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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五木思一掷,枭卢叱回旋——樗蒲与五木之戏

  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

  这是杜甫诗《今夕行》的最后两句。诗人在这里借他人豪赌抒自己胸中豪气。他引用的典故出自《晋书》和《南史》,其中包含了中国古代两位著名的赌徒和一场豪赌的故事。

  刘裕和刘毅是东晋末年的两位风云人物,也是著名的赌徒。他们共同打败了篡夺晋朝帝位的桓玄,执掌了朝廷大权。随即,两人之间开始了明争暗斗。一天,二刘聚集众将在东府“掷樗蒲”大赌,每次输赢达数百万钱。众人先掷,都得的是“黑犊”,最后剩下刘毅和刘裕。刘毅先掷,得了一个“雉”,他绕床大笑,说道:“不是不能掷一个‘卢’,我只是不愿这样罢了。”刘裕听了这番大话,很是不以为然,用手把五木搓了许久,对刘毅说:“老兄我替你试一试看。”说罢将五木掷出,其中四子俱黑,剩下一子还在跳转,刘裕大声一喝,那一子应声而定,恰好凑成一个“卢”。刘毅吃了败仗,脸色铁青,过了好一阵才对刘裕说:“我知道你不肯给我这个面子。”后来,刘毅在政治角逐中兵败身亡,刘裕则黄袍加身,当了刘宋的开国皇帝。

  二刘赌博时所采用的樗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流行的博戏。它又名蒲戏,又因为所用的五个投子常用木质制成,故又叫“五木之戏”或简称为“五木”。

  樗蒲最初出现在社会上,大约是西汉的事情。关于它的起源,流行的说法是老子所制。东汉人马融的《樗蒲赋》说:“昔伯阳(即老子)入戎,以斯消忧。”西晋人张华也在他的《博物志》中写道:“老子入胡作樗蒲。”这种附会古人的说法虽然不足为凭,但却值得推敲。他们都没有简单地说是老子创制樗蒲,而是加上一个地点——戎或胡,恐怕也不是毫无根据。我们可以因此做如下猜测,樗蒲原先流行在西域地区,大约在西汉时期随着中西交流而传入中原地区。由于来自西方,于是出现老子入西戎而制樗蒲的说法。

  马融的《樗蒲赋》是关于樗蒲的最早完整记载,从通篇文字来看,当时的樗蒲只是流行于达官贵人和士大夫中间的一种“雅戏”,似乎还没有用来赌博。西晋以后,樗蒲盛行于世,用之于赌博的记载也越来越多。许多著名人物如晋武帝司马炎、宋武帝刘裕、宋孝武帝刘骏、周文帝宇文泰等皇帝和桓温、桓玄、袁耽、温峤、颜师伯、韦睿、王献之等许多权臣、名士都是善于樗蒲的博徒。樗蒲成为两晋南北朝时期最流行的赌博方式。以至人们常常将“蒲”与“博”并称,使“樗蒲”一词同“六博”一样,成为赌博的同义词。

  从汉至唐的数百年间,樗蒲发生过许多变化,大致可以分为行棋的樗蒲和不行棋的樗蒲两种。

  早期的樗蒲都是要行棋的。其具体赛制,现在已经失传。从马融《樗蒲赋》,唐李肇《国史补》,李翱《五木经》,宋程大昌《演繁露》等书的片断记载来看,其博具有子、马、五木等,其博盘上有关、坑、堑等标记。两人对局,每人执六马,有棋子多枚,用五木投彩,依彩行马和打对方的马并通过关、坑、堑,以决胜负。这类樗蒲比较复杂,需排阵布势,掷骰行马,精密计算,见机行事,需要相当的技巧和耗费大量的时间。《世说新语·方正篇》记载了王献之的一段轶事,很能说明问题:

  王子敬(献之)数岁时,尝看门生樗蒲。见有胜负,因曰:“南风不竞。”门生辈轻其小儿,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子敬瞋目曰:“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遂拂衣而去。

  由此可见,这种樗蒲的规则是比较复杂的,外行很不容易看懂。王献之几岁便熟谙此道,自然大出门客们的意料,因此在当时被视为奇事、雅事。另外,王献之自诩樗蒲技艺高明,不在当时的高手名士荀奉倩、刘真长之下,然而竟被门客小看,于是愤然拂衣而去。从这里可以看出樗蒲在东晋南朝士族中流行之普遍,同时也可以看出,樗蒲不仅是士族们赌博的流行方式,其技艺更成为士族们非常看重的“风流通脱”的标志之一。

  行棋的樗蒲玩法复杂,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分出胜负。对于那些缺乏闲情逸致,希图快掷快胜的赌徒来说,就不太适应了。于是,从东晋时期起又出现了一种只依掷五木所出彩数而定输赢,不再行棋的简便赌法,仍沿用了樗蒲之名。此法一出,便盛行于世。本文开头所述刘裕、刘毅在东府聚众大赌就是用的这种方法。自东晋以后,行棋的樗蒲更多地用于游戏娱乐,赌钱还在其次,多流行于讲究“雅趣”的士族之中。而凡是着意于钱财赌博的,无论士族、庶族还是普通百姓,一般都采用不行棋的樗蒲。在北朝,见于记载的樗蒲赌博,全是只掷五木即定输赢。周文帝宇文泰,便酷爱此戏,常常集众将和朝臣掷樗蒲头赌物,以此为乐:

  周文帝曾在同州,与群公宴集,出锦罽及杂绫绢数千段,令众将樗蒲取之,物尽,周文帝又解所服金带,令诸人遍掷,曰:“先得卢者即与之。”群公掷将遍,莫有得者。

  ——《北史·王思政传》

  这种赌法舍弃了樗蒲的枰、矢、马等道具,只剩下五枚投子,任何人只要用手一掷便可参加赌博,所以周文帝可以“命诸人遍掷”。它与后流行千余年而不衰的掷骰子(指正方体骰子)赌博在本质上完全一样,都符合赌博性游戏的简单化和随机性两个特点。那么,它的盛行一时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无论行棋的还是不行棋的樗蒲,掷五木所得的“采”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后世的有关文献对于五木及其组成的彩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宋人程大昌的《樗蒲经》这样记载:

  古惟斫木为子,一具凡五子,故曰五木……五子之形,两头尖锐,中间平广,状似今之杏仁。惟其尖锐,故可转跃,惟其平广,故可镂彩也。凡一子悉为两面,其一面涂黑,黑之上画牛犊,以为之章,犊者,牛子也。一面涂白,白之上即画雉,雉者,野鸡也。

  按郑氏的说法,五木的形状。这种图案可以组成六种不同的排列组合,也就是六种彩。其中全黑为“卢”,是最高的彩。四黑一白为雉,次于卢。二者为贵彩。其余四种即二黑三白,二白三黑,一黑四白,全白,皆称为枭和犍(也就是上文所说的“黑犊”),为恶彩。贵彩胜,恶彩负。

  李肇《唐国史补》和李翱《五木经》的记载,与程大昌所记不尽相同。《唐国史补》云:

  其骰五枚,分上为黑,下为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

  按李肇所言,五木的图案分为四种,即白、黑、黑犊、白雉。如果黑犊和白雉都刻在相同的两枚投子上,就可以掷出十种彩。李肇还记载了十种彩名及其相应的“采数”:

  掷之全黑为卢,其彩十六;二雉三黑为雉,其彩十四;二犊三白为犊,其彩十;全白为白,其彩八。四者贵彩也。开为十二,塞为十一,塔为五,秃为四,撅为三,枭为二。六者杂彩也。贵彩得连掷,得打马,得过关。杂彩则否。

  李翱《五木经》所记与李肇基本相同。只是把贵彩称为“王采”,杂彩称为“甿采”罢了。

  程大昌和二李的说法均可以成立,很可能是两种不同的规则。程氏所记和《晋书·刘毅传》的记载颇为相符,也许就是不行棋的樗蒲规则(也不排除程氏之说是附会《晋书》所记)。而二李之说看来应该属于行棋的樗蒲规则。当然,在古樗蒲实物发现之前,此说只能是一种推论。

  到了唐代,由于双陆和正方体骰子的流行,行棋或不行棋的樗蒲都遭到人们的冷落。到了唐玄宗的时代,会樗蒲的人已如凤毛麟角,所以,杨国忠能因为善樗蒲而入内廷供奉(见《新唐书·杨国忠传》)。到了北宋时期,在文人士大夫和官僚富商之中流行起另一种同樗蒲相似的博戏——打马。“打马爰兴,樗蒲遂废”(李清照《打马图经序》)。于是古老的樗蒲便就此废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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