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教育思想论析

第六章 主张男女平等的女子教育思想

　　蔡元培毕生提倡男女平等，尊重女性，重视并倡导普及女子教育，强调“女子不学，无以自立”。主张男女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是他的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显著特色。他关于女子教育的论述和实践，对于批判歧视妇女的封建旧习，转变旧的教育观念，以及在我国近代教育中确立男女平权的地位，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女子不学，无以自立”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成为禁锢女性的精神枷锁，“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陋见严重压抑和摧残了女性的聪明才智。长期以来，女性是作为男性的附属物而活着，成为扼杀人性的封建祭台上的牺牲品。随着风起云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尊重女权、男女平等的要求开始被提上了日程。应当说，蔡元培是近代中国倡导女子解放、女子教育的一位重要的先觉者和实践者。

　　蔡元培早年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时，就反对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旧习，痛恨封建制度加给女性的深重压迫，主张男女平等。他关于女子解放、女子教育的思想，一方面，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民主精华中吸取养料，如他年轻时就喜读俞正燮关于抨击封建礼教，反对男尊女卑的文著，直到晚年他还回忆说：“自《易经》时代以至清儒朴学时代，都守男尊女卑的成见，即偶有一二文人，稍稍为女子鸣不平，总也含有玩弄等的意味，俞先生作《女子称谓贵重》、《姬姨》、《娣姒义》、《妒非女人恶德论》、《女》等篇，从各方面证明男女平等的理想。……我至今还觉得有表彰的必要。”另一方面，也受到欧美女权运动的影响，他曾说，在欧美国家，“他们看了自己的人格同对方的人格，都非常尊重。而且为矫正从前轻视妇女的恶习，交际上男子尤特别尊重女子，断不敢稍有轻率的举动。……近来女权发展，又经了欧洲的大战争，从前男子的职业，一大半都靠女子来担任。此后男女间互助的关系，无论在何等方面，必与单纯男子方面或单纯女子方面一样”。他认为这是值得效法的。正是这样，蔡元培认为，中国社会要有大改革，则女权必须扩张；占有半数的女胞获得平等地位以后，国力将增加一倍。他从决绝仕途从事教育救国之日起，就首先把教育普及与实行男女平等联系起来，强调“女子不学，则无以自立”；“欲令人人受教育，自当以女学为最重要之事”。

　　蔡元培投身教育事业之月起，就针对“我国女学之不讲久矣”的状况，多方面地恺切分析了“女子不学”而给本人、家庭、子女乃至社会和国家带来的种种弊端和危害，呼吁社会重视女子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他对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女子受教育是使女子自立、实现男女平等的重要途径。蔡元培认为，过去女子在家庭和社会没有地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无以自立。他指出：“女子不学，则无以自立，而一切依男子以生存，至乃不惜娇柔涂泽，以求容于男子。”正是这种依赖性使女性失去独立的人格，“无可自恃”，“于是不自主而有妾媵之制，于是不自重而有女闾之业”，种种丑恶的社会现象得以滋生。他所说的“自立”，就是“自己有一定之职业，以自谋生活”。女子有了独立的生活能力，就能争取到相应的家庭和社会地位。蔡元培认为，只要使女子有受教育的权利，女子就会同男子一样有自立的能力。人类初始由于自然分工的不同，使之男子主外，女子主内，造成权利的不平等，而现代社会不再依据这种自然分工，“今之世界，女子职业可与男子相同，故权利亦可相同”。他从“男女皆人”的观点出发，反对尊卑、强弱之分，肯定女子有强于男子的地方。所以他从事民主革命时就指出：“革命精神之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这样，就把教育与实现女子自立和男女平等联系起来。

　　其次，从母性的特殊作用考虑，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蔡元培认为，女性负有养育下一代的责任，他说：“人之受教育，当自小儿时起，而小儿受母亲之教，比之受父亲之教为多。”“与小儿周旋之人，未有比母亲长久而亲热者。苟母亲无学问，则小儿之危险何如乎？”他还说：“孩提时处处受母亲影响，此时染成恶习惯，他时改之最难。”推而论之，他还论述了母体胎教的重要性，他说，推本穷源胎教亦不可忽视，古时候我国就已十分重视胎教，“女子当怀孕时，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口不出傲言，立必正，坐必端。何也？如孕时有不正之举动，则小儿受其影响，他年为不正之人，即由于此。”“苟女子无教育，则小儿在胎内时，为母体所范围，虽欲避免不良之影响，其道末由。”在蔡元培看来，女子不学，粗俗而无礼，必将影响后代的身心健康成长，并把这看作是“种性所以蘼恭，而政俗之所以腐败”的一个原因。当然，这个观点包含有唯心的成分，但把幼儿教育同民族的强盛联系起来，是很有意义的。所以，蔡元培认为，女子不学，“害于人种尤巨，遗传也，胎教也，蒙养也。”

　　再次，女子接受教育，能够发挥占人口半数的女性对国家的贡献。蔡元培不仅从权利的角度说明女子教育的重要性，而且也从“人类实为义务而生存”的观点出发，阐述通过教育使女子自立而参加国家建设的必要性。他认为，女性占国民的半数，同男子有同样的聪明才智和能力，同样担负着对社会应尽的义务。1912年5月13日，他在参议院发表演说就指出：“人人受同等教育，即权力义务之思想亦无不同等。男子与女子同系国民，所谓男国民女国民是也。诸君于议定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时，于女子似不必加以限制。”这既是为女子争取受教育的权利，也是争取提高女子的社会地位。在他看来，通过女子教育，就能使她们成为增加社会生产、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蔡元培强调女子教育与实现男女平等之间的关系，但这绝不等于说女子在未受教育情况下就不要保证和提高女性的地位。1922年10月14日，他当面反驳时任北京政府总统的黎元洪提出“女子此时程度尚低，似不足以语参政”的谬见，他说：“女子参政问题，不宜问程度够不够，宜问此事该不该。如果女子应参政，自当予以参政权，即使程度有不足，则教育未始不足以补救之，万不能因今日女子程度不够，而此权利即可靳而不予也。”

　　总之，蔡元培多方面论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为女子争取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他强调“正本清源，自女学堂始”，“苟以教育为重要，岂可不以女学为重要乎？”

　　二、“养成完全人格，男女一也”

　　蔡元培是在男女平等这一基本主张上，倡导女子教育，并且在办学方针上也要求男女如一，都以养成“完全人格”为目的。这就为近代女子教育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

　　我国近代的女子学堂始于晚清，限于当时的条件，成绩甚微，特别是办学方针多取贤妻良母主义。如维新派梁启超提倡女子教育，批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谬论，但其办学宗旨也是强调“贤妻良母”教育的重要，认为妻贤可以令夫“贤”，母良可以使儿“良”。这就是他所主张的“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这在当时虽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还没有突破女子对男子的依赖关系。

　　蔡元培并不一般地反对贤妻良母主义，但反对在教育上单纯的贤妻良母取向。他说：

　　女子教育，有主张养成良母贤妻者，有不主张养成良母贤妻者。以余论之，贤母良妻亦甚紧要。有良妻则可令丈夫成好丈夫，有贤母可令子女成贤子女，是贤母良妻亦大有益于世界。若谓贤母良妻为不善，岂不贤不良反为善乎？然必谓女子之事，但以贤母良妻为限，是又不通之论也。

　　这确是辩证的、很有见地的分析，又明确表明他不赞成以养成良母贤妻作为女子教育的宗旨和取向。

　　1902年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就是以培育反清革命精神和革命人才为宗旨，明确表示：“并不取贤母良妻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民国建立以后，情况已不同于反清革命时期，这时他明确提出女子应同男子受同样的教育，都应以“养成健全人格”为目标。他说：“至民国成立，改革之目的已达，如病已医愈，不再有死亡之忧。则欲副爱国之名称，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成完全之人格，盖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造成完全人格，使国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谓爱国矣。完全人格，男女一也。”把养成完全人格同国家强盛的爱国理想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蔡元培所主张的要为共和培养人才。

　　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是蔡元培教育宗旨的集中体现，而德、智、体、美是具有健全人格的人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1917年1月15日，蔡元培在《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中，提到女子方面养成完全人格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首在体育。他提到中国女子的弱点，“旧俗每为妇女缠足，不许擅自出门行走，终日幽居，不使运动，久之性格自变为懦弱”，“光阴每日消磨于装饰中，且养成做事非依赖男人不可。假如没有男人可依靠，虽然是小事亦望而生畏，倘不幸地方有战争之事，敌兵尚未至，畏而自尽者比比矣，又安望其抵抗哉”。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在体育，体育最要之事为运动”。他认为，每种运动，对于身体有特殊的效力；而运动的种种规则，又可以养成勇敢、正直、服善、爱群诸美德。在他看来，先有健全的体魄，才能有健全的思想和事业，女子也才会有自卫和抗击暴力的能力。他赞赏爱国女学校“有体育专修科，不特各科完备，且于拳术尤为注意”。他认为拳术最适合女性自卫，希望诸生努力练习，切勿间断；即使毕业后任别种事业，亦望“时时练习”，因为“此等技术，不练则荒，久练亦熟，获益非浅鲜也”。殷切之情，溢于言表。

　　次在智育。蔡元培认为，“世界将来之趋势，男女权力为相同”。因此，男女应接受同样的教育。在智育方面，他主张受教育者要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基础和扎实的基本技能，要有科学的头脑和研究精神，具备不断拓宽知识的能力。他在爱国女学校的演说中，认为智育属于精神方面，女子只有重视智育，并学会运用，才会使精神发达，心思细密，处世精详。他指出：“习练此心思使之细密，则有赖于科学。”蔡元培在这里所说的科学，主要是指科学技术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传授。他以学习算学为例，认为这既可以增知识，又可以使脑力反复运用，入于精细详审一途。“研究之功夫既深，则于处事时，亦须将前一事与后一事比较一番，孰优孰劣，了然于胸，而知识亦从比较而日广矣。”他认为，精究科学者的智慧所以胜于普通人，是因为经过这种科学的训练而使自己脑筋灵敏。他以此激励女子掌握科学知识和技能。

　　蔡元培还从女性的生理特点出发，提出女子求知宜专诚学一事的观点。他说：“女子当求学之时，即须自己想定专诚学一事，如专诚学教育，专诚学科学、美术、实业均可。”他还说：“女子之职业，不宜为裁判官，因女子感情易动，近于慈爱，故遇应受责罚之人，亦或以其可怜而赦之。算学、伦理学亦不宜。而哲学、文学、美术学最相宜。”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但他的思想并不绝对化，他认为，“今可察世界之趋势，不必限定，各自分趋，他日之成就，定可与男子同。”后来他又说：“凡男子所能做的，女子也都能做。”“不论何等工作，只要于生理上心理上相宜的，都可以自由选择，都可以让他们共同操作。”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

　　再为德育。蔡元培指出：“德育是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他认为，由于女子长期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而无法自立，囿于一个家庭的狭小圈子里，这就造成了女子品德上的许多弱点。如依赖性，“心中思虑无他途，惟有衣服必求鲜艳，装饰必求美丽”；虚荣心，喜攀附达官贵人，以至眼势利；狭隘性，喜计较琐事，目光短浅，心胸狭窄；等等。这说明强调德育的重要性。但他认为，女子缺点固多，而优点亦不少，如慈善事业，恻隐之心，女子胜于男子。因此，只要正确施教，定能养成完全之人格。在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中，美育也属于德育的范畴。他认为，美育可以陶冶人的感情，使人有高尚纯洁的习惯，可以泯灭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培育积极向上、勇敢活泼之精神，他强调美育可以培养个人丰富的感情，达到互助、互爱的境界，有助于道德心的养成。所以在女子德育中也包含美感教育的丰富内容。

　　蔡元培以德、智、体、美诸育养成完全人格的教育思想，对于培养女子自信、自立、自尊、自强，发挥女性在家庭、社会和国家中的作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倡导并实施男女同校

　　蔡元培为普及女子教育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他在民国初年就支持创办新式的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和女子实业学校；另一方面，大力倡导男女同校，民国初年他任教育总长时就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以国家法规形式确定“初等小学校，可以男女同校”，开始在全国推行。1917年12月创办的北京孔德学校，蔡元培被推为校长。孔德学校学生以北京大学教员的子女为主，采取男女兼收的办法。特别是1920年春他在北京大学开始招收女生入学，开创了我国国立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

　　在当时的社会，那种所谓“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七岁不同席”一类的封建礼教观念，仍然十分顽固。民国初年实行新制后，虽然初等小学实现了男女同校，高等小学则往往就无法实行。而女子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本来就很少，自然更谈不到男女同校了。五四以前，全国为女子设立的高等学校，仅有教会办的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又称燕京女子大学，后合并于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和福州华南女子大学三处。北京女子师范虽在1917年开办国文专修科一班，1918年又开办过手工图画专修科一班，但直到1919年4月23日始正式命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这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一所国立女子高等学校。这时北京高等师范分男女两校，彼此防备，门禁森严。据许德珩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五四前夕，为了串联女同学一起参加五四运动，我和另外几个男同学去女子高等师范，在一间很大的屋子里，两个女同学代表接待我们，还有一个女学监。房间大，距离远，说话声音小了听不清，大了又不礼貌，好多话还要请中间的女学监传达才行。这就是当时男女同学间的情况。”

　　对于这种情况，蔡元培极为不满。他积极呼吁男女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并努力创造条件使大学实现男女同校。1919年3月在天津青年会的讲演中，他就指出：“言女子教育，则高等学校既不许男女同校，又不为女子特设，视各国战前之教育尚远不逮。然则既受此次大战之教训，鉴于各国教育之革新，宜如何奋勉耶？”他十分痛心这种落后状态，勉励革新。同月15日，他在北京青年会又作了题为“贫民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的讲演，进一步提出破除男女界限，矫正轻视女子的恶习，尊重妇女的人格，平等互助；强调随着女权的发展，男女社交公开，权利平等，已成为世界的进步潮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里还能严守从前男女的界限，逆这世界大潮流么？”在这个讲演中，他已有在大学试验男女同校的打算。五四运动后，社会改造的呼声很高，进步舆论界纷纷要求大学开放女禁。但各大学还不敢向教育部提议，因为一提议必通不过。早在1918年底，教育部在给北大的公函中就声称：“国立学校为社会视听所系，所有女生旁听办法，务须格外慎重，以免发生弊端，至于女学前途，转兹障碍。”蔡元培则认为，“其实学制上并没有专收男生的明文；如招考时有女生来报名，可即著录；如考试及格，可准其就学；请从北大始。”这个意思，他在同上海《中华新报》旅京记者的谈话中，作了公开的说明。他在谈话中说：“大学之开女禁问题，则予以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规程，对于大学学生，本无限于男生之规定，如选举法中之选举权者。且稽诸欧美各国，无不男女并收，故予以为无开女禁与否之问题。即如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报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这个谈话，在这家报纸1920年1月1日的新年号上刊登了。这就公开向社会表示北大可以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这在当时封建礼教仍然严重束缚人们思想的社会里，无疑是一个很勇敢的号召。在这里，蔡元培使用的方法也很巧妙，他利用教育部规定的学制并没有专收男生这一条，来实现男女同校的革新；这样就绕过向教育部提议必遭拒绝的障碍，造成既成事实，迫使顽固的教育当局不得不承认。后来有人责难说：“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他就据理回答：“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上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使对方无话可说。

　　在五四以前，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少数知识女性也开始发出了要求妇女解放的呼声。1919年4月，甘肃省有一位名叫邓春兰的女学生，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要求允许女子进大学读书。她在信中说：“我国数千年皆沿防隔内外之陋习，欲一旦冲决藩篱，实行男女接席共事，阻力必多，且女子无能力，何堪任事。是故万事平等，俱应以教育平等为基础。”她对蔡元培提倡男女平等寄托着希望：“先生任教育总长宣布政见于参议院，曾一及之，乃如昙花一现，遂无人过问矣。今阅贵校日刊，知先生在贫儿院演说，仍主张男女平等。然则我辈欲要求于国立大学增女生席，不于此时，更待何时？”表示愿负笈入京，“为全国女子开一先例”。但由于长期以来女子受到社会的歧视，即使是这位勇敢的女学生也没有提出直接进大学的要求，只是希望能到北大补习班学习；而补习班是北大专为那些没有考取的学生办的。这封信寄到北京的时候，恰好五四运动发生，蔡元培离京出走，所以没有结果。六月，邓春兰又在京沪各报刊登了她写的一封征求同志、呼吁大学开女禁的信。这引起了进步舆论界的重视。《少年中国》在这一年8月专门出了一期妇女号的特刊，讨论妇女解放问题，并转载了邓春兰的信。许多人在撰写的文章中，都把女子教育问题提到了突出的地位。不久，蔡元培关于大学不禁女生的谈话公开发表了。1920年2月，江苏籍学生王兰向北大提出入学请求。由于这时招收新生的考期已过，学校遂同意她入学旁听；两天之后，她便到校听讲，成为北大第一个女学生。随后又有奚浈、查晓园报名入校旁听。于是，援例请求的，“日必数起”。这一年春北大先后招收了九位女学生（旁听），她们成为我国国立大学最早一批实现男女同校的女大学生。1920年3月11日，《北京大学日刊》为此专门发了“本校女生”消息，作了详细介绍：本校自允女生入学以来，各处函询入学资格而欲来者，日必数起其已经得许入学旁听者，文科有九人：

　　王兰 江苏无锡 20岁 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杨寿壁 贵州贵阳 19岁 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赵懋云 四川南溪 28岁 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赵懋华 四川南溪 23岁 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邓春兰 甘肃循化 22岁 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奚浈 江苏南汇 21岁 英文系一年级旁听

　　查晓园 浙江海宁 21岁 英文系一年级旁听

　　韩恂华 天津 21岁 哲学系一年级旁听

　　程勤若 安徽歙县 26岁 国文系一年级旁听

　　从1920年秋季起，正式招收女生，录取了九名女生。

　　蔡元培的这一进步措施，得到了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1920年2月27日出版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九号），就以“女子共学的先声”为题，报道了招收女生的消息：“男女共学已为国内学者多数的主张，本校即先行开放，以为各校倡。但因未得教育部许可，暂时不招正科生，只设女生旁听席，即有王兰、奚浈、查晓园三位女士入本校旁听。现在还有许多来报名的，闻今年秋季招生起兼收女生云。”《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十号（3月7日）又在封面刊登了最先入校的查晓园、奚浈、王兰三位女生的照片，并加了“本校开放第一次的女同学”的标题。

　　北大作为国立大学最早实现男女同校，这是我国大学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这个成就是蔡元培积极倡导和勇于革新的结果，同时它也反映了五四时期新思潮的深刻影响。第一个进入北大的女生王兰，曾这样叙述她的思想变化：

　　这时正是新思潮发展的时候，我的弟弟在北大念书，常把些新思潮的杂志带给我看，或者把新思潮的根本道理讲给我听，我从此以后，脑筋里便渐渐的添了些新思想，以前的旧思想逐渐减少，从前的旧生活也就逐渐觉得否认起来了。我入北大的动机实在很早，并非从新思想输入后才发端的。不过往前那种想入北大的心，只是因为男女教育太不平等，才激起的反动而已。直到新思想输入后，这种观念才算到成熟的日子。

　　实行男女同校是对旧礼教的一次大冲击，它势必引起封建卫道者的恐惧和仇视。这一年4月，教育部在给北大的公函中又重弹老调，称：“旁听办法虽与招正科学生不同。唯国立学校为社会视听所系，所有女生旁听办法，务须格外慎重，……”军阀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也为此对北大进行所谓的“告诫”。而这时控制北京政府的直奉两系军阀，对蔡元培极为不满，男女共校问题也竟然成为他们对他进行迫害的一个口实。

　　但是，男女同校一经北大首倡，逐渐酿成潮流，全国各地学校纷起仿效。如上海、南京、广州、山西、福建等地的公私立大学，都开始陆续招收女生。这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在北大男女同校的影响下，燕京大学男女两校准备合并，在他们召开的男女两校联欢会上，蔡元培被邀请作为男校代表致辞。蔡元培在讲演时风趣地说：“秩序单上却派我作北京男校的代表，我要说句笑话，我似乎不好承认。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几个关系的学校，都不是专收男生的。如在法文专修馆，我是挂名的馆长；馆中有女生两人。在孔德学校，我是挂名的校长；校中一百多学生，女生比男生占多数。我所专任的是国立北京大学，现在也有女生九人。这几个学校，可以叫作男校么？”为了尊重主人，他还是代表北京男校致了祝贺之忱，但他仍借此机会重申男女同校的主张：“从前常常有人来问：‘大学几时开女禁？’我就说：‘大学本来没有女禁。欧美各国大学没有不招女生的。我国教育部所定的大学规程，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不过以前中学毕业的女生，并不来要求，我们自然没有去招寻女生的理；要是招考期间，有女生来考，我们自然准考。考了程度适合，我们当然准入预科。以前没有禁，现在也没有开禁的事。’那时考期已过，有各处女生要求到校旁听，我们审查资格后，允许旁听的已有九人。今年暑假招考，如有女生来应试，一定照男生一样办理。所以我的本意，似乎不必有男校女校的分别。”

　　当然，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实现男女同校是很困难的。据有人统计，到1923年，北大男女生总数为2246人，其中女生仅11人，而全国这一年有女生的专科学校也仅占全国专科学校总数的1/3.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蔡元培在古老的中国，在北大实行男女同校革新的重大意义。难怪后来有人向一位日本女教育家介绍蔡元培首创男女同校的情景时，这位女教育家不胜感动，流着眼泪说：“日本没有贤明的人作同样的提倡，使我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