力的组织，1982年与克莱斯勒、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谈判时，也接受了降低工资的条件。钢铁工会等组织，在不顾一切地保护老年工人的养老金，或者避免裁员的努力中，都作出了让步。虽然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与以前相比有大幅上升，但大多数美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在持续下降。社会在不同收入水平中逐渐分化。
从华盛顿到纽约再到加利福尼亚，到处都在讲“后工业社会”的新观念。美国的经济繁荣与投资最现代化的工业生产能力再也没有关系了。钢铁曾经被认为是“夕阳”产业，因为钢铁厂已经生锈，鼓风炉实际上也被炸毁了。购物中心，闪闪发光的新大西洋赌城、娱乐场，以及豪华度假饭店才是“能挣钱的地方”。
里根任职期内，投机盛行，货币也从国外流向美国为这种狂热行为提供资金。没有人注意到，在这一过程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在短短的五年内由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转变为纯债务国，这是1914年以来的第一次。债务是“便宜的”，并且以几何级数增长。为了购买住宅、汽车和录像机，家庭负债已经达到了最高纪录。为了给损失掉的税收以及扩张的国防建设提供资金，里根政府也开始举债。里根“复苏”政策的预算赤字揭示了美国潜在的经济状态，它是病态的。
到1983年，政府每年的赤字开始攀升到前所未闻的2000亿美元。伴随赤字的增加，国债扩张的部分，全都用来支付华尔街债券商和他们的客户的利息，数字达到了最高纪录。美国政府总债务的利息支付在六年内翻了一番——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时为520亿美元，1986年超过了1420亿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政府所有收入的五分之一。尽管有这些警告信号，货币还是从德国、英国、荷兰和日本流入，目的是为了利用高价值的美元以及在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进行投机盈利。
对于任何一个有历史感或者有长期记忆的人来说，这一切太熟悉了。这些都在“喧闹的20年代”里发生过——直到1929年市场崩溃才使得轮盘赌的轮子突然停止。
1985年，暴风雨的阴云开始笼罩在美国经济上空时，这对雄心勃勃的副总统乔治•布什竞选总统是一个威胁，石油又一次前来“援救”；只不过，这次与20世纪70年代英美的石油冲击方式完全不同。华盛顿显然认为，“既然我们可以提价，那么，当对我们有利时，为什么不能降价呢？”因此，他们说服沙特阿拉伯进行“反向石油冲击”，向已显萧条的世界石油市场源源不断地注入石油。欧佩克的原油价格像石头一样直线下降，仅仅几个月前还是26美元/桶，到1986年春天降到了10美元以下。不可思议的是，华尔街经济学家宣布，取得了抑制通货膨胀的最后“胜利”，但是，他们忘了石油在20世纪70年代引起通货膨胀或80年代降低膨胀过程中的作用。
紧接着原油价格进一步下降，不仅威胁到独立的小石油生产者的利益，而且威胁并动摇了英国和美国石油大集团的切身利益。1986年3月，乔治•布什悄悄来到利雅得。据说，他告诉法赫德国王，应该停止价格战。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扎基•亚马尼王子理所当然地成了华盛顿制定的石油政策的替罪羊，然后，原油价格稳定在14-16美元/桶的较低水平。德克萨斯州和其他产油州陷入了萧条，然而，房地产投机在美国的其他地方以最快速度上升，同时股票市场开始了新的攀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986年的这次原油价格大跌，释放出的能量可与1927-1929年之间美国的投机泡沫相提并论。由于想在纽约股票市场上大赚一笔，大量货币流入美国，因此，利率下降更为剧烈。“杠杆收购”这一新的金融行为在华尔街流行起来。货币成本下降，股票价格明显上升，里根政府发挥“自由市场”信仰，在市场上可以随心所欲地干。例如，一个经营有方的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工业公司按部就班地开展经营活动，无论它是生产轮胎，还是生产机器或者纺织品，都可能成为这些新的企业“袭击者”的目标。这些“袭击者”被称为华尔街的“食肉鹰”。在杠杆收购第一线的各色人物，如伯恩•皮肯斯、迈克尔•米尔肯，以及伊凡•博斯基等都成了亿万富翁。为了给这一疯狂行为以合理解释，一些严肃的学术机构如哈佛商学院，以市场“效率”的名义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公司管理哲学。
在一个典型的公司杠杆收购案例中，如伯恩•皮肯斯这样的收购者会对借来的资金作出承诺，将要购买某个公司的股票控制权，例如加利福尼亚的联合石油或者是海湾石油公司，这些公司的市值是收购者所持货币价值的很多倍。目标公司的股票价格因为收购攀升。如果成功，他将接管一个大公司，这几乎完全靠借来的钱实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通过公司发行一些“低级别的投资”债券来偿还债务，这些债券就是所谓的“垃圾债券”。如果公司破产，那么债权就是一堆“废”纸。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股票市场和房地产价格在攀升，所以没有人注意这一风险。里根的税制改革使得公司承担巨额债务要比发行股票更“赚钱”。
为吸引买主，这些“垃圾债券”支付的利率非常高。这些收购者被称作“鲨鱼”，非常迅速地去“剥夺”新公司的财产，为了迅速得到收益就廉价卖清资产，然后又去寻找新的目标公司，非常像南美的比拉鱼。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些行为毁灭了华尔街，推动道•琼斯指数上升，使得公司负债达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是，这些债务并没有用于投资现代科技或者新的工厂设施。这是里根和布什政府自由市场时期允许金融投机的恶果。
在里根在位期间，几乎一万亿美元用作投机房地产市场，这是最高纪录，几乎是前些年总和的两倍。期望保护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不受拉丁美洲动乱影响的银行，第一次直接进入了房地产贷款领域而不是通过传统的公司贷款。
储蓄贷款银行，是在大萧条时期建立的独立管制的银行，目的是为了给家庭购买住宅提供可靠的长期抵押贷款资源。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的华尔街自由市场推进的一部分，它们被“解除了管制”。允许以很高的成本“吸引”大额存款，称作“经纪人保证金”。里根政府在1982年10月通过了“甘恩-圣哲曼法”，取消了所有管制上的限制。这项法案允许储蓄贷款(S&L)银行按照它们自己的愿望进行投资，为防失败，美国政府为每个账户提供全额10万美元的风险担保。
在签署法案时，里根总统热情地对应邀而来的储蓄贷款银行家们预言道：“我认为，我们已经摸到了头彩。”这个“头彩”便是拥有1.3万亿美元的储蓄贷款银行系统开始崩溃。
新的法律为储蓄贷款银行打开了方便之门，使得这些银行可以肆无忌惮地滥用批发金融业务，从事投机冒险，而在此之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另外，该法案还使得储蓄贷款银行成为犯罪组织洗钱的理想工具，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的毒品生意规模越来越大。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唐纳德•里甘从前的美林雇主在卢加诺的办事处就因为涉嫌在所谓的“匹萨连锁案”中帮助黑手党洗钱(数十亿美元的海洛因黑钱)而受到牵连。
这种粗放而模糊的不受管制的经济环境，形成了一种氛围，那些敢冒风险受理来路不明资金的银行很快超过了守法经营、运行良好的储蓄银行。银行在为中央情报局秘密运作资金的同时，也为黑社会家族或其他有组织的犯罪家族洗黑钱。副总统的儿子尼尔•布什，是科罗拉多州希尔弗拉多储蓄贷款银行的董事，后来被政府指控违法操作。1988年，尼尔嗅觉灵敏，就在他父亲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的那周，他辞职了。Stephen Pizzo Inside Job：The Looting of Americas Savings and Loans New York：McGraw-Hill，1989 。
为了与不受管制的新银行和储蓄贷款银行竞争，所有金融部门中最保守的人寿保险公司，也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把房地产投机作为主要业务。但是，鉴于过去的守法奉公，与储蓄贷款银行和商业银行不同，政府对保险公司从来都没进行过监管。也没有全国性的政府保险基金为保单持有人提供保障。对银行则不同，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对储户提供保障。到1989年，保险公司的房地产账面价值估计有2600亿美元，而1980年这一数字仅为1000亿美元。但是，1989年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萧条的时期，房地产市场崩溃，由于惊慌的保单持有人纷纷索取他们的钱，保险公司经历了战后第一次破产。
事实很简单，20世纪70年代石油冲击以来，纽约的金融财团拥有压倒其他一切财团的力量，以至于在1982年墨西哥危机之后，华盛顿就没有听到过不同的言论。债务以惊人的数量增长。当里根在1980年底赢得大选时，美国的私债和公债总额为38730亿美元。到80年代末，达到了10万亿美元。也就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债务负担增加了60000多亿美元。U S Congres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Economic Indicators Washington，1990 。
随着生产性经济的债务负担增大，以及美国工厂设备和劳动力状况恶化，20年来对这些忽视累积起来的后果开始显现，国家主要的公共设施大规模损毁。
公路因缺乏日常维护而断毁；桥梁因结构安全问题而有很多倒塌；在匹兹堡的贫困地区，水系污染严重；主要城市的医院无人就医；为中低收入家庭准备的住宅用房破败不堪。到1989年，建筑业行业协会性质的美国承包商协会估计，仅仅按现代标准重建美国破败的公共设施，就急需3.3万亿美元的净投资。华盛顿没有人听取这一建议。到1990年，布什政府提议由自由市场中的私营企业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华盛顿处于预算危机之中。里根“复苏”政策导致的利益分配不平等最终体现在美国政府对生活在贫困线下美国人口的统计数据中。1979年，当保罗？沃克尔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开始实施货币冲击政策时，政府数据显示有2400万美国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线标准定为全年收入少于6000美元)。到1988年，这个数字增长了30%多，达到了3200万人。里根-布什的税收政策把财富集中到了极少数人手中，这在美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据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研究显示，自1980年以来，收入最高的20%的人的实际收入增长了32%。
作为对“自由企业”补贴和政府补贴的综合反映，美国的医疗保健成本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并且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是英国的两倍；即便如此，还有3700万美国人没有健康保险。美国大城市的黑人和西班牙失业工人集居的地区，健康水平跟第三世界国家差不多，而不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
撒切尔在英国的11年统治也带来了同样悲惨的结果。撒切尔的经济政策严重歧视工业投资，歧视这个国家日益恶化的公共设施——例如铁路和公路——的现代化建设，但是，伦敦的房地产投机和伦敦金融服务“产业”的普遍增长却掩盖了上述事实。1986年伦敦金融城放松对金融的管制，被历史学家称为“金融大爆炸”，是撒切尔引以自豪的“成就”之一。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所有事情都露出了真面目：利率再一次上升到两位数，工业陷入更严重的衰退，出现了战争以来最严重的萧条，并且通货膨胀上升到撒切尔1979年就职时的水平。
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撒切尔经济失败了。作为其孪生姐妹，里根经济也失败了。但是，这一点儿也不妨碍伦敦和纽约石油和金融界的利益。在“后工业时代”石油和金融集团的统治范围是全球性的，而不是区域性的。它们要求在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减少国家对金融领域的干预——法兰克福、东京、墨西哥城、巴黎、米兰、圣保罗。
布什涉险过关
大量的文章论述了1987年10月的经济崩溃。这些文章证明，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萧条已经成为过去。但这一次的经济崩溃却是一个信号，标志着解除金融投机管制的政策即将终结，正是这一解除管制的政策维持着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英美经济的运转。
面临1988年11月总统选举的乔治•布什，招集了他的前任竞选班子负责人和亲密朋友——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加上美国研究机构的强势集团的支持，确保外资继续流入美国的债券和股票市场，让投票人对里根-布什的经济复兴政策心存幻想，尽管有1987年10月崩溃的影响。
华盛顿直接向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呼吁，认为像格普哈特一样的民主党领导人将会破坏日本的对美贸易，华盛顿的要求得到了满足。中曾根康弘向日本银行和财政部施加压力，要求它们配合。1987年10月之后，日本利率下降得越来越快，比较之下，使得美国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看起来“更划算”。于是数十亿美元从东京流入了美国。在1988年，美元保持坚挺，布什可以确保他在选举中击败民主党对手杜卡基斯。为了确保这样的支持，布什私下向日本高级官员保证，在布什任期内将改善美日关系。
东海岸有钱的权势集团内部人士打算把布什的总统任职当成对白宫的直接控制，这是自20世纪4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的第一次。布什的任务是帮助美国渡过1919年以来最危险的时期。在当选的前几周，在处理国家面临的一些紧急问题时，他给人的印象是果断。他建议对国家几近崩溃的银行储蓄贷款体系进行根本重组，并且在埃克森石油公司瓦尔迪兹号油轮奇怪的泄漏事故后，顺应民众的呼声，把环境保护问题作为任期内的优先目标，批准制定了一系列激进的惩罚性法律，这是自吉米•卡特以来的第一次。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项措施都是灾难性的，但是，在最初的几个月里，透露给人们的所有信息都显示，与年老体衰的里根总统相比，这位新总统具有驾驭国际局势的个人魅力和魄力。
布什新政府的计划是，为了对付美国巨额的债务负担，对某些同盟国施加压力，让她们增加“分摊负担的比例”。还有人提出，苏联正在解体，其结果是，只剩下一个拥有压倒性军事力量和规模的超级大国——美国。这种情况下，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其他主要经济和军事同盟国应该多承担一些财政义务，维持这个超级大国。这是一次欲盖弥彰的敲诈。
事情很快变得明朗起来，布什提倡的“更亲切和更温和的美国”除了采用夸张的手法迎合老年人的胃口，争取选票之外，什么新鲜玩意儿也没有。入主白宫后，布什很快调整了政策，转向强硬。就在1989年12月，布什成为总统的第一个圣诞节期间，美国对中美洲小国巴拿马进行了军事入侵，并通过媒体大肆制造借口。据目击人估计，美国以逮捕被控为毒品集团的首脑人物——实际上的统治者曼纽尔•诺列加将军——为借口，派遣特种部队和美国轰炸机侵略这个小国，超过6000巴拿马人被杀，其中绝大多数是贫穷的平民。
政府的司法部长理查德•索恩伯勒，此人在三哩岛核事件发生时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在处理突发核事件过程中曾引起过广泛争议。他制定了难以置信的美国新条令。索恩伯勒条令规定，“在跨国界实施法律的过程中”，如果有必要的话，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有权在外国领土上采取行动。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只要有行政命令，利用跟踪国际毒品或者恐怖犯罪分子的借口，美国政府有权单方面进入德国、法国、巴拿马或者任何她认为有必要的地方，而不用考虑有关主权国家的法律。当美国入侵巴拿马时，文明世界对此表现出无情的沉默，认为这是“美国的私事”，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1989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韦伯斯特给美国情报机构公开宣布了一条大胆的新情报命令。他指出，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渴望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特别是美国——达成裁军协议，这一迹象日益明显。针对这一迹象，当年9月19日，韦伯斯特在洛杉矶世界事务委员会的一次精英分子聚会上讲道，为了冷战后期的新任务，中央情报局正在进行重组。韦伯斯特告诉他的听众：“我提到的经济问题——贸易不平衡和科技发展——说明了一点，这一点已变得越来越明确：我们的政治和军事盟国同时也是我们的经济竞争对手。”美国情报机构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新任务是成为经济间谍，以及针对关键工业“同盟”国的其他行动，而不是搜寻共产主义者的军事行动和颠覆活动。
英美对德国统一的担忧
紧接着，1989年11月，东欧的事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对华盛顿和伦敦的多数人来说，那是出乎意料的逆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秘密会见了民主德国的共产党保守派领导人昂纳克，也许是下了命令，要求他们为那年春天开始的席卷民主德国的群众性自由运动让路。几周内，在一场真正的群众革命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原有秩序被打乱，陷入一片混乱。很明显，莫斯科已经意识到，如果继续沿用原来的办法，采用武力维持一个昂贵而效率低的帝国，很可能会把苏联拖垮。
莫斯科一直希望其对官僚体制的改革取得成效，1986年，世界原油价格暴跌，这也许是对莫斯科这一想法最致命的打击。苏联对西方的石油出口收入，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硬通货的主要来源，但1986年之后石油价格暴跌，此时苏联民众对改革的呼声迫使戈尔巴乔夫作出许多改革的承诺，而这些承诺远远超出了他能力所及的范围。接踵而来的经济混乱，是莫斯科领导人切断与华沙条约的东欧卫星国联系的主要原因。莫斯科希望，在联邦德国强大经济的支持下，一个统一的德国能够作为合适的伙伴帮助重建正在倒塌的苏联体系。
对苏联在东欧40余年统治戏剧性的终结，美国官方公开表示出欢迎的态度，但私下里，布什总统对此却持完全不同的态度。布什本人曾任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他对世界政治的看法受到美国情报部门潜移黙化的影响。在英国，保守党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派同样对所谓“德意志第四帝国”的前景感到恐慌。
帕热金•沃索恩是伦敦《星期日电讯报》的主编，其观点在英国的权势集团中颇具影响，他曾明确表述过撒切尔保守党对即将出现的新德国的看法。沃索恩是前英格兰银行行长蒙塔古•诺曼的继子。战争期间，诺曼与希特勒的财政部长雅尔玛•沙赫特一直有联系，并在1919年之后与纽约的摩根银行亲密合作，对战败的德国施加残忍的道威斯赔款计划。
沃索恩得出了他的观点。
让我们设想一下，一个统一的德国必然会成为一个好的大国，接下来会怎么样呢？让我们设想，统一的德国会给教俄国如何变成一个好的大国，然后又会怎么样呢？……事实上，危险性可能更大，而不是更小。如果一个统一的德国打算遵循规则赢得成功，那么在这个地球上，究竟有没有一种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她呢？德国将会变得非常强大，而正如阿克顿勋爵教导我们的，权力导致腐败……但德国的地位最终将充当这样一个绝妙的角色——把斯拉夫民族带回礼仪之邦。
沃索恩的《星期日电讯报》由一家英美控股公司霍林格尔公司拥有，它的董事有亨利•基
撒切尔政府的贸易部长尼古拉斯•雷德利曾经公然把科尔政府和希特勒的帝国作对比，他本人也因此被迫辞职。在提到这一颇具争议的对比时，沃索恩总结了雷德利反对德国统一的精彩评论：
根据伦敦媒体报道，那年夏天，撒切尔政府在英国情报机构中成立了一个新部门，为的是大力加强在德国的行动。另外，布什政府开始加强其
情报收集能力，监控德国的发展。1990年春天，“前情报机构官员联合会”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前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西奥多•萨克雷告诫在座的美国情报专家，考虑到新德国的情况，他们应该开始从有不满情绪的前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以及相关的人士中招募人才，在柏林建立美国的情报资源。萨克雷曾经参与过颠覆伊朗国王以及非法的枪支换毒品活动。
柏林墙的倒塌，东欧和苏联可能将依托统一后的德国，实行开放，加速经济现代化。对伦敦和纽约的战略家来说，所有这些潜在的长远战略影响是非常清楚的。一位专门为金融人士及客户撰写投资报告的经济学家大卫•黑尔在1990年1月提出警告说，如果德国实现统一的话，对美国金融市场将构成战略“危险”。据说他与布什的财政部有联系。
最近几周，华尔街经济研究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东欧经济发展可能对目前的全球金融均衡产生影响，正是这种全球金融均衡，使得美国可以在20世纪80年代借到超过一万多亿美元的资金。对于这一研究结论，他们显得洋洋得意。
黑尔随后指出：
实际上，在记载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史时，分析家可能把柏林墙的倒塌看作金融动荡，足以与让人心有余悸的东京大地震相比。柏林墙的倒塌象征了一个剧变，它最终会把成千上万亿美元的资金转向一个60年来在世界信贷市场占据重要地位的地区。
黑尔的结论据说很有影响，并且在华盛顿政策圈内的人士中流传，他说：
近年来，德国事实上一直只是美国市场上的一个小投资者，对此，美国人不应该感到宽慰。1987年以来，在美国的最大投资者是英国(兼并与收购的出资超过了1000亿美元)，但是，如果不使用德国剩余的储蓄，英国就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投资。David D Hale The Weekly Money Report Chicago：Kemper Financial Services，January 29，1990 。
60多年前，曾经发生过瓦尔特•拉特瑙遭暗杀的事件。瓦尔特•拉特瑙是拉帕洛计划的设计者，这一计划设想借助于德国的工业技术实现苏联的工业化。有思想的德国人都把赫尔豪森的遇害与拉特瑙的遇害联系起来。但是，波恩政府继续推进统一德国的计划，并把帮助重建崩溃的苏联经济作为莫斯科支持德国统一的条件。
这位德国总理在上一年11月对全国宣布了建设一条现代化铁路的设想。这条现代化的铁路连接巴黎、汉诺威和柏林，并延伸到华沙，最终抵达莫斯科，这是即将出现的新欧洲的基础设施的基础。自1948年以来，戴高乐将军“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经济合作的概念，第一次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在这种思潮下，伦敦金融城的观察家注意到，法国和英国的高层商务人士和外交人士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急剧增多。英国的策略是：利用法国对强大德国的潜在忧虑。社会党人、法国总统密特朗一生具有亲英倾向，是英国观念的最好听众。英国悄悄地开始重建1914年之前的双边联盟，并为对付“德国威胁”做好了建设新的英法协约的准备。但是，真正的战略斗争却总是在远离欧洲中心的地点发生。
1989年的某一天，他们以中东以及它丰富的石油储备作为舞台，作出发起进攻的决定。这一次，就像20世纪70年代一样，美国和英国的战略家们决定，必须使用英美的“石油武器”反击欧洲大陆经济扩张构成的严重威胁。但是，这次行动采取的方式很快震惊了全世界。
萨达姆与沙漠风暴行动
撒切尔和布什政府的高层人士决定，制造一个人为的借口，让美国和英国能在世界的要塞地区建立直接军事基地，特别是在欧洲大陆和石油产地。
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和美国国内，经济萧条，金融困难，更使得他们在实施这个计划时敢于铤而走险。撒切尔的经济“革命”很快失败了。1987年10月之后，股票市场崩溃以及英国利率的上升推动形成了战后最严重的房地产、工业和银行业危机。在美国，乔治？布什面临着失控的联邦预算赤字、崩溃的银行、急剧上升的失业人数以及全面的萧条，白宫内部一些人私下把它比作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伊拉克，一个拥有1600万人口的国家，刚刚从与伊朗八年无果的战争中摆脱出来，它只是给西方的武器制造商向中东地区销售武器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而已。华盛顿曾秘密怂恿萨达姆•侯赛因在1980年入侵伊朗，并故意在初期向他提供进展顺利的错误情报，暗示很快就会成功。到1989年，伊拉克的经济已是一片废墟，大部分工农业投资都因为战争停止了，这场战争夺去了估计100多万人的生命。
但是，不像霍梅尼统治下的伊朗，伊拉克在战争结束时已经是负债累累。1988年，她欠不同债权国的债务总额估计有650亿美元。其中最主要的债主是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还有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她们曾希望伊拉克用石油来偿还这些债务。剩下的债主大部分是法国、英国和美国银行。法国是继苏联之后，伊拉克的第二大武器供应商。
为了给美国和英国进行军事干预提供借口，英美的策略表面上是为保护世界石油供应安全，实际上是把萨达姆？侯赛因引诱到他无法自拔的陷阱。1989年6月，众所周知，一个所谓的美国-伊拉克商务论坛组织的高级代表团，应萨达姆？侯赛因的邀请来到巴格达，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包括基辛格顾问公司的阿兰•斯托加、信孚银行、美孚石油、西方石油以及美国其他大的跨国公司的高级官员。萨达姆希望讨论伊拉克战后的农业和工业发展计划。
伊拉克有一个为期五年投资400亿美元的计划，即完成巴达斯大坝灌溉项目。该计划完成后，伊拉克可以实现粮食生产的自给自足；当时，伊拉克的粮食进口主要依靠美国政府的商品信用公司，1989年进口量相当于10亿美元。另外，伊拉克向美国代表团提议，作为国家发展的一部分，投资将主要用于加强石化工业、化肥厂、钢铁厂以及汽车装配厂建设。美国商人告诉萨达姆，他必须首先调整他的外债，作为回报，伊拉克要同意把国家石油资源私有化，或者大部分私有化。根据英国和美国最好的地质学家计算，除了苏联以外，伊拉克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的石油产地。U S –Iraq Business Forum Bulletin New York，August，1989
可以预计，萨达姆拒绝以交出伊拉克石油主权来换取未来含糊不清的贷款担保。到1989年底，布什政府突然中止对伊拉克的大约23亿美元的授权贷款，这些钱本来是特意从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和意大利国家劳工银行(BNL)的分支机构募集来的。随后伦敦《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系列耸人听闻的言论，声称那些金钱正在被伊拉克悄悄地用来建造战争机器。
斯托加谈判和披露意大利国家劳工银行真相的结果就是，1990年初，西方所有银行突然中止了对伊拉克的贷款。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位科威特国王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他自20世纪末以来一直是英国外交部的盟友。在八年的两伊战争中，这位国王曾经按照伦敦和华盛顿的指示，动用科威特大量的石油收入向伊拉克提供贷款，目的是使伊拉克不求和。随着后来披露的丑闻，英美当时的意图显得十分荒唐，目的是使两伊战争继续打下去，并且维持足够的“战略紧张局势”，这样就可以把大量的西方武器卖到伊朗和伊拉克。
但是，在1990年早春，科威特的“任务”发生了变化。有人要求科威特用她的石油去冲击欧佩克的市场，这违反了欧佩克石油产量的最高限额，这是欧佩克在1986-1987年石油危机之后为稳定世界石油价格而达成的协议。1990年夏天，科威特已经成功地将原油价格从不稳定的每桶大约19美元降到每桶13美元多一点。伊拉克以及其他欧佩克成员国通过多次外交努力，希望说服国王萨巴赫和石油大臣阿里•哈利法•萨巴赫，停止对伊拉克及其他经济已经较为困难的欧佩克成员国故意施加经济压力。所有这些努力就像是对牛弹琴。到7月份，石油贸易商们预言，历史将要重演，1986年每桶不到10美元的情况将再次出现。伊拉克甚至没有能力偿还旧债或者为急需的食物进口筹集资金。
此前的2月份，在约旦首都安曼，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曾告诫阿拉伯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其中包括埃及和北也门两国的总统，要关注东欧剧变的战略后果，很明显，美国将作为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出现，这会给阿拉伯世界带来某种特殊的威胁。
萨达姆忧心重重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两伊战争在一年前就已经完全结束了，但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队和战艇还没有任何撤离的迹象。相反，他预言，“美国作出了多次声明表示她将继续留下来。”他指出，苏联正被自己的国内事务搞得十分头疼，“现在苏联自顾不暇，两伊战争已经结束，直接威胁已不复存在。美国偏偏在这个时候不断重复她要留下来，这不能不让人关注”。
同年2月，萨达姆谈话的结论就是，石油丰富的阿拉伯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利用“拥有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能源……我认为，我们能够与欧洲、日本、苏联建立一种能够使我们尽快获益的关系。”Saddam Hussein Address of 16 February，1990，to Arab Cooperation Council Translated from Arabicin U S State Department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Washington，20 February，1990
如果说什么事刺激了英美权势集团打算进行一场新的中东军事行动的话，那就是萨达姆的这番言论。
在占领科威特的几小时内，英格兰银行和美国政府开始采取行动，冻结科威特的所有资产，控制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的投资基金——位于伦敦的科威特投资局。它的总资产虽然没有公开，但估计价值超过1000亿-1500亿美元。
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发生的事情，是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最荒唐的行动之一。尽管美国最初的声明是，派遣军队只是为了保护沙特阿拉伯免受伊拉克入侵的威胁(这些威胁后来被证明完全是华盛顿捏造的)。但是在撒切尔的英国政府支持下，布什总统很快就提到了他的“世界新秩序”。8月初在作出此决定的那几个小时，布什一直与撒切尔在一起，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
在这个多事之秋，将诞生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这个新秩序将以联合国创始人设想的方式运行。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波斯湾地区的危机很严重，但也给我们迈向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时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今天这个世界新秩序正在艰难中产生。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对于“解决”伊拉克-科威特危机，乔治•布什和玛格丽特•撒切尔除了准备采用军事方式外，从来没有考虑过其他方式。这些证据是几个月后在苏联中东特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个人报告中找到的。在伊拉克遭受摧毁性的轰炸结束没几天，在
离开华盛顿，普里马科夫接到指示访问伦敦，向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传达了同样的建议。普里马科夫的描述具有启迪作用：
首相在契克斯她的乡间别墅接待了我们。她很注意倾听我提供的信息，没有打断过。但是，愉快的一小时过后，她不让任何人打断她的独白，以一种简洁的方式概括性地阐述了一种越来越明确的立场：
不仅仅局限于让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而是要给伊拉克以破坏性的打击，“打断萨达姆的脊梁”，摧毁他的所有军队，甚至可能是摧毁那个国家的工业潜力。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小心谨慎地威逼利诱联合国安理会的主要成员国、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不仅通过了对伊拉克实行全面经济封锁的决议，而且获得了使用武力解放科威特的授权。布什总统
但是，1991年1月初，就在美国在沙特阿拉伯进行自越南战争以来最大的军事集结、准备对伊拉克进行密集进攻性轰炸时，华盛顿的权势集团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对布什明确的军事意图是否明智开始表示严重忧虑。
大概十周后的
尽管受到社会舆论从各个方面的攻击……布什政府还是无情地把我们的国家推进了战争。我们反思一下当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美西战争，会发现与今天面临的舆论压力有某些相似之处。我们必须进一步寻找，也许在墨西哥战争中，可以发现，一个总统在这个国家还没有被攻击之前，就这么热心地渴望把这个国家置于危险之中的理由。
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前大使詹姆斯•艾金斯是一位备受华盛顿尊敬的中东事务专家，也出来公然反对布什针对伊拉克的作战计划。艾金斯在
亨利•基辛格作为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肯定另有想法，但在我的外交生涯中并没有想那么远……布什政府中也许会有人指出，现在条件要比1975年时更加有利了……
值得关注的是，1990年基辛格咨询公司的前副总裁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和雇员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是确保在海湾战争中使基辛格的观点占据美国外交政策主导地位的关键人物。当时，劳伦斯是詹姆斯•贝克的副国务卿，而布伦特则是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此外，在这一时期，基辛格还在媒体上大肆宣传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在媒体上国内反对的声音被淹没在总统的战争动员中。
日德被迫“出血”
在很短的时间内，欧洲和全世界有思想的人马上明白了，除了保护美国和西方在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利益外，实际上，乔治•布什的伊拉克战争还另有目的。布什难以置信地、粗俗地公开嘲笑萨达姆•侯赛因，把伊拉克的总统比作“现代的阿道夫•希特勒”，那不是在故弄玄虚。
在战争和为期六个月的集结中，华盛顿和伦敦针对伊拉克在西方的支持者展开空前的宣传攻势并施加了强大压力，尽管苏联或法国曾经是伊拉克武器的主要供应商，但并不是这次宣传攻势的主要目标。这次的主要目标是德国——更准确地说是德国的高科技工业，这对于东欧和苏联重建非常重要。法国和苏联，还有中国、美国和英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但法国和苏联已经同意投票支持华盛顿。在
相反，通过直接与英国和美国情报机构联系的渠道，汉堡的《明镜周刊》以及有影响力的共和党参议员例如杰西•霍尔姆斯开始竭尽全力地攻击德国，宣称德国出口的所谓“两用”技术使萨达姆的军队具备了向以色列目标发射苏联飞毛腿导弹的能力。
慌恐万分的波恩政府当时正在处理统一后前民主德国的复杂事务，被迫把宝贵的时间、精力和财力转移到乔治•布什和撒切尔的世界新秩序上来。1月底，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继续进行历史上最紧迫的金融筹款任务之一，他从德国、日本、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获得担保，总共筹集545亿美元以支付所谓的沙漠风暴行动。
据
战争结束后，前里根政府的助理国防部长劳伦斯•科布在4月初的华盛顿记者招待会上披露，美国政府故意隐瞒了海湾战争的实际成本，其目的是使用同盟国捐款，弥补国内预算削减。据消息灵通人士估计，如果把所有同盟国对战争的捐献都计算进去，美国从海湾战争中获得的净盈利可能达到190亿美元。1991年初的几个月内，大量外币流入，单德国的现金支付就达66亿美元，给美元升值造成巨大压力，仅仅几周前美元已经跌至战后的最低记录1：46德国马克。另外，战争还没有结束，美国就已经开始与中东国家签订进攻性武器的合同，这严重激怒了欧洲军火制造商。
布什政府胜利地宣布，美国已经证明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国内失业人数越来越多，东欧国家否认可能得到数十亿的西方资金重建基础设施以及实现经济现代化。在这些事实面前，布什明显是在自吹自擂。
沙漠风暴行动，以及20世纪90年代末世界石油价格每桶上升了30多美元，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对东欧经济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而石油涨价是由于从伊拉克输出石油的运输线受到破坏所致。在1991年1月以前，东欧国家通过与苏联的贸易联系，以易货贸易方式用工农业产品交换莫斯科的石油。
1990年3月，意大利《30天》杂志采访了一位与华盛顿有联系的意大利教授米格利奥。米格利奥对该杂志讲：
美国意识到，为了避免陷入苏联那样的衰退，它必须与潜在的竞争对手齐驱并驾，她们包括日本和团结在德国经济力量周围的欧洲大陆国家……美国不能接受今天的欧洲，这个大陆不仅可以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非常愉快地运行，并且经济和科技还会更加强大。
因为这个理由，米格利奥声称，“美国把注意力转向了中东，想控制日本和德国都离不开的阿拉伯石油。”
在法国，夏尔•戴高乐的前农业部长埃德加•皮萨尼是巴黎阿拉伯文化中心(ZMA)主任。他在
我并不希望这是真的。我对这一事实感到非常震惊，一个国家强大竟然只是因为她拥有武器。美国经济上极度困难，却想方设法压制日本和欧洲，只是因为后者军事力量薄弱。为了维持自己的世界秩序，各国都不得不支付工资去雇佣一名世界宪兵，日本、德国以及石油输出国还必须为这位宪兵提供经费，这种情况到底还要维持多久……
十分清楚，对英国主导的均势政治学的最大讽刺是，海湾战争后不久，德国总统理查德•冯•魏茨克对柏林的《每日新闻》讲：“我们很早就有欧洲国家的均势政策，但由于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曲解，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我们的均势政策无疾而终。然后是两个超级大国统治时代的到来。”冯•魏茨克呼吁欧洲要利用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最终结束这种均势的愚蠢念头，实现“戴高乐将军未尽的理想，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完整欧洲。”
沙漠风暴行动以及布什-撒切尔的海湾战争给伊拉克以及伊拉克人民、科威特和世界经济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但是，有迹象表明，它还没有实现其主要目标，即把欧洲大陆重新纳入乔治•布什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世界新秩序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