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Diary 548 --- zt 焦虑的中国

焦虑的中国

2009年4月10参加万科股东会，一位坐我旁边的股东说：“万科到目前为止，按25元的最高价回报有2500倍，复权计算早期股东的成本只有0.01元。如果能新找到这样一只从小到大的股票就好了。”我说：“你应该算错了，万科的回报应该没有这样高。刘元生先生投资400万，高峰期33亿，只有825倍，万科派发的红利刘元生先生有没有再投资，是否参与每次的配股我没查过。但问题在于，即便只有100倍的回报，就算你能找到新的万科，你凭什么就能赚足这100倍或825倍？看简单股价，1993年到1996年，万科从36.7元跌到过3.2元，就算你和刘元生先生同时期买入，如果身处其中你是否会懊悔为什么1993年不在高位卖掉？一个哲学问题是：如果你能高位卖掉，你是否就能再次低位买进，并不理会2001年到2005年万科从16.25元跌到3.12元的情况，如果你两次都能做到高卖低买，那么你只需要也许不到10万，就能赚取比刘元生先生多得多的财富。伟大的企业也会经受风雨，遇到逆境的时候你凭什么坚持？！”

影响企业的因素非常复杂，我想像刘元生先生一样的投资者一定是凤毛麟角，首先、基业长青很难——发现挑战智慧；再者、波段操作诱惑巨大——美丽女妖塞任；第三、“投资心理倒错”扼杀长期投资（见2008年5月8日收藏的投资经典文章——《股市长期定投的神奇定律》）；第四、市场跌宕起伏，世界动荡不安；第五、估值的艰难—模糊的正确与精确的错误；第六、多维规则：标准越多，标的越少；第七、时间越长，不确定性越高；第八、同行业比较充满挑战；第九、跨行业比较对判断力更具挑战性；第十、前景理论(Daniel Kahneman):亏损的痛苦=2.5*赢利的快乐。“守股比守寡还难”！即便企业没问题，但一想到社会宏观方面的变化，就足以让人焦虑了。08年底，遇见了一位学生时代景仰的学者，我们聊起中国的经济及其未来，他说：“他的一个朋友——经济学家，从1988年开始一直都不看好中国经济，看空了20年。中国的问题永远是忧虑中承载着希望......”

2009年3月在张逸民教授的《国际金融》课上，一位同学说：“但斌，你对中国看得太乐观了，我借给你一本书《中国：奇迹的黄昏》看看。”在此之前，刚看完吴晓波先生的《跌荡一百年》。吴晓波先生在书的前言部分说：“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官吏和精英阶层一直致力于国家的重建与民族的复兴。而富有悲剧性的是，每隔30-40年，这一进程就会被外乱或内患所打断，这使得中国的企业史成为一部缺乏传承感的历史。对于中国商业进步的缓慢......我们仅从企业史的视角来进行观察。我们看到的是三个现象：一是意识形态争论对现代化的干扰，二是中央集权观念对国家商业主义的催生，三是传统的轻商和官商文化对新生企业家阶层的影响。让人叹息的是，在洋务运动后的多次经济变革运动中，这三个命题都幽灵般的影随而至，无法摆脱。即便到了百年后的1978年，当中国再度开始经济变革的时候，这三大命题仍然困扰着这个国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直没有跳出一个成长的逻辑圈......中国的商业历史总是不压韵的，粗糙而缺乏修饰，像极了我们坎坷而迷茫的人生......”这本《奇迹的黄昏》也是让人有种特别的焦虑，“中国，将面对怎样的未来？”

吴晓波先生说：“中国的百年历史，其实就是关于革命与改良的选择。让人高兴的是，在刚刚过去的30年里，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完全可以不经由社会和政治革命的途径来完成。在30年的和平崛起中，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没有发生饥荒、国家分裂和民族对立，绝大多数民众是这场改革的获益者，渐进式的思想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共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是中国人民对世界的最大贡献。未来30年，我们需要证明的是，这种渐进式的变革路径和模式有可能给更大范围、更为纵深的中国社会带来新的可能性......”

看艾丽斯.施罗德写的《滚雪球》，印象深刻的是巴菲特家乡奥马哈以及美国70年以来的沧桑巨变，（撇开技术因素）没有美国的今天以及巴菲特对美国的信念，就不可能有巴菲特现今的成就。每个时代的人都可能因事、因境、因人、因物的不同，充满忧虑与希望地面对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中国，将面对怎样的未来？此刻，我们该选择并拥有什么样的信念？
但斌 2009年4月11日夜 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