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菊知秋
秋风起深壑，秋叶舞商弦。 我在山头坐，静观秋月圆。
* 宁娜 *
父亲 • 我 •《十万个为什么》
星期天早晨。不用去幼儿园的我和父亲躺在床上听春天的小鸟喳喳叫。母亲去农场，我就可以睡大床，和父亲躺着不起床，唱歌。“牙牙舞，那个紫（纸）老虎，摇头摆尾凶咕咕。全世界人民力量大，伸手一捏就咕咕咕！”“爸爸，为什么美帝是紫颜色的老虎？”父亲大笑，讲这歌编得不行，唱的人和听的人都“莫名其妙”。什么叫“咕咕咕”啊？父亲喜欢《小朋友，想一想》。说这歌“有意思”，一问一答，好懂，长知识。“小朋友，想一想：什么动物鼻子长？鼻子长，是大象，大象鼻子最最长。小朋友，想一想：什么动物耳朵长？耳朵长，是白兔，白兔耳朵最最长。”“他们唱动物，我们来唱植物。”父亲唱，“小朋友，想一想：什么花能织衣裳？织衣裳，是棉花，棉花织出花衣裳。小朋友，想一想：什么植物胡须长？胡须长，是玉米，玉米胡须最最长。小朋友，想一想……”父亲讲，这个歌可以一直一直编下去，编很长很长，让爱科学爱动脑筋的孩子边唱边成长。
父亲三十刚出头。他有一张放得大大的光脊梁背稻草的照片，和墙上１９６４年的挂历并排；照片下面写的话我认为也是“莫名其妙”——“走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里面根本没有红砖铺的路！
“八点喽，起来吧！”父亲下了床，我赖着没动。“起来给你扎小辫子。”“不要，你扎得不好！”“那快起来帮我们写书！”听到“写书”，我“腾”地就蹦起来了。
父亲和院子里的一些叔叔阿姨们在写《十万个为什么》第二版的植物分册。他们叫父亲“老作者”，因为他给首版《十万》（１９６１）写过三十七个“为什么”。《十万》问世时造成轰动，引发购买热潮。本来书是为孩子们写的，但是，丰富的内容，亲切的形式，再加上成龙配套的小百科模样，孩子喜欢，大人也喜欢。出版社在读者的热烈要求下决定修订再版。父亲这次更来了劲，要带动年轻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写。他们常在我们家讨论稿子和新发现的“为什么”。听说，《十万》的书名是从苏联科普作家伊林那儿借来的，大伙都夸借得好：一万个“为什么”太少，一百万个呢又太多，十万个刚好。他们已经写了很多“为什么”了，还不够，还要多写。父亲着迷上了瘾，老在琢磨“为什么”。每天晚上，他就趴在台灯下想啊想，写啊写。台灯是我爸妈的结婚贺礼，汉白玉刻成的华表，方方的底座上雕了精致的围栏。童年的我相信，那是家里的宝贝。
镜子里父亲为我扎的辫子可气又可笑：一高一低，一紧一松，一粗一细，用红玻璃丝捆得乱七八糟。没办法，谁让我要当长辫子的“灰姑娘”呢！父亲是故事大王，擅长将孩子侃晕。他讲灰姑娘第一次和王子跳舞时穿了仙女送的“星星裙”，转圈时闪亮的星星和长辫子上扎的百合花一起飞舞；第二次是“月亮裙”，月光下夜来香和含羞草在轻轻地歌唱；第三次是“太阳裙”，头戴花环的孩子们在洒满阳光的、天鹅绒般的草地上快乐舞蹈。夜里十二点，灰姑娘想逃回家，辫子太长跑不快，王子追上来，一把抓住了长辫子！我听成了小傻人－－满脑子都是放着动画电影的裙子和扎了花飞舞的长辫。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这是父亲的发挥版，一些想象元素来自他工作的植物园。
我穿好红毛衣外套，父亲开始布置任务：到前楼上次去吃喜糖的徐叔叔家，问他下午有没有空，有的话想谈稿子。再问，是他来呢，还是我去？父亲讲，分三步记住：下午有没有空，想谈稿子，他来还是我去？我重复了两遍，记住了，颠颠儿地下了楼，跑进外面的阳光里。
楼下的香椿树叶子绿得象玻璃纸；小池塘里鸭子在游水；两大排栀子花绽出花蕾。栀子花开起来很香的，我知道花为什么香：因为里面有芳香油！栀子花开了夏天就来了，夏天来了就能穿裙子、扎着长辫子跳舞转圈子。
徐叔叔家门开着。父亲讲，门开着也要先敲门，不能蹲着从纱门的门帘下往里看－－那样不礼貌。敲完门人要让开，不然门从里一推，鼻子会被撞扁！
“徐叔叔讲下午他到我们家来。新娘子阿姨给我奶油糖，我说‘谢谢’了。”汇报完领到第二个任务：去魏阿姨家送条子。父亲要问她一种植物是什么科的，拉丁文怎么写。我得令后飞奔而去。
一进魏阿姨家，她妹妹平平就拉出椅子：“啊呀呀呀呀，又是你爸弄的吧？重梳重梳。”我爬上椅子坐好，掏出条子给魏阿姨，“我爸问你，这是不是，嗯，‘拉丁科 ’的？”魏阿姨笑起来。她讲没有“拉丁科”，植物的学名要用拉丁文来写。记不住不要紧，会给我爸写好的。梳好的环辫子光光溜溜，乐得我一蹦三跳往家跑。我要告诉爸爸：平平讲他扎的辫子“啊呀呀呀呀”！
第三个任务是叫楼下的金叔叔下午也上我们家来。他是父亲的好朋友。困难时期父亲在农村调查，饿得走不动了，是金叔叔带吃的去救他的。
下午叔叔们都来了，谈了一会儿，父亲又叫我去请对面三楼的张伯伯。“你要有礼貌。这么说：‘张伯伯，我爸爸和徐叔叔、金叔叔有问题想请教您，您能不能到我家去一趟？’”。这句话练了好几遍，他们满意了我才出发。张伯伯请来了。
有时我走到半道儿把要说的话搞忘了，只好跑回家再问；有时胡里胡涂把条子交错人闹了笑话。有一次，我要找“张阿姨”，站在楼道里傻了眼：因为有三个阿姨都姓张！结果一层楼的人都跑出来帮忙，看到我拿的条子是有关大王莲的，猜出是研究水生植物的张阿姨。
除了出版社指定的“为什么”外，父亲他们还从日常生活中自己收集。比如：花生为什么又叫“落花生”，是“花”生的吗？南方的土豆为什么会越种越小？萝卜为什么春天会空心？黄瓜为什么会爬藤？韭菜割了为什么还能再生长？更多的题目父亲讲要从孩子们的小脑瓜里去找。因为他们对自然界充满好奇心，爱问“为什么”。有天隔壁阿姨讲“五花果”熟了，很甜。我以为是“有五朵花的果”，父亲讲不是，是“无花果”。为什么叫“无花果”呢？因为它的花藏在花托里，不容易看见，所以人们误以为没有花。后来我很得意，因为父亲说书里“无花果真的没有花吗？”算我想出来的。
我喜欢跟在父亲后面“文游”植物园。我们授花粉，嫁接苹果，采摘中草药；到温室里观铁树，赏鹤望兰，等昙花一现；或者坐在天鹅绒草坪上听父亲拉手风琴、讲故事。有回我跟几个大孩子背着家长去“ 野玩”，爬树上墙摘野果，天黑才回家。看到我嘴上一个粘乎乎的大黑圈，母亲气坏了，父亲却笑起来，“是吃了有浆汁的东西吧？”“吃了糖梨子、拐枣、青核桃。”说着，掏出几个象微型砀山梨的糖梨子、曲曲拐拐象鸡爪的拐枣，还有一颗外面象涂了蜡的“肥皂果”－－拿回来给妈妈洗衣服的。父亲翻来覆去地瞧那拐枣，连说“有意思有意思”。拐枣为什么有意思呢？父亲后来写到，大多数植物我们吃它们的叶、根、果实、种子、茎干、芽和花。而拐枣我们吃的是它的有甜浆汁的、膨起的、怪模怪样的果柄。
父亲还写了一本少年科普读物，里面有好多有趣的植物故事。湖北山里有种浅刺大板栗，每粒有鸡蛋那么大。一个球果里有二三粒，够一顿饭了。可惜对环境要求高，科学家们正想办法人工栽培。有一次，父亲他们勘察队在森林里发现一群猴子在津津有味地吃一种青褐色的野果。父亲想：猴子爱吃的果子估计人也喜欢，能拿几个来研究就好了。可怎么去拿呢？不能跟猴子抢，猴子生气要抓人咬人的。父亲只好蹲着一点点往猴群里蹭，慢慢和它们“打成一片”，终于拿到几个。这种果子叫“中华猕猴桃”，甜里带微酸，人工培育后成了水果中的ＶＣ王。
1965年，《十万个为什么》由初版的八册扩充成十四册，出了黑底红字封面的新版。因为有张伯伯那样的老专家审稿，这版的科学内容准确、严谨、系统。父亲的旧作保留了选题和文笔好的二十六篇。第二版象第一版一样热门、热销，让读者爱不释手。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送来一大包《十万》，父亲把一整套放到书架上，剩余的就签名赠送。过了些日子，《十万》被译成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社又寄来一本谁也看不懂的朝鲜文版。
第二年，文革了。史无前例，翻天覆地，一切都变了。先是代表四旧的辫子。因怕“剃秃瓢”，吓得我剪成了短发“二道毛”。接着，我名字里代表“资产阶级情调”的草字头被“革命”横扫。再后来，国不国家不家了。父亲被各种五花八门的政治运动搞得晕头转向，动不动就“站错队”，成了“运动对象”。父亲的“问题”多多：想成名成家，走修正主义科研道路；崇洋媚外，向往资本主义（他说过想看看国外的植物园）；……没多久，《十万》成了大毒草，遭到猛烈批判。听说天文分册中写“太阳为什么有黑子？”的人倒了大霉，因为攻击红太阳毛主席；还有，两版《十万》的印数居然胆大包天到超过了主席著作！隔壁阿姨给我看了一本连环画：《十万》被毛泽东思想武装的工农兵踩在脚下。父亲闻讯，立刻把书架上的《十万》撤出，腾空的地方增放了好几套《毛选》。
我上小学五年级那年，兴起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据传，“五·一六”是个秘密反动组织，成员彼此单线联系。不久，楼下的金叔叔被关进“学习班”隔离审查，院子里人人自危，人心惶惶。我想父亲不应该有大问题，他光写了点资产阶级的花花草草嘛。
那天我拿着锅正准备做晚饭，父亲被两人押回来。他们一进屋就把门关上。我听到里面在“乒咚乒咚”翻箱倒柜。后来他们拿了两大包东西出来。父亲急急忙忙塞给我一块钱，让我通知在农场的母亲快回家。那两人催他走，我问父亲回不回来吃晚饭，他迟疑片刻，忽然面带嘲讽唱起了样板戏：“……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会应酬。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看到我的眼泪涌上来，父亲又唱，“铁梅呀，你不要哭，你莫悲伤，要挺得住，你要坚强……”。那两人一脸冷笑，把父亲推走了……
屋里一片狼籍：书架上的书被扔到地上；放在床下箱子里的《十万》及手稿全被抄走，只剩下那本“朝鲜文”的；汉白玉台灯被剪断电线，倒在桌上（怀疑是伪装的电台或发报机）；父亲背稻草的照片也莫名其妙地被收缴去审查了…我拿着空锅，大颗的眼泪砸到地上。
不久，对面的小宝骂我爸是“反革命”、“五·一六”。他妈是专案组管清查的。我气得追到他家门口，从纱门的门帘下往里回骂，他奶奶冲出来，差点撞我一个跟头。我说小宝先骂我的，她说我们家小宝没骂错啊。我象挨了一闷棍，当场傻那儿了。
父亲进“学习班”后常常夜里被拖起来交代问题。犯困就用大灯泡揪着耳朵照眼睛。野蛮的“疲劳轰炸”使他没当成李玉和那样的英雄。一天，他在厕所里碰到金叔叔。金说自己被逼无奈“咬”出了父亲和一起写《十万》的几个朋友。他含泪说了“对不起”，然后劝父亲赶快屈招了好回家。父亲看着他半边青紫的脸和红肿的眼睛，默默点头。承认自己是子虚乌有的反革命和滥“咬”无辜，是父亲这辈子做的最可悲、最可怜、最可怕的事。屈招后他说简直无地自容得想自杀。后来父亲招了也没能回家，继续留在“学习班”挨批判。那张光脊梁照片成了打着“红专”旗号，“赤膊上阵”走白专道路的写照；有人揭发他攻击主席的英明论断，说“纸老虎 ”这种隐喻不适合少年儿童，通俗而不易懂；批得最狠的是他离家时讽刺样板戏：反革命还自比革命英雄！父亲为自己的言行付出惨重代价：没日没夜没完没了地写检查，狠挖思想根子，清洗灵魂深处。
一年后，抓“五·一六”的运动草草收场--大家你咬我，我咬他，全变成了反革命。连看管反革命的人都没有了。父亲回来了，站在楼前发愣：栀子花死得一棵不剩；香椿被砍了个精光；小池塘填平了，长满野草……
经历了“革命”洗礼的《十万》完成了“斗、批、改”－－斗完批完后改为工农兵读物（共二十一册）出版。尽管文字刻板枯燥，充满政治滥调，作为惟一的大型知识读物，《十万》在图书匮乏的文化荒年仍为许许多多求知欲旺盛的青少年发挥了科普功能。我记得是桔黄色的封面，父亲写的“雨后春笋”等“为什么”保留了十二篇。后来，抄走的东西陆续退还，但《十万》和手稿下落不明…
文革后期，被运动折腾够了的父亲对“文化大革命”彻底失去了兴趣，又走起 “白专道路”。这次没敢“明目张胆”、“赤膊上阵”，而是“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夜晚，他关紧门窗用一台噪音吓人的收音机收听“迈克米兰公司出版的《英语九百句》”；还四处寻找环保方面的科技讯息。一天，父亲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两张“有意思”的照片：一张是东京街头一人在喝从店里买的瓶装矿泉水，因为水污染；另一张是街上的行人带着防毒面具，因为空气污染。我和母亲都乐：资本主义真好笑，居然把防毒面具当口罩戴，把水装在瓶子里卖！父亲讲中国其实环境污染已经很严重，再不控制要来不及了。
等到“四人帮”垮台，拨乱反正，科学的春天重新来临，父亲因专业起步早、外文恢复好而成为新兴的植物生态与环保学科带头人。我也给自己“平反”－－把草字头重新顶上了。
1980 年，父亲去欧洲参加“大气污染对农业园艺影响”国际学术讨论会，考察了英、法等国著名的植物园；1981年在美国搞植物生态环保合作研究，走访了几十座城市、参观了十几家植物园和研究所，带回大量的幻灯和科技资料。他送给亲友的礼物竟是些当时国内几乎没人见过的、轻巧又摔不坏的塑料矿泉水瓶！父亲在单位给大伙儿放幻灯时感慨万千：发达国家到处是青草地、绿树荫，鸟语花香；而中国大面积毁林造田，工厂的大烟囱滚滚冒黑烟。回国后父亲全力以赴，建立了现代化的实验室和研究室；还提议创办把旅游和环保科普融为一体的生态植物园。
同时，在读者的强烈要求下，少儿出版社决定：《十万》恢复少儿读物特点，出第四版。父亲又一次参加写作。当年的写作队伍遭到文革的重创：金叔叔病了，魏阿姨搬走了，张伯伯审不动稿了，还有一位叔叔没熬过来－－自杀了。重组班子重整旗鼓后，父亲还是象过去那样每晚在台灯下想啊想，写啊写。他很快又着迷上了瘾，要为《十万》介绍新学科，呼吁全社会来关心和保护生态环境。除了写“为什么”，父亲还在报刊杂志广播上发表了许多科普作品。1980年，我在西单书店看到售货员正往架子上码新出的《十万》和父亲那本再版的少儿科普读物。久违了！我兴高采烈地买了一捆拎回家。父亲眉开眼笑，当晚就开始签名赠书。第一个得到赠书的小读者是徐叔叔九岁的儿子。
父亲又成了大忙人：写报告，开讲座，出论文，带研究生；在化工厂、炼油厂等空气污染严重的地方采样做试验；大力推广种植抗污染能力强、能净化空气的水柳、刺槐、泡桐、广玉兰等。父亲讲，植物多的地方污染就少。比如，火车站每立方厘米空气里有六万个细菌，而植物园同样体积的空气里只有六个，相差一万倍。植物还是销声器：浓密的枝叶会象剧院里凹凸不平的墙壁那样吸收声波，使噪音减弱。一些水生植物如水葱等能净化污水，改良水质。父亲还去小学给孩子们做科普报告，讲故事；鼓励从小学科学、爱科学，将来为祖国的科学技术现代化做贡献。
长期在污染严重的环境里奔波和忘我工作摧毁了父亲的健康，他 1986年患肝癌病逝时只有五十三岁。父亲临终立下遗嘱：将所有写《十万》和科普读物的稿费捐给他热爱的植物园，用来设立科学基金，奖励致力于生态学研究的年轻人。父亲在美国的十几位同行也积极响应，捐了不少美元。
令人寒心的是，捐款的使用一再受阻，最后干脆被搁置。母亲一次次写信上访告状，整整闹了十三年。直到时过境迁，新上任的领导刚好是父亲带的最后一个研究生。他决定在离植物园大门不远的土坡上修一个供游人欣赏风景的红亭子，标明用捐款所建。亭子２０００年初落成。
《十万》也和我们一起跨入了新世纪。少儿出版社经过长达四年的修订和大规模除旧布新，于1999年国庆前夕推出了带ＣＤ检索的《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十二册）。正值中秋佳节，人们奔走相告；“不买月饼买《十万》”，再次掀起购买热潮。新世纪版的植物分册里，父亲那些历经时间磨砺的“为什么”仍存有六篇。
2001年，我和母亲重访植物园。这里已成郊外的氧吧旅游热点。站在捐款纪念亭中远眺，满目青翠。
《十万》从1961年初版算起已经四十个年头。梅开五度，经久不衰，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国科普名牌。那些短小活泼的文章，充满知识和智慧，集科学性、通俗性、趣味性于一体，影响了千千万万的青少年。父亲有幸成为《十万》的老作者之一，不枉此生。
这套凝聚编者心血、倍受读者厚爱的《十万个为什么》生命力竟是如此之强，就象那首儿时的歌：可以一直一直编下去，编很长很长，让爱问“为什么”的孩子在科学知识海洋的探索中，边读边成长…
阵阵怡人的微风吹过，带着浓浓的绿意和花香，把父亲当年“小朋友，想一想”的歌声载向远方……
我也是读着这套书长大的，所以也特别谢谢宁娜的分享!
除了父母的影响，10万个为什么激发了我孩童时期无限的想象力，对自然和科学的好奇心和热爱。
后来我的哥哥姐姐们有了孩子，进入少年期我送给他们的礼物全都是这套书。妈妈和我也是忠实读者。有一次侄女问妈妈为什么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妈妈说是十万个为什么里面的阿。
谢谢谢谢
对历届政治运动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我一直抱有很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认为他们对这些政治运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他们允许这样事情发生，而没有足够的勇气反抗到底。另一方面我又充满同情，因为我知道，凡是人都有弱点，当人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 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意识，那样的时候，人便会把“生存”放在第一位，而将尊严、良知、公正都搁到脑后去了。我想，如果要是有人用我的孩子来威胁我，为了保护孩子，我保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呢！所以，我一直说自己是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哈哈哈。。。
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具备做“掘墓人”的勇气，能把自己的命运置之度外。我敢打赌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在那样的环境下，所能做得最好的，也就是保持沉默而已。所以，我深深理解你的父亲，在我心里，他永远是一个好人。也深深感谢你的父亲与他的同事们在精神贫乏的年代里为孩子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养料
他们正在调研，非常希望能够听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建议，以便本套书可以很好地传承下去。
另外， 他们也盼望着能够有一支海外科普队伍为孩子们贡献他们的科学思想和成果。
是啊，这篇文章今天上最合适不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