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关于末代皇帝溥仪的影视剧，用十个手指头必定是数不过来的，但只要一牵扯到其个人生活私密，便都语焉不详了，主旋律正剧和大制作的传记片，确实也不好用镜头去表现细节。笔者长期以来陆续读过好多涉及溥仪的文史资料，早期出的为尊者讳，在其私生活方面的叙述也是遮遮掩掩，甚至是涂脂抹粉，越到后来便说的越明白，这其实才是尊重溥仪先生、尊重历史的不二法门。
溥仪的一生，命运从未掌握在自己手里，堪称是一场悲剧。做为前清逊帝，他小小年纪便吃起了民国俸禄，关在紫禁城里与一群太监为伍；这帮身心俱残的奄党，把少不更事的溥仪教唆坏了，在其未成年时便教他“玩儿”，与宫女无节制的做爱、与太监鸡奸，小孩子把这当成乐此不疲的游戏了！长期的残害毁伤了少年溥仪的身体，他后来也果真死于肾病。同时，也造成了他心灵的严重扭曲，大家知道，成年后溥仪以残酷体罚下人出名，往往还不顾身份亲自动手，偶尔就有被殴毙者。但他却对那些依附他混饭吃的前清官宦优礼有加。不妨套用当代的心理分析，我们对溥仪的心态亦能管窥一二：他恨那些伺候他的人，尤其是太监。不是吗？！溥仪是聪明人，作为常识他应该晓得，左右的侍从是要用心去拉拢去敷衍的，否则便容易在卧榻之侧树敌，岂不危矣？所以他又对身边人疑心重重，防之又防，这也是出名的。不难推测，他得罪了身边人也害怕呀。可怜见的！
溥仪的宫廷老师、英国人庄士敦是个同性恋，其性取向深刻影响了溥仪，二人是终身好友。众所周知，溥仪讨厌女人，闭月羞花的皇后婉容（我收有她的多张照片，堪称古典的绝色美人，缺点是无胸。）直到伪满时期，不堪苦闷与男性侍卫通奸时，还是处女！对她进行性抚慰的侍卫于解放后透露了这一点，并对“主子”念念不忘，说皇后人好啊！
那么疑问便来了，慎防下人的溥仪为何带年轻壮男出入内室，不避内眷，以致无可避免的闹出宫廷秽闻？更可疑的是，与婉容私通的两名侍卫（请注意，是两个人。），事发后竟都被溥仪不可思义的放走了！溥仪对下人的温柔敦厚又彰显出来，不合常理中我们看出其合理的一面，他恨太监，并不等于就会恨身边的男人。一言以敝之，用他身边资深太监的话说，就是：咱们这位皇上啊，放着好好的水门不走，偏爱走旱门。
所有表现溥仪的影视剧都说，经过我党战犯管理所长期深入的思想教育，这位逊帝脱胎换骨，满嘴鲜活的社会主义新词令，左得不得了；几乎所有的文史资料亦如是说。但是我却曾看到了一篇亲近他的旗人写的回忆文章，其中别的我都遗忘了，该人提到一件小事，我却牢牢记住了：文革时，溥仪有一次去叔父载涛的府上串门，这位旗人正巧在座，慌忙下跪，口称给皇上请安！溥仪安之若素的说：“起来吧
——《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五)
文/贾英华
新婚发现溥仪注射性激素
一次，全国政协举办联欢活动。我碰到了何长工，他悄悄地拽我到一边，问：“你和溥仪在一起生活习惯吗?能生活到一块吗?”我说什么好呢?我有苦难盲，只能低着头，含含糊糊地回答说：“凑合吧……”
见我这种态度，何长工似乎明白了，也就不再追问。
不久，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一位姓王的副部长一同来我家看望。廖部长细心地问
李淑贤眸子里深藏的苦涩有谁知道呢？
我俩：“你们新婚之后怎么样啊?”
我心里难受，可无法说，婚后的尴尬怎么对外人说呢?只能敷衍了事地说：“挺好，挺好……”
廖沫沙是聪明人，见溥仪不说什么，显得很沉默，只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
其实，刚结婚的时候，我也奇怪。溥仪夜里往往不睡觉，直到后半夜两三点钟以后，我不知翻了多少回身，他仍然亮着100瓦的灯泡翻来覆去地看书，什么《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
还有的时候，我半夜醒来，看见溥仪正俯身仔细地端详我的脸。有时，他不碰我的身子，只用鼻子闻我的头发和脖子，把我惊醒。每到这时，我总没好气：“您这是干吗呢?还不睡觉……”他也不生气，笑笑，然后又转身看他的书。
我可气得睡不着了，有时睁着两眼到天亮。再一看溥仪，他却呼呼睡着了。我是个结过婚的人，心里头纳闷儿：新婚七八天了，溥仪怎么一直没那个要求呢?可实在张不开口——没法问呀……
一天早晨，溥仪跟我说要到医院去。我没事，想陪他去。他起初推托，但我坚持要去，他没办法，只好让我去了，谁知，他根本没看病，直接就进了注射室。
他不想让我进注射室，我心里生疑，便点头佯装答应了。趁他正打针的时候，我突然走了进去，他立时慌了神。我一看，原来他正在注射“荷尔蒙”(性激素)!我当护士多年，自然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我对打针的护士明知故问：“这是怎么回事?”
“你是谁呀?”护土爱理不理地问我。
“我是他的妻子。”我理直气壮地答。
护士不以为然地告诉我：“他近来每天都来打这种针。”
真相大白!原来，他每天早晨借口上班，实际上是到人民医院注射“荷尔蒙”!我十分气愤，扭身就跑出了医院。
溥仪给我下跪
跑回家，我抱头痛哭。溥仪垂头丧气地回来之后，半晌也没说一句话。
我厉声责问他：“你为什么打这种针?”
溥仪脸上一阵白一阵黄，就是不吭声。
我一边哭，一边愤怒地说：“今天，你非要跟我说个明白不可!”
追问到最后，溥仪无奈地开了腔：“我实在对不起你。当时，我不能告诉你，那么多女人我都不喜欢，就是
这一份关于溥仪阳痿的病历记录算得上是文物了。
喜欢你。为了和你结婚，只能暂时瞒着你……’说着，突然“扑通”一声跪到地上，
这可吓了我一大跳，不知怎么办好了。
“你如果非要跟我离婚，我也不活了。你提什么条件都可以……”
瞧着可怜巴巴的溥仪，我的心软了，一边流着苦涩的眼泪，一边拉他起来：“我这么些年没结婚，一直孤身一人。现在生米做成熟饭，也就只能这样啦……”
过了不久，全国政协的连以农处长得知我们婚姻中的障碍就来找我做工作。溥仪向我介绍了连处长，又简要地跟我嘱咐了两句，我一听是来谈这事儿，心就烦了，赌气地对溥仪说：“你不要和我说。我不要听!”说完就怒气冲冲地出了门。溥仪追了出来，死活把我拽了回去。
连处长和风细雨地给我摆开了道理。我不好意思先提起溥仪的“病”，于是就对连处长讲开了溥仪不会理家的种种“毛病”：“我结了婚，才知道溥仪什么也不会。在生活上更是这样……”
连处长见我有意回避夫妻生活，就索性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说：“你和溥仪结婚这件事，国内外都知道，在国际上也是有影响的。你们夫妻之间闹矛盾的事，我都知道了——溥仪有病，他也正在治疗。你还是多担待些吧。”临走，连处长客气地对我说：“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组织上讲。好吗?”
我没话可说。痛苦只有自己心里知道……
据中国最后一个太监孙耀庭回忆：溥仪的阳痿并非是“先天”的。孙老先生讲，“溥仪幼年与宫女过多淫乱，尔后一些年，染上了同性恋的恶习，导致阳痿……”
溥仪特赦以后，曾于1962年7月21日去北京协和医院看过此病。在其病历档案上，医生根据溥仪的自述写道：“阳痿已多年。曾注射睾丸素，后发现慢性前列腺炎。服药后仍未好，现仍有时觉下腹发坠。”
对于治疗方式，医生没能提出新招，只是要求溥仪按期前来检查前列腺炎，服用抗生素、热浴……
查阅协和医院的一份内部病历，其中有溥仪当年的诊治记载：“患者于30年前任皇帝时，就有阳痿，一直在求治。疗效欠佳。10年前有内痔已治愈。患者自幼生于北京官家出身，曾一度封任皇帝，解放后积极思想改造，现任文史官(馆)专员。有吸烟嗜好，曾三次结婚，均未生育。”
据李淑贤亲口对我回忆：结婚后，溥仪的阳痿病一直没有好。打了一阵荷尔蒙针，溥仪认为有了一点疗效，于是，有过一次不太成功的夫妻性生活。结果闹得双方都不愉快。溥仪跟李淑贤结婚两个星期之后，曾尿过血。
另据我在1984年采访溥仪的媒人沙曾熙时，他对我如实讲述了溥李婚前他与李淑贤的对话：“溥仪有病，在性生活方面可能差一点儿……”
李淑贤没太多说，只是点着头表示理解：“只要人好，这方面问题倒不大……”
婚后第二天，当溥仪不在跟前的时候，李淑贤找到了沙曾熙，满脸不高兴地对他说：“老沙，溥仪性生活不是差一点儿，是根本不行!”
听了她的话，沙曾熙哑口无言，只说了一句：“这怎么办?木已成舟了……”
对于李淑贤发现溥仪打荷尔蒙针之后的情形，李淑贤详细对我讲述了，但不同意她在世时发表。
“回到家，溥仪跪在地上，长跪不起，说个不停：你还年轻，以后你找男朋友都可以，我同意你找男朋友，我不管你，我不能给你带来一生的痛苦……”
“我起初一声不吭，认为溥仪欺骗了我，心里忒委屈。可是溥仪跪在地上就是不起来，对我说，如果我不答应，他就不起来……我愤怒地对溥仪说了几句发狠的骂人话，然后就不再说一句，也不做饭，呆呆地坐了半天。溥仪既不敢站也不敢坐，只是在一旁偷眼瞧着我的脸色。就这样，我一直呆呆愣愣地坐到了天黑……”
我说离婚，溥仪拿刀抹脖子
接下来的日子，溥仪千方百计让我参加一些活动，大概为的是调节我低沉的情绪。
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溥仪曾不止一次跟我讲，他跟婉容也一直是“名义夫妻”。在性功能方面，他的阳痿是“先天”的。后来我知道，这不是事实，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始终不肯对我直说。
溥仪生理上有毛病，怕人提起相关的事情，只要一提及就受不了，哪怕是玩笑。尤其不能跟他开玩笑说“离婚”这两个字，一提这茬儿，溥仪立时就脸色发白，必要认真地跟我极力表白一番才算完。
后来溥仪告诉我：在他特赦后，全国政协曾经给他找过许多医生，为他治疗阳痿病。他的病在全国政协似乎成了公开的秘密。后来不止一位全国政协领导人问过他：“你的‘病’是否好啦?”溥仪大多是搪塞地回答说：“好了。”
一次，群众出版社李文达请溥仪和我吃饭，地点就在我们举办婚礼的政协文化俱乐部。当时，作陪的是婉容的五姨父蔡承琪，他当时住在秦老胡同——恰巧就在溥仪三妹的前院，为溥仪写书提供过大量的情况和照片。
那时，正值李文达为溥仪执笔撰写《我的前半生》那本书。他很关心溥仪婚后的情况，就跟他有分寸地开玩笑，诸如“待新娘子如何啊”等等……
听了这些，溥仪的脸上闪过一丝阴影，但很快就又哈哈地乐开了。
我听了这些话，脸上挺挂不住的。因为李文达极了解溥仪阳痿的真相，而且蔡承琪也知道溥仪性无能。我索性一言不发，饭也吃得很少。对此，李文达似有所察觉，于是转换了话题。
因为心里别扭，有时候我难免对溥仪发脾气。有一次，因为一点儿小事，我不知怎么冲动起来，冲溥仪大吼一声：“我要跟你离婚!”
溥仪急了，脸都变了颜色：“我不活啦!”说完，他转身跑进厨房，拿起菜刀就要抹脖子!我一看溥仪那不想活命的架势，心里也慌了，马上哄他：“我是跟你闹着玩呢……”溥仪直愣着双眼从厨房走出来，气喘喘地坐回到椅子上。
此后，溥仪想尽办法跟我缓和关系，让我高兴。在家庭生活中显得更加主动了。吃过饭，他就赶忙拿过抹布擦桌子、洗碗，收拾桌上的东西，但总是显得笨手笨脚。就是洗手、洗脸，也免不了弄得到处是水，上衣胸前经常都是湿的。我有时惩罚他，不让他换上衣，让他长记性。
人非草木，岂能无情?慢慢地，我与溥仪的关系缓和了一些。虽然溥仪的“病”没好，但夫妻关系渐渐有所好转了。唉，我也想通了，既然已经如此，就凑合着过吧。
别瞧他那么大岁数了，人多的时候，他总爱跟同事开玩笑，可活泼了。他高度近视，平时不戴眼镜是不行的，就是戴着眼镜，他的眼睛也并不那么好使。有时下了班，我先回到家，听见他的脚步声，就躲在门后边。他进了门找遍屋里，连厨房都找了，还没发现我。于是，我突然蹦出来，吓他一跳。“哎呀，你可吓了我一大跳!……”每当这时，他会亲热地搂着我，老半天不撒手。于是夫妻间出现了难得的温馨与亲热。
一天晚间，溥仪坦诚地对我说：“唉，淑贤，我这一生，在这个事情上都是非常苦恼的!”
我理解他的苦衷。我也有我的苦恼，只能沉默。
李淑贤的脾气变坏了
以下这些家庭讳事，李淑贤同意我写入回忆录初稿，但始终没让发表：
婚后，溥仪与我的夫妻关系一度紧张。他的政协同事周振强(编者注：溥仪与李淑贤的媒人之一)知道了，马上来找我，问：“老溥的‘病’是不是好啦，”
“没有。”我没好气地回答他。
周振强了解情况后，非常抱歉地说：“没想到，我可做了一件缺德事啊……”周振强问我的想法。我十分明确地对他讲：“我想跟溥仪离婚!”听了我的话，周振强胆小地说：“这事情得向组织汇报，我可做不了主。”
打这以后，政协机关组织才进一步晓得溥仪的“病”并没真好。
我有一次发脾气，把一个空雪花膏瓶子扔了出去。那个月发工资那天，老晚也不见溥仪回家。天黑了，我正在家坐着生闷气，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溥仪满脸笑容地站在门口，两手捧着一个盒子，进屋打开一看，原来是几瓶雪花膏和香水。
我问他：“工资呢?”
听了这话，溥仪傻了，说：“都买这些了……”
“都买这些，咱们吃什么?”我急了，把他买回的东西摔了一地。
他满以为我看到买回的东西会高兴，哪知道我大发脾气。桌上做好的晚饭放凉了，他一筷子也没动。睡觉时，我脸背着他，一连几天没搭理他。他直冲我道不是，认错儿。过了许多天，我还瞪着眼珠问他：“还过(日子)不过呀?”
论及溥仅与李淑贤婚后的关系，其实很微妙。平时两人对外都客客气气，夫妻关系不对外人多言。实际，他们有时也吵得不亦乐乎，但大多以溥仪退让而“停战”。然而，他们动过手没有呢?
李淑贤曾亲口对我说过：“当初，生起气来我曾打过‘皇上’两巴掌……”
述说这一往事时，李淑贤的眼神始终直愣愣的。当然，像这样的事情，李淑贤坚持没让我写入回忆录内。
周恩来总理关心溥仪的家庭生活
有关溥仪与李淑贤夫妻生活方面的问题，我曾多次采访过载涛的夫人王乃丈。她曾回忆道：“我知道，婚后溥仪和李淑贤感情并不好。从溥仪方面说，他对李淑贤不错。为什么?因为溥仪生理上有毛病。婚前，李淑贤并不很清楚；婚后，见溥仪的‘病’总也不好，就要跟溥仪离婚。
“我听载涛跟我说，李淑贤要跟溥仪离婚的事情，不知怎么让周总理知道了。于是，周总理在一次接见溥仪和家属时，就给李淑贤做工作。周总理对李淑贤说：‘你要儿子干吗?我也没有儿子嘛……你真要是跟溥仪离婚，国际影响也不好嘛……’
“经过周总理耐心做工作，李淑贤也就暂时不提这个事儿了。”
王乃文所指总理接见一事，应是1963年11月10日下午，周总理对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和夫人的接见。就餐时，周总理特意把溥仪夫妇叫到他和陈毅副总理的那一桌。
对于李淑贤来说，周总理的这一次接见，尤其是几次问话，对她触动很大。回到家里，溥仪和她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溥仪对李淑贤说：“咱们婚后性生活不和谐的事，政协肯定向周总理报告了……”
1979年，李淑贤在东城区草园胡同的寓所内，面对我情绪异常激动地回忆说：“我听了溥仪的话，气不打一处来。什么性不和谐?是他根本没有性能力。害得我婚后神经衰弱，吃了多少谷维素都没用，长期失眠，弄了一身病。最后没办法，只得切除了全部子宫。”
那天，李淑贤又回忆说：“听周总理对我讲，让我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我挺敏感，政协肯定了解了我在医院的表现。之前，医院的郭院长就找过我，指出过我学习落后，政治上不进步。我看到周总理那会说话的眼睛看着我，仿佛在说，你的一切我都知道。在整个晚宴中，我的心情都很紧张，头都不敢抬，连一句话都不敢说。见到这种情形，周总理为调节气氛，给我夹了一筷子菜。”
“周总理一见面，就对溥仪说你娶了我们杭州姑娘。我就明白了，总理对我的情况很清楚。当总理问起我的家庭情况和我的简历时，我特别紧张。问起我的父亲时，溥仪在一旁插嘴，周总理打断了溥仪的话，示意让我自己说。我更紧张了。提起我俩不能生小孩子的事儿，我见周总理居然连这些事也知道，可想而知周总理了解细致入微，什么事也瞒不过他。对于溥仪性无能的事，我无法说也说不出口，只能是有苦往肚里咽……”
1984年12月19日，年已84岁的连以农，在他居住的西四五条胡同的寓所接受我采访时说：“当时，周总理兼任全国政协主席。李淑贤的复杂经历和溥仪丧失性能力等情况，我们曾向周总理汇报过，他问得特别细。但这些都属于生米煮成熟饭的事了。李淑贤的复杂经历，我们有些是在他俩婚后才知道的。溥仪性生活无能，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治了好长时间都没见效。李淑贤总闹着要离婚，也不是没一点儿道理。周总理接见溥仪夫妇时，讲的话其实已经很清楚了。总不能让周总理直接讲他们之间性生活的事儿吧?只能婉转地讲到不能生小孩子的这份上。我觉得这是周总理讲话的艺术性。”
李淑贤坦率地承认，自从周总理接见以后，她再也不好意思提起离婚了。但在生活和情感上，她总是处于十分矛盾和彷徨之中，直到溥仪逝世。
溥仪的一生，命运从未掌握在自己手里，堪称是一场悲剧。做为前清逊帝，他小小年纪便吃起了民国俸禄，关在紫禁城里与一群太监为伍；这帮身心俱残的奄党，把少不更事的溥仪教唆坏了，在其未成年时便教他“玩儿”，与宫女无节制的做爱、与太监鸡奸，小孩子把这当成乐此不疲的游戏了！长期的残害毁伤了少年溥仪的身体，他后来也果真死于肾病。同时，也造成了他心灵的严重扭曲，大家知道，成年后溥仪以残酷体罚下人出名，往往还不顾身份亲自动手，偶尔就有被殴毙者。但他却对那些依附他混饭吃的前清官宦优礼有加。不妨套用当代的心理分析，我们对溥仪的心态亦能管窥一二：他恨那些伺候他的人，尤其是太监。不是吗？！溥仪是聪明人，作为常识他应该晓得，左右的侍从是要用心去拉拢去敷衍的，否则便容易在卧榻之侧树敌，岂不危矣？所以他又对身边人疑心重重，防之又防，这也是出名的。不难推测，他得罪了身边人也害怕呀。可怜见的！
溥仪的宫廷老师、英国人庄士敦是个同性恋，其性取向深刻影响了溥仪，二人是终身好友。众所周知，溥仪讨厌女人，闭月羞花的皇后婉容（我收有她的多张照片，堪称古典的绝色美人，缺点是无胸。）直到伪满时期，不堪苦闷与男性侍卫通奸时，还是处女！对她进行性抚慰的侍卫于解放后透露了这一点，并对“主子”念念不忘，说皇后人好啊！
那么疑问便来了，慎防下人的溥仪为何带年轻壮男出入内室，不避内眷，以致无可避免的闹出宫廷秽闻？更可疑的是，与婉容私通的两名侍卫（请注意，是两个人。），事发后竟都被溥仪不可思义的放走了！溥仪对下人的温柔敦厚又彰显出来，不合常理中我们看出其合理的一面，他恨太监，并不等于就会恨身边的男人。一言以敝之，用他身边资深太监的话说，就是：咱们这位皇上啊，放着好好的水门不走，偏爱走旱门。
所有表现溥仪的影视剧都说，经过我党战犯管理所长期深入的思想教育，这位逊帝脱胎换骨，满嘴鲜活的社会主义新词令，左得不得了；几乎所有的文史资料亦如是说。但是我却曾看到了一篇亲近他的旗人写的回忆文章，其中别的我都遗忘了，该人提到一件小事，我却牢牢记住了：文革时，溥仪有一次去叔父载涛的府上串门，这位旗人正巧在座，慌忙下跪，口称给皇上请安！溥仪安之若素的说：“起来吧
——《末代皇帝最后一次婚姻解密》(五)
文/贾英华
新婚发现溥仪注射性激素
一次，全国政协举办联欢活动。我碰到了何长工，他悄悄地拽我到一边，问：“你和溥仪在一起生活习惯吗?能生活到一块吗?”我说什么好呢?我有苦难盲，只能低着头，含含糊糊地回答说：“凑合吧……”
见我这种态度，何长工似乎明白了，也就不再追问。
不久，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一位姓王的副部长一同来我家看望。廖部长细心地问
李淑贤眸子里深藏的苦涩有谁知道呢？
我俩：“你们新婚之后怎么样啊?”
我心里难受，可无法说，婚后的尴尬怎么对外人说呢?只能敷衍了事地说：“挺好，挺好……”
廖沫沙是聪明人，见溥仪不说什么，显得很沉默，只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
其实，刚结婚的时候，我也奇怪。溥仪夜里往往不睡觉，直到后半夜两三点钟以后，我不知翻了多少回身，他仍然亮着100瓦的灯泡翻来覆去地看书，什么《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
还有的时候，我半夜醒来，看见溥仪正俯身仔细地端详我的脸。有时，他不碰我的身子，只用鼻子闻我的头发和脖子，把我惊醒。每到这时，我总没好气：“您这是干吗呢?还不睡觉……”他也不生气，笑笑，然后又转身看他的书。
我可气得睡不着了，有时睁着两眼到天亮。再一看溥仪，他却呼呼睡着了。我是个结过婚的人，心里头纳闷儿：新婚七八天了，溥仪怎么一直没那个要求呢?可实在张不开口——没法问呀……
一天早晨，溥仪跟我说要到医院去。我没事，想陪他去。他起初推托，但我坚持要去，他没办法，只好让我去了，谁知，他根本没看病，直接就进了注射室。
他不想让我进注射室，我心里生疑，便点头佯装答应了。趁他正打针的时候，我突然走了进去，他立时慌了神。我一看，原来他正在注射“荷尔蒙”(性激素)!我当护士多年，自然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我对打针的护士明知故问：“这是怎么回事?”
“你是谁呀?”护土爱理不理地问我。
“我是他的妻子。”我理直气壮地答。
护士不以为然地告诉我：“他近来每天都来打这种针。”
真相大白!原来，他每天早晨借口上班，实际上是到人民医院注射“荷尔蒙”!我十分气愤，扭身就跑出了医院。
溥仪给我下跪
跑回家，我抱头痛哭。溥仪垂头丧气地回来之后，半晌也没说一句话。
我厉声责问他：“你为什么打这种针?”
溥仪脸上一阵白一阵黄，就是不吭声。
我一边哭，一边愤怒地说：“今天，你非要跟我说个明白不可!”
追问到最后，溥仪无奈地开了腔：“我实在对不起你。当时，我不能告诉你，那么多女人我都不喜欢，就是
这一份关于溥仪阳痿的病历记录算得上是文物了。
喜欢你。为了和你结婚，只能暂时瞒着你……’说着，突然“扑通”一声跪到地上，
这可吓了我一大跳，不知怎么办好了。
“你如果非要跟我离婚，我也不活了。你提什么条件都可以……”
瞧着可怜巴巴的溥仪，我的心软了，一边流着苦涩的眼泪，一边拉他起来：“我这么些年没结婚，一直孤身一人。现在生米做成熟饭，也就只能这样啦……”
过了不久，全国政协的连以农处长得知我们婚姻中的障碍就来找我做工作。溥仪向我介绍了连处长，又简要地跟我嘱咐了两句，我一听是来谈这事儿，心就烦了，赌气地对溥仪说：“你不要和我说。我不要听!”说完就怒气冲冲地出了门。溥仪追了出来，死活把我拽了回去。
连处长和风细雨地给我摆开了道理。我不好意思先提起溥仪的“病”，于是就对连处长讲开了溥仪不会理家的种种“毛病”：“我结了婚，才知道溥仪什么也不会。在生活上更是这样……”
连处长见我有意回避夫妻生活，就索性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说：“你和溥仪结婚这件事，国内外都知道，在国际上也是有影响的。你们夫妻之间闹矛盾的事，我都知道了——溥仪有病，他也正在治疗。你还是多担待些吧。”临走，连处长客气地对我说：“有什么事情，你可以跟组织上讲。好吗?”
我没话可说。痛苦只有自己心里知道……
据中国最后一个太监孙耀庭回忆：溥仪的阳痿并非是“先天”的。孙老先生讲，“溥仪幼年与宫女过多淫乱，尔后一些年，染上了同性恋的恶习，导致阳痿……”
溥仪特赦以后，曾于1962年7月21日去北京协和医院看过此病。在其病历档案上，医生根据溥仪的自述写道：“阳痿已多年。曾注射睾丸素，后发现慢性前列腺炎。服药后仍未好，现仍有时觉下腹发坠。”
对于治疗方式，医生没能提出新招，只是要求溥仪按期前来检查前列腺炎，服用抗生素、热浴……
查阅协和医院的一份内部病历，其中有溥仪当年的诊治记载：“患者于30年前任皇帝时，就有阳痿，一直在求治。疗效欠佳。10年前有内痔已治愈。患者自幼生于北京官家出身，曾一度封任皇帝，解放后积极思想改造，现任文史官(馆)专员。有吸烟嗜好，曾三次结婚，均未生育。”
据李淑贤亲口对我回忆：结婚后，溥仪的阳痿病一直没有好。打了一阵荷尔蒙针，溥仪认为有了一点疗效，于是，有过一次不太成功的夫妻性生活。结果闹得双方都不愉快。溥仪跟李淑贤结婚两个星期之后，曾尿过血。
另据我在1984年采访溥仪的媒人沙曾熙时，他对我如实讲述了溥李婚前他与李淑贤的对话：“溥仪有病，在性生活方面可能差一点儿……”
李淑贤没太多说，只是点着头表示理解：“只要人好，这方面问题倒不大……”
婚后第二天，当溥仪不在跟前的时候，李淑贤找到了沙曾熙，满脸不高兴地对他说：“老沙，溥仪性生活不是差一点儿，是根本不行!”
听了她的话，沙曾熙哑口无言，只说了一句：“这怎么办?木已成舟了……”
对于李淑贤发现溥仪打荷尔蒙针之后的情形，李淑贤详细对我讲述了，但不同意她在世时发表。
“回到家，溥仪跪在地上，长跪不起，说个不停：你还年轻，以后你找男朋友都可以，我同意你找男朋友，我不管你，我不能给你带来一生的痛苦……”
“我起初一声不吭，认为溥仪欺骗了我，心里忒委屈。可是溥仪跪在地上就是不起来，对我说，如果我不答应，他就不起来……我愤怒地对溥仪说了几句发狠的骂人话，然后就不再说一句，也不做饭，呆呆地坐了半天。溥仪既不敢站也不敢坐，只是在一旁偷眼瞧着我的脸色。就这样，我一直呆呆愣愣地坐到了天黑……”
我说离婚，溥仪拿刀抹脖子
接下来的日子，溥仪千方百计让我参加一些活动，大概为的是调节我低沉的情绪。
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溥仪曾不止一次跟我讲，他跟婉容也一直是“名义夫妻”。在性功能方面，他的阳痿是“先天”的。后来我知道，这不是事实，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始终不肯对我直说。
溥仪生理上有毛病，怕人提起相关的事情，只要一提及就受不了，哪怕是玩笑。尤其不能跟他开玩笑说“离婚”这两个字，一提这茬儿，溥仪立时就脸色发白，必要认真地跟我极力表白一番才算完。
后来溥仪告诉我：在他特赦后，全国政协曾经给他找过许多医生，为他治疗阳痿病。他的病在全国政协似乎成了公开的秘密。后来不止一位全国政协领导人问过他：“你的‘病’是否好啦?”溥仪大多是搪塞地回答说：“好了。”
一次，群众出版社李文达请溥仪和我吃饭，地点就在我们举办婚礼的政协文化俱乐部。当时，作陪的是婉容的五姨父蔡承琪，他当时住在秦老胡同——恰巧就在溥仪三妹的前院，为溥仪写书提供过大量的情况和照片。
那时，正值李文达为溥仪执笔撰写《我的前半生》那本书。他很关心溥仪婚后的情况，就跟他有分寸地开玩笑，诸如“待新娘子如何啊”等等……
听了这些，溥仪的脸上闪过一丝阴影，但很快就又哈哈地乐开了。
我听了这些话，脸上挺挂不住的。因为李文达极了解溥仪阳痿的真相，而且蔡承琪也知道溥仪性无能。我索性一言不发，饭也吃得很少。对此，李文达似有所察觉，于是转换了话题。
因为心里别扭，有时候我难免对溥仪发脾气。有一次，因为一点儿小事，我不知怎么冲动起来，冲溥仪大吼一声：“我要跟你离婚!”
溥仪急了，脸都变了颜色：“我不活啦!”说完，他转身跑进厨房，拿起菜刀就要抹脖子!我一看溥仪那不想活命的架势，心里也慌了，马上哄他：“我是跟你闹着玩呢……”溥仪直愣着双眼从厨房走出来，气喘喘地坐回到椅子上。
此后，溥仪想尽办法跟我缓和关系，让我高兴。在家庭生活中显得更加主动了。吃过饭，他就赶忙拿过抹布擦桌子、洗碗，收拾桌上的东西，但总是显得笨手笨脚。就是洗手、洗脸，也免不了弄得到处是水，上衣胸前经常都是湿的。我有时惩罚他，不让他换上衣，让他长记性。
人非草木，岂能无情?慢慢地，我与溥仪的关系缓和了一些。虽然溥仪的“病”没好，但夫妻关系渐渐有所好转了。唉，我也想通了，既然已经如此，就凑合着过吧。
别瞧他那么大岁数了，人多的时候，他总爱跟同事开玩笑，可活泼了。他高度近视，平时不戴眼镜是不行的，就是戴着眼镜，他的眼睛也并不那么好使。有时下了班，我先回到家，听见他的脚步声，就躲在门后边。他进了门找遍屋里，连厨房都找了，还没发现我。于是，我突然蹦出来，吓他一跳。“哎呀，你可吓了我一大跳!……”每当这时，他会亲热地搂着我，老半天不撒手。于是夫妻间出现了难得的温馨与亲热。
一天晚间，溥仪坦诚地对我说：“唉，淑贤，我这一生，在这个事情上都是非常苦恼的!”
我理解他的苦衷。我也有我的苦恼，只能沉默。
李淑贤的脾气变坏了
以下这些家庭讳事，李淑贤同意我写入回忆录初稿，但始终没让发表：
婚后，溥仪与我的夫妻关系一度紧张。他的政协同事周振强(编者注：溥仪与李淑贤的媒人之一)知道了，马上来找我，问：“老溥的‘病’是不是好啦，”
“没有。”我没好气地回答他。
周振强了解情况后，非常抱歉地说：“没想到，我可做了一件缺德事啊……”周振强问我的想法。我十分明确地对他讲：“我想跟溥仪离婚!”听了我的话，周振强胆小地说：“这事情得向组织汇报，我可做不了主。”
打这以后，政协机关组织才进一步晓得溥仪的“病”并没真好。
我有一次发脾气，把一个空雪花膏瓶子扔了出去。那个月发工资那天，老晚也不见溥仪回家。天黑了，我正在家坐着生闷气，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溥仪满脸笑容地站在门口，两手捧着一个盒子，进屋打开一看，原来是几瓶雪花膏和香水。
我问他：“工资呢?”
听了这话，溥仪傻了，说：“都买这些了……”
“都买这些，咱们吃什么?”我急了，把他买回的东西摔了一地。
他满以为我看到买回的东西会高兴，哪知道我大发脾气。桌上做好的晚饭放凉了，他一筷子也没动。睡觉时，我脸背着他，一连几天没搭理他。他直冲我道不是，认错儿。过了许多天，我还瞪着眼珠问他：“还过(日子)不过呀?”
论及溥仅与李淑贤婚后的关系，其实很微妙。平时两人对外都客客气气，夫妻关系不对外人多言。实际，他们有时也吵得不亦乐乎，但大多以溥仪退让而“停战”。然而，他们动过手没有呢?
李淑贤曾亲口对我说过：“当初，生起气来我曾打过‘皇上’两巴掌……”
述说这一往事时，李淑贤的眼神始终直愣愣的。当然，像这样的事情，李淑贤坚持没让我写入回忆录内。
周恩来总理关心溥仪的家庭生活
有关溥仪与李淑贤夫妻生活方面的问题，我曾多次采访过载涛的夫人王乃丈。她曾回忆道：“我知道，婚后溥仪和李淑贤感情并不好。从溥仪方面说，他对李淑贤不错。为什么?因为溥仪生理上有毛病。婚前，李淑贤并不很清楚；婚后，见溥仪的‘病’总也不好，就要跟溥仪离婚。
“我听载涛跟我说，李淑贤要跟溥仪离婚的事情，不知怎么让周总理知道了。于是，周总理在一次接见溥仪和家属时，就给李淑贤做工作。周总理对李淑贤说：‘你要儿子干吗?我也没有儿子嘛……你真要是跟溥仪离婚，国际影响也不好嘛……’
“经过周总理耐心做工作，李淑贤也就暂时不提这个事儿了。”
王乃文所指总理接见一事，应是1963年11月10日下午，周总理对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和夫人的接见。就餐时，周总理特意把溥仪夫妇叫到他和陈毅副总理的那一桌。
对于李淑贤来说，周总理的这一次接见，尤其是几次问话，对她触动很大。回到家里，溥仪和她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溥仪对李淑贤说：“咱们婚后性生活不和谐的事，政协肯定向周总理报告了……”
1979年，李淑贤在东城区草园胡同的寓所内，面对我情绪异常激动地回忆说：“我听了溥仪的话，气不打一处来。什么性不和谐?是他根本没有性能力。害得我婚后神经衰弱，吃了多少谷维素都没用，长期失眠，弄了一身病。最后没办法，只得切除了全部子宫。”
那天，李淑贤又回忆说：“听周总理对我讲，让我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我挺敏感，政协肯定了解了我在医院的表现。之前，医院的郭院长就找过我，指出过我学习落后，政治上不进步。我看到周总理那会说话的眼睛看着我，仿佛在说，你的一切我都知道。在整个晚宴中，我的心情都很紧张，头都不敢抬，连一句话都不敢说。见到这种情形，周总理为调节气氛，给我夹了一筷子菜。”
“周总理一见面，就对溥仪说你娶了我们杭州姑娘。我就明白了，总理对我的情况很清楚。当总理问起我的家庭情况和我的简历时，我特别紧张。问起我的父亲时，溥仪在一旁插嘴，周总理打断了溥仪的话，示意让我自己说。我更紧张了。提起我俩不能生小孩子的事儿，我见周总理居然连这些事也知道，可想而知周总理了解细致入微，什么事也瞒不过他。对于溥仪性无能的事，我无法说也说不出口，只能是有苦往肚里咽……”
1984年12月19日，年已84岁的连以农，在他居住的西四五条胡同的寓所接受我采访时说：“当时，周总理兼任全国政协主席。李淑贤的复杂经历和溥仪丧失性能力等情况，我们曾向周总理汇报过，他问得特别细。但这些都属于生米煮成熟饭的事了。李淑贤的复杂经历，我们有些是在他俩婚后才知道的。溥仪性生活无能，也是没办法的事儿，治了好长时间都没见效。李淑贤总闹着要离婚，也不是没一点儿道理。周总理接见溥仪夫妇时，讲的话其实已经很清楚了。总不能让周总理直接讲他们之间性生活的事儿吧?只能婉转地讲到不能生小孩子的这份上。我觉得这是周总理讲话的艺术性。”
李淑贤坦率地承认，自从周总理接见以后，她再也不好意思提起离婚了。但在生活和情感上，她总是处于十分矛盾和彷徨之中，直到溥仪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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