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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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新华社记者:凤阳小岗,惠民李家店 三年饥荒饿死人数与比例
新华社总社记者：凤阳小岗 惠民李家店 三年饥荒饿死人数与人口比例
本贴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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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淡泊名利，知足常乐
致力打造中国第一军政研究和资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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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岗这个典型，首先是通过一份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
它以触目惊心的事实，讲出了自农业集体化以来，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受到摧残的严重程度，以致大部分村民逃亡和饿死，并有具体的数据。
二。
小岗这个调查中饿死人的数字，是一个一个统计的，是很准确的。而且在凤阳，在皖东、淮北以及黄淮流域相当一部分地区具有代表性。
三。
我是熟悉农村、了解农民的，亲身经历了那场大饥荒，亲眼看到大批农民被活活饿死的悲惨场面，
我们那批下放干部，包括我本人，都得了浮肿病。
那时候既不准写，也不准公开讲。
四。
即使是三年困难时期，数以千万农民饿死，
也是“形势大好”，或者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以至饿死人的数字，没有人敢统计，更不能公开去讲，
谁讲谁就是“对大好形势的污蔑”，谁就是“阶级敌人”。
所以三年困难时期，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特别是全国或者全省的具体数字，更没有人敢统计。
只是偶而有个别的典型调查中出现过一些具体数字，也不敢说是饿死，那时有个比较普通的专用名词————“非正常死亡”。
五。
我下放到农村写的《山东省惠民县李家店三个生产队包产到户的调查》（１９６２年６月）
李家店村原有２２５口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达７５人，占全村总人口３３．３％；
１９６２年６月的劳力，４５人中有１５人（占３３．３％），营养不良，是长期病号（干瘦、严重水肿病），不能参加劳动；
原有耕牛３２头，仅剩下５头，其中能干活的只有３头，耕地大部分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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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sheu 2006-06-28 21:31
当年，万里支持凤阳小岗农民搞“大包干”，中国人民潜在的创造力开始被激发出来，中国重新成为“希望之乡”。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
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
中唱的那个凤阳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新，改变面貌。
——邓小平当时万里同志在安徽当省委书记，他肯定和支持安徽农民搞包产到户的做法。如果在议论纷纷中，我们领导没有胆识，不出来支持，反而加以否定，包产到户就出不来。
——江泽民
七十年代末期，始于安徽的中国农村改革，其核心是“包产到户”，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以家庭承包为主体的联产责任制。“包产到户”有两种形式，即“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两者大同小异，既是一回事，又有不同之处。
包产到户是伴随着农业合作社的发生、发展，多次出现的一种联产计酬责任制形式。５０年代中期，浙江省永嘉县出现的包产到户最有代表性，影响很大，但很快就被打了下去，县委书记李云河等被打成右派。后来三年困难时期安徽出现的“责任田”，实际上也是包产到户，受到广大农民欢迎，但也很快被压了下去。
１９７８年在农村改革中，安徽最早出现的也是包产到户，但小岗的包产到户实际上却是包干到户。包干到户与包产到户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不能等同。主要区别在于：包产到户是农民承包土地后，实行的是“承包产量，以产计工，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办法，农户生产的粮食等，最后要交给生产队，由生产队上缴国家征购任务，留下集体提留后，再按各户上交多少算出工分，按工分统一分配。其主动权在生产队，生产队通过几个统一，控制各承包户，要害是统一分配。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的共同之处，两者都是包到户，包干到户是包产到户的进一步发展，包干到户没了那么几个统一，主动权或者说主体在户，实际上是分户经营，分户核算。它比包产到户更彻底些，利益更直接些，方法更简便些。包干到户与包干到组统称为“大包干”。
“大包干”的发源地凤阳县，农民给“大包干”编了个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包干到户是这个县当时的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于１９７８年底在“包干到组”基础上偷偷搞起来的，并迅速从江淮两岸风靡神州大地。于是小岗这个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小村落，一时名声大震，于８０年代初期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时代典型；小岗农民在农村改革中的伟大创造，很快在全国农村迅速推广。此后所讲的包产到户实际就是包干到户。
万里是怎样发现小岗的？
万里发现小岗这个典型，首先是通过一份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见本报第１８版的全文）。由于种种原因，小岗这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调查，从来没有原原本本地公之于众过。值此农村改革２０周年之际，我想通过历史回顾，把小岗这个典型的来龙去脉，以及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带头进行农村改革、并成为中国农村这场历史性的大变革中的先进典型，作个比较全面系统的回顾与介绍，以启迪人们继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扬实事求是精神，认真总结教训，深化改革，不断前进。
１９８０年初，安徽农业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亲手交给我一份材料：《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他说：“你看看，这份材料写得多好啊！我像看小说似的，一口气看了两遍……过几天咱们去看看。”
我拿到这份材料，仔仔细细地看了几遍，越看越觉得写得好，太重要、太及时了，它的特点，
一是写出了中国农业集体化２０多年来，在极左路线错误影响下，小岗村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历经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直到“文化大革命”，一次又一次的运动，遭受到的一次又一次摧残，记述了小岗农民的悲惨遭遇和辛酸的历史，说出了小岗农民的心里话。
二是它以触目惊心的事实，讲出了自农业集体化以来，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受到摧残的严重程度，以致大部分村民逃亡和饿死，并有具体的数据。
三是写出了小岗农民历经磨难，走投无路，在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影响下，“冒死去抗争”，带头实行“包干到户”，一年翻身的事实。
四是写出了小岗生产队带头实行包干到户后，出现的矛盾和激烈争论，反映了农民对农村改革的迫切愿望和矛盾心理。
正如《调查》最后所说：“小岗的办法吸引着别人，这使小岗感到自豪，由于吸引着别人反带来了麻烦，连自己也不能搞了，心里又有难言的苦衷。这使小岗群众蒙上了一种新的矛盾心理。”
而这正是万里急于要去小岗实地考查、并予以肯定和支持的重要原因。
据我多年采访农村新闻所见，像小岗这样的调查材料实属罕见。它反映的情况，在全国，特别是在黄淮流域的农村，具有代表性。
我出身在农民家庭，大学学的是农业经济。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派，直到“文化大革命”，一系列运动我都亲身经历过。
而且我又是长期从事农村采访的新华社总社记者，可以说得上是经得多、见得广。
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我是带着户口被下放到最艰苦、最困难而又受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危害最严重的重灾区之一山东惠民县农村，当了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同当地农民实行“三同”，
我是熟悉农村、了解农民的，亲身经历了那场大饥荒，亲眼看到大批农民被活活饿死的悲惨场面，
我们那批下放干部，包括我本人，都得了浮肿病。
那时候既不准写，也不准公开讲。
即使是三年困难时期，数以千万农民饿死，也是“形势大好”，或者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以至饿死人的数字，没有人敢统计，更不能公开去讲，
谁讲谁就是“对大好形势的污蔑”，谁就是“阶级敌人”。
所以三年困难时期，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特别是全国或者全省的具体数字，更没有人敢统计。
只是偶而有个别的典型调查中出现过一些具体数字，也不敢说是饿死，那时有个比较普通的专用名词————“非正常死亡”。
小岗这个调查中饿死人的数字，是一个一个统计的，是很准确的。而且在凤阳，在皖东、淮北以及黄淮流域相当一部分地区具有代表性。
小岗调查的作者吴庭美，是６０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当时是凤阳县委的工作人员。
他出身农村，家就在小岗，对小岗、对农村情况非常熟悉，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这篇调查不仅真实，而且很有感情。我读过、写过不少农村调查，但像这篇调查实属罕见。它实际上是一份“中国农村改革的宣言书”，使小岗这颗星星火种，乘十一届三中全会东风，迅速燃遍神州大地。
小岗调查引出我的回忆与思考
看了这份调查，我不由得联想起我下放到农村写的《山东省惠民县李家店三个生产队包产到户的调查》（１９６２年６月）。
这两份调查所反映的是一样的：农村由于大刮“五风”，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民不聊生，因此迫切要求包产到户。特别是所反映的受灾情况，何等相似啊！
李家店村原有２２５口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达７５人，占全村总人口３３．３％；１９６２年６月的劳力，４５人中有１５人（占３３．３％），营养不良，是长期病号（干瘦、严重水肿病），不能参加劳动；原有耕牛３２头，仅剩下５头，其中能干活的只有３头，耕地大部分荒芜。
饿死的人数、农民生活困难情况等与小岗村都很相似，所以偷偷地搞了包产到户。
１９６２年春天，我到李家村认真调查了十多天，冒着巨大政治风险，实事求是地写出了这篇调查报告，讲了他们为啥要搞包产到户和包产到户的做法，特别写到群众对包产到户的反映：“包产到户既不是地主的要求，也不是富农的要求，更不是富裕中农的要求，而是广大贫下中农的要求。”
有人说：“‘千条万条不如这一条’，‘活命是第一，上天堂是后事，吃不上饭这辈子上不去天堂’。”
“包产到户成了该村社员的普遍要求，即使那些劳动力弱和无劳力户也都赞成……”群众对包产到户要求非常强烈。
初稿写出之后，给村干部看了，一一进行核实；县委领导看了也满意。
新华社内参部领导夏公然认为很好，准备在“只要国富民强，何惧包产到户”栏题下，在《内部参考》上发表。
没想到在送审中，风向已转，此文遭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严厉批评，并责令编辑部和作者进行检讨。
在内参部领导保护（夏公然承担了全部领导责任）下，我一个检讨混过了关。但这篇调查连累了李家店村的有关干部群众以及惠民县有关领导，他们的包产田也被收回。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这篇调查成了我得一次又一次进行检查的“错误”。
ytsheu 2006-06-28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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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sheu 2006-06-19 10:08
万里，1916年12月生，山东东平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东平县委书记，泰西地委宣传部、组织部部长。1940年后任中共鲁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冀鲁豫二、七、八地委书记。1947年后任中共冀鲁豫区委委员、秘书长，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委副主任、经济部部长、建设局局长。
建国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1950年6月-1954年9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2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1954年-1955年4月任国务院建筑工程部副部长。1955年4月任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局长。1956年5月-1958年2月任城市建设部部长。1958年3月-1966年10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58年8月-1966年6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9月-1977年11月任北京第二至四届政协副主席。1973年5月-1975年1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1月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1977年6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78年1月-1979年12月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兼任省军区政委。1980年4月-1988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8月-1982年5月兼国家农委主任、党组书记，1982年9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986年荣获奥林匹克勋章金奖。1993年6月被世界桥联和北美桥联授予主席最高荣誉奖和世界冠军金牌奖。曾被美国马里兰大学授予公共服务荣誉博士学位，被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授予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被加拿大里加纳大学授予法学荣誉博士学位。现担任中国网球协会和中国桥牌协会名誉主席。
一
一夜春雨，净洗京城，这是北京一年中最美的季节，也是中南海最美的时节，清晨、清风、青绿，一路静谧。
万叔鹏怕我找不到，专门到门口等我来了。这个小院，原是朱德同志的住所，紧邻毛主席旧居丰泽园。此时，院子里的两棵玉兰开得正艳，那三棵有名的香椿树也已悄展芳容，花茎、菜畦，房前屋后，绿意盎然，生机一片。和眼前的环境相比，这所房子显得很陈旧，门窗、廊道一看就是多年前的东西，有的外墙体还有明显的裂痕。万叔鹏不好意思地说:房子太旧了，有的地方墙皮都脱落了，这么多年，一直这样。
这个简单清静的小院，名叫含和堂，是原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同志的住宅，万叔鹏是万里同志的第三个孩子，也是惟一的女儿。
二
很多年前，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曾采访过万里同志，那时，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万里个子很高，山东口音很重。许多年过去了，当我再次见到他时，89岁的万里留给我的印象依然是个子很高，乡音依旧。
万里，原名万明礼，1916年出生于山东东平县的一个贫苦农家。1936年，20岁的万里，在山东曲阜这个圣人之乡，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追求理想，追求革命的战斗生涯。
1975年1月18日，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59岁的万里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此时，他已是一个有着39年党龄的共产党人，也是在文革中几经沉浮的老干部了，此刻临危受命，他面对的是比战场和工地更为复杂的局面，因为这是一个呼吸立成祸福、喜怒邃变炎凉的特殊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正在危及着党的事业和经济工作。而此时的中国铁路，正处在半瘫痪的状态，党性丧失，派性作祟;指挥不动，调度不灵。号称是大动脉，却不通不畅，恶果已经波及整个国民经济。
万里不自觉中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面对危局，万里没有让党中央失望，他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牢牢地抓住问题的核心，他认为:派性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解决派性斗争，铁路复兴无望。很快，在他的主持下，中发（1975）9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经毛主席审阅后，下发实行。
随后，万里携令出京，他以政治家的魄力和果敢，一战徐州，再战郑州，三战兰州，用霹雳手段，果断清剿各种派性力量，拨乱反正，迅速打通陇海、京广、兰新等铁路枢纽。半年过后，铁路正点率大幅上升，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正像毛主席评价万里的一样，铁路开始日行万里，成为邓小平治理整顿的开路先锋。而万里作为党内一位杰出政治家的形象业已深入人心。
1977年6月，第二次打倒又重新站起来的万里离京，他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开始主政安徽，由此也掀起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三次战役。
此刻的江淮大地，正值百废待兴之时。万里一头扎进基层，半年走了3000里路，了解民生，倾听民意。腊月二十三，他来到淮北阜阳一个农村，看到农民临近年关，却在为没有一两白面，吃不上饺子而发愁，万里震惊了。他难过地说:我的老家东平离这不远，在我们那里，就是在旧社会，穷人过年也要吃顿饺子，你看《白毛女》里的杨白劳，穷成那样，过年了也要给喜儿扎根红头绳，也要吃顿饺子呀！
眼前的景象深深地刺激着万里，也引起了他长久的思考，昔日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富饶之地，竟然凋敝至此，原因何在呀？
民以食为天，这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深明的道理，然而，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吃饭问题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当代共产党人在经历了多次的反复之后，开始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最大的政治问题。万里自觉地站在了潮头，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责任感，义无反顾地推动了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
万里政治生涯的三大战役，是他人生的华彩乐章，三战三捷既彰显了他的魄力，也成就了他的人格。
长子万伯翱说:父亲心中始终想着人民，他是一个有着坚定政治信念和理想的人，他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是绝不会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他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全家人都很钦佩他的政治操守。
他说:我爸爸是一个坚强的人，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一个有着英雄气概的人。
三
1993年3月31日，万里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一位为党的事业奋斗了60 多年的共产党人，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开始过上平静的退休生活。
万里退休后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周的活动可归纳为三打、两看、一接见，即打桥牌、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看文件、看报纸和接见客人。这样一周下来活动安排得满满的，生活充实而有节奏。
万里爱打桥牌，牌技也高超。有一次，他和荣乐地搭档，在所罗门世界桥牌通信比赛(在世界各地同时有十个赛场)中，打出了妙张，因而获得世界亚军的称号，一时成为中国和世界牌坛的佳话。
万里的另一大爱好是打网球，他打网球的历史是从山东曲阜师范学校上学时开始的。。
万里说，打网球使他保持了旺盛的工作精力;网球场上攻防千变万化，是培养人判断力和勇敢顽强的工作作风的最好场所。
事实证明，一静(桥牌)一动(网球)成了他健身的法宝。时至今日，年近90的万里依然坚持每周打一到三次网球，看着他充满活力地在场上跑动击球，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位耄耋老人。
万里经常自豪地对来看望他的同志说:这两项运动都要打到90岁再说。
淡出政坛的万里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过着平常的生活。
万里生在孔孟之乡，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书法颇有心得，在职时便常有单位和个人慕名求字，对此他是一概拒绝，退休后，更多的人想来找老领导索字，他还是一概拒绝。
不过，也有例外的时候。一次，万里到大连的一个小岛上参观，看到岛上那种艰苦的环境，看到守在小岛上的工作人员那种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他主动向工作人员要来纸笔……
万里最反感的就是扰民，在任时他就喜欢轻车简从下基层，对兴师动众、前呼后拥的做法极不赞成，退休后更是这样，有时到下面去，当地的主要领导都要来看望他，这让他很不安，他说:你们都很忙，我现在是个闲人，不要因为看我影响工作。
万里喜欢和大家一起打网球，喜欢和全家人一起去吃饭，共享天伦。
四
走进万里家中，家具是旧的，床也是旧的，沙发还是那种过去机关里常见的，套着灰布套的那种。
在中国人的心中，家永远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边涛，原名边其馨，山东长清人，也是师范毕业。1937年边涛就参加了抗日部队。1940年，20岁的边涛和中共山东运西地委书记万里结婚，此后，两人携手走过了63年的风雨历程。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2003年10月23日，边涛去世了，87岁的万里难抑悲情，他久久地站在妻子的床前，一边流泪，一边自语:你走了，我怎么办呀？！匆匆赶到万家吊唁的李瑞环同志见此情景，也不禁为之动容。
在万家，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孩子们要轮流在家陪着万里，主要是怕万里寂寞。
万里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早8点，中午12点，晚6点是规定的吃饭时间。
ytsheu 2006-06-19 10:08
五
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中心位于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9号，和著名的体操中心、登山协会在一起。万里的长子万伯翱退休前是人力资源中心的主任，他现在还担任着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委员等职务，因而，我采访他时，他的办公室还在这座灰色的大楼里。
外界都说万伯翱有名声，人缘好。进门时，保安问我找谁，我说:找老万。话音刚落，年轻的保安和旁边一个不年轻的妇女异口同声:四楼，最里的一间。
我在他办公室坐了不到半小时，先后就来了三位慕名求书的，其中两位来自河北，一位是体委机关的，万伯翱签名送书，很随和。可能是由于长期坚持户外运动的结果，万伯翱显得黑、瘦，但很精神。
万里对孩子们有两个基本的要求:一是要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二是要自立自强。万伯翱对此体会尤深。
万伯翱从小活泼好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上小学时不懂事，是捣蛋大王，讨人嫌。想打人就打人，想骂人就骂人。
如今，提起万伯翱，人们记得的不是他当过什么官，而是记得他写过什么文。
国学大师陈寅恪诗说自由公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因为，要写好文章，不仅要有爱，而且，更要有天下为公的责任心。万伯翱二者兼得，因而，文章自然不同凡响。
著名作家苏叔阳把万伯翱称为阳光男孩，说他:坦荡、诚恳，没有架子。
作家曹禺说:伯翱不像一般高干子弟那样剑拔弩张，张牙舞爪。当然，那些人可能更有本领，但我始终还是喜欢伯翱这种具有中国淳朴民风的类型。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说:万老大很不容易，他把自己《四十春秋》的稿费46000元都捐给了中华文学基金会，他达到了一个无我的境界。高干子弟的毛病在他身上竟然没有，这是很可贵的。这和万里教子有方有关系。
贺龙元帅生前曾说:万伯翱是干部子弟的榜样。
如果让我来评价万伯翱，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本色的人，一个大方之人。
对孩子们的选择，万里不置可否，但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利用他的影响牟利。退休后，孩子们经常想带他到外面走走，散散心。有时请他到外面参加活动，万里一定要问清楚，谁请的？谁参加？如果有陌生人他就不会去。即便是老朋友、老熟人在一起，他还要告诫别人说:你们要警惕，他们几个已经下海经商了，不要被他们利用。惟恐孩子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做什么事情。
万叔鹏说，我们家的人，都知道他这个习惯，我们也从没有想让他帮助我们做什么。
六
女儿万叔鹏是个清晰而透明的人，讲话快人快语，做事雷厉风行。
万叔鹏说，父亲是个很执著的人，在政治上，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认准的事情决不退缩。有一次，我和妈妈说他不懂得随风而变，是二杆子，他生气地说:原则问题不能让步，这怎么是\'二杆子\'呢？在生活上，他不喜欢搞排场，凑热闹，有时固执得让人很尴尬。记得他还在当副总理的时候，一次到外地视察工作，一下车，当地领导把他迎进了一家餐厅，准备宴请他。结果他当时就火了，一言不发，拂袖而去。
文革开始后不久，万里就被打倒并被关进北京万寿路的一所特监。万叔鹏也由一个革命干部子女，一下子变成了黑帮子弟，学校里到处都贴上了打倒、批判她的标语，她被限制自由，被造反派关押起来。这时，身陷囹圄的父亲给她写了封信，万叔鹏说:信中的大部分内容我已记不很清了，但是，有两句话我始终没忘，爸爸说:\'我相信你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坚信，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女儿。\'他的这番话，给了我巨大的力量，使我坚持下来了。
七
勤俭持家，这是几乎所有中国人的治家理念。万里一家三代同堂，奶奶像传统的中国家庭妇女一样操持着家务，带孩子，缝洗衣服。
万里一生淡泊名利，知足常乐，当代几位大画家像李苦惮、蒋兆和、李可染的住房问题，都是万里帮助解决的，但他从未向他们伸手要过一幅作品。孩子们记得20世纪60年代，他自己屋里挂的倒是水刻木印的仿制徐悲鸿和齐白石的作品。
在中南海，万里家中有两个名气很大的东西，一个是院子里的小菜园，另一个是院子里的三棵香椿树。
父亲被四人帮迫害关押了两三年，直到周总理主持了四届人大，小平同志在中央主持工作时，才将年富力强，渴望为人民工作的他，任命为铁道部长。那时真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976年春批邓时，老爷子第二次被打倒，老奶奶担惊受怕也去世了。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父母调到安徽工作，那里的住处没有了香椿树，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父母又调回北京工作，中南海新院子里又神奇地出现了几棵香椿树（有两棵可能是妈妈请人专门移过来的），从此，每年春天全家又恢复吃香椿和腌制香椿芽咸菜的传统小高潮。
ytsheu 2006-06-28 21:31
当年，万里支持凤阳小岗农民搞“大包干”，中国人民潜在的创造力开始被激发出来，中国重新成为“希望之乡”。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
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
中唱的那个凤阳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新，改变面貌。
——邓小平当时万里同志在安徽当省委书记，他肯定和支持安徽农民搞包产到户的做法。如果在议论纷纷中，我们领导没有胆识，不出来支持，反而加以否定，包产到户就出不来。
——江泽民
七十年代末期，始于安徽的中国农村改革，其核心是“包产到户”，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以家庭承包为主体的联产责任制。“包产到户”有两种形式，即“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两者大同小异，既是一回事，又有不同之处。
包产到户是伴随着农业合作社的发生、发展，多次出现的一种联产计酬责任制形式。５０年代中期，浙江省永嘉县出现的包产到户最有代表性，影响很大，但很快就被打了下去，县委书记李云河等被打成右派。后来三年困难时期安徽出现的“责任田”，实际上也是包产到户，受到广大农民欢迎，但也很快被压了下去。
１９７８年在农村改革中，安徽最早出现的也是包产到户，但小岗的包产到户实际上却是包干到户。包干到户与包产到户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不能等同。主要区别在于：包产到户是农民承包土地后，实行的是“承包产量，以产计工，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办法，农户生产的粮食等，最后要交给生产队，由生产队上缴国家征购任务，留下集体提留后，再按各户上交多少算出工分，按工分统一分配。其主动权在生产队，生产队通过几个统一，控制各承包户，要害是统一分配。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的共同之处，两者都是包到户，包干到户是包产到户的进一步发展，包干到户没了那么几个统一，主动权或者说主体在户，实际上是分户经营，分户核算。它比包产到户更彻底些，利益更直接些，方法更简便些。包干到户与包干到组统称为“大包干”。
“大包干”的发源地凤阳县，农民给“大包干”编了个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包干到户是这个县当时的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于１９７８年底在“包干到组”基础上偷偷搞起来的，并迅速从江淮两岸风靡神州大地。于是小岗这个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小村落，一时名声大震，于８０年代初期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时代典型；小岗农民在农村改革中的伟大创造，很快在全国农村迅速推广。此后所讲的包产到户实际就是包干到户。
万里是怎样发现小岗的？
万里发现小岗这个典型，首先是通过一份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见本报第１８版的全文）。由于种种原因，小岗这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调查，从来没有原原本本地公之于众过。值此农村改革２０周年之际，我想通过历史回顾，把小岗这个典型的来龙去脉，以及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带头进行农村改革、并成为中国农村这场历史性的大变革中的先进典型，作个比较全面系统的回顾与介绍，以启迪人们继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扬实事求是精神，认真总结教训，深化改革，不断前进。
１９８０年初，安徽农业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亲手交给我一份材料：《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他说：“你看看，这份材料写得多好啊！我像看小说似的，一口气看了两遍……过几天咱们去看看。”
我拿到这份材料，仔仔细细地看了几遍，越看越觉得写得好，太重要、太及时了，它的特点，一是写出了中国农业集体化２０多年来，在极左路线错误影响下，小岗村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历经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直到“文化大革命”，一次又一次的运动，遭受到的一次又一次摧残，记述了小岗农民的悲惨遭遇和辛酸的历史，说出了小岗农民的心里话。二是它以触目惊心的事实，讲出了自农业集体化以来，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受到摧残的严重程度，以致大部分村民逃亡和饿死，并有具体的数据。三是写出了小岗农民历经磨难，走投无路，在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影响下，“冒死去抗争”，带头实行“包干到户”，一年翻身的事实。四是写出了小岗生产队带头实行包干到户后，出现的矛盾和激烈争论，反映了农民对农村改革的迫切愿望和矛盾心理。正如《调查》最后所说：“小岗的办法吸引着别人，这使小岗感到自豪，由于吸引着别人反带来了麻烦，连自己也不能搞了，心里又有难言的苦衷。这使小岗群众蒙上了一种新的矛盾心理。”而这正是万里急于要去小岗实地考查、并予以肯定和支持的重要原因。
据我多年采访农村新闻所见，像小岗这样的调查材料实属罕见。它反映的情况，在全国，特别是在黄淮流域的农村，具有代表性。我出身在农民家庭，大学学的是农业经济。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派，直到“文化大革命”，一系列运动我都亲身经历过。而且我又是长期从事农村采访的新华社总社记者，可以说得上是经得多、见得广。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我是带着户口被下放到最艰苦、最困难而又受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危害最严重的重灾区之一山东惠民县农村，当了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同当地农民实行“三同”，我是熟悉农村、了解农民的，亲身经历了那场大饥荒，亲眼看到大批农民被活活饿死的悲惨场面，我们那批下放干部，包括我本人，都得了浮肿病。那时候既不准写，也不准公开讲。即使是三年困难时期，数以千万农民饿死，也是“形势大好”，或者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以至饿死人的数字，没有人敢统计，更不能公开去讲，谁讲谁就是“对大好形势的污蔑”，谁就是“阶级敌人”。所以三年困难时期，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特别是全国或者全省的具体数字，更没有人敢统计。只是偶而有个别的典型调查中出现过一些具体数字，也不敢说是饿死，那时有个比较普通的专用名词————“非正常死亡”。小岗这个调查中饿死人的数字，是一个一个统计的，是很准确的。而且在凤阳，在皖东、淮北以及黄淮流域相当一部分地区具有代表性。
小岗调查的作者吴庭美，是６０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当时是凤阳县委的工作人员。他出身农村，家就在小岗，对小岗、对农村情况非常熟悉，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这篇调查不仅真实，而且很有感情。我读过、写过不少农村调查，但像这篇调查实属罕见。它实际上是一份“中国农村改革的宣言书”，使小岗这颗星星火种，乘十一届三中全会东风，迅速燃遍神州大地。
小岗调查引出我的回忆与思考
看了这份调查，我不由得联想起我下放到农村写的《山东省惠民县李家店三个生产队包产到户的调查》（１９６２年６月）。这两份调查所反映的是一样的：农村由于大刮“五风”，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民不聊生，因此迫切要求包产到户。特别是所反映的受灾情况，何等相似啊！李家店村原有２２５口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达７５人，占全村总人口３３．３％；１９６２年６月的劳力，４５人中有１５人（占３３．３％），营养不良，是长期病号（干瘦、严重水肿病），不能参加劳动；原有耕牛３２头，仅剩下５头，其中能干活的只有３头，耕地大部分荒芜。饿死的人数、农民生活困难情况等与小岗村都很相似，所以偷偷地搞了包产到户。
１９６２年春天，我到李家村认真调查了十多天，冒着巨大政治风险，实事求是地写出了这篇调查报告，讲了他们为啥要搞包产到户和包产到户的做法，特别写到群众对包产到户的反映：“包产到户既不是地主的要求，也不是富农的要求，更不是富裕中农的要求，而是广大贫下中农的要求。”有人说：“‘千条万条不如这一条’，‘活命是第一，上天堂是后事，吃不上饭这辈子上不去天堂’。”“包产到户成了该村社员的普遍要求，即使那些劳动力弱和无劳力户也都赞成……”群众对包产到户要求非常强烈。
初稿写出之后，给村干部看了，一一进行核实；县委领导看了也满意。
新华社内参部领导夏公然认为很好，准备在“只要国富民强，何惧包产到户”栏题下，在《内部参考》上发表。没想到在送审中，风向已转，此文遭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严厉批评，并责令编辑部和作者进行检讨。在内参部领导保护（夏公然承担了全部领导责任）下，我一个检讨混过了关。但这篇调查连累了李家店村的有关干部群众以及惠民县有关领导，他们的包产田也被收回。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这篇调查成了我得一次又一次进行检查的“错误”。
ytsheu 2006-06-28 21:31
万里表态：我支持你们这样干
令人欣慰的是，万里对小岗这份调查如此重视，给了这么高的评价，并准备去小岗给予支持。我从中看到了希望，这同１９６２年李家店包产到户调查将是完全相反的结局。
根据万里的意见，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４日，正当小岗农民紧张不安、等上级领导表态的时候，我们随同万里及地、县一些领导，来到了小岗生产队。
万里下车以后，二话没说，挨家挨户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有的屋里放不下，放到外面埋下存储起来。万里看过之后，高兴地对小岗干部和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
当有的社员说到“现在有人批我们小岗‘开倒车’”时，万里当即表示：“地委能批准你们干３年，我批准你们干５年。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
对于多年吃够“左”的苦头的小岗农民，万里的讲话是个莫大的支持和鼓舞。他们高兴得快蹦起来了，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有的社员顾不上再与省委第一书记吐心声了，急忙回家炒花生。他们一边把炒好的花生送到客人面前，让大家共享丰收果实，一边一把把地往客人的大衣兜里装。
面对此情此景，万里深受感动，他语重心长地对随行的地、县负责人说：“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了，你们说是不是？”
一位乡干部问万里：“别的地方学小岗也搞包产到户可中？”万里说：“可以，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哪个学都行！”
万里冒着巨大政治风险说的这番话，像一股暖流注入农民的心中。人们满含热泪，衷心感谢万里，称赞他是安徽人民的好领导。
临走，万里一再叮嘱社队干部：一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实事求是；二要不卖过头粮，要接受３年灾害时的教训；三要带领全体农民，不但要把粮食生产搞上去，还要大力发展工副业，使全村农民尽快富起来！
回到合肥后，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捧出小岗社员送的花生，一边叫大家品尝，一边讲小岗的情况。他再次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管采取哪种形式，只要能增产增收，对国家能多贡献，对集体能多提留，社会生活能大改善，就是好办法，就都应当支持。
万里小岗之行，肯定了包干到户，使凤阳县的大包干责任制，在进一步完善中迅猛发展。１９７９年，凤阳全县粮食总产量达２．２亿多公斤，比１９７８年增长４９％，人均收入达１５０元，比１９７８年的８１元增长８５％。仅仅一年时间，就摘掉逃荒要饭的帽子。
万里在１９８０年初视察小岗并对“包干到户”表示公开支持和赞扬，不久就调到了中央。他虽然离开了安徽，但对小岗十分关心，我每次去安徽，他都要我到那儿去看看。对万里的支持和关怀，小岗农民也十分感激，每次见到我，他们都问万里的身体情况，向他表示问候。有一次有位农民要我给万里捎只老母鸡去，要他好好保养身体，希望他健康长寿。
１９９４年５月９日，听说万里退下来，村干部严宏昌（原小岗生产队副队长、包干到户发起人之一）代表小岗农民到北京，特地到中南海去看望万里。万里会见了他们并同他们亲切交谈。
万里谈如何对待小岗这个典型下面我想以小岗为例，谈谈先进典型是怎样产生的，以及万里是如何对待先进典型的。
小岗这个农村改革中的先进典型是怎样出来的？从小岗调查材料来看，是在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激发下，群众自发搞起来的，而且是在当时中央政策明确规定“不许”的情况下，瞒上不瞒下，偷偷搞起来的。此前，外部很少有人知道。搞了一年，大见成效，吸引周围群众纷纷仿效。于是引起争论，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正在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万里到了小岗。他不但没有批评，而且予以支持和表扬。于是小岗这颗星星火种，势若燎原，在江淮大地迅速燃烧，进而燃遍神州大地，为中国农村改革开辟了新纪元。
实践证明，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会遭到保守思想和旧习惯势力的抵制和反对。当皖东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满怀喜悦时，邻省江苏农村还在搞“大呼隆”，一些社队对着安徽用高音喇叭广播，树起大标语牌子，表示“坚决抵制安徽分田单干风”。于是安徽这边一些农民在庆幸之余，感到江苏落后了，有的甚至还有些幸灾乐祸的味道。万里当即告诫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如果江苏那边一旦也搞起了家庭联产承包，很快就会赶上和超过你们，甚至把你们甩得老远的。他们的生产条件和经济基础，特别是文化科学技术水平，要比你们好得多，高得多。这不是短时间就能够达到的，不可能像包产到户那么容易立竿见影。
８０年代，我差不多每年都要去凤阳、滁县地区，万里几次对我说：要告诉小岗农民带头搞了包干到户，在中国农村改革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应该肯定；但不要为此而骄傲自满，固步自封。要善于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要看到“温饱容易、致富难”。希望他们要继续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学习先进地区经验，努力提高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在致富道路上也能走在前面。
在谈到如何正确对待先进典型时，万里说：事物发展都是由点到面，不同时期、不同方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先进典型。先进典型是走在前面的，起带头示范作用。抓点是为了面，是为了带动全面工作的发展，先进典型是在实践中产生的，而不是凭“长官”主观臆断造出来的，更不是自封的。领导者的任务是在于发现它，总结推广它的经验，使其不断完善和发展。对先进典型也要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靠“开小灶”、“吃偏饭”树起来的典型，不仅创造不出真经验，也失去了典型的先进意义，甚至劳民伤财，适得其反。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任何一个先进典型，都是在一定范围、一定时间起带头作用的，不可能样样先进，全面先进，永远先进，更不能一劳永逸、终身先进。小岗也不例外。
对小岗的致富，万里多次作过指示；但小岗还是落后了。
时间已经过去近２０年了。过去我经常去小岗，差不多是一年一次，有时两年一次。去年我又去两次。小岗的状况，究竟是怎样？总的感觉是小岗在实行包干到户、迅速解决吃饭问题上带了头，在农村改革初期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省、地（市）、县各级领导都十分关怀和支持，做了不少工作，给了不少帮助，但在以后几年的致富路上，他们发展不快，甚至有些落后了。特别是邻省的那些经济发达地方，不仅超过了他们，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了。
原因在哪里？据有关方面领导反映：一是，确实有些不思进取了，或者确实有些满足了。小岗实行包干到户，一年翻身，解决了温饱，就不用再讨饭了，他们普遍感到很满足了。１９８４年冬天，我到小岗访问时，他们说，现在不仅吃得饱了，而且吃得好了。有位老太太高兴地说，“现在是天天过年。可不是嘛，过去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顿大米白面，现在顿顿饭都是大米白面，想吃肉就到集市上割点。”
“比过去的地主生活都强着咧！”“从来没有过的好日子！”当今的好生活对这些逃过荒要过饭的小岗农民来说，真是作梦也没有想到的。包产到户后，他们一心扑在生产上，很少出去，不知道外边的情况，于是就满足了。“知足常乐”，容易满足，这是长期贫困落后的农民的一大特点。
二是，受到文化科学技术水平限制。小岗农民文化水平低。７０年代以前基本上是个文盲村，全村没有几个人识字。现在村里还没有一所完全小学，孩子们在村里读了二年级以后，就要到外村去上学。不要说读高中，读过初中的也很少。老队长严俊昌５０多岁，到现在基本还是个文盲。他生了８个孩子。他的儿子是全村少有的“秀才”，大前年高中毕业，去年接任村支部书记职务。各级领导一再强调要他们重视教育，提高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可是并没有引起他们的足够重视。
去年我两次到小岗村去了解情况，深深感到小岗是落后了，不要说就全国而言，就是在凤阳县也属下游。全村适龄儿童还没有全部入学，上中学的很少。在村里碰到一个１５岁的女孩，顺便问了问她今天怎么没上学？读过几年书？她说：“没上过学，一年也没上过。”我问她：“为什么不读书，是不是没钱读不起呢？”她回答说：“不是，读书有什么用！是我不想读书的。”旁边一位３０多岁的妇女说：“念上个一两年，也和没念差不多，庄稼人靠劳动吃饭，读不读书没有多大关系。”
这也许是个别的现象，但现在小岗村农民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不高，是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农村改革已经快２０年了，小岗至今也不过是停留在兢兢业业地把他们的那几百亩地种好的水平上。因此生产结构不合理，多种经营不发展。粮食生产是大幅度增产了，但比较利益低、卖粮难、农民收入低、经济不发达。这与蓬勃发展的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很不相称。
小岗确实落后了，小岗村的一些干部对他们这种状况不是没有察觉。９０年代初期，副村长严宏昌就跑凤阳、跑合肥，直到北京，到处问计求援，１９９４年春天，他们居然来到北京，看望当年支持他们搞改革的老省委书记万里。万里听了他们的汇报后，当即指出：“一定要注意人才培养，抓好教育才有出路，人才问题很重要，要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生产能否上得去，经济能否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素质。”“你们可以和上海等发达地区建立联系，有组织地派人到那里打工，订个两三年的合同。这样，既能赚到钱，又学了技术，人才也培养出来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嘛，要发展工业，办好乡镇企业……”
其实，类似的话，８０年代中期，万里就多次谈到过，我也多次转达过，但是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直到去年我两次去小岗，又问了问他们这方面情况，发现他们一是不重视教育，二是不愿意外出打工，依然墨守成规，土里刨金。我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不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他们回答说：“不愿意离家，不愿意受他们‘剥削’，以前外出是因为吃不饱，现在吃得饱、吃得好了，把地种好就行了。”我想，这正是小岗的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小岗一些干部群众认为，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他们带头搞了“包干到户”，为中国农村改革做出了贡献，所以，在致富方面，领导上应当给予经济上的扶持。他们也曾多次找上级领导要钱。对此，万里认为，在思想上、政策上、技术上，扶持是必要的，但是他不赞成给钱、给物，在经济上给吃“偏饭”，要强调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事实证明，先进典型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可能一劳永逸。当上典型就一定永远先进？是啊，大寨是农业集体化、公社化时期的典型，小岗是农村改革实行包干到户时的典型，但在高速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它们就不一定还是先进典型。
在对待先进问题上不能为了先进而先进，以至把先进当包袱。
９０年代初期，小岗在村口造了个牌楼，严宏昌请万里题个词。万里予以坚决否定。他说：“不，不题！我不赞成搞形式主义，摆花架子，修坟、修庙之举我是不支持的。要扎扎实实地搞好生产。”
我到小岗，看到他们的变化真大，不仅都吃饱了，吃好了，而且家家都盖起了新房。昔日的茅草屋要不是特意留下几处作纪念，早就荡然无存、踪影皆无了。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与他们经济发展很不适应、很不相称的事情：一是他们在村头盖了个牌楼，花了不少钱。我曾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搭了这么个东西有必要吗？不仅影响村容，还可能有碍交通。二是，盖了气派的村公所办公楼。除了偶尔开会，常年空着，还得有人去管理。我说，有这个钱为什么不用来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为什么不可以办些村办企业？万里对小岗村一直是很关心的。去年冬天，小岗村为了纪念省委《六条》发布２０周年，与邻省江苏经济发达的先进村————张家港市长江村，进行“结对联动振兴”活动。他们派人专程到京请万里去。万里说他去不了，委托我去。我在会上有个简短发言，在表示祝贺的同时，希望小岗村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解放思想，改变观念，尽快提高文化、科技素质，特别要把培养人才作为发展经济的关键来抓。我还希望他们通过与长江村的联手，加快经济发展，走出新路子。
１８颗手印的真假
关于这个问题，《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在他撰写的《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的兴起与失败》一书（１９９７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客观介绍。看来他是作了大量调查分析的。
我在安徽期间，多次去凤阳，最早是１９７７年冬天，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每年都去两三次，最后那次是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４日，我随万里到了小岗。１９８０年２月，离开安徽之后，我又同吴象（原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研室主任）于４月、１２月两次到小岗。此后几年，每年都去一次凤阳，几乎是每到凤阳就要到小岗去看看。这期间我从没看到过、也没听说过有个什么“契约文书”、“１８颗手印（有的说是２０颗）”之类的说法。
后来，大概是１９８８年，好像是在一本文学刊物上，我第一次看到“秘密会议”、“契约文书”、“１８颗手印”的说法。因为那是登在一本文学刊物上的。文学创作据说允许一定程度的夸张和“合理想象”，因为它不是新闻报道，不一定完全真实，所以我也没在意。何况我没听说过、没看到过的东西，并不等于就是没有和不存在。后来，在一些刊物、一些电视中，也多次出现印有１８颗手印的所谓“契约文书”的照片、音像。于是，有些关心此事的人见我就问：这份材料你过去知道不知道，听没听说过？我只能如实回答：“不知道”，“没听说过”。
不过，我也确实觉得有些蹊跷，如果确有此事，我去了那么多次小岗，同小岗干部和群众，以及地、县、乡各级领导有过那么多接触，这么一段精彩的新闻，为什么我这么一位对他们非常关心和支持的记者，竟然一点不知道；何况１９８０年初万里去了小岗，作了充分肯定、支持，并把它作为典型向全国推荐，这种光彩的事有什么值得“保密”的？于是，当我看到当时的滁县地委、凤阳县委领导都问：过去是否见到这份“契约文书”？他们也都说“不知道”，“没看到过”，有的还说“没听说过”。
从种种情况分析，一般认为那张所谓１８颗手印的“契约”可能不是真的，或者不是原件。至于开秘密会议，订了三条规定，可能是真的。８０年代初期，一些到过小岗的人有的也说听到过类似的传说。我过去对此似乎也有些耳闻，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是真的。后来一位知情者告诉我：秘密会议和三条规定、按手印是确有其事，但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那份“契约文书”不是原件。此后，我又从当时的县委领导和当事人那里得到证实，说是原件已经没了，那是为了拍电影重新补制的。
对这件事如何看？确有些不同看法。我曾经讲了我的一些看法。我认为，小岗在农村改革中，带头搞包干到户是确凿的事实。吴庭美１９７９年底写调查本身，不仅说明小岗带头搞包干到户事实；同时，也明确地讲到了是“瞒上不瞒下”、“偷偷摸摸”搞的。这足以说明“秘密会议”、作出“几条规定”是真的。因此，我认为有没有那张“契约文书”都无所谓。不过原件没有了，补上一个也可以，但不能冒充原件，必须加以说明，否则“画蛇添足”，多此一举，甚至会带来副作用，人家会怀疑你的其他方面都是否真实？有的认为，反正是确实有那些事情，原件没有了应当补上，补上也就补上了，小岗人也不懂，已经过去的事了，没有必要再翻腾。
ytsheu 2006-07-16 18:42
万里离休后的生活
1993年3月31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随着本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产生，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这位从政近60年的中共领导干部，开始他离休后的生活。
一首意味深长的诗
虽然万里已经年逾古稀，但离休对一位立志为革命奋斗终生的老革命家来说，毕竟是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他的思想很不平静，思前想后，百感交集，写下了一首意味深长的诗：“退休不发愁，桥牌加网球，还有许多好朋友，我的晚年乐悠悠。”这首诗，国内很少有人知道，万里也根本没想要发表，可是不知怎么不胫而走了。不久，中国新闻社在一篇反映万里离休生活的报道中，透露了这首诗，一时在海外新闻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和评说。一家杂志就这首诗发表评论说：“万里树立了真正能上能下的典范”。
全国解放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建立起了离退休制度，明确提出干部领导职务不搞终身制，并强调各级领导必须以身作则，带头执行。
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或者是在政治体制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万里以他自己的实际行动作了表率。
“三不主义”
万里对邓小平提出有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中央的决定，坚决拥护，非常支持，认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表示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头贯彻执行。1993年退下来之后，万里不止一次地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我来说，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就是对当权责任领导的有力支持。
因此，万里在实践中给自己作了三条具体规定：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离休以来，他遵守自己规定的“三不主义”，过着离休生活。
1993年9月，万里刚退下来不久，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大会组委会请他出席，一如既往地送去了主席台上的票和请柬，他没有出席。电视、广播和报纸报道中没有他，很多人感到很奇怪，进行种种猜测，有的以为是他身体不舒服或者病了。其实什么事都没有，那天他和一些朋友去北京郊区平谷县山区农村参观了。
此后不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举行首发式，与此有关的中央领导人大部分出席了。按说万里应该出席这个会，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又没见到他。1993年12月26日，首都举行隆重集会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万里也没出席。
……
不为了露面而露面
1994年新年期间，万里与人谈起此事。他说：有些活动领导应当参加，特别是有关领导更应当或是必须参加，但那主要是指在位的领导，而不是不在位的领导。当然有些活动不在位的领导也可以参加，但不能反过来说没参加就是有什么不同看法，更不能说这是不“捧场”、不支持。对领导者来说，组织活动要实事求是，尽可能地少搞或不搞形式主义；对参加者来说，目的要明确，不要为露面而露面。
万里说，我下来之后，现任领导对我是很尊重的，有些重大活动，还一如既往地请我去参加，还没有忘记我。但我毕竟已经退出领导岗位了，现在已经不是领导了，而是一名普通共产党员、普通群众，应当有这种自知之明，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对待自己。
万里处理这方面问题的原则是：不该过问的事，不问；不该管的事，不管；更不要惹事生非。万里说，尽管他们对我都还很尊重，许多重要活动都还请我去参加，但我考虑再三，基本上都没去。我认为不去比去好。去了坐在哪里?讲不讲话?讲什么话?许多情况不了解，讲了人家听不听?这些都是问题。而且去了也不见得起到多大作用。与其如此，还不如能不参加的就不参加，能不出席的就不出席。当然，“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并不是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有些事情，领导找我征求意见，了解情况，我还是坦诚相见，讲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的，但这些只能供参考而已。如果我真正有什么意见，该说的时候，我想我还会说的。
1994年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5周年大庆，北京准备举办大型焰火晚会，请他去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他又不去。他的身边工作人员和孩子们着了急，万里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他说看焰火不一定到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咱们找个地方看。10月1日那天晚上，他带着大家到大会堂三楼东北角的西藏厅去观看焰火。万里说，这不是照样看得很清楚嘛!第二天电台、电视台和各大报都发表了一连串参加晚会人员名单，又没见到万里。万里说，我们是来看焰火的，不是来露面的，名单上有没有我们这些已经退下来的都无所谓。
桥牌、网球、看书、读报
万里退出政坛后，在生活上并没有感到枯燥。他的生活基本规律是：每天中午饭后要睡上一觉，起来之后(一般是3点钟)去参加体育活动。每周打三四次桥牌，两次网球，偶尔打一次高尔夫球。万里的桥牌水平是比较高的，牌友也比较多，既有老的，也有年轻的。万里说，他下来之后，什么职务也不干了，惟独桥牌协会名誉会长，他还愿意当。
一日三餐，比较素淡，有时喝点啤酒。他在饮食上不挑剔，比较喜欢吃狗肉，时而吃上一次。
晚饭后，看电视，除了新闻，他比较喜欢京戏。
万里每天仍在坚持多年形成的习惯，首先是阅读当天送来的各种报刊和大量的内部刊物，以及中央文件。他说，这是他的主要信息来源，过去在位时工作忙，拿不出更多时间读这些；现在时间充裕了，花费在这方面的时间也就多了。
万里的听力不好，影响语言交流，但视力很好，看东西不戴眼镜，有时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他的记忆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依然不减当年。他说，我现在下去的时间少了，接触实际少了，我的主要信息来源，一是国内报刊的公开报道；二是港台海外报刊；三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大量参考材料；四是中央和一些部门的文件；五是同一些领导和朋友交谈中了解的情况。
人物春秋
ytsheu 2006-07-19 09:40
他的座右铭是：运动就是健康和生命
2005年4月9日，星期六，上午9时，我应约到万里家里采访万叔鹏。
车到中南海西门，因为已经报过车号，所以警卫的手势很果断：请进。万叔鹏怕我找不到，专门到门口等我来了。这个小院，原是朱德同志的住所，紧邻毛主席旧居“丰泽园”。这个简单清静的小院，名叫“含和堂”，是原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同志的住宅，万叔鹏是万里同志的第三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
很多年前，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曾采访过万里同志，那时，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万里个子很高，山东口音很重。许多年过去了，当我再次见到他时，89岁的万里留给我的印象依然是个子很高，乡音依旧。
1993年3月31日，万里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一位为党的事业奋斗了60多年的共产党人，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过上平静的退休生活。
万里退休后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周的活动可归纳为“三打、两看、一接见”，即打桥牌、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看文件、看报纸和接见客人。这样一周下来活动安排得满满的，生活充实而有节奏。
每个双休日，五个儿女再加上他们的孩子，都会汇集到中南海“含和堂”的四合院里，老老少少，齐聚一堂，叙说各自的所见所闻，万里时而凝神细听，时而插话评论。此时，是他最快乐的时候。
万里从不相信什么“长生的灵丹妙药”和“魔方、气功”之类的东西，有所谓的大师来给他献什么“长寿秘方”，他总是淡然一笑，过后便把所谓“秘方”随手丢进废纸篓。他的座右铭是：运动就是健康和生命。
万里爱打桥牌，牌技也高超。有一次，他和荣乐地搭档，在所罗门世界桥牌通信比赛(在世界各地同时有十个赛场)中，打出了妙张，因而获得世界亚军的称号，一时成为中国和世界牌坛的佳话。
万里的另一大爱好是打网球，他打网球的历史是从山东曲阜师范学校上学时开始的。那时的设备很简陋，球拍都是木制的，弦是牛筋做的。不很平坦的操场上用石灰画上线，手工结的棉网一拉就打开了。从那时起，除了战争年代和“文革”时期，万里的网球运动从未间断过，北京最早的网球馆：先农坛、北京体育馆、国际俱乐部都是他常去锻炼的地方。
万里说，打网球使他保持了旺盛的工作精力；网球场上攻防千变万化，是培养人的判断力和勇敢顽强的工作作风的最好场所。
事实证明，一静(桥牌)一动(网球)成了他健身的法宝。时至今日，年近90的万里依然坚持每周打一到三次网球，看着他充满活力地在场上跑动击球，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位耄耋老人。
万里经常自豪地对来看望他的同志说：这两项运动都要打到90岁再说。
淡出政坛的万里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过着平常的生活
万里说，退休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些重大活动邀请我参加，说明同志们还记得我，这是对我的尊敬，但我应当有自知之明。他认为，退下来后，不该问的事，不问；不该管的事，不管。作为一个普通群众，有些活动，我不适合参加，这并不表明我有什么看法，我认为这样就是对现任领导班子的最好支持。
1994年国庆节，北京举办大型焰火晚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5周年，有关部门请他去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他没去，而是悄悄地和家人在人民大会堂的三楼西藏厅观看了国庆焰火，他还得意地说：“在这里不是一样看得很清楚吗？”
万里生在孔孟之乡，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书法颇有心得，在职时便常有单位和个人慕名求字，对此他是一概拒绝，退休后，更多的人想来找老领导索字，他还是一概拒绝。
不过，也有例外的时候。一次，万里到大连的一个小岛上参观，看到岛上那种艰苦的环境，看到守在小岛上的工作人员那种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他主动向工作人员要来纸笔……
万里最反感的就是“扰民”，在任时他就喜欢轻车简从下基层，对兴师动众、前呼后拥的做法极不赞成，退休后更是这样，有时到下面去，当地的主要领导都要来看望他，这让他很不安，他说：“你们都很忙，我现在是个闲人，不要因为看我影响工作。”
近几年，除了去过一次深圳考察，他从未动用过专机、专列。夫人边涛去世后，孩子们怕他郁闷伤心，经常劝他外出走走，散散心，他总是摇头说：“我们下去要给人家添多少麻烦，还是别去了。”
万里喜欢和大家一起打网球，喜欢和全家人一起吃饭，共享天伦。按照警卫规定，他外出时，可以要求警卫和交管部门空出专用道路，快速通行。但他却从不允许秘书或家人这样做，他说，北京的交通这么拥堵，不能再添乱。这样一来，他外出时也就经常被堵在路上，有时一堵就是一个多小时。
万里晚年只喜欢吃涮羊肉，过去，他喜欢和夫人、孩子们到北京亮马河附近的萨拉伯尔去吃韩国面条，后来就是因为堵车，便不去了。每次孩子们请他吃涮羊肉，他就说：“咱们就在附近的东来顺吧，这样方便，既不怕堵车，也不扰民。”
走进万里家中，家具是旧的，床也是旧的，沙发还是那种过去机关里常见的，套着灰布套的那种。
我说：“你们家的这些东西，老百姓家里都不用了，早都该淘汰了。”
万叔鹏说：“是太旧了，国管局好几次提出重新装修一下，但爸爸就是不同意，嫌花钱，说没必要，这么多年就一直将就着。”
她说，有一次，李岚清同志来看万里，见房子这么旧，连墙皮都斑驳脱落了，也劝他适当装修一下，他还是没同意。
万里的书房里摆放的一排排照片，很醒目，仔细看去，才发现一个秘密：在这些照片里，几乎全是家庭生活照，有儿女的、老夫妻的、亲朋好友的，惟独缺少的是万里的工作照。其实，作为曝光率很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万里在各种场合的工作照，和各国政要的合影，曾出现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媒体上，并不鲜见，可是，在他的书房里，你还真找不到一张这样的照片。也许，在这个家里，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爷爷，或许在生活中，他更喜欢这种角色。
在中国人的心中，家永远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万里是有名的孝子。万里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以身殉国，当时母亲还不到40岁，一个不识字的小脚贫民女人带着三个孩子，日子过得可想而知。在万里的眼里，母亲的身影永远是在劳作着、忙碌着。春天，她要带着孩子到处挖野菜、摘树叶充饥果腹，秋天，还要到大户人家收完庄稼的地里再去刨一遍，从中刨出一些遗留下的花生、红薯，以填补家用。
两人也是经常这样手拉手地在院子里散步
那时，母亲最大的理想就是让万里能够读书，将来穿上一件长衫，当一个小学教书先生。她说：“就是榨干了我的血，也要让孩子们上学。”初中毕业后，万里以优异的成绩如愿考上山东曲阜省立二师，这其中一方面是满足了母亲的愿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学校除了能管吃管住，每月还能发5块钱的生活费，这样他就不用母亲再供养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农妇，用自己的血汗养育了三个子女，并把他们全都送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母亲的支持下，万里一家先后走出了4名共产党员，万里的姑姑万丹如：曾任冀鲁豫解放区第一位女专员，解放后曾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妹妹万云：20世纪50年代留苏学生，曾任北京市工会副主席，北京市对外友协副会长；妹妹万玲：曾任北京铁路局政治部主任，党委副书记。
母亲的乐观和坚强对万里影响很大，他崇拜母亲，敬仰母亲吃苦隐忍的品性，这种挚爱甚至影响到他的决策和观点。20世纪80年代初期，万里就经常对国家体委的领导讲：“你们要重视对女足的培养，中国妇女很能吃苦，我看女足冲出亚洲的希望比男足大。”事后有人说，万里料事很准。而万伯翱说：“其实，他并不熟悉足球，这只是父亲的一种寄托，爱屋及乌嘛。我们家的第三代全是女儿，父亲很高兴，说有‘五朵金花’多好哇，他没有一点重男轻女的思想。”
解放后，万里就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长子万伯翱和弟弟万仲翔就是老人带大的。万里交代孩子们，好吃的要先给奶奶吃，好用的要先给奶奶用。万里每次外出回家都要先到母亲那看看，坐在她身边，听她用家乡话讲这讲那，或随声附和，或开心一笑。
万里的生活简单也俭朴，他本人最喜欢吃的就是母亲做的菜窝窝和糊辣汤。菜窝窝就是用野菜、槐花、榆钱等拌上一些白面或杂面蒸熟后，再佐以蒜泥、醋汁，这是山东农村贫苦人家春荒时节的美食。而糊辣汤则相对奢侈一些了，它以面筋、面糊为主，杂以海带丝、大葱、生姜、花椒、胡椒等辅料，这是河南、山东人都喜欢吃的家常饭，据说还是曹操给起的名字。
回家后，吃一顿母亲做的糊辣汤，曾是万里最大的享受。母亲去世后，家里的厨师也做糊辣汤，但万里却觉得和母亲做的味道不一样，搞得厨师一直很后悔，说过去怎么就没有把老太太的绝招学到手。
万里当副总理期间，有时到河南检查工作，还会要一碗糊辣汤吃，每次吃完后，他总是咂咂嘴，若有所思地说：“我总觉得河南的糊辣汤不如山东的好吃啊……”在万里看来，母亲做的这两种家常饭就是天下最好的美食。
1975年，万里第二次被打倒，整天在铁道部写检查，挨批斗，而就在此时，一直和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去世了。5月11日，万里请假来到医院和母亲告别，一向不苟言笑的万里，望着将要送去火化的母亲，猛地扑上去放声大哭，哭得撕心裂肺，哭得毫无顾忌，哭得令人动容。二子万仲翔回忆说：“他哭了，像个孩子一样地哭了，泪流满面，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痛哭流泪。”
和许多中国传统的家庭一样，老奶奶的品性对万家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
只要和万伯翱谈起奶奶，他的话就多起来了，表情也生动了许多。在他的印象中，奶奶虽然吃尽了各种苦难，却从没有向命运低头，在“文革”最困难的时候，奶奶曾教给万伯翱一句终身难忘的话：“大孙儿，我们穷苦出身的人就得有种，饿死不出声，冻死迎风站，我相信毛主席、周总理的眼睛是明亮的。”
万伯翱在他的散文《我的奶奶万老太太》一文中写道：奶奶小脚、不识字，直到解放后，她才叫出了自己的名字：牛惠芳。
夫人边涛去世时，万里再一次泪流满面，在夫人身边，放声大哭。边涛生前住的房间很小，只摆了两张床和一对沙发。万叔鹏说：“一张是妈妈住的，另一张是我回家时住的，我不在时，值班的护士也住这儿。”屋里的布置还保持着边涛生前的原样，只是她的床上摆着一大束鲜花。万叔鹏说：“爸爸不让动。”
边涛，原名边其馨，山东长清人，也是师范毕业。1937年边涛就参加了抗日部队。1940年，20岁的边涛和中共山东运西地委书记万里结婚，此后，两人携手走过了63年的风雨历程。
在万家摆放的照片中，我还特别注意到，只要是有夫妻二人的合影，万里总是习惯性地拉着夫人的手，特别是边涛晚年患上老年痴呆症之后的合影，万里总是紧紧地拉着夫人的手，小心翼翼的，好像生怕妻子走丢一样。
万叔鹏说：“妈妈患病后，爸爸更是很少外出，总是说要多陪陪妈妈，晚上，两人也是经常这样手拉手地在院子里散步。”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2003年10月23日，边涛去世了，87岁的万里难抑悲情，他久久地站在妻子的床前，一边流泪，一边自语：“你走了，我怎么办呀？！”匆匆赶到万家吊唁的李瑞环同志见此情景，也不禁为之动容。
万叔鹏说：“真实，我爸爸是一个感情特别丰富的人，我这次回家，爸爸和我说了许多，他告诉我，说他每天都梦见妈妈，让我听了以后心里很难受……”
在万家，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孩子们要轮流在家陪着万里，主要是怕万里寂寞
万里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早8时，中午12时，晚6时是规定的吃饭时间。
万叔鹏说：“我们几个人，只要到了钟点，不管在哪，一定要赶回来陪爸爸吃饭，而且不能迟到。我住在望京，每天早上6时就要往家赶，如果有事，我要先在家陪爸爸吃完饭，再出去。四弟万季飞公务很忙，但他也很少在外面吃饭，总是到时间就回家。”
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中心位于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9号，和著名的体操中心、登山协会在一起。万里的长子万伯翱退休前是人力资源中心的主任，他现在还担任着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委员等职务，因而，我采访他时，他的办公室还在这座灰色的大楼里。
外界都说万伯翱有名声，人缘好。进门时，保安问我找谁，我说：“找老万。”话音刚落，年轻的保安和旁边一个不年轻的妇女异口同声：“四楼，最里的一间。”
我在他办公室坐了不到半小时，先后就来了三位慕名求书的，其中两位来自河北，一位是体委机关的，万伯翱签名送书，很随和。可能是由于长期坚持户外运动的结果，万伯翱显得黑、瘦，但很精神。
万里和边涛夫妇共有五个子女，万里以传统的伯、仲、叔、季为序，以翱、翔、鹏、飞为意给四个子女取名，最小的小五，便顺取谐音叫万晓武，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万里希望孩子们能有所作为，出以忠信，入以孝悌，做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事。而五个子女也不负期望，勤勉好学，术有专攻。长子万伯翱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次子万仲翔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女儿万叔鹏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四子万季飞是北京大学的法学硕士；万晓武则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
万里对孩子们有两个基本的要求：一是要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二是要自立自强。万伯翱对此体会尤深。
ytsheu 2006-07-20 10:47
18岁的万伯翱被万里送到了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务农
万伯翱从小活泼好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上小学时不懂事，是捣蛋大王，讨人嫌。想打人就打人，想骂人就骂人。”
建国初期，根正苗红的万伯翱和邓朴方一起曾在西南军政人民小学读书，当时，担任学校校长的正是邓朴方的妈妈卓琳。
调皮捣蛋的万伯翱给卓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若干年后，卓琳在北戴河再次见到万伯翱，开口便说：“万伯翱，不调皮了吧？是少先队员了，该变成好孩子了。”
万伯翱说，虽然自己很调皮，但父亲从来没有打过自己，父亲在家也从不讲脏话，他只是要求孩子自立自强。
1962年，18岁的万伯翱被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的万里，送到了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务农，临行前，万里对他说：“我来自农村，现在你又回到农村，从此以后，我又有了一个当农民的儿子，我觉得是个高兴的事！”
万里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了八个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万里告诉他：你的衣物你妈妈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今后家里再不给你寄钱了。万伯翱出发时，边涛给大儿子带了两件东西——一件是万里在抗日战争时期部队发的一床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旧被子，一件是万里穿了多年的灰棉袄。
1969年，万里又把小儿子万晓武送到了中苏边境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形势很危险。万晓武从北京出发那天，万里专门赶到火车站为他送行。在车站，万里从口袋里掏出20块钱递给了万晓武。他说：“这钱你带上，穷家富路嘛。”
万伯翱回忆说，1963年春节前，同伴们和职工们都回家了，他很想家，想回家过年，想回去看看妈妈和奶奶。于是，他便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这个意思。在离春节还不到10天的时候，万伯翱收到了父亲的回信和一包裹书。
万里在回信中说：
“我同你妈妈商量后，觉得全家虽然都很想念你，都想见到你，特别是你奶奶从你去了农场后，无时不提起你，更惦念着你这个大孙子。但为了你更好地进步，更好地锻炼，你还是不回北京的好……清代文学家郑板桥有一首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此名言应作为你坚定革命立场的警句。同时寄去《共产党宣言》《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望在春节空闲中，认真地阅读，并做好笔记。”
这是一份有着明显时代特征的家书。万伯翱说，很难形容当时的心情，很失望、很沮丧、很难过，甚至很不理解父亲的做法。
万伯翱在黄泛区农场一干10年，他一直用教育家陶行知的《自立歌》来激励自己：“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在这里，他学会种地、积肥、修剪果树、锄草等农活，学会了缝补浆洗，从一个城市青年，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农民，他能做一手干净的农活，讲一口纯正的河南土话。站在人群里的万伯翱，已经看不出有丝毫干部子弟的模样，他已融入了中原大地，变成了一个地道的河南老乡了。
10年，这是需要一点毅力、一点坚强的，这，可能正是万里所期望的。
40年后，万伯翱在他这间满是书籍的办公室里，谈到这一切的时候，很平淡。他说，父亲和他那一代人一样，在他们心里，孩子既是自己的，也是国家的，党的，只要党和国家需要，可以做任何牺牲。
1972年，万伯翱靠着自己在农场的突出表现，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被保送到河南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万伯翱参军入伍，到总参郑州炮兵学院当教员，从基层干部干起，后又调到北京武警部队某部任团政委。1987年，转业后的万伯翱被派往国家体育总局任对外宣传处处长，后又调任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国家体育总局人力开发资源中心主任。
我问他：“你的工作变化，职务升迁，‘老爷子’帮过忙吗？”
万伯翱坚决地摇了摇头：“他不可能帮忙，你要问到他，他总是帮倒忙，说：他不行，你们干吗要用他，比他强的人还有的是呢。这是他的口头禅，好多年前，北京市准备提拔我姑姑的时候，他讲的就是这番话。”
万伯翱说，当时，体委准备提拔他做《中国体育》杂志社副总编辑的时候，从考核到公示，他一直没有告诉父亲，父亲也一直不知道，直到任命下来后，他才回家告诉父亲。原本想父亲会有所表示，谁知，万里还是那句话：“比你强的有的是呢。”
种过地、当过兵的万伯翱没有依靠父亲的权力和地位为自己牟取一官半职，他最终选择的还是一条清苦而又欢愉的为文之路。
如今，提起万伯翱，人们记得的不是他当过什么“官”，而是记得他写过什么“文”。万伯翱的散文集《三十春秋》《四十春秋》和《元戎百姓共垂竿》已经是大家之作，颇得读者的喜爱。
2002年，万伯翱的散文《我们家的香椿芽》获得了20O2年“罗庄杯”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作协的负责人把奖杯送到中南海，万里看着高兴地说：“哎呀，老大的文章得奖了，快把这个奖杯给他好好地保存起来。”
如果让我来评价万伯翱，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本色的人，一个大方之人。
对孩子们的选择，万里不置可否，但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利用他的影响牟利
在万家，四子万季飞算是当官的，但他也下过乡，当过兵，然后，从北京顺义县县委副书记干起，一步一个脚印，从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助理兼外经委副主任到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副主任，再到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20O3年5月，他开始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会长和党委书记。
如今，万家已有三个孩子走出机关大院，做自己的事。二子万仲翔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曾在公安局、中信集团工作过，后来自己创办了一家广告公司。万叔鹏夫妇开办了一家建筑设计所。而小儿子万晓武则在美国从事技术工作。
对孩子们的选择，万里不置可否，但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利用他的影响牟利。退休后，孩子们经常想带他到外面走走，散散心。有时请他到外面参加活动，万里一定要问清楚，谁请的？谁参加？如果有陌生人他就不会去。即便是老朋友、老熟人在一起，他还要告诫别人说：“你们要警惕，他们几个已经下海经商了，不要被他们利用。”惟恐孩子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做什么事情。
万叔鹏说，我们家的人，都知道他这个习惯，我们也从没有想让他帮助我们做什么。
女儿万叔鹏是个清晰而透明的人，讲话快人快语，做事雷厉风行。几天前，她刚从美国探亲回来。作为万家唯一的女儿，万叔鹏深得父母的宠爱，熟悉她的人都叫她“小棉袄”（父母的贴心人），而父母对她的要求也最严格。
万叔鹏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曾先后到文化部、中国土畜产总公司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期，席卷全国的下海经商热让她也跃跃欲试，她尝试着和母亲提起社会上的一些事情，结果，边涛很严厉地说：“你们别看着人家发财就眼红，你们也别去做那些事情，你们只要保持住你爸爸清白的名声就行了。”
ytsheu 2006-07-21 13:41
万叔鹏说，父亲是个很执著的人，在政治上，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认准的事情决不退缩
1989年3月，万叔鹏和丈夫谭志民再次前往美国，此次出国的原因很简单，万叔鹏有些无奈地说：“当时，我们在国内压力挺大的，做事总怕给家里带来一些影响，好像总是靠家庭的背景生活着，所以干脆就出去了，到美国就简单了，人家又不认识你是谁，全靠自己。”
万叔鹏说：“刚到美国时我们很苦，我丈夫和女儿都在给别人打工，丈夫在搞建筑设计，女儿在宾州大学上学，生活的压力相当大。但我没想过退缩，我们家的孩子这点都很像我爸爸，都是山东人的性格，像我哥哥，他在农村一干就是十年，吃了多少苦哇。”
就在这种困难的时候，美国的一所大学找到万叔鹏，他们提出，想请万里为学校题个词，他们愿意出四万美元的酬金。但万叔鹏拒绝了。
我问她：“你不后悔吗？”万叔鹏说：“四万美元呀，多大的数啊！当时正是我们最穷的时候，但我不后悔，也不能要，我们家不允许这样做，你就是拿再多的钱，也不行。”万叔鹏讲这番话的时候，很平静，很自然。
万叔鹏还给我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万叔鹏回国后，夫妇俩开办一个建筑设计所，并在北京紫竹桥附近开了一个家具店，出售他们自己设计的家具，可能是他们的设计太前卫了，生意并不好。她说：“有一天，家具店里来了一个人，据说是联想总裁柳传志，我们都不认识。他左看右看，很欣赏我们的作品，看了以后也没说什么就走了。因为生意不好，没过几天，我们就把这家店关了。谁知，联想集团的一个副总又专门到紫竹桥找这家店来了，一看关门了，他就问旁边的人，这家搬到哪去了。旁边的人也怪，还不告诉他，无奈之下，他给了人家20元钱，才找到了我们的公司，进门一看，他连说，找的就是你们。他说，联想集团准备盖联想大厦，想请你们参加投标。当时，这让我们感到很荣幸啊。投标竞争得很激烈，参加投标的都是一些知名的大单位，像清华大学、北京建筑设计院等，最后，还是我们设计的建筑方案新颖、大方、节俭，最终得到了专家的认可和好评。不过，直到今天，联想集团的领导们也不知道谭志民和万家有什么关系。”
万叔鹏说，父亲是个很执著的人，在政治上，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认准的事情决不退缩。有一次，我和妈妈说他不懂得随风而变，是‘二杆子’，他生气地说：“原则问题不能让步，这怎么是“二杆子”呢？”在生活上，他不喜欢搞排场，凑热闹，有时固执得让人很尴尬。记得他还在当副总理的时候，一次到外地视察工作，一下车，当地领导把他迎进了一家餐厅，准备宴请他。结果他当时就火了，一言不发，拂袖而去。
“文革”开始后不久，万里就被打倒并被关进北京万寿路的一所特监。万叔鹏也由一个革命干部子女，一下子变成了黑帮子弟，学校里到处都贴上了“打倒”“批判”她的标语，她被限制自由，被造反派关押起来。这时，身陷囹圄的父亲给她写了封信，万叔鹏说：“信中的大部分内容我已记不很清了，但是，有两句话我始终没忘，爸爸说：‘我相信你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坚信，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女儿。’他的这番话，给了我巨大的力量，使我坚持下来了。”
如今，万叔鹏的女儿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已考取了律师执照，并在美国成家立业，也有了下一代，在他们身上，更难找到所谓“高干家庭”的影子，他们自立、自强，很独立地生活着。女儿虽说已在美国生活多年，很美国化了，但每次回北京，总是骑一辆自行车，满北京跑，用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和邻居们交流。
万叔鹏要求女儿在家里和自己讲话一定要用中文，包括刚刚四岁的小外孙，她希望自己的孩子不管在哪里生活，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根。
万里一生淡泊名利，知足常乐
勤俭持家，这是几乎所有中国人的治家理念。万里一家三代同堂，奶奶像传统的中国家庭妇女一样操持着家务，带孩子，缝洗衣服。
万伯翱回忆说，小时候，我们都很淘气，爬上爬下的，衣服不是这挂烂了，就是那撕个口子，最容易破的是袜子，奶奶和妈妈经常要给我们补袜子，往往是一双袜子补丁摞补丁，最后，袜子本来的模样都没了，剩下的全是补丁。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再穿了。有一次，我看到邓朴方也穿着件补丁裤子，心想，原来并不是只有我们家穿补丁衣服，他爸爸是总书记，他也穿着大补丁衣服呀。
老奶奶当年很喜欢看京剧，经常到东城区俱乐部看戏，为了省钱，每次她都只买三毛钱一张的最靠边的座位，演员和剧场的许多人都认得她，但却并不知道她是万里的母亲。每次看戏前，她都是提前把饭做好，吃点，然后自己拄根拐棍，甩着小脚，一步一摇地走了，她从没有提出来让儿子的车送送她。除了生病，万里也从来没有用车送过她。
万里一生淡泊名利，知足常乐，当代几位大画家像李苦禅、蒋兆和、李可染的住房问题，都是万里帮助解决的，但他从未向他们伸手要过一幅作品。孩子们记得20世纪60年代，他自己屋里挂的倒是水刻木印的仿制徐悲鸿和齐白石的作品。
万伯翱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书刊是他一生的好伴侣，常常手不释卷。当毛主席批注的新版二十四史发行后，他极想一睹为快。他说：‘我在秘书那儿还有点儿钱，有好几千块吧？快去买一套吧！’可秘书联系后回来说，人家照顾首长，只收成本价，也得13.5万元（市场价15万元）老人家一听只摇摇头，便默不作声了。是啊，他的工资除了生活必需外，几年加起来也不够这个数啊！后来，我们几个儿女集资给他买了一套，父亲如愿以偿，从此，一有空儿就细细翻阅起来。”
在中南海，万里家中有两个名气很大的东西，一个是院子里的小菜园，另一个是院子里的三棵香椿树。
小菜园其实就是院子中的一小块菜地，这是边涛和警卫人员一起在院子里开垦出来的，菜地不大，种的品种却不少，有小葱、韭菜、小白菜等等。万里对这块小菜园很重视，要求施有机肥，浇好水，搭好架，空闲时间，他还经常带着几个孩子打理它。菜园虽小，劳作精心，因而，四时鲜蔬不断，不仅一家人的吃菜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而且有时候，他还把鲜菜送给邻居陈云、胡启立家和好友李瑞环，请他们尝尝鲜。
一次，正好原农业部部长何康来汇报工作，两人就在小菜园旁交谈起来，万里对何康说：“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小菜园，如果农民每家都有这么一个小菜园，那就解决大问题了，你们要专门研究一下这个庭院经济问题。”
原来，小菜园的用处还真不小呢！
摘自《家风》
北京青岛 2007-03-27 16:38
万里——中国改革的开路先锋
安熠辉
中国的改革，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而1975年进行的全面整顿，可以说是试验或者序幕。从那以后，万里一直站在改革大潮的前列，虽几经沉浮而矢志不渝，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为中国改革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万里是中国改革的开路先锋。
在全面整顿中，万里担当开路先锋
1975年的全国人大四届会议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面对8年多“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邓小平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开始了全面整顿，并把突破口选择在铁路系统。这样，刚刚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的万里就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1月28日，万里刚刚上任10天，邓小平就召见万里听取汇报。当时，铁路的问题十分严重，不少单位是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万里说，现在突出的问题：一是运输生产下降；二是事故惊人；三是机车车辆损坏严重；四是一些枢纽、重点路段经常发生堵塞，致使大部分列车不能正点运行。邓小平说：“看来有这么几个问题要解决：第一，关于体制问题，铁路运输应当实行集统一领导，把权力集中到中央，铁道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第二，关于干部管理，由铁道部统一管理、调配使用，与地方脱钩。第三，关于运输生产，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纪律性，保证安全正点。你们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
离第一次召见仅仅9天的2月6日晚上，邓小平和纪登奎、王震等再次召见万里。邓小平反复强调要用最快、最有力的措施，迅速改变铁路面貌。要求铁道部代中央起草一份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文件。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万里会同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组织人员，开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万里感到造成铁路系统严重混乱的原因，除体制上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派性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派性，严重地扰乱了各个方面的工作，万里决心捅掉这个“马蜂窝”。同样，邓小平也已注意到这个问题，而且态度非常坚决。当《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初稿送他审阅时，他亲笔加上这样一段话：“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决定》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毛泽东也“圈阅”了。1975年3月5日，《决定》下发到县、团级。这就是著名的“中发［1975］9号”文件。
9号文件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在1975年铁路整顿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国民经济各行各业整顿中发挥了指导性的作用。在文件发出当天召开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当前全党、全国的大局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而“铁路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邓小平的讲话约有1/3谈反派性问题，他的讲话加上9号文件，无疑是发出了对国民经济整顿的动员令。万里连续3天召开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文件和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研究部署铁路整顿的计划，并于3月9日直奔徐州，解决老大难问题。
此时的徐州，两派组织正剑拔弩张，武斗在即，本已混乱的铁路运输更趋恶化，领导班子半瘫痪，调度不灵，站内线路堵塞，货物堆积如山。万里同江苏省委负责人一起，召开了徐州铁路分局全体职工、家属参加的传达9号文件万人动员大会和徐州市、徐州地区党员动员大会，分局机务段全体职工确保铁路畅通誓师大会。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出席家属座谈会等各种各样的群众座谈会。在各种场合，万里反复宣讲中央9号文件和工业书记会议精神。一再强调要改变局面，把铁路运输搞上去，并限期在3月底前解决问题。万里旗帜鲜明地批判派性，指出对少数闹派性的头头，要进行严肃处理，“一批二撤三调离”，对顽固不化、继续闹派性、触犯刑律的要
绳之以法，并果断地把“造反派”坏头头抓了起来。此举震动了徐州，人心大快。
时，万里重点抓了分局领导班子整顿，要求党委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纪律性。很快，徐州铁路分局出现了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的局面，平反工作也开展得比较顺利，许多受冤屈者如获新生。经过10天夜以继日的工作，津浦、陇海两大干线的徐州枢纽很快畅通无阻，1975年4月提前3天完成运输任务。
3月22日万里回到北京，立即向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作了汇报，邓小平听后十分满意。3月25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听取万里传达贯彻9号文件、解决徐州问题的汇报。在会上，邓小平充分肯定了万里的整顿经验，并问与会同志：“铁路上来了，你们怎么办?”邓小平要求铁路部门继续贯彻9号文件，对那些闹派性的单位要采取坚决果断措施限期解决。4月，万里又风尘仆仆到了南昌。南昌铁路局也是个“老大难”单位，主要也是派性问题，但情况更为复杂。这里的派性不仅仅是铁路内部的，还与地方派性斗争搅和在一起，当地部队一些负责人也介入了。铁道部管不着部队，对此，万里很伤脑筋。当时，邓小平正陪金日成在江苏访问，万里
赶到邓小平下榻处时，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邓小平刚吃下安眠药准备睡觉，但他得知万里到了，立即接见，明确指出：不管是谁只要是支持派性的都不行，该调的就调。并表示会责成有关方面立即把江西省军区某领导调出南昌。4月25日，万里带着“尚方宝剑”来到南昌铁路局，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批判了南昌局的派性问题，调整了领导班子。在邓小平的全力支持下，万里又远征昆明、三下郑州，大刀阔斧进行整顿。铁路形势日趋好转。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所有的站段的运输堵塞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全国铁路运输生产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上半年铁路货运量在前两个月欠产较多的情况下，完成年计划的48.9%，比1974年同期增长8.6%，创历史最高记录。铁路整顿取得巨大成绩，带动着全面整顿的顺利开展，遭受“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开始出现新的希望!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万里“靠边站”
就在全面整顿取得巨大成绩的时候，“四人帮”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时风云突变，形势逆转。不久，邓小平受到公开批判。在全面整顿中，铁路是“开路先锋”。“反击右倾翻案风”，铁路部门首当其冲。一些经过整顿的铁路局，派性复起，领导班子又陷入瘫痪，运输生产直线下降，形势严峻。
为此，中央不得不急召河南、甘肃两省和郑州、兰州两局的主要领导干部到京解决问题。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根据华国锋等领导的指示，从1976年1月21日起分别听取河南、甘肃两局领导的意见和批评，并据此写出检查报告和解决问题的意见，并压铁道部承认“错误”，否定对郑州和兰州两局问题的处理。万里对此虽然不同意，但有《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万里不得不服从中央意见，怀着难以言喻的心情在文件上签了名。2月下旬，中央关于解决郑州和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文件下达后，铁路部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越演越烈。特别是1975年铁道部派工作组进行重点整顿的一些单位，大刮翻案之风。铁道部机关内部在整顿时受到
冲击的一些人，纷纷起来揭发批判。铁路下属单位一些人来京上访，冲击铁道部机关。当年“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景，又在铁道部再现。在铁道部办公楼门口，贴了一副10米来高的巨大对联：上联是横眉冷对革命派；下联是俯首甘为复辟奴，横批是一贯如此。院内墙壁上刷着“揪出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万里”，“万里不倒，火车不跑”等大标语，还有许多揭批万里和工作组的大字报。
从3月11日到3月底，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先后召开了10次扩大会议，揭发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同时联系铁道部实际，揭发批判万里的“错误”。但万里并未被打倒，直到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整个局势发生了突然变化，4月7日，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不久，万里也被迫“靠边站”了。铁道部的领导权被篡夺之后，生产急剧下降。当时流行着许多顺口溜，诸如“万里检讨，火车乱跑；万里一倒，火车不跑”等，反映了广大铁路干部和工人的不满情绪。
铁路一乱，其他行业自然也是难逃厄运。邓小平全面整顿所带来的经济好转，很快就被破坏了。但这次全面整顿为中国以后的改革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实际上是以后改革的序幕。
北京青岛 2007-03-27 16:39
粉碎“四人帮”后，万里主政安徽，点燃了农村改革的星星之火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东山再起，万里也随着复出。1977年6月，万里被任命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安徽首先抓稳定形势，力求在稳定中尽快解决问题。他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针对安徽存在的问题，采取了3项果断措施：一、把“文化大革命”中到安徽“支左”现仍留在地方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二、发动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三、建立健全各级领导班子。
“清帮”治皖大见成效，全省形势之好、发展之快，超出了人们的预料。1978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长篇报道《安徽大步赶上来了》，介绍深受“四人帮”之害，又被捂了8个多月盖子的安徽省，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安徽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90%以上。淮河两岸自然灾害频繁，广大人民的温饱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皖东的“花鼓之乡”凤阳，素以讨饭闻名于世。1977年8月开始，万里就开始进行调查研究。他轻车简从下基层，直接和基层干部、百姓交谈。3个多月下来，他几乎跑遍了全省各个地区、市县和工矿、农村。所闻所见，他的心被深深震憾了。在革命老区金寨县，有的人家竟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甚至有的十七八岁的姑娘没裤子穿。在皖东农村考察时他看到，许多村
庄基本上都是草屋茅棚，屋内床铺是秫秸垫的，上面铺些麦秸。在八斗岭一户姓张的农民家里，7口人只有一床破被子，外屋锅里盛的是地瓜面和胡萝卜樱子煮成的黑粥，已发出难闻的气味。万里这位铁骨铮铮的山东汉子，也不禁难过地流下眼泪。在调查中万里感到，农民的贫穷是由于农村政策不对头，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不制订新的农村政策，共同富裕的理想只能变成普遍贫穷的现实。
1977年11月，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万里和顾卓新、赵守一等省委主要领导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出台了著名的《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其主要内容是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在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这些内容在当时涉及到许多“原则问题”，是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禁区。所以说，它是消除“四人帮”极左思想流毒、拨乱反正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信号，实际上从这里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所以文件一发布，即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农民拍着手说：“这就着(对的意思)了。”
然而，《六条》的出台也引起许多人甚至一些中央高层领导人的反对。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气愤地说，“什么落实政策，条条都在否定、批判大寨经验”，“必须痛加驳斥”。1978年春节期间，陈永贵回到山西，策划在省报发十几篇评论，要对安徽“打排炮”。第一篇是《昔阳是怎样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全面讲大寨的根本经验，虽没点安徽的名，实际上批“六条”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不符合中央“抓纲治国”的方针。这篇评论在《山西日报》发表后，《人民日报》又于1978年4月予以转载。《六条》不仅被陈永贵视为“反大寨”、“砍红旗”，也为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所不容。1977年冬天，华国锋在普及大寨县的会议上强调，坚持学大寨还是反对学大寨，“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激烈大搏斗”。
虽然高层领导在反对，但并未动摇万里贯彻《六条》的决心。1978年2月14日至16日，安徽省委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万里在会上提出并阐述了“以农业生产为中心”这个新的指导全省农村工作的方针，实际上是抛弃了长期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可喜的是，农民在实践“六条”中极大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不幸的是，这年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大部分地区人畜用水发生困难，一些农民不得不赶着牲口逐水草而迁移。大片土地干旱，使不少地方不仅秋收无望，秋种也难以进行。9月1日，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万里指出：我们不能眼看着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以度灾荒。省委经过讨论，及时作出“借地度荒”的决定。万里说：“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种上了就能有收获，总比撂荒好。”这个决定，不仅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同时也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奠定了基础。
“借地度荒”之后，在肥西县山南区诱发了“包产到户”。山南区在讨论贯彻省委“借地度荒”决定时，书记汤茂林顺应民意，搞起了“包产到户”，结果这个区的3个县社的小麦和油菜提前播种。万里密切地注视着“包产到户”的出现和发展。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业文件，虽然总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但仍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两个不许，对于已实行“包产到户”的山南区，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对此，省委机关议论纷纷，省委常委中也存在严重分歧。1979年2月6日，万里召开了省委常委会，他说：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因而使得一些人见了“包”字、“户”字就害怕，一讲到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可以说谈“包”色变。但是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普遍要求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也毫无例外的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我主张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
在肥西县山南区实行“包产到户”不久的1978年12月，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又秘密把全村土地分到了农民手中。小岗的秘密被县委书记陈庭元发现后，他采取瞒上不瞒下的方法给予庇护，但心里也揣着只小兔子。1979年6月15日，万里到凤阳视察时知道了这个秘密后问：“包产到户怎么样?”陈庭元赶紧说：“他们说到户当然好了。”万里回答说：“那就让他们干嘛!”小岗村偷偷摸摸干了一年，年底出现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全村年产粮13.237万斤，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1979年，由于实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安徽全省夏季收成较好，秋季收成更好。实践证明了实行“包产到户”等各种责任制的优越性，12月1日，万里在安徽省军区党代会上指出，双包(包产和包干)到户“是一种责任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1980年1月11日，万里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又说：“‘包产到户’不是单干，而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他为“包产到户”在安徽落了社会主义户口。
关键时刻，邓小平站出来说话，包产到户在中央文件上落了“户口”
1980年2月，万里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在这前后，围绕包产到户又发生了很大的争论。1980年1月11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安徽省介绍了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着重阐明部分地区干部群众迫切要求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的包产到户，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应当看成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不能同分田单干混为一谈。安徽代表的发言，引起了十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符不符合中央政策规定?持反对意见者认为，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包产到户调动的是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写进《宪法》的。1980年2月，《农村工作通讯》第二期发表题为《分田单干必须纠正》的文章，并配发了很长一段编者按，矛头直指包产到户。第三期又发表了《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质问：“包产到户到底是集体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还是本质退为单干?”文章措辞严厉，居高临下，显然有后台撑腰。
万里看过两期杂志后，指示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和吴象针对其文章的内容，不点名地进行反驳。万里说，写文章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根据万里的指示，他们写了一篇长文《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这篇文章从4个方面回击了这家杂志所提出的问题。文章写好送万里审阅后，于4月9日在《人民日报》二版全文刊登。这是对《农村工作通讯》的一次有力回击。但是，尚有一些高层领导人，仍然在斥责包产到户。在此关键时刻，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
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这短短的几句话，充分肯定了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地方搞包产到户。邓小平讲到的肥西和凤阳两个典型，恰恰是万里在安徽农村改革中抓的两个点。邓小平的这次讲话，打破了一些人思想僵化的制约和畏惧心理的束缚，促进包产到户在全国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9月27日，发了座谈会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发［1980］75号文件)明确支持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思想上、理论上的一次飞跃和突破，对于指导农村改革的伟大实践起到了重大作用。这样，中央文件就正式给包产到户“落了户口”。从此，包产到户势如燎原烈火，迅速燃遍神州大地。中国农村实现了其历史性的转折。这其间有万里不懈的探索和斗争，也凝集了他大量的心血和汗水。邓小平1992年春天到南方视察时，曾提到万里的农村改革，他说：“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是立了功的。”这是对万里的最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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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总社记者：凤阳小岗 惠民李家店 三年饥荒饿死人数与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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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岗这个典型，首先是通过一份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
它以触目惊心的事实，讲出了自农业集体化以来，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受到摧残的严重程度，以致大部分村民逃亡和饿死，并有具体的数据。
二。
小岗这个调查中饿死人的数字，是一个一个统计的，是很准确的。而且在凤阳，在皖东、淮北以及黄淮流域相当一部分地区具有代表性。
三。
我是熟悉农村、了解农民的，亲身经历了那场大饥荒，亲眼看到大批农民被活活饿死的悲惨场面，
我们那批下放干部，包括我本人，都得了浮肿病。
那时候既不准写，也不准公开讲。
四。
即使是三年困难时期，数以千万农民饿死，
也是“形势大好”，或者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以至饿死人的数字，没有人敢统计，更不能公开去讲，
谁讲谁就是“对大好形势的污蔑”，谁就是“阶级敌人”。
所以三年困难时期，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特别是全国或者全省的具体数字，更没有人敢统计。
只是偶而有个别的典型调查中出现过一些具体数字，也不敢说是饿死，那时有个比较普通的专用名词————“非正常死亡”。
五。
我下放到农村写的《山东省惠民县李家店三个生产队包产到户的调查》（１９６２年６月）
李家店村原有２２５口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达７５人，占全村总人口３３．３％；
１９６２年６月的劳力，４５人中有１５人（占３３．３％），营养不良，是长期病号（干瘦、严重水肿病），不能参加劳动；
原有耕牛３２头，仅剩下５头，其中能干活的只有３头，耕地大部分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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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sheu 2006-06-28 21:31
当年，万里支持凤阳小岗农民搞“大包干”，中国人民潜在的创造力开始被激发出来，中国重新成为“希望之乡”。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
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
中唱的那个凤阳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新，改变面貌。
——邓小平当时万里同志在安徽当省委书记，他肯定和支持安徽农民搞包产到户的做法。如果在议论纷纷中，我们领导没有胆识，不出来支持，反而加以否定，包产到户就出不来。
——江泽民
七十年代末期，始于安徽的中国农村改革，其核心是“包产到户”，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以家庭承包为主体的联产责任制。“包产到户”有两种形式，即“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两者大同小异，既是一回事，又有不同之处。
包产到户是伴随着农业合作社的发生、发展，多次出现的一种联产计酬责任制形式。５０年代中期，浙江省永嘉县出现的包产到户最有代表性，影响很大，但很快就被打了下去，县委书记李云河等被打成右派。后来三年困难时期安徽出现的“责任田”，实际上也是包产到户，受到广大农民欢迎，但也很快被压了下去。
１９７８年在农村改革中，安徽最早出现的也是包产到户，但小岗的包产到户实际上却是包干到户。包干到户与包产到户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不能等同。主要区别在于：包产到户是农民承包土地后，实行的是“承包产量，以产计工，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办法，农户生产的粮食等，最后要交给生产队，由生产队上缴国家征购任务，留下集体提留后，再按各户上交多少算出工分，按工分统一分配。其主动权在生产队，生产队通过几个统一，控制各承包户，要害是统一分配。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的共同之处，两者都是包到户，包干到户是包产到户的进一步发展，包干到户没了那么几个统一，主动权或者说主体在户，实际上是分户经营，分户核算。它比包产到户更彻底些，利益更直接些，方法更简便些。包干到户与包干到组统称为“大包干”。
“大包干”的发源地凤阳县，农民给“大包干”编了个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包干到户是这个县当时的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于１９７８年底在“包干到组”基础上偷偷搞起来的，并迅速从江淮两岸风靡神州大地。于是小岗这个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小村落，一时名声大震，于８０年代初期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时代典型；小岗农民在农村改革中的伟大创造，很快在全国农村迅速推广。此后所讲的包产到户实际就是包干到户。
万里是怎样发现小岗的？
万里发现小岗这个典型，首先是通过一份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见本报第１８版的全文）。由于种种原因，小岗这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调查，从来没有原原本本地公之于众过。值此农村改革２０周年之际，我想通过历史回顾，把小岗这个典型的来龙去脉，以及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带头进行农村改革、并成为中国农村这场历史性的大变革中的先进典型，作个比较全面系统的回顾与介绍，以启迪人们继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扬实事求是精神，认真总结教训，深化改革，不断前进。
１９８０年初，安徽农业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亲手交给我一份材料：《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他说：“你看看，这份材料写得多好啊！我像看小说似的，一口气看了两遍……过几天咱们去看看。”
我拿到这份材料，仔仔细细地看了几遍，越看越觉得写得好，太重要、太及时了，它的特点，
一是写出了中国农业集体化２０多年来，在极左路线错误影响下，小岗村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历经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直到“文化大革命”，一次又一次的运动，遭受到的一次又一次摧残，记述了小岗农民的悲惨遭遇和辛酸的历史，说出了小岗农民的心里话。
二是它以触目惊心的事实，讲出了自农业集体化以来，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受到摧残的严重程度，以致大部分村民逃亡和饿死，并有具体的数据。
三是写出了小岗农民历经磨难，走投无路，在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影响下，“冒死去抗争”，带头实行“包干到户”，一年翻身的事实。
四是写出了小岗生产队带头实行包干到户后，出现的矛盾和激烈争论，反映了农民对农村改革的迫切愿望和矛盾心理。
正如《调查》最后所说：“小岗的办法吸引着别人，这使小岗感到自豪，由于吸引着别人反带来了麻烦，连自己也不能搞了，心里又有难言的苦衷。这使小岗群众蒙上了一种新的矛盾心理。”
而这正是万里急于要去小岗实地考查、并予以肯定和支持的重要原因。
据我多年采访农村新闻所见，像小岗这样的调查材料实属罕见。它反映的情况，在全国，特别是在黄淮流域的农村，具有代表性。
我出身在农民家庭，大学学的是农业经济。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派，直到“文化大革命”，一系列运动我都亲身经历过。
而且我又是长期从事农村采访的新华社总社记者，可以说得上是经得多、见得广。
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我是带着户口被下放到最艰苦、最困难而又受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危害最严重的重灾区之一山东惠民县农村，当了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同当地农民实行“三同”，
我是熟悉农村、了解农民的，亲身经历了那场大饥荒，亲眼看到大批农民被活活饿死的悲惨场面，
我们那批下放干部，包括我本人，都得了浮肿病。
那时候既不准写，也不准公开讲。
即使是三年困难时期，数以千万农民饿死，也是“形势大好”，或者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以至饿死人的数字，没有人敢统计，更不能公开去讲，
谁讲谁就是“对大好形势的污蔑”，谁就是“阶级敌人”。
所以三年困难时期，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特别是全国或者全省的具体数字，更没有人敢统计。
只是偶而有个别的典型调查中出现过一些具体数字，也不敢说是饿死，那时有个比较普通的专用名词————“非正常死亡”。
小岗这个调查中饿死人的数字，是一个一个统计的，是很准确的。而且在凤阳，在皖东、淮北以及黄淮流域相当一部分地区具有代表性。
小岗调查的作者吴庭美，是６０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当时是凤阳县委的工作人员。
他出身农村，家就在小岗，对小岗、对农村情况非常熟悉，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这篇调查不仅真实，而且很有感情。我读过、写过不少农村调查，但像这篇调查实属罕见。它实际上是一份“中国农村改革的宣言书”，使小岗这颗星星火种，乘十一届三中全会东风，迅速燃遍神州大地。
小岗调查引出我的回忆与思考
看了这份调查，我不由得联想起我下放到农村写的《山东省惠民县李家店三个生产队包产到户的调查》（１９６２年６月）。
这两份调查所反映的是一样的：农村由于大刮“五风”，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民不聊生，因此迫切要求包产到户。特别是所反映的受灾情况，何等相似啊！
李家店村原有２２５口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达７５人，占全村总人口３３．３％；１９６２年６月的劳力，４５人中有１５人（占３３．３％），营养不良，是长期病号（干瘦、严重水肿病），不能参加劳动；原有耕牛３２头，仅剩下５头，其中能干活的只有３头，耕地大部分荒芜。
饿死的人数、农民生活困难情况等与小岗村都很相似，所以偷偷地搞了包产到户。
１９６２年春天，我到李家村认真调查了十多天，冒着巨大政治风险，实事求是地写出了这篇调查报告，讲了他们为啥要搞包产到户和包产到户的做法，特别写到群众对包产到户的反映：“包产到户既不是地主的要求，也不是富农的要求，更不是富裕中农的要求，而是广大贫下中农的要求。”
有人说：“‘千条万条不如这一条’，‘活命是第一，上天堂是后事，吃不上饭这辈子上不去天堂’。”
“包产到户成了该村社员的普遍要求，即使那些劳动力弱和无劳力户也都赞成……”群众对包产到户要求非常强烈。
初稿写出之后，给村干部看了，一一进行核实；县委领导看了也满意。
新华社内参部领导夏公然认为很好，准备在“只要国富民强，何惧包产到户”栏题下，在《内部参考》上发表。
没想到在送审中，风向已转，此文遭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严厉批评，并责令编辑部和作者进行检讨。
在内参部领导保护（夏公然承担了全部领导责任）下，我一个检讨混过了关。但这篇调查连累了李家店村的有关干部群众以及惠民县有关领导，他们的包产田也被收回。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这篇调查成了我得一次又一次进行检查的“错误”。
ytsheu 2006-06-28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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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tsheu 2006-06-19 10:08
万里，1916年12月生，山东东平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东平县委书记，泰西地委宣传部、组织部部长。1940年后任中共鲁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冀鲁豫二、七、八地委书记。1947年后任中共冀鲁豫区委委员、秘书长，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委副主任、经济部部长、建设局局长。
建国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部长。1950年6月-1954年9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2年11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1954年-1955年4月任国务院建筑工程部副部长。1955年4月任国务院城市建设总局局长。1956年5月-1958年2月任城市建设部部长。1958年3月-1966年10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1958年8月-1966年6月任北京市副市长。1959年9月-1977年11月任北京第二至四届政协副主席。1973年5月-1975年1月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1975年1月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1977年6月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1978年1月-1979年12月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兼任省军区政委。1980年4月-1988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80年8月-1982年5月兼国家农委主任、党组书记，1982年9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986年荣获奥林匹克勋章金奖。1993年6月被世界桥联和北美桥联授予主席最高荣誉奖和世界冠军金牌奖。曾被美国马里兰大学授予公共服务荣誉博士学位，被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授予人文学荣誉博士学位，被加拿大里加纳大学授予法学荣誉博士学位。现担任中国网球协会和中国桥牌协会名誉主席。
一
一夜春雨，净洗京城，这是北京一年中最美的季节，也是中南海最美的时节，清晨、清风、青绿，一路静谧。
万叔鹏怕我找不到，专门到门口等我来了。这个小院，原是朱德同志的住所，紧邻毛主席旧居丰泽园。此时，院子里的两棵玉兰开得正艳，那三棵有名的香椿树也已悄展芳容，花茎、菜畦，房前屋后，绿意盎然，生机一片。和眼前的环境相比，这所房子显得很陈旧，门窗、廊道一看就是多年前的东西，有的外墙体还有明显的裂痕。万叔鹏不好意思地说:房子太旧了，有的地方墙皮都脱落了，这么多年，一直这样。
这个简单清静的小院，名叫含和堂，是原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同志的住宅，万叔鹏是万里同志的第三个孩子，也是惟一的女儿。
二
很多年前，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曾采访过万里同志，那时，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万里个子很高，山东口音很重。许多年过去了，当我再次见到他时，89岁的万里留给我的印象依然是个子很高，乡音依旧。
万里，原名万明礼，1916年出生于山东东平县的一个贫苦农家。1936年，20岁的万里，在山东曲阜这个圣人之乡，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追求理想，追求革命的战斗生涯。
1975年1月18日，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59岁的万里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此时，他已是一个有着39年党龄的共产党人，也是在文革中几经沉浮的老干部了，此刻临危受命，他面对的是比战场和工地更为复杂的局面，因为这是一个呼吸立成祸福、喜怒邃变炎凉的特殊时期，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正在危及着党的事业和经济工作。而此时的中国铁路，正处在半瘫痪的状态，党性丧失，派性作祟;指挥不动，调度不灵。号称是大动脉，却不通不畅，恶果已经波及整个国民经济。
万里不自觉中又一次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面对危局，万里没有让党中央失望，他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牢牢地抓住问题的核心，他认为:派性问题是政治问题，不解决派性斗争，铁路复兴无望。很快，在他的主持下，中发（1975）9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经毛主席审阅后，下发实行。
随后，万里携令出京，他以政治家的魄力和果敢，一战徐州，再战郑州，三战兰州，用霹雳手段，果断清剿各种派性力量，拨乱反正，迅速打通陇海、京广、兰新等铁路枢纽。半年过后，铁路正点率大幅上升，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正像毛主席评价万里的一样，铁路开始日行万里，成为邓小平治理整顿的开路先锋。而万里作为党内一位杰出政治家的形象业已深入人心。
1977年6月，第二次打倒又重新站起来的万里离京，他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政委，开始主政安徽，由此也掀起了他政治生涯的第三次战役。
此刻的江淮大地，正值百废待兴之时。万里一头扎进基层，半年走了3000里路，了解民生，倾听民意。腊月二十三，他来到淮北阜阳一个农村，看到农民临近年关，却在为没有一两白面，吃不上饺子而发愁，万里震惊了。他难过地说:我的老家东平离这不远，在我们那里，就是在旧社会，穷人过年也要吃顿饺子，你看《白毛女》里的杨白劳，穷成那样，过年了也要给喜儿扎根红头绳，也要吃顿饺子呀！
眼前的景象深深地刺激着万里，也引起了他长久的思考，昔日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的富饶之地，竟然凋敝至此，原因何在呀？
民以食为天，这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深明的道理，然而，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吃饭问题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当代共产党人在经历了多次的反复之后，开始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最大的政治问题。万里自觉地站在了潮头，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责任感，义无反顾地推动了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
万里政治生涯的三大战役，是他人生的华彩乐章，三战三捷既彰显了他的魄力，也成就了他的人格。
长子万伯翱说:父亲心中始终想着人民，他是一个有着坚定政治信念和理想的人，他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是绝不会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他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全家人都很钦佩他的政治操守。
他说:我爸爸是一个坚强的人，一个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一个有着英雄气概的人。
三
1993年3月31日，万里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一位为党的事业奋斗了60 多年的共产党人，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开始过上平静的退休生活。
万里退休后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周的活动可归纳为三打、两看、一接见，即打桥牌、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看文件、看报纸和接见客人。这样一周下来活动安排得满满的，生活充实而有节奏。
万里爱打桥牌，牌技也高超。有一次，他和荣乐地搭档，在所罗门世界桥牌通信比赛(在世界各地同时有十个赛场)中，打出了妙张，因而获得世界亚军的称号，一时成为中国和世界牌坛的佳话。
万里的另一大爱好是打网球，他打网球的历史是从山东曲阜师范学校上学时开始的。。
万里说，打网球使他保持了旺盛的工作精力;网球场上攻防千变万化，是培养人判断力和勇敢顽强的工作作风的最好场所。
事实证明，一静(桥牌)一动(网球)成了他健身的法宝。时至今日，年近90的万里依然坚持每周打一到三次网球，看着他充满活力地在场上跑动击球，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位耄耋老人。
万里经常自豪地对来看望他的同志说:这两项运动都要打到90岁再说。
淡出政坛的万里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过着平常的生活。
万里生在孔孟之乡，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书法颇有心得，在职时便常有单位和个人慕名求字，对此他是一概拒绝，退休后，更多的人想来找老领导索字，他还是一概拒绝。
不过，也有例外的时候。一次，万里到大连的一个小岛上参观，看到岛上那种艰苦的环境，看到守在小岛上的工作人员那种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他主动向工作人员要来纸笔……
万里最反感的就是扰民，在任时他就喜欢轻车简从下基层，对兴师动众、前呼后拥的做法极不赞成，退休后更是这样，有时到下面去，当地的主要领导都要来看望他，这让他很不安，他说:你们都很忙，我现在是个闲人，不要因为看我影响工作。
万里喜欢和大家一起打网球，喜欢和全家人一起去吃饭，共享天伦。
四
走进万里家中，家具是旧的，床也是旧的，沙发还是那种过去机关里常见的，套着灰布套的那种。
在中国人的心中，家永远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边涛，原名边其馨，山东长清人，也是师范毕业。1937年边涛就参加了抗日部队。1940年，20岁的边涛和中共山东运西地委书记万里结婚，此后，两人携手走过了63年的风雨历程。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2003年10月23日，边涛去世了，87岁的万里难抑悲情，他久久地站在妻子的床前，一边流泪，一边自语:你走了，我怎么办呀？！匆匆赶到万家吊唁的李瑞环同志见此情景，也不禁为之动容。
在万家，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孩子们要轮流在家陪着万里，主要是怕万里寂寞。
万里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早8点，中午12点，晚6点是规定的吃饭时间。
ytsheu 2006-06-19 10:08
五
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中心位于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9号，和著名的体操中心、登山协会在一起。万里的长子万伯翱退休前是人力资源中心的主任，他现在还担任着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委员等职务，因而，我采访他时，他的办公室还在这座灰色的大楼里。
外界都说万伯翱有名声，人缘好。进门时，保安问我找谁，我说:找老万。话音刚落，年轻的保安和旁边一个不年轻的妇女异口同声:四楼，最里的一间。
我在他办公室坐了不到半小时，先后就来了三位慕名求书的，其中两位来自河北，一位是体委机关的，万伯翱签名送书，很随和。可能是由于长期坚持户外运动的结果，万伯翱显得黑、瘦，但很精神。
万里对孩子们有两个基本的要求:一是要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二是要自立自强。万伯翱对此体会尤深。
万伯翱从小活泼好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上小学时不懂事，是捣蛋大王，讨人嫌。想打人就打人，想骂人就骂人。
如今，提起万伯翱，人们记得的不是他当过什么官，而是记得他写过什么文。
国学大师陈寅恪诗说自由公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因为，要写好文章，不仅要有爱，而且，更要有天下为公的责任心。万伯翱二者兼得，因而，文章自然不同凡响。
著名作家苏叔阳把万伯翱称为阳光男孩，说他:坦荡、诚恳，没有架子。
作家曹禺说:伯翱不像一般高干子弟那样剑拔弩张，张牙舞爪。当然，那些人可能更有本领，但我始终还是喜欢伯翱这种具有中国淳朴民风的类型。
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说:万老大很不容易，他把自己《四十春秋》的稿费46000元都捐给了中华文学基金会，他达到了一个无我的境界。高干子弟的毛病在他身上竟然没有，这是很可贵的。这和万里教子有方有关系。
贺龙元帅生前曾说:万伯翱是干部子弟的榜样。
如果让我来评价万伯翱，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本色的人，一个大方之人。
对孩子们的选择，万里不置可否，但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利用他的影响牟利。退休后，孩子们经常想带他到外面走走，散散心。有时请他到外面参加活动，万里一定要问清楚，谁请的？谁参加？如果有陌生人他就不会去。即便是老朋友、老熟人在一起，他还要告诫别人说:你们要警惕，他们几个已经下海经商了，不要被他们利用。惟恐孩子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做什么事情。
万叔鹏说，我们家的人，都知道他这个习惯，我们也从没有想让他帮助我们做什么。
六
女儿万叔鹏是个清晰而透明的人，讲话快人快语，做事雷厉风行。
万叔鹏说，父亲是个很执著的人，在政治上，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认准的事情决不退缩。有一次，我和妈妈说他不懂得随风而变，是二杆子，他生气地说:原则问题不能让步，这怎么是\'二杆子\'呢？在生活上，他不喜欢搞排场，凑热闹，有时固执得让人很尴尬。记得他还在当副总理的时候，一次到外地视察工作，一下车，当地领导把他迎进了一家餐厅，准备宴请他。结果他当时就火了，一言不发，拂袖而去。
文革开始后不久，万里就被打倒并被关进北京万寿路的一所特监。万叔鹏也由一个革命干部子女，一下子变成了黑帮子弟，学校里到处都贴上了打倒、批判她的标语，她被限制自由，被造反派关押起来。这时，身陷囹圄的父亲给她写了封信，万叔鹏说:信中的大部分内容我已记不很清了，但是，有两句话我始终没忘，爸爸说:\'我相信你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坚信，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女儿。\'他的这番话，给了我巨大的力量，使我坚持下来了。
七
勤俭持家，这是几乎所有中国人的治家理念。万里一家三代同堂，奶奶像传统的中国家庭妇女一样操持着家务，带孩子，缝洗衣服。
万里一生淡泊名利，知足常乐，当代几位大画家像李苦惮、蒋兆和、李可染的住房问题，都是万里帮助解决的，但他从未向他们伸手要过一幅作品。孩子们记得20世纪60年代，他自己屋里挂的倒是水刻木印的仿制徐悲鸿和齐白石的作品。
在中南海，万里家中有两个名气很大的东西，一个是院子里的小菜园，另一个是院子里的三棵香椿树。
父亲被四人帮迫害关押了两三年，直到周总理主持了四届人大，小平同志在中央主持工作时，才将年富力强，渴望为人民工作的他，任命为铁道部长。那时真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976年春批邓时，老爷子第二次被打倒，老奶奶担惊受怕也去世了。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父母调到安徽工作，那里的住处没有了香椿树，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父母又调回北京工作，中南海新院子里又神奇地出现了几棵香椿树（有两棵可能是妈妈请人专门移过来的），从此，每年春天全家又恢复吃香椿和腌制香椿芽咸菜的传统小高潮。
ytsheu 2006-06-28 21:31
当年，万里支持凤阳小岗农民搞“大包干”，中国人民潜在的创造力开始被激发出来，中国重新成为“希望之乡”。
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
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
中唱的那个凤阳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新，改变面貌。
——邓小平当时万里同志在安徽当省委书记，他肯定和支持安徽农民搞包产到户的做法。如果在议论纷纷中，我们领导没有胆识，不出来支持，反而加以否定，包产到户就出不来。
——江泽民
七十年代末期，始于安徽的中国农村改革，其核心是“包产到户”，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以家庭承包为主体的联产责任制。“包产到户”有两种形式，即“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两者大同小异，既是一回事，又有不同之处。
包产到户是伴随着农业合作社的发生、发展，多次出现的一种联产计酬责任制形式。５０年代中期，浙江省永嘉县出现的包产到户最有代表性，影响很大，但很快就被打了下去，县委书记李云河等被打成右派。后来三年困难时期安徽出现的“责任田”，实际上也是包产到户，受到广大农民欢迎，但也很快被压了下去。
１９７８年在农村改革中，安徽最早出现的也是包产到户，但小岗的包产到户实际上却是包干到户。包干到户与包产到户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不能等同。主要区别在于：包产到户是农民承包土地后，实行的是“承包产量，以产计工，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办法，农户生产的粮食等，最后要交给生产队，由生产队上缴国家征购任务，留下集体提留后，再按各户上交多少算出工分，按工分统一分配。其主动权在生产队，生产队通过几个统一，控制各承包户，要害是统一分配。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的共同之处，两者都是包到户，包干到户是包产到户的进一步发展，包干到户没了那么几个统一，主动权或者说主体在户，实际上是分户经营，分户核算。它比包产到户更彻底些，利益更直接些，方法更简便些。包干到户与包干到组统称为“大包干”。
“大包干”的发源地凤阳县，农民给“大包干”编了个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包干到户是这个县当时的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于１９７８年底在“包干到组”基础上偷偷搞起来的，并迅速从江淮两岸风靡神州大地。于是小岗这个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小小村落，一时名声大震，于８０年代初期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时代典型；小岗农民在农村改革中的伟大创造，很快在全国农村迅速推广。此后所讲的包产到户实际就是包干到户。
万里是怎样发现小岗的？
万里发现小岗这个典型，首先是通过一份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见本报第１８版的全文）。由于种种原因，小岗这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调查，从来没有原原本本地公之于众过。值此农村改革２０周年之际，我想通过历史回顾，把小岗这个典型的来龙去脉，以及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带头进行农村改革、并成为中国农村这场历史性的大变革中的先进典型，作个比较全面系统的回顾与介绍，以启迪人们继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扬实事求是精神，认真总结教训，深化改革，不断前进。
１９８０年初，安徽农业会议期间，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亲手交给我一份材料：《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他说：“你看看，这份材料写得多好啊！我像看小说似的，一口气看了两遍……过几天咱们去看看。”
我拿到这份材料，仔仔细细地看了几遍，越看越觉得写得好，太重要、太及时了，它的特点，一是写出了中国农业集体化２０多年来，在极左路线错误影响下，小岗村从农业合作化开始，历经反右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直到“文化大革命”，一次又一次的运动，遭受到的一次又一次摧残，记述了小岗农民的悲惨遭遇和辛酸的历史，说出了小岗农民的心里话。二是它以触目惊心的事实，讲出了自农业集体化以来，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受到摧残的严重程度，以致大部分村民逃亡和饿死，并有具体的数据。三是写出了小岗农民历经磨难，走投无路，在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影响下，“冒死去抗争”，带头实行“包干到户”，一年翻身的事实。四是写出了小岗生产队带头实行包干到户后，出现的矛盾和激烈争论，反映了农民对农村改革的迫切愿望和矛盾心理。正如《调查》最后所说：“小岗的办法吸引着别人，这使小岗感到自豪，由于吸引着别人反带来了麻烦，连自己也不能搞了，心里又有难言的苦衷。这使小岗群众蒙上了一种新的矛盾心理。”而这正是万里急于要去小岗实地考查、并予以肯定和支持的重要原因。
据我多年采访农村新闻所见，像小岗这样的调查材料实属罕见。它反映的情况，在全国，特别是在黄淮流域的农村，具有代表性。我出身在农民家庭，大学学的是农业经济。从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派，直到“文化大革命”，一系列运动我都亲身经历过。而且我又是长期从事农村采访的新华社总社记者，可以说得上是经得多、见得广。特别是三年困难时期，我是带着户口被下放到最艰苦、最困难而又受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危害最严重的重灾区之一山东惠民县农村，当了普通农民和基层干部，同当地农民实行“三同”，我是熟悉农村、了解农民的，亲身经历了那场大饥荒，亲眼看到大批农民被活活饿死的悲惨场面，我们那批下放干部，包括我本人，都得了浮肿病。那时候既不准写，也不准公开讲。即使是三年困难时期，数以千万农民饿死，也是“形势大好”，或者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七分天灾、三分人祸”；“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以至饿死人的数字，没有人敢统计，更不能公开去讲，谁讲谁就是“对大好形势的污蔑”，谁就是“阶级敌人”。所以三年困难时期，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特别是全国或者全省的具体数字，更没有人敢统计。只是偶而有个别的典型调查中出现过一些具体数字，也不敢说是饿死，那时有个比较普通的专用名词————“非正常死亡”。小岗这个调查中饿死人的数字，是一个一个统计的，是很准确的。而且在凤阳，在皖东、淮北以及黄淮流域相当一部分地区具有代表性。
小岗调查的作者吴庭美，是６０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当时是凤阳县委的工作人员。他出身农村，家就在小岗，对小岗、对农村情况非常熟悉，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这篇调查不仅真实，而且很有感情。我读过、写过不少农村调查，但像这篇调查实属罕见。它实际上是一份“中国农村改革的宣言书”，使小岗这颗星星火种，乘十一届三中全会东风，迅速燃遍神州大地。
小岗调查引出我的回忆与思考
看了这份调查，我不由得联想起我下放到农村写的《山东省惠民县李家店三个生产队包产到户的调查》（１９６２年６月）。这两份调查所反映的是一样的：农村由于大刮“五风”，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民不聊生，因此迫切要求包产到户。特别是所反映的受灾情况，何等相似啊！李家店村原有２２５口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达７５人，占全村总人口３３．３％；１９６２年６月的劳力，４５人中有１５人（占３３．３％），营养不良，是长期病号（干瘦、严重水肿病），不能参加劳动；原有耕牛３２头，仅剩下５头，其中能干活的只有３头，耕地大部分荒芜。饿死的人数、农民生活困难情况等与小岗村都很相似，所以偷偷地搞了包产到户。
１９６２年春天，我到李家村认真调查了十多天，冒着巨大政治风险，实事求是地写出了这篇调查报告，讲了他们为啥要搞包产到户和包产到户的做法，特别写到群众对包产到户的反映：“包产到户既不是地主的要求，也不是富农的要求，更不是富裕中农的要求，而是广大贫下中农的要求。”有人说：“‘千条万条不如这一条’，‘活命是第一，上天堂是后事，吃不上饭这辈子上不去天堂’。”“包产到户成了该村社员的普遍要求，即使那些劳动力弱和无劳力户也都赞成……”群众对包产到户要求非常强烈。
初稿写出之后，给村干部看了，一一进行核实；县委领导看了也满意。
新华社内参部领导夏公然认为很好，准备在“只要国富民强，何惧包产到户”栏题下，在《内部参考》上发表。没想到在送审中，风向已转，此文遭到了中央有关领导的严厉批评，并责令编辑部和作者进行检讨。在内参部领导保护（夏公然承担了全部领导责任）下，我一个检讨混过了关。但这篇调查连累了李家店村的有关干部群众以及惠民县有关领导，他们的包产田也被收回。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这篇调查成了我得一次又一次进行检查的“错误”。
ytsheu 2006-06-28 21:31
万里表态：我支持你们这样干
令人欣慰的是，万里对小岗这份调查如此重视，给了这么高的评价，并准备去小岗给予支持。我从中看到了希望，这同１９６２年李家店包产到户调查将是完全相反的结局。
根据万里的意见，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４日，正当小岗农民紧张不安、等上级领导表态的时候，我们随同万里及地、县一些领导，来到了小岗生产队。
万里下车以后，二话没说，挨家挨户看了一遍，只见各家各户能装粮食的东西都装得满满的，有的屋里放不下，放到外面埋下存储起来。万里看过之后，高兴地对小岗干部和群众说：“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会大好，我就想这样干，就怕没人敢干。你们这样干了，我支持你们。”
当有的社员说到“现在有人批我们小岗‘开倒车’”时，万里当即表示：“地委能批准你们干３年，我批准你们干５年。只要能对国家多贡献，对集体能够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有改善，干一辈子也不能算‘开倒车’。”
对于多年吃够“左”的苦头的小岗农民，万里的讲话是个莫大的支持和鼓舞。他们高兴得快蹦起来了，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有的社员顾不上再与省委第一书记吐心声了，急忙回家炒花生。他们一边把炒好的花生送到客人面前，让大家共享丰收果实，一边一把把地往客人的大衣兜里装。
面对此情此景，万里深受感动，他语重心长地对随行的地、县负责人说：“咱们不能再念紧箍咒了，你们说是不是？”
一位乡干部问万里：“别的地方学小岗也搞包产到户可中？”万里说：“可以，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哪个学都行！”
万里冒着巨大政治风险说的这番话，像一股暖流注入农民的心中。人们满含热泪，衷心感谢万里，称赞他是安徽人民的好领导。
临走，万里一再叮嘱社队干部：一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实事求是；二要不卖过头粮，要接受３年灾害时的教训；三要带领全体农民，不但要把粮食生产搞上去，还要大力发展工副业，使全村农民尽快富起来！
回到合肥后，万里在省委常委会上，捧出小岗社员送的花生，一边叫大家品尝，一边讲小岗的情况。他再次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管采取哪种形式，只要能增产增收，对国家能多贡献，对集体能多提留，社会生活能大改善，就是好办法，就都应当支持。
万里小岗之行，肯定了包干到户，使凤阳县的大包干责任制，在进一步完善中迅猛发展。１９７９年，凤阳全县粮食总产量达２．２亿多公斤，比１９７８年增长４９％，人均收入达１５０元，比１９７８年的８１元增长８５％。仅仅一年时间，就摘掉逃荒要饭的帽子。
万里在１９８０年初视察小岗并对“包干到户”表示公开支持和赞扬，不久就调到了中央。他虽然离开了安徽，但对小岗十分关心，我每次去安徽，他都要我到那儿去看看。对万里的支持和关怀，小岗农民也十分感激，每次见到我，他们都问万里的身体情况，向他表示问候。有一次有位农民要我给万里捎只老母鸡去，要他好好保养身体，希望他健康长寿。
１９９４年５月９日，听说万里退下来，村干部严宏昌（原小岗生产队副队长、包干到户发起人之一）代表小岗农民到北京，特地到中南海去看望万里。万里会见了他们并同他们亲切交谈。
万里谈如何对待小岗这个典型下面我想以小岗为例，谈谈先进典型是怎样产生的，以及万里是如何对待先进典型的。
小岗这个农村改革中的先进典型是怎样出来的？从小岗调查材料来看，是在真理标准讨论的思想激发下，群众自发搞起来的，而且是在当时中央政策明确规定“不许”的情况下，瞒上不瞒下，偷偷搞起来的。此前，外部很少有人知道。搞了一年，大见成效，吸引周围群众纷纷仿效。于是引起争论，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正在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万里到了小岗。他不但没有批评，而且予以支持和表扬。于是小岗这颗星星火种，势若燎原，在江淮大地迅速燃烧，进而燃遍神州大地，为中国农村改革开辟了新纪元。
实践证明，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会遭到保守思想和旧习惯势力的抵制和反对。当皖东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满怀喜悦时，邻省江苏农村还在搞“大呼隆”，一些社队对着安徽用高音喇叭广播，树起大标语牌子，表示“坚决抵制安徽分田单干风”。于是安徽这边一些农民在庆幸之余，感到江苏落后了，有的甚至还有些幸灾乐祸的味道。万里当即告诫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如果江苏那边一旦也搞起了家庭联产承包，很快就会赶上和超过你们，甚至把你们甩得老远的。他们的生产条件和经济基础，特别是文化科学技术水平，要比你们好得多，高得多。这不是短时间就能够达到的，不可能像包产到户那么容易立竿见影。
８０年代，我差不多每年都要去凤阳、滁县地区，万里几次对我说：要告诉小岗农民带头搞了包干到户，在中国农村改革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应该肯定；但不要为此而骄傲自满，固步自封。要善于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要看到“温饱容易、致富难”。希望他们要继续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学习先进地区经验，努力提高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在致富道路上也能走在前面。
在谈到如何正确对待先进典型时，万里说：事物发展都是由点到面，不同时期、不同方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先进典型。先进典型是走在前面的，起带头示范作用。抓点是为了面，是为了带动全面工作的发展，先进典型是在实践中产生的，而不是凭“长官”主观臆断造出来的，更不是自封的。领导者的任务是在于发现它，总结推广它的经验，使其不断完善和发展。对先进典型也要实事求是，反对形式主义。靠“开小灶”、“吃偏饭”树起来的典型，不仅创造不出真经验，也失去了典型的先进意义，甚至劳民伤财，适得其反。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任何一个先进典型，都是在一定范围、一定时间起带头作用的，不可能样样先进，全面先进，永远先进，更不能一劳永逸、终身先进。小岗也不例外。
对小岗的致富，万里多次作过指示；但小岗还是落后了。
时间已经过去近２０年了。过去我经常去小岗，差不多是一年一次，有时两年一次。去年我又去两次。小岗的状况，究竟是怎样？总的感觉是小岗在实行包干到户、迅速解决吃饭问题上带了头，在农村改革初期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尽管省、地（市）、县各级领导都十分关怀和支持，做了不少工作，给了不少帮助，但在以后几年的致富路上，他们发展不快，甚至有些落后了。特别是邻省的那些经济发达地方，不仅超过了他们，而且差距越来越大了。
原因在哪里？据有关方面领导反映：一是，确实有些不思进取了，或者确实有些满足了。小岗实行包干到户，一年翻身，解决了温饱，就不用再讨饭了，他们普遍感到很满足了。１９８４年冬天，我到小岗访问时，他们说，现在不仅吃得饱了，而且吃得好了。有位老太太高兴地说，“现在是天天过年。可不是嘛，过去只有过年才能吃上一顿大米白面，现在顿顿饭都是大米白面，想吃肉就到集市上割点。”
“比过去的地主生活都强着咧！”“从来没有过的好日子！”当今的好生活对这些逃过荒要过饭的小岗农民来说，真是作梦也没有想到的。包产到户后，他们一心扑在生产上，很少出去，不知道外边的情况，于是就满足了。“知足常乐”，容易满足，这是长期贫困落后的农民的一大特点。
二是，受到文化科学技术水平限制。小岗农民文化水平低。７０年代以前基本上是个文盲村，全村没有几个人识字。现在村里还没有一所完全小学，孩子们在村里读了二年级以后，就要到外村去上学。不要说读高中，读过初中的也很少。老队长严俊昌５０多岁，到现在基本还是个文盲。他生了８个孩子。他的儿子是全村少有的“秀才”，大前年高中毕业，去年接任村支部书记职务。各级领导一再强调要他们重视教育，提高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可是并没有引起他们的足够重视。
去年我两次到小岗村去了解情况，深深感到小岗是落后了，不要说就全国而言，就是在凤阳县也属下游。全村适龄儿童还没有全部入学，上中学的很少。在村里碰到一个１５岁的女孩，顺便问了问她今天怎么没上学？读过几年书？她说：“没上过学，一年也没上过。”我问她：“为什么不读书，是不是没钱读不起呢？”她回答说：“不是，读书有什么用！是我不想读书的。”旁边一位３０多岁的妇女说：“念上个一两年，也和没念差不多，庄稼人靠劳动吃饭，读不读书没有多大关系。”
这也许是个别的现象，但现在小岗村农民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水平不高，是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农村改革已经快２０年了，小岗至今也不过是停留在兢兢业业地把他们的那几百亩地种好的水平上。因此生产结构不合理，多种经营不发展。粮食生产是大幅度增产了，但比较利益低、卖粮难、农民收入低、经济不发达。这与蓬勃发展的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很不相称。
小岗确实落后了，小岗村的一些干部对他们这种状况不是没有察觉。９０年代初期，副村长严宏昌就跑凤阳、跑合肥，直到北京，到处问计求援，１９９４年春天，他们居然来到北京，看望当年支持他们搞改革的老省委书记万里。万里听了他们的汇报后，当即指出：“一定要注意人才培养，抓好教育才有出路，人才问题很重要，要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生产能否上得去，经济能否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素质。”“你们可以和上海等发达地区建立联系，有组织地派人到那里打工，订个两三年的合同。这样，既能赚到钱，又学了技术，人才也培养出来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嘛，要发展工业，办好乡镇企业……”
其实，类似的话，８０年代中期，万里就多次谈到过，我也多次转达过，但是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直到去年我两次去小岗，又问了问他们这方面情况，发现他们一是不重视教育，二是不愿意外出打工，依然墨守成规，土里刨金。我曾经问过他们，为什么不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他们回答说：“不愿意离家，不愿意受他们‘剥削’，以前外出是因为吃不饱，现在吃得饱、吃得好了，把地种好就行了。”我想，这正是小岗的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
小岗一些干部群众认为，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他们带头搞了“包干到户”，为中国农村改革做出了贡献，所以，在致富方面，领导上应当给予经济上的扶持。他们也曾多次找上级领导要钱。对此，万里认为，在思想上、政策上、技术上，扶持是必要的，但是他不赞成给钱、给物，在经济上给吃“偏饭”，要强调发扬自力更生精神。事实证明，先进典型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可能一劳永逸。当上典型就一定永远先进？是啊，大寨是农业集体化、公社化时期的典型，小岗是农村改革实行包干到户时的典型，但在高速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业现代化中，它们就不一定还是先进典型。
在对待先进问题上不能为了先进而先进，以至把先进当包袱。
９０年代初期，小岗在村口造了个牌楼，严宏昌请万里题个词。万里予以坚决否定。他说：“不，不题！我不赞成搞形式主义，摆花架子，修坟、修庙之举我是不支持的。要扎扎实实地搞好生产。”
我到小岗，看到他们的变化真大，不仅都吃饱了，吃好了，而且家家都盖起了新房。昔日的茅草屋要不是特意留下几处作纪念，早就荡然无存、踪影皆无了。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与他们经济发展很不适应、很不相称的事情：一是他们在村头盖了个牌楼，花了不少钱。我曾半开玩笑地对他们说：搭了这么个东西有必要吗？不仅影响村容，还可能有碍交通。二是，盖了气派的村公所办公楼。除了偶尔开会，常年空着，还得有人去管理。我说，有这个钱为什么不用来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为什么不可以办些村办企业？万里对小岗村一直是很关心的。去年冬天，小岗村为了纪念省委《六条》发布２０周年，与邻省江苏经济发达的先进村————张家港市长江村，进行“结对联动振兴”活动。他们派人专程到京请万里去。万里说他去不了，委托我去。我在会上有个简短发言，在表示祝贺的同时，希望小岗村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解放思想，改变观念，尽快提高文化、科技素质，特别要把培养人才作为发展经济的关键来抓。我还希望他们通过与长江村的联手，加快经济发展，走出新路子。
１８颗手印的真假
关于这个问题，《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在他撰写的《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的兴起与失败》一书（１９９７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客观介绍。看来他是作了大量调查分析的。
我在安徽期间，多次去凤阳，最早是１９７７年冬天，１９７８、１９７９年每年都去两三次，最后那次是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４日，我随万里到了小岗。１９８０年２月，离开安徽之后，我又同吴象（原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研室主任）于４月、１２月两次到小岗。此后几年，每年都去一次凤阳，几乎是每到凤阳就要到小岗去看看。这期间我从没看到过、也没听说过有个什么“契约文书”、“１８颗手印（有的说是２０颗）”之类的说法。
后来，大概是１９８８年，好像是在一本文学刊物上，我第一次看到“秘密会议”、“契约文书”、“１８颗手印”的说法。因为那是登在一本文学刊物上的。文学创作据说允许一定程度的夸张和“合理想象”，因为它不是新闻报道，不一定完全真实，所以我也没在意。何况我没听说过、没看到过的东西，并不等于就是没有和不存在。后来，在一些刊物、一些电视中，也多次出现印有１８颗手印的所谓“契约文书”的照片、音像。于是，有些关心此事的人见我就问：这份材料你过去知道不知道，听没听说过？我只能如实回答：“不知道”，“没听说过”。
不过，我也确实觉得有些蹊跷，如果确有此事，我去了那么多次小岗，同小岗干部和群众，以及地、县、乡各级领导有过那么多接触，这么一段精彩的新闻，为什么我这么一位对他们非常关心和支持的记者，竟然一点不知道；何况１９８０年初万里去了小岗，作了充分肯定、支持，并把它作为典型向全国推荐，这种光彩的事有什么值得“保密”的？于是，当我看到当时的滁县地委、凤阳县委领导都问：过去是否见到这份“契约文书”？他们也都说“不知道”，“没看到过”，有的还说“没听说过”。
从种种情况分析，一般认为那张所谓１８颗手印的“契约”可能不是真的，或者不是原件。至于开秘密会议，订了三条规定，可能是真的。８０年代初期，一些到过小岗的人有的也说听到过类似的传说。我过去对此似乎也有些耳闻，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是真的。后来一位知情者告诉我：秘密会议和三条规定、按手印是确有其事，但存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那份“契约文书”不是原件。此后，我又从当时的县委领导和当事人那里得到证实，说是原件已经没了，那是为了拍电影重新补制的。
对这件事如何看？确有些不同看法。我曾经讲了我的一些看法。我认为，小岗在农村改革中，带头搞包干到户是确凿的事实。吴庭美１９７９年底写调查本身，不仅说明小岗带头搞包干到户事实；同时，也明确地讲到了是“瞒上不瞒下”、“偷偷摸摸”搞的。这足以说明“秘密会议”、作出“几条规定”是真的。因此，我认为有没有那张“契约文书”都无所谓。不过原件没有了，补上一个也可以，但不能冒充原件，必须加以说明，否则“画蛇添足”，多此一举，甚至会带来副作用，人家会怀疑你的其他方面都是否真实？有的认为，反正是确实有那些事情，原件没有了应当补上，补上也就补上了，小岗人也不懂，已经过去的事了，没有必要再翻腾。
ytsheu 2006-07-16 18:42
万里离休后的生活
1993年3月31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式上，随着本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产生，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这位从政近60年的中共领导干部，开始他离休后的生活。
一首意味深长的诗
虽然万里已经年逾古稀，但离休对一位立志为革命奋斗终生的老革命家来说，毕竟是人生经历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他的思想很不平静，思前想后，百感交集，写下了一首意味深长的诗：“退休不发愁，桥牌加网球，还有许多好朋友，我的晚年乐悠悠。”这首诗，国内很少有人知道，万里也根本没想要发表，可是不知怎么不胫而走了。不久，中国新闻社在一篇反映万里离休生活的报道中，透露了这首诗，一时在海外新闻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和评说。一家杂志就这首诗发表评论说：“万里树立了真正能上能下的典范”。
全国解放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建立起了离退休制度，明确提出干部领导职务不搞终身制，并强调各级领导必须以身作则，带头执行。
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如何对待这个问题，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或者是在政治体制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万里以他自己的实际行动作了表率。
“三不主义”
万里对邓小平提出有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中央的决定，坚决拥护，非常支持，认为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表示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带头贯彻执行。1993年退下来之后，万里不止一次地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我来说，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就是对当权责任领导的有力支持。
因此，万里在实践中给自己作了三条具体规定：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离休以来，他遵守自己规定的“三不主义”，过着离休生活。
1993年9月，万里刚退下来不久，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大会组委会请他出席，一如既往地送去了主席台上的票和请柬，他没有出席。电视、广播和报纸报道中没有他，很多人感到很奇怪，进行种种猜测，有的以为是他身体不舒服或者病了。其实什么事都没有，那天他和一些朋友去北京郊区平谷县山区农村参观了。
此后不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举行首发式，与此有关的中央领导人大部分出席了。按说万里应该出席这个会，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又没见到他。1993年12月26日，首都举行隆重集会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万里也没出席。
……
不为了露面而露面
1994年新年期间，万里与人谈起此事。他说：有些活动领导应当参加，特别是有关领导更应当或是必须参加，但那主要是指在位的领导，而不是不在位的领导。当然有些活动不在位的领导也可以参加，但不能反过来说没参加就是有什么不同看法，更不能说这是不“捧场”、不支持。对领导者来说，组织活动要实事求是，尽可能地少搞或不搞形式主义；对参加者来说，目的要明确，不要为露面而露面。
万里说，我下来之后，现任领导对我是很尊重的，有些重大活动，还一如既往地请我去参加，还没有忘记我。但我毕竟已经退出领导岗位了，现在已经不是领导了，而是一名普通共产党员、普通群众，应当有这种自知之明，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对待自己。
万里处理这方面问题的原则是：不该过问的事，不问；不该管的事，不管；更不要惹事生非。万里说，尽管他们对我都还很尊重，许多重要活动都还请我去参加，但我考虑再三，基本上都没去。我认为不去比去好。去了坐在哪里?讲不讲话?讲什么话?许多情况不了解，讲了人家听不听?这些都是问题。而且去了也不见得起到多大作用。与其如此，还不如能不参加的就不参加，能不出席的就不出席。当然，“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并不是不关心党和国家大事。有些事情，领导找我征求意见，了解情况，我还是坦诚相见，讲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的，但这些只能供参考而已。如果我真正有什么意见，该说的时候，我想我还会说的。
1994年国庆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5周年大庆，北京准备举办大型焰火晚会，请他去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他又不去。他的身边工作人员和孩子们着了急，万里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他说看焰火不一定到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台上，咱们找个地方看。10月1日那天晚上，他带着大家到大会堂三楼东北角的西藏厅去观看焰火。万里说，这不是照样看得很清楚嘛!第二天电台、电视台和各大报都发表了一连串参加晚会人员名单，又没见到万里。万里说，我们是来看焰火的，不是来露面的，名单上有没有我们这些已经退下来的都无所谓。
桥牌、网球、看书、读报
万里退出政坛后，在生活上并没有感到枯燥。他的生活基本规律是：每天中午饭后要睡上一觉，起来之后(一般是3点钟)去参加体育活动。每周打三四次桥牌，两次网球，偶尔打一次高尔夫球。万里的桥牌水平是比较高的，牌友也比较多，既有老的，也有年轻的。万里说，他下来之后，什么职务也不干了，惟独桥牌协会名誉会长，他还愿意当。
一日三餐，比较素淡，有时喝点啤酒。他在饮食上不挑剔，比较喜欢吃狗肉，时而吃上一次。
晚饭后，看电视，除了新闻，他比较喜欢京戏。
万里每天仍在坚持多年形成的习惯，首先是阅读当天送来的各种报刊和大量的内部刊物，以及中央文件。他说，这是他的主要信息来源，过去在位时工作忙，拿不出更多时间读这些；现在时间充裕了，花费在这方面的时间也就多了。
万里的听力不好，影响语言交流，但视力很好，看东西不戴眼镜，有时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他的记忆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依然不减当年。他说，我现在下去的时间少了，接触实际少了，我的主要信息来源，一是国内报刊的公开报道；二是港台海外报刊；三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大量参考材料；四是中央和一些部门的文件；五是同一些领导和朋友交谈中了解的情况。
人物春秋
ytsheu 2006-07-19 09:40
他的座右铭是：运动就是健康和生命
2005年4月9日，星期六，上午9时，我应约到万里家里采访万叔鹏。
车到中南海西门，因为已经报过车号，所以警卫的手势很果断：请进。万叔鹏怕我找不到，专门到门口等我来了。这个小院，原是朱德同志的住所，紧邻毛主席旧居“丰泽园”。这个简单清静的小院，名叫“含和堂”，是原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同志的住宅，万叔鹏是万里同志的第三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女儿。
很多年前，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曾采访过万里同志，那时，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是，万里个子很高，山东口音很重。许多年过去了，当我再次见到他时，89岁的万里留给我的印象依然是个子很高，乡音依旧。
1993年3月31日，万里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一位为党的事业奋斗了60多年的共产党人，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过上平静的退休生活。
万里退休后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周的活动可归纳为“三打、两看、一接见”，即打桥牌、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看文件、看报纸和接见客人。这样一周下来活动安排得满满的，生活充实而有节奏。
每个双休日，五个儿女再加上他们的孩子，都会汇集到中南海“含和堂”的四合院里，老老少少，齐聚一堂，叙说各自的所见所闻，万里时而凝神细听，时而插话评论。此时，是他最快乐的时候。
万里从不相信什么“长生的灵丹妙药”和“魔方、气功”之类的东西，有所谓的大师来给他献什么“长寿秘方”，他总是淡然一笑，过后便把所谓“秘方”随手丢进废纸篓。他的座右铭是：运动就是健康和生命。
万里爱打桥牌，牌技也高超。有一次，他和荣乐地搭档，在所罗门世界桥牌通信比赛(在世界各地同时有十个赛场)中，打出了妙张，因而获得世界亚军的称号，一时成为中国和世界牌坛的佳话。
万里的另一大爱好是打网球，他打网球的历史是从山东曲阜师范学校上学时开始的。那时的设备很简陋，球拍都是木制的，弦是牛筋做的。不很平坦的操场上用石灰画上线，手工结的棉网一拉就打开了。从那时起，除了战争年代和“文革”时期，万里的网球运动从未间断过，北京最早的网球馆：先农坛、北京体育馆、国际俱乐部都是他常去锻炼的地方。
万里说，打网球使他保持了旺盛的工作精力；网球场上攻防千变万化，是培养人的判断力和勇敢顽强的工作作风的最好场所。
事实证明，一静(桥牌)一动(网球)成了他健身的法宝。时至今日，年近90的万里依然坚持每周打一到三次网球，看着他充满活力地在场上跑动击球，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位耄耋老人。
万里经常自豪地对来看望他的同志说：这两项运动都要打到90岁再说。
淡出政坛的万里保持着一种平和的心态，过着平常的生活
万里说，退休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些重大活动邀请我参加，说明同志们还记得我，这是对我的尊敬，但我应当有自知之明。他认为，退下来后，不该问的事，不问；不该管的事，不管。作为一个普通群众，有些活动，我不适合参加，这并不表明我有什么看法，我认为这样就是对现任领导班子的最好支持。
1994年国庆节，北京举办大型焰火晚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5周年，有关部门请他去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他没去，而是悄悄地和家人在人民大会堂的三楼西藏厅观看了国庆焰火，他还得意地说：“在这里不是一样看得很清楚吗？”
万里生在孔孟之乡，自幼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书法颇有心得，在职时便常有单位和个人慕名求字，对此他是一概拒绝，退休后，更多的人想来找老领导索字，他还是一概拒绝。
不过，也有例外的时候。一次，万里到大连的一个小岛上参观，看到岛上那种艰苦的环境，看到守在小岛上的工作人员那种不畏艰苦的乐观精神，他主动向工作人员要来纸笔……
万里最反感的就是“扰民”，在任时他就喜欢轻车简从下基层，对兴师动众、前呼后拥的做法极不赞成，退休后更是这样，有时到下面去，当地的主要领导都要来看望他，这让他很不安，他说：“你们都很忙，我现在是个闲人，不要因为看我影响工作。”
近几年，除了去过一次深圳考察，他从未动用过专机、专列。夫人边涛去世后，孩子们怕他郁闷伤心，经常劝他外出走走，散散心，他总是摇头说：“我们下去要给人家添多少麻烦，还是别去了。”
万里喜欢和大家一起打网球，喜欢和全家人一起吃饭，共享天伦。按照警卫规定，他外出时，可以要求警卫和交管部门空出专用道路，快速通行。但他却从不允许秘书或家人这样做，他说，北京的交通这么拥堵，不能再添乱。这样一来，他外出时也就经常被堵在路上，有时一堵就是一个多小时。
万里晚年只喜欢吃涮羊肉，过去，他喜欢和夫人、孩子们到北京亮马河附近的萨拉伯尔去吃韩国面条，后来就是因为堵车，便不去了。每次孩子们请他吃涮羊肉，他就说：“咱们就在附近的东来顺吧，这样方便，既不怕堵车，也不扰民。”
走进万里家中，家具是旧的，床也是旧的，沙发还是那种过去机关里常见的，套着灰布套的那种。
我说：“你们家的这些东西，老百姓家里都不用了，早都该淘汰了。”
万叔鹏说：“是太旧了，国管局好几次提出重新装修一下，但爸爸就是不同意，嫌花钱，说没必要，这么多年就一直将就着。”
她说，有一次，李岚清同志来看万里，见房子这么旧，连墙皮都斑驳脱落了，也劝他适当装修一下，他还是没同意。
万里的书房里摆放的一排排照片，很醒目，仔细看去，才发现一个秘密：在这些照片里，几乎全是家庭生活照，有儿女的、老夫妻的、亲朋好友的，惟独缺少的是万里的工作照。其实，作为曝光率很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万里在各种场合的工作照，和各国政要的合影，曾出现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媒体上，并不鲜见，可是，在他的书房里，你还真找不到一张这样的照片。也许，在这个家里，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儿子、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爷爷，或许在生活中，他更喜欢这种角色。
在中国人的心中，家永远是一个特殊的地方。
万里是有名的孝子。万里的父亲在抗日战争中以身殉国，当时母亲还不到40岁，一个不识字的小脚贫民女人带着三个孩子，日子过得可想而知。在万里的眼里，母亲的身影永远是在劳作着、忙碌着。春天，她要带着孩子到处挖野菜、摘树叶充饥果腹，秋天，还要到大户人家收完庄稼的地里再去刨一遍，从中刨出一些遗留下的花生、红薯，以填补家用。
两人也是经常这样手拉手地在院子里散步
那时，母亲最大的理想就是让万里能够读书，将来穿上一件长衫，当一个小学教书先生。她说：“就是榨干了我的血，也要让孩子们上学。”初中毕业后，万里以优异的成绩如愿考上山东曲阜省立二师，这其中一方面是满足了母亲的愿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学校除了能管吃管住，每月还能发5块钱的生活费，这样他就不用母亲再供养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农妇，用自己的血汗养育了三个子女，并把他们全都送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母亲的支持下，万里一家先后走出了4名共产党员，万里的姑姑万丹如：曾任冀鲁豫解放区第一位女专员，解放后曾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妹妹万云：20世纪50年代留苏学生，曾任北京市工会副主席，北京市对外友协副会长；妹妹万玲：曾任北京铁路局政治部主任，党委副书记。
母亲的乐观和坚强对万里影响很大，他崇拜母亲，敬仰母亲吃苦隐忍的品性，这种挚爱甚至影响到他的决策和观点。20世纪80年代初期，万里就经常对国家体委的领导讲：“你们要重视对女足的培养，中国妇女很能吃苦，我看女足冲出亚洲的希望比男足大。”事后有人说，万里料事很准。而万伯翱说：“其实，他并不熟悉足球，这只是父亲的一种寄托，爱屋及乌嘛。我们家的第三代全是女儿，父亲很高兴，说有‘五朵金花’多好哇，他没有一点重男轻女的思想。”
解放后，万里就把母亲接到自己身边，长子万伯翱和弟弟万仲翔就是老人带大的。万里交代孩子们，好吃的要先给奶奶吃，好用的要先给奶奶用。万里每次外出回家都要先到母亲那看看，坐在她身边，听她用家乡话讲这讲那，或随声附和，或开心一笑。
万里的生活简单也俭朴，他本人最喜欢吃的就是母亲做的菜窝窝和糊辣汤。菜窝窝就是用野菜、槐花、榆钱等拌上一些白面或杂面蒸熟后，再佐以蒜泥、醋汁，这是山东农村贫苦人家春荒时节的美食。而糊辣汤则相对奢侈一些了，它以面筋、面糊为主，杂以海带丝、大葱、生姜、花椒、胡椒等辅料，这是河南、山东人都喜欢吃的家常饭，据说还是曹操给起的名字。
回家后，吃一顿母亲做的糊辣汤，曾是万里最大的享受。母亲去世后，家里的厨师也做糊辣汤，但万里却觉得和母亲做的味道不一样，搞得厨师一直很后悔，说过去怎么就没有把老太太的绝招学到手。
万里当副总理期间，有时到河南检查工作，还会要一碗糊辣汤吃，每次吃完后，他总是咂咂嘴，若有所思地说：“我总觉得河南的糊辣汤不如山东的好吃啊……”在万里看来，母亲做的这两种家常饭就是天下最好的美食。
1975年，万里第二次被打倒，整天在铁道部写检查，挨批斗，而就在此时，一直和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去世了。5月11日，万里请假来到医院和母亲告别，一向不苟言笑的万里，望着将要送去火化的母亲，猛地扑上去放声大哭，哭得撕心裂肺，哭得毫无顾忌，哭得令人动容。二子万仲翔回忆说：“他哭了，像个孩子一样地哭了，泪流满面，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他痛哭流泪。”
和许多中国传统的家庭一样，老奶奶的品性对万家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
只要和万伯翱谈起奶奶，他的话就多起来了，表情也生动了许多。在他的印象中，奶奶虽然吃尽了各种苦难，却从没有向命运低头，在“文革”最困难的时候，奶奶曾教给万伯翱一句终身难忘的话：“大孙儿，我们穷苦出身的人就得有种，饿死不出声，冻死迎风站，我相信毛主席、周总理的眼睛是明亮的。”
万伯翱在他的散文《我的奶奶万老太太》一文中写道：奶奶小脚、不识字，直到解放后，她才叫出了自己的名字：牛惠芳。
夫人边涛去世时，万里再一次泪流满面，在夫人身边，放声大哭。边涛生前住的房间很小，只摆了两张床和一对沙发。万叔鹏说：“一张是妈妈住的，另一张是我回家时住的，我不在时，值班的护士也住这儿。”屋里的布置还保持着边涛生前的原样，只是她的床上摆着一大束鲜花。万叔鹏说：“爸爸不让动。”
边涛，原名边其馨，山东长清人，也是师范毕业。1937年边涛就参加了抗日部队。1940年，20岁的边涛和中共山东运西地委书记万里结婚，此后，两人携手走过了63年的风雨历程。
在万家摆放的照片中，我还特别注意到，只要是有夫妻二人的合影，万里总是习惯性地拉着夫人的手，特别是边涛晚年患上老年痴呆症之后的合影，万里总是紧紧地拉着夫人的手，小心翼翼的，好像生怕妻子走丢一样。
万叔鹏说：“妈妈患病后，爸爸更是很少外出，总是说要多陪陪妈妈，晚上，两人也是经常这样手拉手地在院子里散步。”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2003年10月23日，边涛去世了，87岁的万里难抑悲情，他久久地站在妻子的床前，一边流泪，一边自语：“你走了，我怎么办呀？！”匆匆赶到万家吊唁的李瑞环同志见此情景，也不禁为之动容。
万叔鹏说：“真实，我爸爸是一个感情特别丰富的人，我这次回家，爸爸和我说了许多，他告诉我，说他每天都梦见妈妈，让我听了以后心里很难受……”
在万家，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孩子们要轮流在家陪着万里，主要是怕万里寂寞
万里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早8时，中午12时，晚6时是规定的吃饭时间。
万叔鹏说：“我们几个人，只要到了钟点，不管在哪，一定要赶回来陪爸爸吃饭，而且不能迟到。我住在望京，每天早上6时就要往家赶，如果有事，我要先在家陪爸爸吃完饭，再出去。四弟万季飞公务很忙，但他也很少在外面吃饭，总是到时间就回家。”
国家体育总局人力资源中心位于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9号，和著名的体操中心、登山协会在一起。万里的长子万伯翱退休前是人力资源中心的主任，他现在还担任着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委员等职务，因而，我采访他时，他的办公室还在这座灰色的大楼里。
外界都说万伯翱有名声，人缘好。进门时，保安问我找谁，我说：“找老万。”话音刚落，年轻的保安和旁边一个不年轻的妇女异口同声：“四楼，最里的一间。”
我在他办公室坐了不到半小时，先后就来了三位慕名求书的，其中两位来自河北，一位是体委机关的，万伯翱签名送书，很随和。可能是由于长期坚持户外运动的结果，万伯翱显得黑、瘦，但很精神。
万里和边涛夫妇共有五个子女，万里以传统的伯、仲、叔、季为序，以翱、翔、鹏、飞为意给四个子女取名，最小的小五，便顺取谐音叫万晓武，和天下所有的父母一样，万里希望孩子们能有所作为，出以忠信，入以孝悌，做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事。而五个子女也不负期望，勤勉好学，术有专攻。长子万伯翱毕业于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次子万仲翔就读于中国政法大学；女儿万叔鹏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四子万季飞是北京大学的法学硕士；万晓武则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
万里对孩子们有两个基本的要求：一是要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二是要自立自强。万伯翱对此体会尤深。
ytsheu 2006-07-20 10:47
18岁的万伯翱被万里送到了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务农
万伯翱从小活泼好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上小学时不懂事，是捣蛋大王，讨人嫌。想打人就打人，想骂人就骂人。”
建国初期，根正苗红的万伯翱和邓朴方一起曾在西南军政人民小学读书，当时，担任学校校长的正是邓朴方的妈妈卓琳。
调皮捣蛋的万伯翱给卓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若干年后，卓琳在北戴河再次见到万伯翱，开口便说：“万伯翱，不调皮了吧？是少先队员了，该变成好孩子了。”
万伯翱说，虽然自己很调皮，但父亲从来没有打过自己，父亲在家也从不讲脏话，他只是要求孩子自立自强。
1962年，18岁的万伯翱被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常务副市长的万里，送到了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务农，临行前，万里对他说：“我来自农村，现在你又回到农村，从此以后，我又有了一个当农民的儿子，我觉得是个高兴的事！”
万里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了八个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万里告诉他：你的衣物你妈妈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今后家里再不给你寄钱了。万伯翱出发时，边涛给大儿子带了两件东西——一件是万里在抗日战争时期部队发的一床缝了又缝、补了又补的旧被子，一件是万里穿了多年的灰棉袄。
1969年，万里又把小儿子万晓武送到了中苏边境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珍宝岛发生了武装冲突，形势很危险。万晓武从北京出发那天，万里专门赶到火车站为他送行。在车站，万里从口袋里掏出20块钱递给了万晓武。他说：“这钱你带上，穷家富路嘛。”
万伯翱回忆说，1963年春节前，同伴们和职工们都回家了，他很想家，想回家过年，想回去看看妈妈和奶奶。于是，他便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这个意思。在离春节还不到10天的时候，万伯翱收到了父亲的回信和一包裹书。
万里在回信中说：
“我同你妈妈商量后，觉得全家虽然都很想念你，都想见到你，特别是你奶奶从你去了农场后，无时不提起你，更惦念着你这个大孙子。但为了你更好地进步，更好地锻炼，你还是不回北京的好……清代文学家郑板桥有一首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此名言应作为你坚定革命立场的警句。同时寄去《共产党宣言》《社会发展简史》《政治经济学》，望在春节空闲中，认真地阅读，并做好笔记。”
这是一份有着明显时代特征的家书。万伯翱说，很难形容当时的心情，很失望、很沮丧、很难过，甚至很不理解父亲的做法。
万伯翱在黄泛区农场一干10年，他一直用教育家陶行知的《自立歌》来激励自己：“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
在这里，他学会种地、积肥、修剪果树、锄草等农活，学会了缝补浆洗，从一个城市青年，变成了一个普通的农民，他能做一手干净的农活，讲一口纯正的河南土话。站在人群里的万伯翱，已经看不出有丝毫干部子弟的模样，他已融入了中原大地，变成了一个地道的河南老乡了。
10年，这是需要一点毅力、一点坚强的，这，可能正是万里所期望的。
40年后，万伯翱在他这间满是书籍的办公室里，谈到这一切的时候，很平淡。他说，父亲和他那一代人一样，在他们心里，孩子既是自己的，也是国家的，党的，只要党和国家需要，可以做任何牺牲。
1972年，万伯翱靠着自己在农场的突出表现，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被保送到河南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后，万伯翱参军入伍，到总参郑州炮兵学院当教员，从基层干部干起，后又调到北京武警部队某部任团政委。1987年，转业后的万伯翱被派往国家体育总局任对外宣传处处长，后又调任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国家体育总局人力开发资源中心主任。
我问他：“你的工作变化，职务升迁，‘老爷子’帮过忙吗？”
万伯翱坚决地摇了摇头：“他不可能帮忙，你要问到他，他总是帮倒忙，说：他不行，你们干吗要用他，比他强的人还有的是呢。这是他的口头禅，好多年前，北京市准备提拔我姑姑的时候，他讲的就是这番话。”
万伯翱说，当时，体委准备提拔他做《中国体育》杂志社副总编辑的时候，从考核到公示，他一直没有告诉父亲，父亲也一直不知道，直到任命下来后，他才回家告诉父亲。原本想父亲会有所表示，谁知，万里还是那句话：“比你强的有的是呢。”
种过地、当过兵的万伯翱没有依靠父亲的权力和地位为自己牟取一官半职，他最终选择的还是一条清苦而又欢愉的为文之路。
如今，提起万伯翱，人们记得的不是他当过什么“官”，而是记得他写过什么“文”。万伯翱的散文集《三十春秋》《四十春秋》和《元戎百姓共垂竿》已经是大家之作，颇得读者的喜爱。
2002年，万伯翱的散文《我们家的香椿芽》获得了20O2年“罗庄杯”全国散文大赛一等奖。作协的负责人把奖杯送到中南海，万里看着高兴地说：“哎呀，老大的文章得奖了，快把这个奖杯给他好好地保存起来。”
如果让我来评价万伯翱，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本色的人，一个大方之人。
对孩子们的选择，万里不置可否，但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利用他的影响牟利
在万家，四子万季飞算是当官的，但他也下过乡，当过兵，然后，从北京顺义县县委副书记干起，一步一个脚印，从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助理兼外经委副主任到国务院特区办公室副主任，再到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20O3年5月，他开始担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会长和党委书记。
如今，万家已有三个孩子走出机关大院，做自己的事。二子万仲翔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曾在公安局、中信集团工作过，后来自己创办了一家广告公司。万叔鹏夫妇开办了一家建筑设计所。而小儿子万晓武则在美国从事技术工作。
对孩子们的选择，万里不置可否，但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利用他的影响牟利。退休后，孩子们经常想带他到外面走走，散散心。有时请他到外面参加活动，万里一定要问清楚，谁请的？谁参加？如果有陌生人他就不会去。即便是老朋友、老熟人在一起，他还要告诫别人说：“你们要警惕，他们几个已经下海经商了，不要被他们利用。”惟恐孩子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做什么事情。
万叔鹏说，我们家的人，都知道他这个习惯，我们也从没有想让他帮助我们做什么。
女儿万叔鹏是个清晰而透明的人，讲话快人快语，做事雷厉风行。几天前，她刚从美国探亲回来。作为万家唯一的女儿，万叔鹏深得父母的宠爱，熟悉她的人都叫她“小棉袄”（父母的贴心人），而父母对她的要求也最严格。
万叔鹏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曾先后到文化部、中国土畜产总公司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期，席卷全国的下海经商热让她也跃跃欲试，她尝试着和母亲提起社会上的一些事情，结果，边涛很严厉地说：“你们别看着人家发财就眼红，你们也别去做那些事情，你们只要保持住你爸爸清白的名声就行了。”
ytsheu 2006-07-21 13:41
万叔鹏说，父亲是个很执著的人，在政治上，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认准的事情决不退缩
1989年3月，万叔鹏和丈夫谭志民再次前往美国，此次出国的原因很简单，万叔鹏有些无奈地说：“当时，我们在国内压力挺大的，做事总怕给家里带来一些影响，好像总是靠家庭的背景生活着，所以干脆就出去了，到美国就简单了，人家又不认识你是谁，全靠自己。”
万叔鹏说：“刚到美国时我们很苦，我丈夫和女儿都在给别人打工，丈夫在搞建筑设计，女儿在宾州大学上学，生活的压力相当大。但我没想过退缩，我们家的孩子这点都很像我爸爸，都是山东人的性格，像我哥哥，他在农村一干就是十年，吃了多少苦哇。”
就在这种困难的时候，美国的一所大学找到万叔鹏，他们提出，想请万里为学校题个词，他们愿意出四万美元的酬金。但万叔鹏拒绝了。
我问她：“你不后悔吗？”万叔鹏说：“四万美元呀，多大的数啊！当时正是我们最穷的时候，但我不后悔，也不能要，我们家不允许这样做，你就是拿再多的钱，也不行。”万叔鹏讲这番话的时候，很平静，很自然。
万叔鹏还给我讲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万叔鹏回国后，夫妇俩开办一个建筑设计所，并在北京紫竹桥附近开了一个家具店，出售他们自己设计的家具，可能是他们的设计太前卫了，生意并不好。她说：“有一天，家具店里来了一个人，据说是联想总裁柳传志，我们都不认识。他左看右看，很欣赏我们的作品，看了以后也没说什么就走了。因为生意不好，没过几天，我们就把这家店关了。谁知，联想集团的一个副总又专门到紫竹桥找这家店来了，一看关门了，他就问旁边的人，这家搬到哪去了。旁边的人也怪，还不告诉他，无奈之下，他给了人家20元钱，才找到了我们的公司，进门一看，他连说，找的就是你们。他说，联想集团准备盖联想大厦，想请你们参加投标。当时，这让我们感到很荣幸啊。投标竞争得很激烈，参加投标的都是一些知名的大单位，像清华大学、北京建筑设计院等，最后，还是我们设计的建筑方案新颖、大方、节俭，最终得到了专家的认可和好评。不过，直到今天，联想集团的领导们也不知道谭志民和万家有什么关系。”
万叔鹏说，父亲是个很执著的人，在政治上，他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认准的事情决不退缩。有一次，我和妈妈说他不懂得随风而变，是‘二杆子’，他生气地说：“原则问题不能让步，这怎么是“二杆子”呢？”在生活上，他不喜欢搞排场，凑热闹，有时固执得让人很尴尬。记得他还在当副总理的时候，一次到外地视察工作，一下车，当地领导把他迎进了一家餐厅，准备宴请他。结果他当时就火了，一言不发，拂袖而去。
“文革”开始后不久，万里就被打倒并被关进北京万寿路的一所特监。万叔鹏也由一个革命干部子女，一下子变成了黑帮子弟，学校里到处都贴上了“打倒”“批判”她的标语，她被限制自由，被造反派关押起来。这时，身陷囹圄的父亲给她写了封信，万叔鹏说：“信中的大部分内容我已记不很清了，但是，有两句话我始终没忘，爸爸说：‘我相信你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坚信，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女儿。’他的这番话，给了我巨大的力量，使我坚持下来了。”
如今，万叔鹏的女儿在美国大学毕业后，已考取了律师执照，并在美国成家立业，也有了下一代，在他们身上，更难找到所谓“高干家庭”的影子，他们自立、自强，很独立地生活着。女儿虽说已在美国生活多年，很美国化了，但每次回北京，总是骑一辆自行车，满北京跑，用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和邻居们交流。
万叔鹏要求女儿在家里和自己讲话一定要用中文，包括刚刚四岁的小外孙，她希望自己的孩子不管在哪里生活，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根。
万里一生淡泊名利，知足常乐
勤俭持家，这是几乎所有中国人的治家理念。万里一家三代同堂，奶奶像传统的中国家庭妇女一样操持着家务，带孩子，缝洗衣服。
万伯翱回忆说，小时候，我们都很淘气，爬上爬下的，衣服不是这挂烂了，就是那撕个口子，最容易破的是袜子，奶奶和妈妈经常要给我们补袜子，往往是一双袜子补丁摞补丁，最后，袜子本来的模样都没了，剩下的全是补丁。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再穿了。有一次，我看到邓朴方也穿着件补丁裤子，心想，原来并不是只有我们家穿补丁衣服，他爸爸是总书记，他也穿着大补丁衣服呀。
老奶奶当年很喜欢看京剧，经常到东城区俱乐部看戏，为了省钱，每次她都只买三毛钱一张的最靠边的座位，演员和剧场的许多人都认得她，但却并不知道她是万里的母亲。每次看戏前，她都是提前把饭做好，吃点，然后自己拄根拐棍，甩着小脚，一步一摇地走了，她从没有提出来让儿子的车送送她。除了生病，万里也从来没有用车送过她。
万里一生淡泊名利，知足常乐，当代几位大画家像李苦禅、蒋兆和、李可染的住房问题，都是万里帮助解决的，但他从未向他们伸手要过一幅作品。孩子们记得20世纪60年代，他自己屋里挂的倒是水刻木印的仿制徐悲鸿和齐白石的作品。
万伯翱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书刊是他一生的好伴侣，常常手不释卷。当毛主席批注的新版二十四史发行后，他极想一睹为快。他说：‘我在秘书那儿还有点儿钱，有好几千块吧？快去买一套吧！’可秘书联系后回来说，人家照顾首长，只收成本价，也得13.5万元（市场价15万元）老人家一听只摇摇头，便默不作声了。是啊，他的工资除了生活必需外，几年加起来也不够这个数啊！后来，我们几个儿女集资给他买了一套，父亲如愿以偿，从此，一有空儿就细细翻阅起来。”
在中南海，万里家中有两个名气很大的东西，一个是院子里的小菜园，另一个是院子里的三棵香椿树。
小菜园其实就是院子中的一小块菜地，这是边涛和警卫人员一起在院子里开垦出来的，菜地不大，种的品种却不少，有小葱、韭菜、小白菜等等。万里对这块小菜园很重视，要求施有机肥，浇好水，搭好架，空闲时间，他还经常带着几个孩子打理它。菜园虽小，劳作精心，因而，四时鲜蔬不断，不仅一家人的吃菜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而且有时候，他还把鲜菜送给邻居陈云、胡启立家和好友李瑞环，请他们尝尝鲜。
一次，正好原农业部部长何康来汇报工作，两人就在小菜园旁交谈起来，万里对何康说：“可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小菜园，如果农民每家都有这么一个小菜园，那就解决大问题了，你们要专门研究一下这个庭院经济问题。”
原来，小菜园的用处还真不小呢！
摘自《家风》
北京青岛 2007-03-27 16:38
万里——中国改革的开路先锋
安熠辉
中国的改革，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而1975年进行的全面整顿，可以说是试验或者序幕。从那以后，万里一直站在改革大潮的前列，虽几经沉浮而矢志不渝，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为中国改革事业作出了历史性贡献。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万里是中国改革的开路先锋。
在全面整顿中，万里担当开路先锋
1975年的全国人大四届会议后，邓小平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面对8年多“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邓小平以非凡的胆识和魄力开始了全面整顿，并把突破口选择在铁路系统。这样，刚刚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的万里就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1月28日，万里刚刚上任10天，邓小平就召见万里听取汇报。当时，铁路的问题十分严重，不少单位是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万里说，现在突出的问题：一是运输生产下降；二是事故惊人；三是机车车辆损坏严重；四是一些枢纽、重点路段经常发生堵塞，致使大部分列车不能正点运行。邓小平说：“看来有这么几个问题要解决：第一，关于体制问题，铁路运输应当实行集统一领导，把权力集中到中央，铁道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第二，关于干部管理，由铁道部统一管理、调配使用，与地方脱钩。第三，关于运输生产，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纪律性，保证安全正点。你们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坚决的措施，迅速扭转形势，改变面貌。”
离第一次召见仅仅9天的2月6日晚上，邓小平和纪登奎、王震等再次召见万里。邓小平反复强调要用最快、最有力的措施，迅速改变铁路面貌。要求铁道部代中央起草一份关于解决铁路问题的文件。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万里会同国家计委副主任房维中组织人员，开始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在起草文件的过程中，万里感到造成铁路系统严重混乱的原因，除体制上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派性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派性，严重地扰乱了各个方面的工作，万里决心捅掉这个“马蜂窝”。同样，邓小平也已注意到这个问题，而且态度非常坚决。当《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初稿送他审阅时，他亲笔加上这样一段话：“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决定》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毛泽东也“圈阅”了。1975年3月5日，《决定》下发到县、团级。这就是著名的“中发［1975］9号”文件。
9号文件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在1975年铁路整顿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国民经济各行各业整顿中发挥了指导性的作用。在文件发出当天召开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邓小平提出当前全党、全国的大局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是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而“铁路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都会落空”。邓小平的讲话约有1/3谈反派性问题，他的讲话加上9号文件，无疑是发出了对国民经济整顿的动员令。万里连续3天召开铁道部党的临时领导小组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文件和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研究部署铁路整顿的计划，并于3月9日直奔徐州，解决老大难问题。
此时的徐州，两派组织正剑拔弩张，武斗在即，本已混乱的铁路运输更趋恶化，领导班子半瘫痪，调度不灵，站内线路堵塞，货物堆积如山。万里同江苏省委负责人一起，召开了徐州铁路分局全体职工、家属参加的传达9号文件万人动员大会和徐州市、徐州地区党员动员大会，分局机务段全体职工确保铁路畅通誓师大会。接着，他又马不停蹄地出席家属座谈会等各种各样的群众座谈会。在各种场合，万里反复宣讲中央9号文件和工业书记会议精神。一再强调要改变局面，把铁路运输搞上去，并限期在3月底前解决问题。万里旗帜鲜明地批判派性，指出对少数闹派性的头头，要进行严肃处理，“一批二撤三调离”，对顽固不化、继续闹派性、触犯刑律的要
绳之以法，并果断地把“造反派”坏头头抓了起来。此举震动了徐州，人心大快。
时，万里重点抓了分局领导班子整顿，要求党委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纪律性。很快，徐州铁路分局出现了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的局面，平反工作也开展得比较顺利，许多受冤屈者如获新生。经过10天夜以继日的工作，津浦、陇海两大干线的徐州枢纽很快畅通无阻，1975年4月提前3天完成运输任务。
3月22日万里回到北京，立即向邓小平等国务院领导作了汇报，邓小平听后十分满意。3月25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听取万里传达贯彻9号文件、解决徐州问题的汇报。在会上，邓小平充分肯定了万里的整顿经验，并问与会同志：“铁路上来了，你们怎么办?”邓小平要求铁路部门继续贯彻9号文件，对那些闹派性的单位要采取坚决果断措施限期解决。4月，万里又风尘仆仆到了南昌。南昌铁路局也是个“老大难”单位，主要也是派性问题，但情况更为复杂。这里的派性不仅仅是铁路内部的，还与地方派性斗争搅和在一起，当地部队一些负责人也介入了。铁道部管不着部队，对此，万里很伤脑筋。当时，邓小平正陪金日成在江苏访问，万里
赶到邓小平下榻处时，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邓小平刚吃下安眠药准备睡觉，但他得知万里到了，立即接见，明确指出：不管是谁只要是支持派性的都不行，该调的就调。并表示会责成有关方面立即把江西省军区某领导调出南昌。4月25日，万里带着“尚方宝剑”来到南昌铁路局，发动群众大张旗鼓地批判了南昌局的派性问题，调整了领导班子。在邓小平的全力支持下，万里又远征昆明、三下郑州，大刀阔斧进行整顿。铁路形势日趋好转。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所有的站段的运输堵塞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全国铁路运输生产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上半年铁路货运量在前两个月欠产较多的情况下，完成年计划的48.9%，比1974年同期增长8.6%，创历史最高记录。铁路整顿取得巨大成绩，带动着全面整顿的顺利开展，遭受“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开始出现新的希望!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万里“靠边站”
就在全面整顿取得巨大成绩的时候，“四人帮”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一时风云突变，形势逆转。不久，邓小平受到公开批判。在全面整顿中，铁路是“开路先锋”。“反击右倾翻案风”，铁路部门首当其冲。一些经过整顿的铁路局，派性复起，领导班子又陷入瘫痪，运输生产直线下降，形势严峻。
为此，中央不得不急召河南、甘肃两省和郑州、兰州两局的主要领导干部到京解决问题。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根据华国锋等领导的指示，从1976年1月21日起分别听取河南、甘肃两局领导的意见和批评，并据此写出检查报告和解决问题的意见，并压铁道部承认“错误”，否定对郑州和兰州两局问题的处理。万里对此虽然不同意，但有《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万里不得不服从中央意见，怀着难以言喻的心情在文件上签了名。2月下旬，中央关于解决郑州和兰州铁路局问题的文件下达后，铁路部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越演越烈。特别是1975年铁道部派工作组进行重点整顿的一些单位，大刮翻案之风。铁道部机关内部在整顿时受到
冲击的一些人，纷纷起来揭发批判。铁路下属单位一些人来京上访，冲击铁道部机关。当年“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情景，又在铁道部再现。在铁道部办公楼门口，贴了一副10米来高的巨大对联：上联是横眉冷对革命派；下联是俯首甘为复辟奴，横批是一贯如此。院内墙壁上刷着“揪出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万里”，“万里不倒，火车不跑”等大标语，还有许多揭批万里和工作组的大字报。
从3月11日到3月底，铁道部临时领导小组先后召开了10次扩大会议，揭发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同时联系铁道部实际，揭发批判万里的“错误”。但万里并未被打倒，直到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后，整个局势发生了突然变化，4月7日，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不久，万里也被迫“靠边站”了。铁道部的领导权被篡夺之后，生产急剧下降。当时流行着许多顺口溜，诸如“万里检讨，火车乱跑；万里一倒，火车不跑”等，反映了广大铁路干部和工人的不满情绪。
铁路一乱，其他行业自然也是难逃厄运。邓小平全面整顿所带来的经济好转，很快就被破坏了。但这次全面整顿为中国以后的改革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实际上是以后改革的序幕。
北京青岛 2007-03-27 16:39
粉碎“四人帮”后，万里主政安徽，点燃了农村改革的星星之火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东山再起，万里也随着复出。1977年6月，万里被任命为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安徽首先抓稳定形势，力求在稳定中尽快解决问题。他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针对安徽存在的问题，采取了3项果断措施：一、把“文化大革命”中到安徽“支左”现仍留在地方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二、发动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深入揭批“四人帮”，三、建立健全各级领导班子。
“清帮”治皖大见成效，全省形势之好、发展之快，超出了人们的预料。1978年1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长篇报道《安徽大步赶上来了》，介绍深受“四人帮”之害，又被捂了8个多月盖子的安徽省，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
安徽是农业大省，农村人口占90%以上。淮河两岸自然灾害频繁，广大人民的温饱问题一直没有解决。皖东的“花鼓之乡”凤阳，素以讨饭闻名于世。1977年8月开始，万里就开始进行调查研究。他轻车简从下基层，直接和基层干部、百姓交谈。3个多月下来，他几乎跑遍了全省各个地区、市县和工矿、农村。所闻所见，他的心被深深震憾了。在革命老区金寨县，有的人家竟几口人只有一条裤子，甚至有的十七八岁的姑娘没裤子穿。在皖东农村考察时他看到，许多村
庄基本上都是草屋茅棚，屋内床铺是秫秸垫的，上面铺些麦秸。在八斗岭一户姓张的农民家里，7口人只有一床破被子，外屋锅里盛的是地瓜面和胡萝卜樱子煮成的黑粥，已发出难闻的气味。万里这位铁骨铮铮的山东汉子，也不禁难过地流下眼泪。在调查中万里感到，农民的贫穷是由于农村政策不对头，农民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不制订新的农村政策，共同富裕的理想只能变成普遍贫穷的现实。
1977年11月，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万里和顾卓新、赵守一等省委主要领导经过充分酝酿讨论，出台了著名的《中共安徽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六条”)。其主要内容是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在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这些内容在当时涉及到许多“原则问题”，是不能越雷池一步的禁区。所以说，它是消除“四人帮”极左思想流毒、拨乱反正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信号，实际上从这里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所以文件一发布，即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农民拍着手说：“这就着(对的意思)了。”
然而，《六条》的出台也引起许多人甚至一些中央高层领导人的反对。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气愤地说，“什么落实政策，条条都在否定、批判大寨经验”，“必须痛加驳斥”。1978年春节期间，陈永贵回到山西，策划在省报发十几篇评论，要对安徽“打排炮”。第一篇是《昔阳是怎样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全面讲大寨的根本经验，虽没点安徽的名，实际上批“六条”是“好行小惠，言不及义”，不符合中央“抓纲治国”的方针。这篇评论在《山西日报》发表后，《人民日报》又于1978年4月予以转载。《六条》不仅被陈永贵视为“反大寨”、“砍红旗”，也为当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所不容。1977年冬天，华国锋在普及大寨县的会议上强调，坚持学大寨还是反对学大寨，“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激烈大搏斗”。
虽然高层领导在反对，但并未动摇万里贯彻《六条》的决心。1978年2月14日至16日，安徽省委召开了地(市)委书记会议。万里在会上提出并阐述了“以农业生产为中心”这个新的指导全省农村工作的方针，实际上是抛弃了长期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可喜的是，农民在实践“六条”中极大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不幸的是，这年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大部分地区人畜用水发生困难，一些农民不得不赶着牲口逐水草而迁移。大片土地干旱，使不少地方不仅秋收无望，秋种也难以进行。9月1日，省委召开紧急会议。万里指出：我们不能眼看着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的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以度灾荒。省委经过讨论，及时作出“借地度荒”的决定。万里说：“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种上了就能有收获，总比撂荒好。”这个决定，不仅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自救的积极性，超额完成了秋种计划，同时也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奠定了基础。
“借地度荒”之后，在肥西县山南区诱发了“包产到户”。山南区在讨论贯彻省委“借地度荒”决定时，书记汤茂林顺应民意，搞起了“包产到户”，结果这个区的3个县社的小麦和油菜提前播种。万里密切地注视着“包产到户”的出现和发展。然而，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业文件，虽然总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但仍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两个不许，对于已实行“包产到户”的山南区，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对此，省委机关议论纷纷，省委常委中也存在严重分歧。1979年2月6日，万里召开了省委常委会，他说：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批怕了，因而使得一些人见了“包”字、“户”字就害怕，一讲到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可以说谈“包”色变。但是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普遍要求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也毫无例外的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我主张在山南公社进行包产到户试点。
在肥西县山南区实行“包产到户”不久的1978年12月，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又秘密把全村土地分到了农民手中。小岗的秘密被县委书记陈庭元发现后，他采取瞒上不瞒下的方法给予庇护，但心里也揣着只小兔子。1979年6月15日，万里到凤阳视察时知道了这个秘密后问：“包产到户怎么样?”陈庭元赶紧说：“他们说到户当然好了。”万里回答说：“那就让他们干嘛!”小岗村偷偷摸摸干了一年，年底出现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全村年产粮13.237万斤，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1979年，由于实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安徽全省夏季收成较好，秋季收成更好。实践证明了实行“包产到户”等各种责任制的优越性，12月1日，万里在安徽省军区党代会上指出，双包(包产和包干)到户“是一种责任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1980年1月11日，万里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又说：“‘包产到户’不是单干，而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他为“包产到户”在安徽落了社会主义户口。
关键时刻，邓小平站出来说话，包产到户在中央文件上落了“户口”
1980年2月，万里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农委主任。在这前后，围绕包产到户又发生了很大的争论。1980年1月11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安徽省介绍了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着重阐明部分地区干部群众迫切要求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的包产到户，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应当看成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不能同分田单干混为一谈。安徽代表的发言，引起了十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符不符合中央政策规定?持反对意见者认为，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包产到户调动的是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分田单干，也不要包产到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写进《宪法》的。1980年2月，《农村工作通讯》第二期发表题为《分田单干必须纠正》的文章，并配发了很长一段编者按，矛头直指包产到户。第三期又发表了《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质问：“包产到户到底是集体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还是本质退为单干?”文章措辞严厉，居高临下，显然有后台撑腰。
万里看过两期杂志后，指示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和吴象针对其文章的内容，不点名地进行反驳。万里说，写文章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根据万里的指示，他们写了一篇长文《联系产量责任制好处多》。这篇文章从4个方面回击了这家杂志所提出的问题。文章写好送万里审阅后，于4月9日在《人民日报》二版全文刊登。这是对《农村工作通讯》的一次有力回击。但是，尚有一些高层领导人，仍然在斥责包产到户。在此关键时刻，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
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这短短的几句话，充分肯定了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地方搞包产到户。邓小平讲到的肥西和凤阳两个典型，恰恰是万里在安徽农村改革中抓的两个点。邓小平的这次讲话，打破了一些人思想僵化的制约和畏惧心理的束缚，促进包产到户在全国进一步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80年9月14日至22日，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9月27日，发了座谈会纪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发［1980］75号文件)明确支持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思想上、理论上的一次飞跃和突破，对于指导农村改革的伟大实践起到了重大作用。这样，中央文件就正式给包产到户“落了户口”。从此，包产到户势如燎原烈火，迅速燃遍神州大地。中国农村实现了其历史性的转折。这其间有万里不懈的探索和斗争，也凝集了他大量的心血和汗水。邓小平1992年春天到南方视察时，曾提到万里的农村改革，他说：“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改革是从安徽开始的。万里是立了功的。”这是对万里的最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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