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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其人其事

  维谦

  使用电脑的人,几乎无人不知“Google”。这个搜索引擎给世界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可是,你可知道,创造Google的人,年仅三十二岁。本文是维谦先生根据海外最新出版的书刊提供的资料,撰写而成。每天使用Google的网民一定会对布林这个人物发生兴趣——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布林这个名字,也许有人觉得陌生。此乃当下炙手可热的Google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如今,Google公司与微软、雅虎等IT业大鳄并驾齐驱,难分伯仲。年仅三十二岁的布林已成为富豪榜中的风云人物。

  十万美元起家

  一九九六年,位于美国硅谷的斯坦福大学网站上出现了一个搜索引擎,它脱胎于BackRub,这个叫做BackRub的网页链接工具,原本是研究生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的一个课题实验。那个为进行搜索所必需、容量为1024G字节的服务器就放在布林的宿舍里。这个搜索引擎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决定网页的排序先后,是看一个文档在其他网页中出现的频率,而不是看某关键词在一个文档中出现的频率。它最大的创新在于,不但可以算出网页被谁链接,还可以找到网页链接的历史记录。在BackRub的基础上,他们继续完善网页数据收集和提取等有关技术,不久,两人又以统计网页搜索技术的PageRank新算法为基础,开发出新的搜索工具,并将其放在大学服务器上供人试用。PageRank技术不仅能搜索出网页信息,最重要的是它能按照网页被访问的次数将搜索结果自动排序。于是,排在前面的就是最需要的文档。这种搜索方式实在是太好用,太方便了,很快连远离斯坦福校园的人也开始使用。至一九九八年夏天,BackRub的日访问量已经高达一万人次以上。搜索服务把整个斯坦福大学通讯流量的一半以上都吃掉了。何况还有关于网络违规行为的指控。原来BackRub无视对大学机密文档的访问限制,将其向所有人开放。于是BackRub面临关掉的危险。“当时我不得不作出选择:要么开始自己的事业,要么继续学业。”后来布林这样说道。在此紧要关头,是太阳微电子公司创始人之一的安迪·贝希托尔斯海姆助了他一臂之力。“这很有意思,”布林正要给安迪讲他的搜索引擎的潜力,安迪打断了他的话,“可是我很忙。你说吧,你们那个公司叫什么名字?”边说边掏出支票本。几分钟后,布林独自一人,手里拿着一张开给尚不存在的Google公司的十万元支票。

  要取出这笔钱,Google公司得马上成立。于是布林和佩奇坐下来,挨个儿给亲戚朋友打电话。一周之后,一九九八年九月七日,Google公司以一百万美元的资本正式注册。为什么叫Google呢?本来起好的名字是googol,意思是像十的一百次方那样无穷无尽。后被误写为google。

  爸爸的最好礼物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布林生于莫斯科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米哈伊尔·布林是个数学家,母亲叶芙根尼娅是工程师。老布林回忆说,他在苏联常常领教明里暗里的对犹太人的歧视。倒不是把他从什么地方赶走,却哪儿都不让他去。他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却上不了研究生,因为党委不推荐。于是老布林只好“私下里”写副博士论文。出国参加学术会议也没有他的份儿,应私人邀请出国却又不知会不会放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苏联开始允许犹太家庭出国定居。老布林因参加数学会议,国外有熟人,于是一九七九年七月,他和家人成为第一批移居国外的人。小布林满六岁时,已经是在美国的土地上了。

  苏联的数学学派受到重视,不久,老布林即在马里兰大学谋得一个教职,妻子则供职于美国航空航天局。全家数奶奶最困难,为了送小孙子上学,她必须去考个驾驶执照,听到这个消息,她差点没晕过去。

  可小布林适应起来却毫无问题。他在学校里觉得有些无聊,因为那里的数学教得很浅。这个学生让老师吃惊:爸爸送了他一台EBM Commodore 64电脑(当时电脑还不大普及),算是九岁生日的礼物,小家伙就开始交打印机打印的家庭作业。奶奶很犯愁:“他脑袋瓜里全是电脑,以后会成什么样子?”小布林在家里补习数学和俄语。

  一九九○年小布林中学毕业,考入爸爸任教的马里兰大学数学系,他提前获得“计算机系统”和“数学”两个专业的学士学位,并获得国家科学研究生奖学基金,这样就免去了他的后顾之忧。小布林来到西海岸帕洛阿尔托市的斯坦福大学,继续他的学业。有些美国大学允许拥有学士学位的学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在学习过程中获得硕士学位。这样一来,大学就可将天才学生“拴在”长期的科研项目上,学生也无须到外面打工挣钱。

  游泳提高班

  布林喜欢数学,却没有任何“迫切的计划”。他所选修的科目让教授们大吃一惊:快艇,舞蹈,体操,游泳……老布林回忆道,有一次他问儿子是否打算上提高班,布林答道:“我已经报了游泳提高班。”因此,当布林和朋友拉里·佩奇创建Google时,父母都觉得很惊奇。

  布林和佩奇是在斯坦福相识的。他们可说是每个问题都吵架。然而对立面相互吸引,不久,布林和佩奇就到了寸步不离,难舍难分的地步。两人的研究课题同在因特网上浩如烟海的文档中搜索信息有关。“我们上网,既不看星占图,也不进聊天室。我们感兴趣的是搜索,是真正影响人们生活的信息。”布林回忆道。

  早在一九九四年,布林就发明了一种超文本语言格式的搜索系统。它自动在花花公子网站上“爬行”,搜寻新的照片,这些照片就到了布林电脑的荧屏服务器上。

  如今两人感兴趣的不是在一个网站上搜索,而是在整个因特网上搜索。一九九六年初,他们为自己反向连接网页排序新算法Pagerank申请了专利。数月之后,新搜索引擎在斯坦福大学网站上开始试运行。两年之后,斯坦福校方就打算关闭这个搜索引擎,因为它已经超越了科研课题的范围。

  于是两人决定将搜索系统出售给一个网络公司。但当时那么多网络公司,却没有一家对单个服务器感兴趣,那些公司更希望通过在线游戏、刊登基金牌价和广告来赚钱。这时,他们的生活中现了手持十万美元支票的安迪·贝希托尔斯海姆。一周之后,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从斯坦福大学搬到一个朋友的车库里,那是Google公司的第一间办公室。

  筹得的全部款项,几乎悉数用于拓展业务,广告几乎未花一分钱。尽管如此,一九九九年初,美国各大报纸都争相报道这个崭新的搜索系统,这个速度最快的搜索引擎的访问量增加了许多倍。顺便说说,Google的搜索不是靠几台功能强大的服务器,靠的是数千台普通的台式电脑。

  搜索网站的知名度已是今非昔比。此后半年,Google便开始盈利。因此二OO四年夏天股票首次上市,Google和布林本人都炙手可热。特别是在股票首次公开募股几乎被取消之后。就在开始拍卖前夕,当时禁止公开表态,布林和佩奇居然接受了《花花公子》的采访。不过,股票配置进行得颇为顺利。一年之后,Google的市值已超过一千亿美元。

  带宠物上班

  新亿万富翁谢尔盖·布林生活上十分简朴。不久前他父亲在接受采访时谈到,布林至今仍然住着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并没有开上与他地位更相称的奔驰车,开的是一辆使用清洁混合燃料的丰田车。他还喜欢光顾旧金山的俄式餐馆,请客人品尝红甜菜汤、饺子和发面煎饼。

  然而,他公司内部的舒适生活则已成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

  星期六,公司员工可以在公司的停车场上打曲棍球。聘有工资不菲的大牌厨师在公司的自助咖啡馆烹制早餐和午餐。办公室里随时可能享用热咖啡和冰箱里的许多饮料。全部免费。顺便说说,Google在这方面借鉴了微软的传统。公司里还有几个按摩师为员工服务。可以带宠物上班,公司里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动物:从猫狗到蟑螂和驯顺的老鼠。最后,还有百分之二十的工作时间归自己支配,可以设计自己的网站,也可以读书。简直是人间天堂。

  在Google工作是很光彩的事情。研究生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始终没有获得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但他们优先录用技术科学博士。如今他们二人兼任公司总裁,硅谷老前辈埃里克·施密特则是Google总经理。

  结婚并不是谢尔盖·布林的近期计划。可以说,他只有一个理想尚未实现。他自己说,想建立这样一个搜索网站,它“确切地知道你要搜索什么,而且所提供的结果正合你的需要。”

  宁波发现又一座大型藏书楼

  以拥有亚洲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天一阁”闻名天下的宁波,又在该市江北区慈城镇发现一座新的藏书楼——“抱珠楼”。宁波市有关文保部门已提出要将“抱珠楼”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据介绍,这幢藏书楼为冯存仁堂的五世孙冯本怀所建。冯本怀是慈溪人,中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家中富有藏书。

  作家冯骥才认为,慈城是一座非常丰厚的中华文化“矿藏”,历代出了五百一十九名进士,其中冯氏家族出了五十六个进士,“抱珠楼”是一个生动的见证,可以从中分析慈城文化兴盛的成因,梳理其文脉。

  聂绀弩晚年二三事

  章诒和

  聂绀弩是谁?许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可是,知道其人者,则对他非常钦佩。聂绀弩在小说、诗歌、杂文、散文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有人称他为继鲁迅之后的第二人。

  《新文学史科》曾出过“聂绀弩专辑”,其中有一篇是章伯钧先生的女儿章诒和撰写的《斯人寂寞——聂绀弩晚年片断》。现摘录几个片断如下,以帮助读者增加几分对聂绀弩的了解——

  《资本论》读了十七遍

  一九七八年年底,我的丈夫从成都来到北京。母亲说:“你们夫妻好不容易团圆了,带些糖果,算是喜糖,一起去看看聂绀弩吧。”

  到了聂绀弩家,很快,我们进入了谈话的正题。正题就是对监狱的认识与感受,这是我和聂绀弩唯一的共同点,恐怕也是唯一的话题。

  听了我的一些介绍后,聂绀弩的目光沉郁,仿佛人类的善良、忧患及苦难都随着目光,流溢而出。他吸烟的时候,嘴唇原是紧闭的。这时却张开了,一股青烟冒出,随即散开,在空中形成淡薄的雾气。他仰着头,看着这飘动的青烟渐渐散去,语调平缓地说:“密告,自古有之,也算个职业了,是由国家机器派生出来的。国家越是专制,密告的数量就越多,质量也越高。人们通常只是去谴责犹大,而放过了残暴的总督。其实,不管犹大是否告密,总督迟早也会对耶稣下手。”

  我们还谈起各自的“犯罪”情况,一对案情,俩人都笑了。原来在我俩的判决书上都有“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罪状。

  我说:“我们的毛病都是太爱说话。”

  我的这句话,聂绀弩有些不受听。气呼呼地说:“祸从口出——这条古训,中国的老百姓谁敢不牢记在心?他老人家不开口则罢,一开口,必是雷霆万钧。我们这个国家什么工作都可以瘫痪,惟独专政机器照样运转。而且,人被戴了帽子,被关押,被劳改,被枪毙,可革命照旧进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也算是社会特色和特征吧。”

  “聂伯伯,‘文革’中我的父亲也说过类似的话。”

  “你的父亲是先知先觉,你的母亲是大慈大悲。你虽受了父母的连累,但你该为他们自豪。”

  我问起他狱中生活。他告诉我,自己有书看,还能写东西,处境比我好。

  “聂伯伯,你看些什么书?”

  “主要是看《资本论》,一遍一遍地看,一直看到被放出来。说来你也许不信,我一共读了十七遍。读《The Capital》,有鱼跃于渊之乐。”

  我大为吃惊:“天哪!你该不是把《资本论》当成了《圣经》吧?”

  “算你说对了。”他有些兴奋,好像很欣赏我的这个比喻:“我就是把它当作《圣经》,其实,《资本论》也像《圣经》。”

  “为什么?”

  “因为它是从哲学的观点出发的;又因为它写出了真理;还因为它的文笔。‘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弱都无济于事。’小愚,你说这段话像不像《圣经》?你说马克思的文笔好不好?《资本论》当然是论述经济问题与规律的,但它把权力、选举等政治因素概括进来,又涉及思想、舆论、信仰、情感等精神事物。分开来读,每个部分都说得很明晰;合起来看,整部书又非常完整。这个特点不也很像《圣经》吗?中国人当共产党,有几个人读了《资本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共产党员,为什么要参加革命?原因分析起来,不外乎两个。一部分人是为了寻找个人出路;另一部分人是出于对当地政府或顶头上司的不满。怀着这样的动机,哪里需要《资本论》?从前的我,也是不看这种书的。”聂绀弩又赞叹道:“《资本论》可是好文章呀!在山西写下的读书笔记,有几大本。可惜,让他们(指监狱管理人员)都拿了去。”

  “聂伯伯,你读《资本论》十七遍之后,有什么感想?”

  “最大感想就是怀疑理想。”

  我说:“父亲讲,读马(克思)恩(格斯)要看德文版的。一九六O、一九六一年的时候,提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核心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父亲听了怒不可遏,说:‘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叫混蛋逻辑。’话的尖锐以及声音之大,把我和妈妈都吓呆了。他很反感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父亲认为,想用一种理论囊括所有的事物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没有的。他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本质是书生,学者。马克思主义是学术性质的,中国文人说法叫书生之见。只是后来的列宁、斯大林和再后来的毛泽东,把它完全政治化、而且当作了工具使用。谁读了德文本的马恩全集,谁就能把这些荒谬矫正过来。”

  “你父亲说的是内行话。”

  参加第四次文代会

  一九七九年的十月,在北京举行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十分紧张。几乎所有的作家艺术家,都要求参加。老的,要借此恢复名誉;新的,要正式登台亮相。总之,能成为一名代表简直就是粉碎“四人帮”后,重新进入文坛艺苑的身份确认及社会认可。许多人为此四处奔走,八方联络,各显神通。那时负责大会组织工作的林默涵家里的电话,铃声不断。

  对此,聂绀弩表现得十分冷淡。聂绀弩夫人周颖对我母亲说:“老聂说了,这种会参不参加两可。倒是别人比他自己还要关心这件事。”文代会开幕前夕,母亲接到周颖电话,说:“我们老聂正式接到开会的通知了。”

  文代会结束以后,周颖来我家聊天。母亲问:“老聂认为文代会开得怎么样?”

  “咳,他压根儿就没去会场,所有的工夫都拿来会友,聊天。他的房间从早到晚客人川流不息,连门都关不上。来的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反正都是别人来看他。他自己不出门,一个都不去拜访。这次大会最出风头的是萧军,人也活跃,会上发言说自己是‘出土文物’。有人劝老聂讲几句。他不干,私底下说:‘别看都是文人,可文坛自来就是一个小朝廷,不歇风雨。’又说,‘如果这个文代会能计算出自建国以来,我们的领袖为歌颂领袖,我们的党为歌颂党,花了多少钱?再计算一下从批判《武训传》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思想言论丢了多少条命?该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人在黑暗中才能看清现实,聂绀弩看清了现实。看看那张沧桑的脸,便知道他是把一切都看清了,也记下了。我能想象出聂绀弩说这话的神情——笑眯眯的,带着一点调侃。这讥讽的神情和轻描淡写式的语气,使我透过文学帷幕感受到他对现实的基本态度——一个服从社会背后掩盖着的不服从。正是这样一个“不服从”的灵魂,让聂绀弩在一个要求“向前看”的场合发出“向后看”的呼吁,在和谐的乐章里弹奏出非和谐音符来。

  《散宜生诗》的出版

  一九八二年初,聂绀弩的诗集《散宜生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聂绀弩立即托陈凤兮送来诗集。

  我不懂什么叫散宜生?问陈凤兮。

  陈凤兮说:“我也不太懂。可老聂说了,就是要人家看不大懂。散宜生本是西周一个大臣的名字,绀弩借用它,是取‘散’和‘宜’两个字,表明自己的一生的散放状态。”

  我觉得聂绀弩是个淡泊名利的人,但不属于张伯驹那种文人墨客的散淡从容。他的精神和情感始终关注着国家、社会。就是押在大牢,也从未放弃这种关注。聂绀弩去世之前,给《人民日报》写的一篇杂文是对“盲流”现象的议论:担心农民进城后土地被荒芜,忧虑进城后的农民没有房子住。既优患于生存,更忧患于灵魂——他的诗作所具有的真实而深刻的品质,源于此。他的愤悱及怨谤,也源于此。

  《散宜生诗》很快轰动了文坛,文学界兴奋,批评家颂扬。颂扬之语传到聂绀弩耳朵里,他笑笑罢了。

  一天,某知名度颇高的作家读了诗集后,登门拜访。寒暄了几句,便谈起了“散宜生”,遂问:“老聂,拜读大作,佩服之至。不过我还想问问,你是怎么找到乔木,请他作序的?”

  霎时间急雨骤至,黑云飞扬。忿极的聂绀弩倚案而立,怒气冲口而出,厉声切齿道:“妈的个,我的书本来是好好的,就叫那篇序搞坏了!”

  主人盛怒,令难堪的来客默然而退。聂绀弩愈到晚近,其刚烈之气愈为显扬,他对腐朽、污秽、庸俗的事物,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与愤怒。

  说句公道话,懂诗也写诗的胡乔木是打心眼儿里欣赏聂绀弩的。“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史诗上独一无二的。”我截取的《散宜生诗·序》里的这段话,足以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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