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1960年代加拿大记者印象中国

书名是：Reporter in Red China，作者是泰勒（Charles Taylor）由Random House  New York 1966出版。

泰勒 1964年5月到1965年10月，在中国担任加拿大多伦多的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驻北京记者，他是当时北京仅有的四名西方记者之一，唯一来自北美记者。

本书记录了泰勒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有些事件，今天看来，很好笑，却是那个年代独有的现象，而他的有些见解可以说是相当锐利。

下面是他书中内容的摘译：【】括号内是我加的解释。

作为一名政治记者，我得出了一些结论，作出了一些预言。但是我尽量不作道德判断，因为即使一个外国人了解中国的历史和中国人的心理，他也永远不可能象中国人那样去感受，没有这种切身的感受，作出的判断既是无益的，也是自作聪明。

尽管新闻司和大多数外国记者之间的关系在表面上彬彬有礼，但通常却是处于不公开的敌对状态，最突出的原因是对于新闻记者行为准则的概念上的鸿沟。我们的任务是获取信息，然后报道给我们的读者，而他们的任务是限制大部分的有意义的信息，同时向我们灌注尽可能多的宣传，如果双方都想中规中矩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们之间的冲突就不可能达成调和。

大约30名外国记者驻扎在北京，约15名来自苏联和东欧，9名来自日本，还有一些来自古巴，朝鲜，北越和南越全国解放前线的，最后是4名来自西方，代表英国，法国，西德和多伦多环球邮报。

中国不存在新闻审查，这一点还是要承认的，尤其是拿他们的方法与其它极权国家相比的话。不管是主题是什么，我们的电报都很简单的扫一下以检查拼写错误，然后就立即发出去了。我在北京的10个月，我通过电报和航空邮件发了几十万字，每一个字都通过了。作为一个对记者的特别优惠，我还能送出去未经处理，因此未经中国相关部门审视的胶卷。
据我所知，没有一个西方记者的上级要求他行使自我管控。我们一般都是按记者的职业标准去作，力求准确和高品味。只有一个主题我一直是自我审查，就是领袖们的健康，尤其是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中国官方对这个问题极端敏感，记者如果传播外交圈子的鸡尾酒会上的传言是不明智的。一位同事在某机场闲聊时，说外交部长陈毅走路没用他常带的手杖，一位新闻办公室官员勃然大怒，指责这位同事诽谤中华人民共和国。

泰勒在中国的最大成绩，从一个新闻记者的角度来说，有两件事，一是通过他自己的信息来源和调查，在官方宣布之前报道了四清运动；二是所谓的黑画事件：】
1965年1月的一个寒冷的早晨，我最好的一位新闻线人来到我的旅馆。我们在楼上的酒吧里坐着喝咖啡的时候，他讲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有一幅画，叫“你追我赶”画家是位年轻艺术家，李泽浩（Li Tse-hao）。这幅画在北京的展览会上展出过，受到评论家的好评，并在1964年最后一期的《中国青年》的封底上以彩色刊登。它以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表现了快乐地微笑着的年轻农民们在麦田里收割。

【网上下的该画，不太清楚，看不到所说的那些内容】

然后，当这期杂志已经分发到中国各地的时候，一位官员发现这幅画是个大骗局（hoax），里面充满了反党口号和符号。麦田的麦梗里巧妙地藏着两句口号，“蒋介石万岁”，“杀共产党”。麦子里还隐藏着近似列宁和毛主席的图案，他们的身体被微笑着的农民们踩在泥土里。在背景的远处，还有其他农民的细小形像在三面红旗下迈进，这似乎是指那句口号：“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第二面红旗落在了地上，正如大跃进在灾难中无法继续一样--被西风吹倒的，又恰恰与毛主席夸耀的“东风压倒西风”正相反。
官方发现以后，从全国所有学校，图书馆和私人家里召回这一期的《中国青年》。根据我的消息来源，追查活动已经展开，很多人都被怀疑。画家，杂志的编辑都受到审查但都声称是无辜的。同时，官方禁止公开谈论这一丑闻，尤其是不得与外国人谈此事。后来我发现，甚至远在香港的亲共书店里的该杂志也被召回。
经过寻找我拿到了一本该期杂志。已经知道了问题所在，我很容易就找到了毛主席和列宁的图案，相似度很高，当然也可能是极其偶然的巧合；倒地的红旗没什么含糊处，虽然小，但是清清楚楚是在地上，按照中国人对符号口号的敏感性，这其中的暗示很难说是无意识的。
最后，我把杂志给精于中国语言的朋友们看，大多数都能认出“蒋介石万岁”5个字，他们指给我看，虽然这几个字很不清楚，但肯定不可能是巧合。过了一段时间，一位香港的中国老手（China-hand）告诉我，当他刚听到这个新闻，他把他订的这份杂志给他的助手，跟他说，画里可能藏有一些不寻常的东西，但没有给出细节。半小时后，助手非常兴奋，他把我写的报道中的所有的口号和符号都找出来了。
不管怎么说，我拿到了我的故事，并把它发了出去。我们报纸在头版头条登了出来，其它新闻机构都进行了转载，传遍了全世界。三个星期后我被外交部叫去，两个新闻司的干部跟我谈，其中的一位女士用中文宣读一份写好的文件，另一个用地道的牛津英语作翻译。他们说我的文章是有政治目的的，是宣扬颠覆活动，且被国民党利用来作宣传。再者，这件事没有丝毫的真实性，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状丑闻，那份杂志根本就没有招回。“至于那位画家，他还在他原来的位置上画画”。我越出了我记者的职权范围，他们要给我一个警告，他们希望我以后要多注意。
当然，我坚持我的说法，否认他们的指责，但他们仅仅把那个文件又重读了一遍，几乎一字不差。这场会见很奇怪， 令人悲伤而又可笑。因为这个故事触及了一个非常敏感的题目，而且传播的那么广泛，他们不得不否认。同时，我很肯定，他们知道我知道他们知道我的事实都是准确的，但是这个闹剧还得演下去。
几个星期后，他们找到了一个方法，告诉人民，根本就没有丑闻，这是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方法，很微妙又间接。某天，北京日报重新刊登了那幅画，却不说任何理由，只是有些模糊，可能重新处理过。一条很长的解说里，一名未注名的评论者花了很大力气称赞画家描绘麦杆的技巧，说这幅画赢得很好的评价，还说作者近来从乡村回来了，换句话说，骗局和丑闻根本就不存在。
从此我就成了新闻记者中的头号反面人物，我成了一个中国人需要的“反面教材”，这是毛泽东最爱用的句子。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新闻司的一位副司长花了很长时间跟我抱怨一位优秀的法国同事所发的稿件，我很清楚，那是暗示我要避免同样的错误，后面来的人也同样会被告知要以我为戒。
这就是西方新闻业者和工作方法和中国人的概念之间的鸿沟。同一位副司长，带着同样的痛心和不解告诉我的同事们，他无法理解泰勒先生在中国待了那么长时间，之前还在香港待过，应该了解中国人对任何提及国民党的话是如何敏感，怎么他还会犯这样的错误。我认为他是确实无法理解，对于一个西方记者来说，不管他的报道在政治上会带来什么后果，一个故事总是值得报道的。
这个例子也很好地说明，为什么常驻记者对中国人来说是个麻烦，因为在中国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总会发现一些当权者想隐藏的东西。我怀疑中国方面最喜欢短期记者，哪怕他们是非常有经验也很会挖新闻的。在标准的2个月期间，他们总是走同样的路线，访问同样的工厂和公社，这样就非常不容易看到中国的黑暗面。我相当肯定，如果不是中国人想派他们的记者到我们的首都的话，没有西方记者会被允许住在中国。
几个星期后，中国自动把我的记者证延期了六个月。在那之后，他们对我比较冷淡。但是必须承认，他们对待我还是中规中矩的，我从来没有被以任何方式歧视过，在旅行和其它方面，我受到是与我同事一样的待遇。
采访中国某些地方的申请被拒绝了，我们一直不知道理由是什么，因为中国人总是尽量避免直接了当地拒绝，通常我们会被告知，我们申请的访问“不方便”。
假如我们指责中国官员虚伪，他们会感到很委屈，事实上，对于他们的传统道德来说，虚伪是一个外来的概念。对他们来说，迂回的说话方式是及其客气的一种形式，也是教养的表现--既然没有直接拒绝，双方也就都没有丢面子。
我认为，总的来说，中国人尽量避免直接地说谎--虽然我自己有一两次抓过他们的现行--而更愿意绕圈子。

如果仅仅基于对北京的观察就对中国下结论是错误的，因为北京不能称为典型的中国城市，就像纽约不能称为典型的美国城市一样。而且，象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从东北的哈尔滨到西南的昆明之间的差别，有如伦敦和罗马之间的差别。
记者到一个地方，中国国际旅行社会派人充当翻译和导游，或者是省地政府的官员。有时，他们的词汇让人吃惊。在太原下飞机后，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两个很健壮的官员走过来，他们裹着蓝色的冬季棉大衣，仔细察看之下发现其中一位是女的，经她自我介绍是翻译，她指着另一位说，“这位是鲁先生，他是你在太原的负责人，鲁先生是山西省性交处（Department Of Intercourse）的处长。”开始，没弄明白她到底说什么，我还以为中国终于搞起奥威尔式的性解放了。接下来的三天里，两位官员不离我左右，那位女士的翻译总是冠以“我们的性戏局长说。。。。”，她一定以为我有点傻，因为我总是憋不住笑，但是我始终没有鼓起勇气告诉这个可爱的女士，“交际处”可能是较合适的翻译。
有时，如果记者不注意的话，他可能会被好心的翻译无意之中的笨拙误导。中国的度量习惯于使用“万”，因此翻译中常常会误增（或减）一个零。

中国春节的庆祝，虽然中国人善于利用最少的资源来创造欢乐，但是总让人感觉少了点什么。可能是缺少自发性，因为这个中国最重要的节日看上去有一种奇怪的压抑和循规蹈矩，大街上的人群似乎只是在完成任务而不是兴奋。也可能这仅仅是我个人印象，非常主观，不过我没法不感觉到，北京的春节缺乏节日气氛

在外人看来，这些政府的指示给人的印象是，中国是一个灰色，严肃，没有情趣的地方，统治者至力于禁止哪怕是最简单的享乐。中国老手们晃着他们的脑袋，悼念他们熟悉却一去不返的这片土地：肮脏，腐败，低效率，以及无尽的贫穷--这些都毋庸置疑--但是，同时也充满了生活和色彩，幽默和尊严和一种独特的，在艰难困境中发现欢乐和笑声的决心。
从内部来看，形势比外人所能想象得更复杂，春节可能确实很单调，限制很多，连简单的快乐都受到怀疑。但并不是所有快乐都被禁止，共产党的控制，也不是象外人所说的那么彻底。最主要的，舔着糖葫芦，在天安门广场放飞精巧可爱的风筝的孩子们依然体现出中国人那种独特的从最不起眼的事情中享受快乐的能力。

冬天滑冰场上，几乎总是会有年轻女兵们扎着马尾辫，穿着宽松的卡其军装，红苹果般的脸颊上那美丽的笑容，不知为什么，我在中国看到的最可爱的姑娘大多都在部队里。

在旅游景点走动的很多中国人都带着收音机，他们把收音机放在廉价塑料手提袋里，这种手提袋不管男女，人手一袋。
生活总得继续过下去，但是要发现它，你得在宽广的大街和新盖的公共大楼背后去寻找。必须承认，共产党保留和重修了城门和宫殿，庙宇和宝塔，恰恰是这些建筑，对我来说，正如对马可波罗一样，把北京变成世界上最美妙的城市。仅有老鞑子城（tartar city）的城墙在逐步被拆除，不过这可以看作是出于实际需要。
【新盖建筑的单调乏味】也许这个问题无法解决，但是未来的北京人很可能会对这些建筑师只能展现这么空洞的想象力而感到悲哀。
要真正了解北京，感受她日常生活的韵律，你得避开大街，钻入胡同，那些居民集中的小巷，赋予首都如此丰富多彩的性格，虽然单调又满是尘土，它们构成大街道之间的巨大秘宫，你还能在胡同里看到一些大使馆和政府机关（中国肯定是大国中唯一把外交部设在一条小巷里的国家）

【解读传统】“传统”中国人，精明（cunning，也可以翻译成“狡猾”），保守，有耐心，带点狡诘的幽默

不管外国人在哪里旅行，中国方面总是给他提供最好的食物和住宿，实际上，他不会被允许到条件较差的地方去旅行。
有时，中国人的礼节到了让人不好意思的地步。一次在广州我上了一辆很拥挤的公共汽车，就听年轻的女售票员喝了一声，一半的旅客站起来给我让座--包括三个老人和一些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还有一个看上去已经怀孕8个月的妇女。另一次，某天晚上，我们在太原观看一场演出时迟到了，我的翻译带着我大摇大摆地沿着过道一直走到第一排，他把两个老奶奶赶出最好的座位，看着她们拄着拐杖，迈着小脚艰难地离去，我强烈抗议，但是没用--外国人在中国享受最好的待遇，没说的。
对中国人来说，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他们说，在旧社会，外国势力欺负软弱腐败的中国，通过军队和炮舰豪取强夺，享受特权。今天，一个强大自主的中国主动给外国人提供一些特权，这是独立和内在好礼仪的体现，过去是屈从，今天是骄傲。至少，这是官方的解释，很难得知老百姓是怎么想的。

有时，他们【泰勒接触的中国人】会问我加拿大的情况，虽然我的回答尽量用低调的语言来表达，他们很明显并不相信我说的。任何阅读中国宣传报道的人都会告诉你，大家都知道西方民众生活在贫穷之中，被一小撮统治阶级压迫。在一次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国宴上，一位在纽约留过学的外交部官员声称纽约东城最差的贫民窟代表着整个美国的状况，并坚决不承认美国的很多工人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我接触的导游中的一些人知道加拿大向中国出口大量的小麦，虽然这在中国从来没有报道过。但是当我说，由于这些出口，某些加拿大的农民可以开卡迪拉克，到佛罗里达去渡假，他们说我在说谎。接待一个相当富裕的阿尔伯塔农民代表团的翻译也表现出类似的不理解，他一直称这些阿尔伯塔人为“加拿大贫农”，这让他们感到很好笑。
更令人不安的，还是导游，翻译，和其他可以与外国人接触的中国人当中普遍缺乏的好奇心，尤其是他们同时很骄傲地宣称中国走在人类进步的前列。遭遇如此固步自封的思想，让人既害怕又苦恼，这种固步自封，要么是出于担心说错话被人抓小辫子，要么是出于内在的优越感。对那个问你：“你们什么时候会发生革命啊？”的导游，你能说什么呢？
在狭窄热闹的胡同中，有少数外国人仍然住在四合院里，墙是灰色的石头垒起来的，大红色的门，还有安安静静的院子。夏日的晚上，坐在这样的一个院子里，望着月儿爬上柳树稍，你会突然领悟早年北京居民享受的那份魅力。但即使是这些四合院，外国人也逐渐被迁走了。根据一项报道，外交部长陈毅说，一定要把所有外国人从胡同迁出去，，因为他们向当地居民传播“错误的思想”。不管是有舞会或招待会，好奇的人群都会聚在一个大使馆或外国人的院子外面，望着我们的车子和衣着，就像电影首映仪式上的粉丝一样，看到这些，我到觉得陈部长说得有点道理。
除了少数例外，翻译和教师在他们的谈话中都非常警慎；他们的大多数毕竟都有资产阶级的家庭背景，他们自己也被怀疑。我假设他们必须定期汇报他们与之有接触的外国人的言行。他们也很悲惨，一方面，因为要接待外国人，他们可以不穿宽大的裤子和高领的中山装。男的可以传时髦的西装，女的可以穿旗袍，甚至可以戴首饰。他们的经济情况也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个好翻译一个月可以挣100美元，至少是工厂平均工资的三倍；虽然比较富裕，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精神状态却很贫匮，与社会不协调，怀才不遇，压抑，被浪费了。这个我得强调，是非常主观的印象，因为我一直非常小心，尽量不说让这些人难堪或可能会对他们不利的话，反过来，他们对我说的话也总是非常间接。

有一次，为了从一轮又一轮乏味的“革命戏剧”中换个口味，我在天桥剧场参加了一次法国经典芭蕾舞剧团的表演。至少四分之三的观众是中国人，我知道，其中很多人花了好几个星期时间想办法弄票子，对他们来说，很清楚这是一个有意义又勾起怀旧情绪的一次经历。一部分人穿西式服装，其他人穿中国衣服，都尽量打扮的漂漂亮亮。从他们的那份兴奋，他们的表情，以及他们的举止当中，有某种东西深深地打动了我，也许这是第一次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横截面，这些人，曾经与西方人有密切的接触。看着他们，我感到嫉妒，怨恨，甚至愤怒，因为这样的接触竟然被打断，两种文化的交流现在是如此之贫乏。

除了孤立外国人，中国方面还经常试图把不同的外国人互相分开，在为外交官安排的旅程中，中方尽量不使欧洲人与他们前殖民地的人民相接触，每当“帝国主义分子”与从亚非世界来的人坐在一起，中国人总是感到痛心，大英帝国属下的白人和有色人种的本能上的纽带，总是会让中国人生气。

有证据表明中国人检查发出去的电报。信件也似乎有选择性地被打开过，我的估计是5封里面选一封，这很容易判断，因为信封的封盖被重新封上的时候封的很笨拙，信封背面常常抹得都是胶水。

新侨饭店多语种谈话中常常有一股怨气，因为来的人会发现很多的烦恼。旅游者一般都比较满意，他们在九个开放城市（广东，北京，天津，武汉，南京，上海，杭州，苏州河无锡（在驻中国的外国人中，被称为送牛奶路线（Milk Run））中快速穿梭，通常他们太忙而没有时间去抱怨。
不知是什么原因-东方人对时间的漠然，严重的低效率，或者可能是想教训一下外国人，让他们记住这是谁的地盘--很少商人能高效率地完成他们的交易，与中国国营贸易公司的会见与会见之间常常要隔好多天，期间商人还不敢离开旅馆房间，就怕人不在时来电话，这种感觉就像一名欧洲商人说的：“现在我理解应招女郎的心情了。”
所有在中国的外国人中，非洲人可能是最难过的人群。与很多欧洲人不同，很少非洲人有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中生存的经历，大多数感到被生活的单调和缺乏娱乐所困绕。好多个星期，我在新侨饭店跟一位拿文化奖学金在中国学习几个月的某位非洲人打台球，他是个生命力正旺盛的汉子，极需异性的陪伴。知道在中国这是没法实现的，他提议去南方比如广东作一次文化旅游，中国方面很快答应了，他又提出，在广东时，希望能去香港几天，大吃一惊的中国人说，不可能。我的朋友问，为什么？签证应该没有问题啊。中国人说，啊，是的，但是，您瞧，我们不能保证你在香港的安全。
还有来自另一个非洲国家的那些战士们，他们在武汉的游击战训练学校训练了几个月后来到北京，我的一位同事在去他们大使馆时偶然遇到了这些高大，健壮，绷着脸，又极为厉害的斗士们。闲聊中，他问他们回到自己国家后想作什么，其中一人吼道：“找那个把我们派到这来的人算账！”

 

【该书中照片】

上，远离旅游景点，北京胡同里老人安享生活，下面是北京街头的反美活报剧，应该是表现越南人民打败美军。

上面是游行，下面左边，天安门广场，当外国记者对着自发的游行示威活动的后勤保障工作进行拍照时，一位干部出面阻止。

上，玩耍的儿童，下图，父母上班，爷爷推着简易小车里的孙子到公园玩。

充满时代特征的照片，左上，飒爽英姿五尺枪的女民兵，左下是西安某工厂下班后，工人的政治学习，右，广州郊区半工半读学校兽医在给农民讲牛的解剖知识。

上海附近农村街景，商店门上写着，新新饮食合作商店

上，太原郊区农民用电动打谷机，下，北京商店货物充足，也许不那么奢侈，顾客品尝西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