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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方城之战”——麻将牌

  自十九世纪中叶至今,一个半世纪以来,从大陆到海外华人社会最为流行的游艺和赌博方式首推麻将牌。无论是繁华都市还是穷僻乡村,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围桌而坐,进行着激烈的“方城之战”。在赌博文化中,麻将已经成为无人不知的“国赌”。

  麻将牌又称麻雀牌、马将牌。打麻将又叫“雀戏”。现在流行的麻将分为三门,即“筒”(又称“饼”)、“条”(又称“索”)和“万”,每门都是从一到九各四张,另加“红中”、“发财”、“白板”以及“东、南、西、北”各四张。有的地方还要加上“春、夏、秋、冬”或“梅、兰、竹、菊”等花色,称为“花麻将”。

  从麻将的形制上我们很容易发现,它同马吊牌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马吊牌分为四门,即“文钱”、“索子”、“万贯”和“十万贯”,很明显,“文钱”就是麻将“筒子”的前身,“索子”便是“条子”的前身,“万字”与麻将的“万”除了图案不同,已无什么差别。“文钱”的“空没文”其实就是麻将的“白板”。“半文”(即“枝花”)就是麻将的“发财”。只是多了“十万贯”一门。

  大约在清初,发现了一种马吊牌的变种,是为默和牌。乾隆年间马吊牌逐渐绝迹,默和牌继续风行。它沿袭了马吊的牌式,但去掉了“十万贯”一门,剩下的“文钱”、“索子”和“万贯”一律改为从一到九,另加三种“幺头”。这样,就向麻将牌迈近了一大步。

  默和牌先是每种牌由一张增加为两张,共六十张。后来受骨牌“碰和牌”的影响,又增加到四张,共一百二十张。默和牌的基本打法是四人成局,每人抹十张牌,以三、四张同“门”之牌相连为一副,三张同色之牌也成一副,三副牌俱成者为胜。这与麻将的打法已经很接近了,只是少了麻将打法中的那一对“将牌”。《红楼梦》第四十七回中有一段贾母、薛姨妈、王熙凤等人斗纸牌的文字,有的学者认为她们打的就是默和牌。文中不仅出现了“二饼”这样的麻将牌名,而且她们的打法和技巧术语都与麻将十分相似了,但默和牌仍然是纸牌形式。

  后来,人们又在“饼、索、万”三门之外加进了“东、南、西、北”四种,并把三种“幺头”改为“中、发、白”(又叫“龙、凤、白”),牌的形状材料也仿骨牌改为骨面竹背。这样,一种集纸牌和骨牌的形制、规则于一身的新牌种——麻将牌便产生了。据说,麻将的最终定型是在太平天国军中完成的,徐珂的《清稗类钞》有“叉麻雀”条云:

  粤寇起事,军中用以赌酒,增入简化、索化、万化、天化、王化、东南西北化,盖本伪号也。行之未几,流入宁波,不久而遂普及矣。

  这一传说很可能是附会之辞,不过,麻将牌最初确实流行于浙江的宁波一带,时间也正当清道光、咸丰之际,也就是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

  麻将最初叫做“马将”,有人认为就是“马吊”再增加“东西南北”四张“将”牌而得名(见杜亚泉《博史》)。又称为“麻雀”,则是“马吊”一词的音转,在它的发源地江浙地区,人们称鸟类为“刁”(读去声),可见,“麻雀”即是“马吊”,也可以从语言学上得到证明。至今,广东、香港地区的一些渔民仍然将麻将称为马吊。

  麻将的战术、变化十分复杂有趣,但基本打法却很简单,容易上手。打麻将须四人成局,轮流坐庄,每局开始时,庄家用两粒骰子掷出点子以决定从何处抹牌,然后每人抹牌十三张,庄家多抹一张,以便打出。接着从庄家开始依次打牌、抹牌、吃牌、碰牌,称之为“行张”。先将自己的牌凑成四组零一对者胜,称为“和”。每组牌为三张,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称为“坎”,即三张同色之牌,比如三张“发”、三张“东”或三张“七万”等。另一种叫做“成”,是同一门点数相连的三张,如“三、四、五万”,“七、八、九筒”等等。一副对子也叫做“将牌”。

  由于麻将形制复杂,每副和成的牌也都面目各样,各不相同,按照各种规则和惯例,人们把各种特定的排列组合分为不同的等级,一般称之为“番”,每副牌番数越多,胜者所获也越多,是为“大牌”。常见的大牌有以下几种:一副牌全为一门,称为“清一色”;一副牌里“中、发、白”三种全部成“坎”,叫做“三元会”,“东、西、南、北”四种都成坎或成对的牌,叫做“四风会”;每组牌都有“幺”(一或九),一对将牌也为“幺”,叫做“全幺”。不过,大牌并不常见,通常出现的都是番数较少的杂牌,番的规定各地不尽相同,比较流行的如:将牌为“二、五、八”者有一番;全副牌成坎者为“对对和”,有三到四番;相反,无一组成坎者称为“平和”,也有番;整副牌全无“幺”者称“断幺”,有番,而每组牌者都有“幺”,就是“全幺”了。可见,由于具体组合不同,各种牌都无所谓好牌或坏牌。这就使麻将牌显得复杂多变,趣意十足,引人入胜。

  《清稗类钞》的“赌博类”中抄录了一首“麻雀诗”,现节录如下:

  麻雀何难打,只求实者虚。逢和须要算,死听不为输。三项家家大,双风对对符。自摸清一色,喜煞牧猪奴。今日赢钱局,排排对子招。三元兼四喜,满贯通全幺。花自杠头发,月从海底捞……勒子看人倒,病张摊我拈。四圈输八吊,一客累三家。包子连连吃,头儿屡屡拿。不愁输得苦,明日早来些。

  从诗中记载的当时流行的牌式花色和打牌术语来看,一个多世纪以来流行的麻将打法并未发生重大变化。

  从清朝同治到光绪年间(19世纪70年代),麻将由江浙闽粤沿海地区传到北京、天津地区,随即迅速扩散至全国。由于它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和刺激性,又极易入门,所以很快就得到人们的广泛接受。当时中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就是一位麻将迷。据《清稗类钞》“赌博类”记载:

  孝钦后(慈禧)尝召集诸王福晋、格格博,打麻雀也。庆王(奕劻)两女恒入侍。每发牌,必有宫人立于身后作势,则孝钦辄有中发白诸对,侍赌者辄出以足成之。既成,必出席庆贺,输若干,亦必叩头来孝钦赏收。至累负博进,无可得偿,则跪求司道美缺,所获乃十倍于所负矣。牌以上等象牙制之,阔一寸,长二寸,雕镂精细,见者疑为鬼斧神工也。

  这样的牌局,已不是普遍的赌博或消遣,而是一种变相的行贿受贿。有人说,晚清的吏治已经腐败得无以复加,于此场景中也可见其一斑。

  紫禁城中的太后、妃嫔、福晋、格格喜欢打麻将,紫禁城外的王公贵族、将相大臣、八旗子弟以及遍及中国的官僚、士大夫、商人、市民也大多喜爱此道。无论豪门巨富还是普通人家,平日邀亲朋好友叉叉麻将消遣娱乐,每逢婚丧喜庆更是大开雀局,麻将成了民间极普遍的娱乐活动,也成了赌馆招徕赌客的重要手段。在香港,麻将馆以俱乐部的名义招徕人们打麻将赌博,老板以入场费代替头钱,入息颇丰,而且躲避了禁赌条例的取缔,百余年来一直是香港惟一“合法”的赌博业。其原因之一就是当地官方和民间都认为打麻将是一种传统娱乐,不应该当做赌博加以取缔。

  讲究雅趣的士大夫们对麻将也是“情有独钟”。晚清士大夫的冶游,有“看花”与“看竹”之说,“看花”是狎妓,“看竹”就是打麻将。此说的由来是起于麻将牌的竹背,又寓有苏东坡“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之意,即“不可一日无此君”,其迷恋程度之深,恐怕远胜对于昔日的马吊牌。当时许多的名士如珍妃姊妹的老师文廷式,著名的改良思想家、大才子梁启超等人都酷爱打麻将,梁任公一生又以报人知名,据说他的许多著名社评,都是在麻将桌旁口授而成。

  考察了麻将牌的形成和流行历史,我们可以说,麻将被人称为“国赌”,实在是名下无虚。这不仅在于它的广泛流行,还在于它是千余年来中国主要博戏流派的集合体。这个时期最为流行的骰子、骨牌和纸牌的主要内容和形式都十分巧妙地集于麻将一身,使它至今仍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说,麻将实在是中国古代博戏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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