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军：中国要不要追随西方制裁伊朗？

中国要不要追随西方制裁伊朗？

2007年11月03日 宋晓军


我写了篇博客——俄罗斯狂打“伊朗牌”，中国怎么办？后，有人问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公开表示了对中国不支持安理会通过制裁手段的不满，对此你怎么看？我说我在2004年11月和2006年1月两次在新华社《环球》杂志上写过两篇这方面的文章，我的观点自然是：中国坚决不能与参与西方制裁伊朗的行列。

下面是我在2004年11月和2006年1月写的两篇文章的部分内容：

美国可能打击伊朗与中国“经济陷阱”（写于2004年11月初）

自从去年中国石油消费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后(每日消费546万桶)，今年国际油价的暴涨又对处在宏观调控下的中国经济投下了一道阴影。有经济学家指出，这一轮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尚未全部显现，因此央行9年来首次加息亦有石油涨价因素的考虑。

对于中国对进口石油的需求，据2004年8月号国际能源署《石油市场报告》统计，2004年世界石油需求为8220万桶/日，比2003年增长3.2%，即为250万桶/日，其中中国增加量为83万桶/日，占世界总增加量的33.2%。对此，国际能源署石油市场与危机应急事务主任小林健二认为：中国在2004~2005年新增石油需求中将起到主要作用，平均占30%的份额。

虽然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将金融投机造成的高油价嫁祸于中国，但是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对石油需求的动态增长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因此，在世界石油供应量稍大于需求量以及有投机商炒作油价的情况下，中国石油能源战略的选择只能是开源节流。实际上，在经过了宏观调控和加息对投资抑制的效果显现后，对在高速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中国经济而言，“节流”已经触及到了底线(提高石油利用率和二次炼油能力并非短期内可以解决的)，而“开源”的需求显然越来越急迫。

在最近中日东海油气资源僵局和中俄油气管道谈判未见曙光之时，10月29日正在中国访问的伊朗石油部长比詹·纳姆达尔·赞加内的讲话为中国能源需求的“开源”带来了“雪中送碳”一样的曙光。他在当天“伊朗——中国能源领域合作机遇研讨会”上说：“伊朗和中国在很多领域的相互依存度很高，尤其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伊朗是可靠的油气供应方，而中国则有一个增长的能源需求。”据《伊朗时报》10月30日报道：“10月28日中国与伊朗签署亚达瓦兰油田开发项目备忘录。备忘录的主要内容为：中石化将负责准备亚达瓦兰油田开发这项庞大项目的开发计划，作为回报，中国将在未来25年内，每年从伊朗购买1000万吨液化天然气。此外，双边还同意在伊朗合资建设液化天然气炼制厂。”

从1998年到2003年中国从中东地区进口原油占总进口量的50.9%，其中从伊朗进口的原油占13.6%，仅次于沙特的16.7%，排第二位；年进口增长率为16.5%，亦为第二位。2004年前两个季度从伊朗进口原油634.34万吨，高于去年同期水平。除此之外，中伊在2000年3月就德黑兰和大布里士炼油厂以及在里海沿岸建造一个卸油设施签署了协议。2003年12月，中国石油集团成功地获得了与伊朗共同在喀山油田钻探一处高产天然气的项目。在伊朗未来5年计划石油领域吸引的外资中(240亿美元)，也希望中国石油公司投资，其中包括阿扎德甘油田的北部油田和库什克候赛因赫油田。有分析人士指出：一旦今年10月29中伊双方签署的亚达瓦兰油田开发项目备忘录付诸实施，中国有可能在伊朗对外油气领域开发中赶上日本和欧洲等石油公司，成为伊朗油气领域最大的投资者之一。应该说，中伊石油贸易的现状以及发展前景，不仅对这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中国未来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达到小康的目标也会起到难以替代的作用。

但是，11月1日出版的《华尔街日报》对中伊10月29日备忘录的签署这样评论：“上述协定再次凸现出全球能源需求对美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构成的挑战。”而在北京时间11月3日20点10分路透社发表的一篇题为《布什离大选胜利一步之遥，石油价格升高超过50美元》的分析中，引述了摩根斯坦利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安迪·谢的话说：“尤其是如果布什连任，很可能会转向伊朗，那么石油价格会升得非常高，而且会真正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此前，一些国内的经济学家也指出：如果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中国经济的“石油瓶颈”可能会把中国经济带入一个一直在试图避免的两难境地：要么在强行紧缩的情况下面对可能出现“滞胀”；要么为了维持石油消费使人民币被动升值，进而牺牲大量出口产业和外资的引进；而这两者最大的危害都是加剧就业形势恶化。在这个意义看，在布什的连任背后，除了可能会出现一个“台独”的“政治陷阱”外，很可能还有一个“经济陷阱”，当这两者与中国未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并行时，无疑是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考验。

德黑兰的中国“天然气门”（写于2006年1月）

1980年9月22日，大批伊拉克空军的苏制米格—23战机突然袭击了包括德黑兰郊区梅拉巴德机场在内的10个伊朗的空军基地，从此拉开了惨烈的两伊战争帷幕。而这一年，中国的石油产业开始了一边引进外资强化设备一边以大大低于国际油价的价格向国家提供平价油的历程。在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时，虽然中国石油业向国家贡献的差价价值已接近4000亿元人民币（超过当年的全国居民储蓄），但同时也出现全行业的政策性亏损。2006年之初，当媒体只是把1980年德黑兰上空的苏制战机换成美制战机开始讨论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帷幕如何拉开时，走出政策性亏损阴影已成为盈利巨头的中国石油业，则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德黑兰的“天然气门”。

网民高度关注伊核问题的背后

自去年伊朗核问题进入中国民众的视线至今，在互联网的各个时政、军事论坛上，有关伊朗可能爆发战争的帖子和回贴已经有数万，而页面点击量更是达到了上亿。如果浏览这些网民的发言内容，几乎都带有伊朗与中国油气合作的色彩。这其中的深层原因既与伊拉克战争后中国汽油涨价近1/3有关，更与近两年来中国天然气短缺势头显现及价格上浮有关。

2006年1月，随着伊朗核问题尖峰时刻的逼近，中伊之间的石油天然气合作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媒体的视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伊朗将在未来25年每年向中国供应1000万吨液化天然气金额达700亿美元的合同的最后签署。

伊朗是继俄罗斯之后世界上第二大天然气储量国，2004年底探明储量为28.2万亿立方米（同期中国的已探明储量仅为2.23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总储量的16%。但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天然气的产量在2004年底却仅占世界总产量的2.9%，因此伊朗在近两年就开始了大力开发天然气资源。从目前的开发情况看，伊朗天然气产能较大的增幅期将在2010～2030年形成，净出口量将从2010年的51亿立方米增至2020年的306亿立方米和2030年的568亿立方米。如果伊朗能够成功和平利用核能替代燃气机组发电，净出口量届时可能还会增加。而同一时期，恰恰是中国天然气供应出现缺口的时期。中石油有关专家近期透露，预计2010年全国天然气需求量在1068亿立方米，除国产的846亿立方米尚有222亿立方米缺口，2020年的缺口可能将扩大至830亿立方米。

目前，全球天然气平均消费量约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24%，中国目前仅为2%，印度为8%，而日本用于发电的天然气就占总发电能源的67%。因此，中国无论是出于实现能源结构多元化的需求还是环保的需求，未来都只能赶超性地增加天然气在一次消费能源中的比例。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虽然期望在“十一五”期间将天然气在一次参性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将由目前的2%提高到8%左右，可是稳定的气源供应、特别是液化天然气一直没有落实，致使原计划中2010年投入使用的10个液化天然气码头目前只有两个工程进展速度较快的签订了长期供气合同。而当时间进入2006年也就是“十一五”计划的第一年，伊朗向中国供应的液化天然气很可能就伴随战争的危险到来，这恰恰是众多网友眼中伊朗核问题对于中国利益所在的关键。

“天然气门”的政治意义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无疑是目前中国国内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促进多边主义，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样性，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亦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中追求的目标。如果目前寻找这两者的交汇点，我们一定会发现“天然气”和“伊朗核问题”这样的关键词。

去年年底，英国BP公司预测中国将在2015年出现500～700亿立方米的需求缺口，届时向海外购买天然气将占全球供应量近1/3，并称中国会继石油之后开辟天然气海外争夺战，但遭到美日企业的强劲阻击。今年1月，美国著名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称：如何处理伊朗核问题是检验中国是否成为美国的“利益相关者”的一个重要指标。2月18日，美国福克斯新闻称：中国油气进口对伊朗的依赖将达到70%，因此这决定了中国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政治态度。

实事上，这种经济利益与政治原则纠缠在一起的分析预测，不仅是在当前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最常见的，而且在伊朗核问题上更为适用。对于伊朗核问题的两个主要角色——伊朗和美国而言，他们的政治目标随着伊朗核问题的进展越来越明显。伊朗新一代领导人是要以和平利用核能为突破口，来消除美国自海湾战争以来对中东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而美国则是要利用伊朗核问题制造伊朗要生产核武器的假设，来清除伊朗这个美国在中东利益的最大障碍。当这两者的政治目标发生冲突后，德黑兰的中国“天然气门”自然也就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政治问题摆在了中国的面前。

对于中国而言，伊朗的天然气无疑具有很大的国内政治意义，因为它是中国在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下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清洁、廉价的资源，同时从战略能源安全的角度看，对于天然气这种不可再生性的能源无疑是要先用进口的而后用本国储藏的，在这个问题上，石油和铁矿石的开采对中国已经有了深刻的教训，更何况中国的天然气储藏还有一些规模小、丰度差的，如果放任地方为短期经济利益盲目开采很可能造成乱开小煤窑一样的后患。从中国未来在国际政治中追求的目标来看，对伊朗核问题和平解决付出最大努力无疑也是具有重大国际政治意义的。如果仔细梳理中国近来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表态就可以发现，这两点也许恰恰是构成中国在处理伊朗核问题上态度的基础。

“天然气门”成为焦点

2月6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以“中国在伊朗的利益”的学者文章，文章在分析了中国在伊朗的油气利益后表扬的中国朝核问题和伊朗核问题上的态度，并称中国今后应该学会利用手中逐渐扩大了权力，在处理伊朗核问题上更加靠近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有意思的是，2月17日伊朗代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观点的半官方报纸《KAYHAN》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中伊将签署大规模天然气合同消息的同时，并配发了一篇题为“空鼓”的社论。社论强调了中国与伊朗的油气合作可以抵消对伊朗制裁的威胁，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叫嚣把伊朗核问题提交给安理会表决是一种“空鼓”式的心理战，而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与伊朗的油气合作其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

实事上，不仅因为主要的当事者——伊朗和美国的斗法把中国的“天然气门”推到了一个焦点的位置，而且这次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一些与美国态度相佐的欧洲国家的态度也值得玩味。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未来中东的天然气出口上可以发现，根据国际上的众多专家预测，虽然目前中东天然气最大的出口市场是亚洲，但是在2010年后中东向欧洲出口增加率将高于亚洲，到2030年总量将会超过亚洲，届时欧洲的经合组织国家进口为1700亿立方米，而亚洲的进口仅为1060亿立方米。有意思的是，这与最新一期英国《国际石油天然气》月刊提出2010年后欧洲将进入天然气时代的预测是吻合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预测是在伊朗新政府上台之前完成的，而伊朗新政府上台后提出的“向东看”战略——即将今后的油气出口重点放在亚洲的印度、中国和日本，无疑是对欧洲的天然气时代是一个干扰（2030年伊朗的天然气出口达568亿立方米）。简单地说，伊朗原来的温和派政府可能更希望把相当一部分天然气通过土耳其输往欧洲，而内贾德新政府则更希望将天然气通过巴基斯坦及海路输往印度和中国。在这个意义上看，穆沙拉夫2月19日访华前时称巴基斯坦愿意成为中国的能源走廊并非空穴来风。其实巴基斯坦这样做自然也有它的政治和经济考虑。经济上收两份天然气过路费还拉动就业自然是好事，政治上用天然气管道通向中国自然对印度有所牵制。而中国花费了100多亿美元修建了西气东输管道后自然也要提高管道的利用率。

现在看来，伊朗新一届政府的种种举措不仅让美国极为恼怒，而且也让一些欧洲国家不满意。而这种恼怒和不满意恰恰同时聚焦在了伊朗核问题上自然就迸发出了制裁和战争的寒光。而德黑兰的中国“天然气门”也自然因为这种恼怒和不满意同时聚焦成为了焦点。如果说美欧一些国家有为了一己私利的嫌疑来拿伊朗核问题说事，甚至不惜对伊朗这个中国的传统友好国家威胁动用制裁和武力大棒，这就很不厚道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不厚道还会伤害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那中国不仅没有必要为他们的不厚道而关闭德黑兰的中国“天然气门”，而且还要尽最大的努力制止他们动用威胁和武力的大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