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金财：韩国瑜两岸论述对蔡政府的冲击

　　中评社香港2月27日电（作者 柳金财）近期蓝营政治明星、高雄市长韩国瑜，不断与蔡英文在两岸路线上隔空较劲，对比以往这样的“中央”与地方在两岸路线竞逐现象绝无仅有。这显示“九合一”地方选举后，由于蓝营获得十五席县市执政地位，试图运用“地方包围中央”削弱民进党执政的“中央”政府对两岸事务主导权，摆脱被边缘化地位。韩国瑜市长抛出的两岸论述，主要围绕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两岸你侬我侬、指腹为婚”、强调“两岸一家亲”的心理文化认同。

　　一、“新型”南部崛起冲击民进党国家战略思维

　　从韩市长发展高雄的蓝图来说，“货出人进、高雄发大财”目标即是奠基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发展西进政策及南南合作。这不仅标志着韩国瑜路线，是向2008－2016年期间两岸立基在“九二共识”政治基础致力于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回归；同时也意味着南台湾最大城市在地行动在长期弥漫台湾主体意识的形塑下，新形式的“南部崛起”对民进党执政“中央”的国家战略进行挑战与反动省思。

　　韩国瑜以其心直口快、庶民语言直决对球，宣称既然蔡政府掌握行政和立法权完全执政，既不要“九二共识”，也不敢台独，又不承认“中华民国”，也不要“台湾共和国”，那到底要什么？既然民进党在“立法院”是多数，乾脆就独立了，不要“装腔作势擦脂抹粉”。蔡英文“总统”则回应国家的方向只有一个，就是“自由、民主、安全及繁荣”，“我们是主权国家”，人民有独立行使的意志，也有自由的选择，没有“指腹为婚”这回事，并酸“以为多了好几位陆委会主委”。显然，蔡“总统”的两岸论述仍然还是局限在“中华民国”与台湾关系上。韩国瑜直指“维持现状”的目的性为何？国家愿景与目标一直欠缺清晰性？台湾民众对于台湾前途未来与两岸关系发展已经没有方向感？

　　高雄在民进党长达二十年执政下可说是最富有台湾本土意识与主体意识区域，反中及追求政治自主性意识最为强烈。但韩国瑜认为高雄发展需要“政治降低，经济拉高”，向民进党执政“中央”喊话“再阻饶高雄市与大陆城市交流，就是无聊”，强调城市治理发展主义主轴。反问民进党当局“现在帮2300万台湾同胞找到什么路？”反问民进党动辄说2300万人民要尊严，难道他韩国瑜就不要尊严吗？“我不也说不要怀疑台湾人民追求民主的决心”。显见，韩国瑜在高雄发展主轴上强调“发展、尊严、民主”

　　二、蔡英文治理“国家”愿景与目标模糊性

　　韩国瑜市长对蔡英文“总统”的质疑，正是未清楚勾勒两岸愿景与目标，导致大陆当局疑虑蔡当局走向“渐进式台独”、“法理独立”，从而引发一系列外交压制、军事威逼措施，冲撞两岸关系。韩国瑜认为“须讲出九二共识，争取和平做生意”，这代表一种经济发展主义思潮，重新将两岸关系发展接轨“九二共识”共同政治基础。韩国瑜市长质疑“蔡英文“总统”还是没有说清楚，要带领台湾2300万人何去何从”，“但‘中华民国’的‘总统’必须告诉2300万人民怎么走，未来何去何从，身为‘总统’，这是最基本的职责所在”。

　　韩以地方首长身份质疑蔡的“国家”愿景及治国理念欠缺清晰性，不仅凸显“中央”与地方在两岸事务分歧欠缺一致性；也凸显由于政党间因两岸路线分歧，导致台湾当局两岸政策可能因政党轮替而产生“断裂现象”、“典范转移”，增加大陆当局对台政策调整适应难度。同时，韩国瑜市长质疑蔡英文若无法回答如何带领台湾人民发展方向，那就应该“中华民国”、“九二共识”这个状态继续走下去，给予人民和平环境与清楚“国家”方向要怎么走，在“国家”发展战略上“说清楚讲明白，不能含糊带过”。

　　韩国瑜质疑国家愿景目标不能含糊带过，这其实是正中蔡英文两岸政策论述罩门。蔡英文提出“维持现状”主张 ，依据“中华民国宪政体制”、“宪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处理两岸事务，但并未清晰说明“宪法”是“一中架构”、“一国两区”定位。提出“新四不政策”承诺不变、善意不变、不会对抗、不会屈服等原则性说明，欠缺具体而清晰策略思维。

　　三、着重经济发展主义凌驾政治现实主义

　　韩国瑜发展高雄的诉求是对反服贸“太阳花”学生运动的质疑与反思，2014年爆发学生运动强调守护台湾民主、台湾主权独立、反对黑箱服贸的意义，最终导致“经济自由主义”思潮让位“政治现实主义”，经济利益让位于政治自主性追求。2018年国民党在地方选举胜选，则又是经济发展主义思潮回流，认为强硬与僵化意识型态将束缚两岸发展且衍生对立冲突关系。韩国瑜坚持“九二共识”及推动两岸南南经济合作，不仅是重新嫁接国民党路线，也充满韩式庶民语言重新“热炒”包装设定两岸议题，进一步抢夺两岸路线发言权，避免绿营执政后国民党两岸路线沦为被边缘化地步。

　　“韩流”来袭在南台湾崛起及弥漫全台，这标志着经济务实发展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思潮较劲，尤其南台湾是充满高度台湾主体意识区域，陷入“国家安全”、“政治自主”与“经济发展”双重选择矛盾困境。围绕着是否接受“九二共识”与“政治前提”、“经济发展”主轴议题设定，故表面上看似“政治零分、经济一百分”的“政经分离”思维，其实是“政经合一”思路，即在认同“九二共识”政治基础下共享中国大陆发展机遇。但韩所谓“政治零分”的政治语意恰是回归“九二共识”；这与民进党当局提出两岸对话、交流与协商，不应预设任何政治前提其意义有所不同，这反而是强调“政经分离”，认为不需要“九二共识”也可以进行两岸经济合作交流与对话协商。

　　蔡英文年初及回应习近平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四十周年讲话，呼吁大陆当局正视“中华民国台湾”存在事实。但究竟“中华民国”与大陆地区有何“特殊关系”界定却付之阙如，这其实也是点出1999年通过《台湾前途决议文》清晰界定“中华民国”与台湾关系，但涉及对大陆关系模棱两可。国民党地方诸侯对民进党“中央”政府两岸政策质疑，导致台湾当局“中央”层级政府两岸政策的“碎片化”、“分散化”现象，同时也“被地方化”、“被国民党化”所穿透。

　　最近绿营“中央”与蓝营地方在两岸关系议题进行“战略对话”，然而究竟是“各自表述”呢？或走向“战略协同”呢？能够形成“中央”与地方、跨政党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吗？还是最终变成“战略竞争对手”呢？这势必要缩小台湾政党间“国家认同”分歧及强化共同“国家利益”界定，始能分进合击促进台湾安全、政治自主性及经济发展利益极大化目标。问题是，在这样“国家认同”处于分裂社会中，国民最大公约数产生何其不易，即使“中华民国”是最大公约数，但也存在“各自表述”极大差异性。

　　（作者：柳金财，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