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中共组织的司法化 (反右五十周年祭)

 

从革命战争走过来的中共已经习惯于党政权的统治方式。党就是政府，党就是舆论，党就是公安局，党就是检察院，党就是法院，党就是监狱。党自己就可以完成一个完整的司法程序。总之一切党说了算。一切党都可以办。新中国建立之前中共没有司法制度和机构设置。象延安时代的王实味，也是在中共提出整风，鼓励大家对中共积极作批评，声称“言者无罪”的背景下，写了<<野百合花>>之类的文章，批评中共某些人的官僚作风，就被打成为托派，反革命，国民党分子，不经任何司法程序，仅凭中共社会部的一道命令，拉出去枪毙了事。不敢想象，中共对王实味之类知识分子言论罪行的处理模式竟成了中共作为一个普通群众党派组织司法化的典型始端。在一九五七年夏的反右运动中，中共重操旧路，进行了一次建国以来大规模党组织司法化的操练！，尽管中共已经执政七年，尽管一九五四年已经制定出宪法，中共还是不愿意照章办事，还是要继续延安时代“草头王”的率性做法，对待党内外知识分子的为政言论的思维方式是：惹毛了就“整”你，让你稀饭也喝不动。惹怒了就把你“崩”了，杀鸡给猴子看。

反右运动的始因。

反右运动的起因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主动提出要党内外群众提意见，帮助中共整风。“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于5月1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这个《指示》指出，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去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见中共统战部网址)。但是，一旦意见出来了，毛泽东又受不了了。又像当年在延安时一样，他认为这些言论都是反党，反社会制度，反无产阶级专制等等。毛泽东翻脸不认人了！

中共反右领导小组____超级司法部

一九五四年中国人民有了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自由”。 整风是中共党组织的自主行为，不是政府行为。也不具法律效力。作为非中共党派人员的普通老百姓，包括各民主党派人士在内对此活动可以参与，也可以不参与。这是他们的自由，也是他们的权力！中国公民响应中共整风号召，在中共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参与提意见帮助中共整风，合乎于理，也合乎于情，更合乎于法。既使意见有失全面，用语有失恰当，态度有失偏颇，也无可指责。你是主人，我是客人。你请我来做客发言。我高兴就来，来了高兴就说两句，说了你不高兴，不高兴我就不说，我就尴尬地笑一笑，拍拍屁股走人。我知道你共产党只喜欢听好的，即使发邀请之前话说得明明白白要人家来提意见内心里也只喜欢听好的。什么臭脾气！既然如此，以后我就不来了，就这么简单。中共一九五七年的整风运动基本上是以座谈会形式进行的。这种座谈会主客的政治关系是一个普通党派组织与一群普通老百姓的党群对应关系。在此过程中造成的误会或摩擦应该由东道主中共包容与承担，中共无理由更无权力来追究座谈会发言人的行政责任或法律责任。从中国人传统的道德与伦理上来看，这种陷客为敌，置人死地的做法也会让天下人笑掉大牙！但是，毛泽东咽不下这口气，他认为这是敌我矛盾！他顾不得许多了！他要发飙了！

既然中共党内外群众提的意见是敌我矛盾，那就应该对这部分人进行处治。如何处治？毛泽东动议成立中共反右领导小组。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政法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市长彭真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原来中共基层组织的整风领导小组也随即将门头牌子一换：“反右领导小组”。一场有组织(实际上是有预谋的)的集体迫害人类运动开始了。

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的机构职能包括了行政和法律两个方面。在反右运动中它操作全国反右运动的发展，如舆论宣传，人民日报重要社论的撰写，北京灵魂中心重要人物的座谈会组织，党内即时性的反右工作指导及部署，各阶段具体政策或措施的拟定，核实，发布。反右后期人事行政处分，刑罚性质的“戴帽”处理，罪犯发配遣送，入监等等。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的历史成果就是把五十五万善良无辜的普通中国公民硬生生地打成了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使五十五万人直接受到政治和生命的迫害！使与这五十五万人有联系的几千万之众的亲属子女朋友同事间接受到政治和生命的歧视和迫害！，正所谓“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降”。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的历史诉说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普通群众党派组织执政后可以随意批判，诬陷，谋害于人。有权力制定法律性质的文件，将普通公民划归为政治敌人，戴上一顶看似头上无，人人心中有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二战时纳粹迫害犹太人，让每个犹太人必须在胸前佩戴白色“大卫之星”标记____无形、有形而已)。“把他们搞臭。”(毛泽东语)。降职、降薪、革职、开除，并有权力对他们收留，关押，审讯，乃至遣送到边远山区农场，农村，矿山或监狱进行非人道的无确定期限劳动改造。

人民日报的司法角色

报纸____司法角色？这样的论题是可笑的，但这样的事实却存在！报纸作为社会舆论的表达方式，它的政治立场应该是中立的，观察和报导应该是客观的。这才不失社会舆论的公正性。人民日报是中共的党报，是中共的喉舌。这是中共毫不忌讳的。既然如此，人们就不可能希望它中立，客观，更不敢奢望公正性了。反右运动的开场是以中共“已证正确”的垄断语境下进行的。人民日报从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开始就在为这场在违宪前提下进行的错误运动作一边倒舆论宣传，即时公布中共反右政策，文件，报道反右运动的每日进程，并以大量版面作为批判所谓右派言论的战场。而在所报道的所谓右派言论和案件的随意性和非真实性，为反右运动推波助澜，酿成了全国性的灾难。如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指出，右派分子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都是自绝于人民，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他们的猖狂进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联）盟”。事实证明，章罗联盟纯属毛泽东捏造！又如中国人民大学葛佩奇说“杀共产党”一案。葛佩奇原话是“共产党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们知识分子。搞得好可以，不好群众可以打倒你们。杀共产党人，推翻你们，这不能说不爱国，因为共产党人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亡了，国家不会亡。因为不要党，人们也不会卖国。”。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的人民日报却报导为：“群众总要推翻共产党，杀共产党人。”葛佩奇见报，当即要求更正，但人民日报却拒绝更正。于是葛佩奇这一的右派言论成了中共五七年反右正确性必要性的重要佐证！也成为后来中共坚持不予平反的代表性事实依据(邓小平所谓“有些人是杀气腾腾”说出自此处)。白纸黑字，铁冤如山！无辜的受难者有口难辩。而更多受蒙骗的普罗大众也只能跟着人民日报的宣传跑。充当中共的支持者。这样的政治格局，不要说在当时，哪怕在今天，谁有勇气，能力和权力站出来，为受害者在某报纸上和中共公开一辩？人民日报在整个反右运动过程中的宣传鼓捣及结论性报导无疑充当了一个政党司法化的权威发言人和案件公布栏似的丑恶角色。

统战部____中共司法化工作组

尽管当时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后来回忆道：“在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开始时，毛泽东同志并没有提出要反右，我也不是为了反右而开这个会，不是‘引蛇出洞’”事实上，五七年五月中旬，“当听到李维汉向他汇报说，有人散布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搞“海德公园”等谬论时，毛泽东说，他这样搞，将来会整到自己头上。并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当李维汉汇报到有人说党外有些人对共产党的尖锐批评是“姑嫂吵架”时，毛泽东说，不对，这不是姑嫂，是敌我”(见：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大事记)。六月八日，毛泽东亮出了反右底牌，中共统战部便成了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及地方领导部门具体操作反右斗争的司法化工作组

座谈会：五七年从整风到反右整个过程从中央到地方几乎都是以“座谈会”的形式进行的。即使是后期的群众大批判会也被称美其名曰“座谈会”。座谈会，顾名思义，坐在一起谈。如“春节座谈会”，“老干部座谈会”。“师生座谈会”。座谈会是正常社会人们共同讨论，协商事情的一种聚会形式。能够坐在一起谈，起码不是敌我关系。否则就不能称“座谈”了。谁又能想到在中共的词典中，“座谈会”是充满血腥的“鸿门宴”。“座谈会上抓敌人”。这不能不说是中共的新创造！统战部走的第一步棋是欲擒故纵，以便“引蛇出洞”。统战部连续召开座谈会，请来了各民主党派的领袖及社会各界名流。气氛融融，发言踊跃。而这些发言就成了后来如同检察院向法院呈交的公诉书里的罪证。统战部的第二步棋是大批判，硬逼供。根据发言有了初步材料，有了初步材料就应该有进一步罪证。有了进一步罪证，就应该有更多的罪证。有了更多的罪证，就应该有更多的旁证。有了更多的旁证，就足以让你服。如你不服，就继续召开“座谈会”让广“大人民群众”来“帮助”你服。一次不服，来二次。二次不服来三次、、、让你的同事来，让你的熟人来，让你的老婆来，让你的情人来，让你的保姆来、、、罗隆基先生开始时，以自己的硬骨坚韧地支撑着清白。“七斗八斗，从盛夏斗到寒冬，特别是１２月２１日、２２日、２３日连续３天在丰盛胡同中直俱乐部进行的战斗，使心力交瘁、气血两空的罗隆基在１２月２６日这一天，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从发誓“把自己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社会主义”，转化为承认自己“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这绝对不仅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而是章罗联盟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阴谋活动”(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罗隆基不屈的身躯是倒在中共统战部直接组织的强大的集体性的连续近半年时间的非法的逼，供，讯的过程中。中共统战部的做法就是中共在全中国实行的做法。中共党组织的严密的纪律性是世界公认的，所以在整个反右运动中上行下效，干得雷厉风行。毛泽东反动反右运动是以“整”民主党派中央级人士为主，以其它知识分子，地富子女为辅。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反右运动的操作步骤和成功经验就格外重要。它对全国的反右运动将起到样板效应。好了，现在”罪犯“已经低头认罪，审讯程序结束了，统战部____这非法的法庭该宣判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统战部在1957年12月召开了第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出了对一百多位著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的处理意见，其中绝大部分撤职或降级”。“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意见的基础上，12月14日中共中央作了《关于一届人大代表中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中，揭发出第一届人大代表中的右派分子共62人。经中共中央决定，内中53人由原选区的人民代表大会撤销其代表资格”。“1958年1月，中共中央的统战部会同宣传部、组织部一起研究，选择了96位知名的“右派分子”为“标兵”，拟订了《对一部分右派分子处理的初步意见》，上报中央，转发全国各地，以作“样板”，供各地处理“右派分子”参照。这96人中包括：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陈铭枢、黄绍肱、龙云、曾昭抡、吴景超、浦熙修、刘王立明、陈仁炳、彭文应、沈志远、彭一湖、毕鸣岐、黄琪翔、张云川、谢雪红、王造时、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陶大镛、徐铸成、马哲民、潘大逵等”、、、一个普通执政党党内的一个部门，一个平日里只具备“了解情况，掌握政策，调整关系，安排人事”之职能的党务部门，在反右运动期间立马就成了调查，取证，逼供，定罪，惩处“犯罪分子”(“右派分子”不是简单的行政处分名分，而是中共在宪法规定之外独创的特殊刑罚罪名)的司法部门！(注意：一九七八年的右派分子摘帽改正的处理也是由中共统战部出面办理的)。

党委、支部____中共基层司法化组织

中共成功的专制统治得力于从苏联学来的党的组织基层化。从而建立起庞大而有力的权力结构网络。在反右运动中，中共的基层组织以党委、支部书记或势力人物为核心，忠实地执行着中央的红色文件，在自己所辖政治权力区域内照着葫芦画瓢抓右派。中共基层党组织在整个反右运动中全面司法化的演绎是最充分最完整的。

第一步，鼓动，座谈，欢迎党内外人士提意见，有的还搞所谓的向党“交心”活动____取证。

第二步，抓到斗争对象，发动本单位群众举行持续性的批判斗争____审讯。

第三步，隔离监视右派分子，指派本单位的党员或积极分子作为右派分子的全天候监管执法人员____拘禁。

第四步，审定批准处理本单位的右派分子，或降级，或撤职，或开除，或遣送劳动教养，或直接送进监狱____宣判，行刑。

关于中共基层党委，支部的司法化行为的证据要多少有多少：

“总支书记要他和另一位学生党员，去参加了学校反右斗争领导小组的 一次会议。他的感觉是一大排人往那里一坐，伊然像当今学术委员会在开会评定职 称，颇有民主讨论的氛围；其实却像阎王殿，众“判官”多为虚设，一锤定音的常 是“阎罗”。该小组组长是校党委书记陆平(注：北大)，常务副组长是一位副书记，往往是谁 的材料还未念到一半，陆平便发话了： “这还用讨论吗？” 那位副书记也立马跟着说：“行了，够划右派了。” 随后两人在某人定性为右派的表格上签上大名”(“残简 1958” 胡平)。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在生物楼101室召开全系教职工大会进行宣判。负责人说，对右派不处分不足以平民愤，念处理办法六级。念完说，以下宣判，如不接受处分，可以回家自谋生路。接着宣判，判一个，就让一个表态是否接受。姚XX，生物系助教，决定给予国家薪给人员中右派份子处理办法第一级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姚XX说不回家自谋生路。从101室门外进来两名员警将姚仁杰带走。其实若表示不接受处分也白费，照样执行。老百姓落到共产党手里，生杀予夺全在党，个人只有听任摆布的份。负责人接着说，给予XXX右派份子二级处分，开除团籍，保留公职和公民权，撤职，下工厂监督劳动。宣判我完毕，没有员警进来，我不是劳动教养。下面四个一一宣判完毕散会。”(“滚爬血腥路” 华忆生)“1958年4月2日下午，《人民日报》召开全社工作人员大会，继续批判右派分子，并宣布右派分子处理结果。 会上首先由汪琦、赵忠信、刘仲平、苗风等同志批判了刘时平、陈国安、裴达、吕建中、刘衡，最后由主持会议的肖风宣布了对全社24名右派分子的处理结论。对右派分子的处理， 领导小组根据中央的政策精神，参考了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发来的处理右派分子的标兵和同志们讨论的意见， 先后排过3次队，最后经编委会讨论通过，报请中直党委平衡批准。处分一共分成六类，即、、、”(“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的右派们” 刘衡)“直等到1958年5月25日，先开了县委机关支部党员大会，支部书记齐光照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全体党员举手通过，就我自己未举手。随即召开机关干部大会，宣布我为“右派”受二类处分，保留政籍留用查看，月生活费23元。后又等了近百日余，又对我宣布改为五类处分，保留政籍，由行政18级降为双级，下放淄河园艺场劳动改造”(见：我被错划为右派的回忆 临淄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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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基层党委、支部在反右运动中的司法化实践，使中共设于每一个基层行政单位的党委、支部变成了兼具司法功能的机构。也就是说，它不仅具有普通的行政权力，还同时具有监视，跟踪，批判，斗争，拘禁，审讯，判罪，送监等权力。在行使这一权力程序时来得比司法专业机构要更直接更厉害：中共基层党委、支部是建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群中间，其书记或权势人物就生活在普通人群当中，手里不仅控制着本单位普通公民的日常权益。如加薪，提干，职称，分房，婚姻，还控制着他们的政治生命：谁是什么样的家庭出身，父母是什么政治面貌，有些什么样的社会关系，他的政治态度如何，近期的思想表现是什么，工作表现如何等等，倘若有人对现实有什么不满，发发牢骚，或对政治有所议论，或对本单位工作或某领导甚至是党委、支部领导有意见等等，都逃不过身边共产党员的耳朵，都躲不过中共党委或支部书记眼睛。于是，这个人的日子就会开始不好过了。他就开始受到来自上级司的歧视和不公待遇。每当政治运动一来，他便是首当其冲被整的对象。林昭当年在团中央那一番质问不正是对中共基层党委、支部所扮演的类似“盖世太保”角色的控诉吗：“当年蔡元培先生在北大任校长时，曾慨然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良知何在？”

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在反右运动中的组织司法化实践是疯狂的，非理性的。它不仅直接破坏了一九五四年刚刚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破坏了业已初步建立起来的年轻的司法理论和司法系统。更严重的是导致中共从上到下权力的完全放纵，他们没有外部力量对权力的制衡，更没有内部自觉的自我限制与约束，使中共实行一党专制的畅行和主要领导个人独裁在全国范围变得轻松自由，也使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人在自己的王国里可以独断专行，为所欲为。并以广大公民的基本权力受到任意地侵犯或剥夺为代价。从此，中共走向了极权主义的全盛时期。

4-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