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
文化从未被划分为“专制”文化和“自由”文化，文化只按照地域或民族来划分。不过，只要细心地观察世界几大主要文化的内涵，就可以不费力地划分出两大块来：一块是“专制文化”，一块是“自由文化”，两者的根本差别是对人的自由的认同。有一句俗语叫做“鸡同鸭讲”，意思是鸡鸭之间没有认同。鸡是怕水的，一沾水就成了“落汤鸡”，它一点也不能领会鸭告诉它的游水的好处。两大文化认识的不同点是：对一个人，从根本上讲，究竟是管制、约束好，还是自由、包容好？
有专制文化传统的人，在总体价值上，把集体、族群或国家的地位看得至高无上。他们主张抑制自我，顺从，忍受，约束。在个性方面，他们主张压抑，克己，少张扬，多反省；在两性方面，他们主张寡欲，含蓄；在幸福的理解上，他们主张牺牲个人，以他人的幸福为幸福，以后代的幸福为幸福，以将来的幸福为幸福。这些价值观经过几十代、上百代的传播，已经固化得坚如磐石，几乎不容更改。
不能说这些价值观一无可取，有些不但值的推崇，而且难能可贵。但是，与其初衷相反，专制文化导致专制政体，专制政体却是腐败的，把整个社会拖进罪海。历来的改革家或革命家，都以为可以借某种政体的改变来改变社会意识。不过很可惜，最终决定是由社会成员骨头深处的文化作出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初衷和实践结果大相径庭，就是一例。也有许多的有识之士认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会自然改良人们的社会意识。可是，那些经济高度发展的海湾石油国家，文化没有跟着变化。经济不改变文化根基，文化却制约经济发展。中国目前的高压强权政治，既不是外来的，也不是少数寡头强加的，而是这个社会的主流群体自己选择的。很难相信，一种被多数社会中坚所厌恶的政体，可以十几年、几十年地延续而不变更。在这里，意识决定存在。
相反，自由文化的价值主张，不是压抑性、而是开放性的。他们鼓励个性和自我，主张充分发展自己，反对不合理的、强制式的对个人权利的剥夺。个人的意志、利益、爱好、享受，从最终价值上高于家族、集体、民族、国家。在两性方面，显然倾向感官的快乐。幸福观方面，幸福必须是即现的，未来的幸福、下一代的幸福对他们来说是次要、不足道的。
自由文化的种种理念，粗看起来庸俗低级，不登大雅之堂，似乎还具有社会毁坏力，然而其价值却在于更符合人性。在专制文化那里，有一种奇特现象：尽管群体崇尚的是克己，可是少数特权者却在非公开地放纵。这只证明：因为特权者不受制约，一当压力解除，人性自然如此，毫不奇怪。这个样例，却反过来支持了专制文化的论点——管制的绝对需要，不过只管众人，不管他自己。另一种奇特现象：自由文化虽然平庸，却并没有导致社会群体沉沦，相反，人文精神在自由文化那里得到明显提升。性解放甚至还没来得及冲击社会伦理道德，就自生自灭了。原因在于，众多自由的个体，比众多被禁锢的个体，更具有对恶劣倾向的约束力。自由文化自然导出民主政体，而且是根基深厚的民主政体。人们享受自由的同时，意识到为了长久的自由，必须相互约束。由少数特权者主导着的无自由的专制社会，其走向反而没有约束，前途不明。
人性究竟向恶还是向善？这似乎已成为千古之谜。然而，这善恶的一念之差，正是专制文化和自由文化的分野。如果对人性失去信心，以为不加约束将罪孽横流，这类人自然崇尚专制文化；如果对人性充满信心，以为只要不横加干涉，人自动会完善自己，这类人自然崇尚自由文化。至于两种文化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则不言自明。
两大块文化在地域分布上大致为：专制文化多分布在亚洲、东欧、中东、南美；自由文化多分布在西欧、北欧、北美、澳洲。所谓分布不是绝对的，同一地区会有不同文化交错、渗透。这两种文化的差别，都是历史的积淀，和政治更替、经济兴衰很少关联。反之，文化对政治、经济的影响，却是本质的、强大的。不过，令人相信的是，外来战争和文艺复兴式的文化变革，会影响文化的演变，比如过去的日本、未来的伊拉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