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MOOK（第五卷）

金戈铁马两河间

　　◎ 萧文泉

　　在许多地方，地名常常就包含了整个一部历史：有的地方一个地名经千年而不变，有的地方的地名历经变更，地还是这块地，每个不同的名字指向了一段迥然不同的经历，讲述了在这地上演出的不同的戏目。今天的伊拉克，过去称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语里两河间的意思；今天的电视新闻里常听到伊拉克的巴什拉、摩苏尔、纳杰夫、卡拉舍卡这样的名字，总是和自杀炸弹的无辜受害者的尸首堆相连；过去这同样的土地上用的名字是苏美尔、乌尔、尼尼微、亚述、巴比伦，提示的是辉煌的文明和强盛的帝业。或许只有这些地名依傍的那两条大河的名字没有变，也似乎只有在伊拉克干旱燥热的土地上静静流淌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把过去和现在连接了起来，使人能够确信，五千多年间的辉煌和沉沦是发生在同一块土地上。

　　参观西方大博物馆的人没有不对美索不达米亚的灿烂古文明惊叹不已的，但是同样令人惊异的是，西方只有到了很晚近了才刚刚知道美索不达米亚的这些古文明的存在。在很长的时间里，这段重要的历史一直是西方人知识的空白点，想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对西方文明的血缘关系，这个空白就显得有点不寻常。当然，历史学的发展需要条件，考古学的进步也是不久前的事，湮没在历史深处的西亚上古史是不那么容易发掘的。但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古史会被湮没，这事本身就值得深思。借用弗洛依德关于记忆缺失的理论来分析，西方人过去对美索不达米亚古史的漠视本身是意味深长。

　　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三日，大不列颠博物馆的一位名叫乔治·史密斯的助理研究员在伦敦的圣经考古协会的会场上宣读了他的论文，论文的主要内容是公布他解读的发掘自美索不达米亚的一块泥版书上的文字。济济一堂的听众里不仅有协会的会员，还有许多伦敦的名流。随着演讲的进行，听众们显得越来越惊愕。演讲以后的几天里，据当时《纽约时报》驻伦敦记者的报道，整个伦敦都弥漫着一种激动不安的气氛。史密斯到底在那片古老的泥版上读到了些什么了呢？原来他发现《圣经》上记载的洪水的故事有它的源头，美索不达米亚的一部更古老的史诗里早就有了几乎一样的洪水的故事。对于当时所有的基督教徒们，这都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这个发现的含义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圣经》原来不是什么天授神言，而是一个传布有序的历史传说，并还是传自于域外的异端文化。

　　西方文化是个有历史感的文化，它也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渊源。西方人认同于他们文化的两个来源：来自希伯莱文化的《圣经》传统和来自希腊文化的传统。如果在这两个传统的范围里探索《圣经》的来历，那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美索不达米亚则不同。无论是在《圣经》的记载里还是在古希腊的经典中，两河流域上的历史遗迹都是他者的形象。当发现自身的文化和苏美尔及巴比伦有着血肉缘分时，西方人不免会有矛盾心情，其认同的热情也燃烧不起来。

　　然而，西方文化的根确实是滋长在两河间的沃土里。史密斯公布的那段文字实际上是在现在的伊拉克摩苏尔地区发掘出来的十二块泥版的第十一块上的内容，他选择首先披露这块泥版是因为它上面记载的故事大家太熟悉了，只是主角的名字不一样，不叫诺亚而叫乌塔纳比什提姆。天神厌烦了太多的人，决定发动大水消灭整个人类，但是同情人类的智慧之神艾阿把这个计划告诉了乌塔纳比什提姆，建议他拆了房子造一条船，并把各种动物都带一对到船上去。六天七夜的暴雨洪水后，乌塔纳比什提姆放飞了一个鸽子去寻找露出水面的陆地，然后把船停靠上了一座山峰上。不需要什么想象力或比较工夫，谁都会看出这就是《圣经》里的洪水和诺亚方舟的故事，两者的相同之处是如此的多，肯定不是巧合而必然有个继承关系。

　　史密斯所解读的泥版是从亚述国王阿述巴尼巴尔的王家图书馆里发掘出来的，阿述巴尼巴尔在位的时期约是公元前七世纪前后，他建立的图书馆尽管是相当古老了，但还是没有比《圣经》的年代更早多少，大多专家认为《圣经》也是在公元前七世纪时编写的。这样算来未必一定能说是《圣经》承袭了苏美尔的故事。

　　但是，保存在阿述巴尼巴尔的图书馆里的不是当时的写本，有证据表明那是一个写成于公元前一千二百年的古本，是武功赫赫的阿述巴尼巴尔国王从别处作为战利品掳来而珍藏在他的图书馆里的。更重要的是，这个洪水的故事仅仅是一个完整的由三千行诗句组成的长篇史诗的一个片段，这是一部相当成熟的英雄史诗，是最古老的却是最晚为现代人所知的史诗，讲述的是古代苏美尔国王吉尔伽美什和他的朋友的故事。现在这部史诗已成为世界文学经典了。二十世纪以来考古学家们又发掘出这个史诗的许多更早的版本，还有以当时的各种不同的语言写成的相同的故事，显然在远古的年代里《吉尔伽美什》是西亚古文明地区广泛流传的故事，现在发现的最早的文本是用苏美尔语在距今四千年前写成的。而且，对出土材料的考证显示，吉尔伽美什很可能是个真实存在过的国王，他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年时统治着位于现在伊拉克的巴什拉地区的一个王国。

　　考古学家们在两河间的泥土堆里发现的《圣经》的源头并不限于洪水的故事，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的传奇生平也早在那里写成了。读过《圣经》的人都熟悉这个故事，摩西一出生就被抛弃，被放在一个篮子里漂浮在水上，然后被救而在宫中长大成人。这个故事原来的主人公是美索不达米亚北方的阿卡得君王萨尔贡。现在发现的公元前七世纪的泥版本是个抄本，原本应该是形成于四千三百多年前，是在这位威名远扬的君王的治下。在这部来自远古年代的所谓的萨尔贡自传里，萨尔贡自述说他是一个女祭司的孩子，出生后就被装在一个篮子里，上面用沥青封好，篮子在顺水流下时被一个打水的人救了，后来他成了基什即现在的巴格达的国王宫中的司酒官。一个梦预示了他将是国王的一个威胁。国王于是设下了种种陷阱来除掉他，可总有神助使他逃脱恶运，最后当然他成了天命所归的新国王，使国运昌盛开疆千里。

　　自然，萨尔贡的真正生平不会是像他的所谓“自传”所说的那个样子，这个非凡的君王在距今四千五百多年前用武力征服了南边的苏美尔，第一次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疆域辽阔的帝国。今天发掘出来的萨尔贡的故事应该是萨尔贡的威名传播过程中史官或诗人们创造出来的他的故事。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用来神化君王的故事里出现的主题不光在摩西的故事中，在后世的许多英雄传奇里都一再出现：英雄不同寻常的出身，婴儿时就面对的可怕的危险，成年后的种种考验，以及最后他总能化险为夷，以完成改造世界的大任。无论我们把这样的故事说成是古代的意识形态话语也好，或者是古代的文学模式也好，都是在今天的伊拉克这片土地上第一次创造出了它的原型。

　　其实何止于文学创造，在西方文化的其他更重要的领域里美索不达米亚都有最早的创造。西方文明最自豪的是它的法治体制。说到法制，至今我们知道的最早的成文法就来自于美索不达米亚，那就是刻在一块黑色碑石上的大名鼎鼎的汉谟拉比法典，现在供奉在法国的卢浮宫里。由于这块碑石，汉谟拉比的名望和法典紧密相连，这也是他本人所希望的，但是历史上的汉谟拉比的文治武功并不限于法典的制定。

　　公元前一千八百多年前，汉谟拉比继他的父亲而成了幼发拉底河畔一个小城邦的君主，他的城邦不过是美索不达米亚众多国家中不起眼的一个。但是他的雄才大略却不是别的邦国主所能比拟的。登基后他在国内大兴土木，造神庙开运河，建宫殿修城墙，他的国都巴比伦的面貌日渐壮丽，从一个小城演变成了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政治中心，其繁荣奢华的名声远播四海。同时，汉谟拉比对外远交近攻，打下了他帝业的基础。

　　在当时美索不达米亚的北方，巴比伦有好几个强邻，且更北边伊朗高原的埃兰人的国家势力更大，巴比伦的这些邻国们都不得不与埃兰人结好。公元前一七六五年，埃兰人突然南下，进军两河，汉谟拉比见机行事，立刻和埃兰国王结盟，目的是借手消灭他的那两个强邻。计策很成功，只是埃兰国王得胜后却无意撤军回伊朗高原去，他打算长驻下来，以控制当时的一项战略物资的产销：锡。在当时，制造青铜必不可少的锡犹如今天的石油那么重要。然而，外国征服者的存在是汉谟拉比所不能容忍的，昨天的盟友变成了他今天的仇敌，汉谟拉比转而与他的邻国结盟以赶走外敌。经过几个月的恶战，汉谟拉比的联军终于击败了入侵者。这场胜利奠定了汉谟拉比征服者的威名。此后的年代里，汉谟拉比的大军几有席卷整个美索不达米亚之势，巴比伦也由此成了西亚的一个巨都。尽管这一切发生在三千七百多年前，今天的历史学家们对这段历史知道得非常详尽，我们知道战役开展的每个步骤，知道什么样的军队投入了战斗，知道战前战后外交盟约是怎样缔结和废除的。然而，史学家今天掌握的材料不是来自汉谟拉比和他的宫廷史官。很可惜的是，在巴比伦遗址的考古发掘至今没能找到那个时代的泥版档案，这是因为巴比伦太有名了，吸引了太多的后来的征服者，这座伟大的城市一再地被摧毁和重建，汉谟拉比留下的泥版记录在他自己的城市里反倒了无踪迹了。我们所知道的关于汉谟拉比的事迹都是在巴比伦以外获得的。

　　一九三三年八月的一天，贝都因牧民在幼发拉底河西边的一个地方挖坟墓时发现了一个雕像，他们通知了当时托管着那个地区的法国当局，很快，卢浮宫的专家就赶到了现场，一个惊人的考古大发现由此揭开了序幕。这片牧民们想用做坟地的荒原近四千年前是巴比伦的一个邻国玛里的故地，在这个遗址上进行了几十年持续的考古发掘找到了无以数计的文物，包括二万余片泥版文书，其中有王国的外交信件。这些珍贵的文件，特别是玛里国王派往巴比伦的汉谟拉比宫廷的使者发回的那些报告，向我们详叙了汉谟拉比建立他的帝国的步步行动。有意思的是，这些无价的泥版文件得以保存至今，倒是靠了一场浩劫所赐。

　　玛里曾是巴比伦的盟友，但是后来玛里的国王却背约与汉谟拉比的敌人结盟，结果遭来了灭顶之灾。公元前一七六一年，汉谟拉比的军队攻下了玛里，一年以后，余怒未歇的汉谟拉比又派他的士兵前去摧毁玛里的王宫。巴比伦的士兵忠实地实施国王的命令，烧毁了玛里王宫的梁柱，推倒了宫墙，把王宫夷为平地，这么一来，不怕火烧的泥版书全都被掩埋在废墟之中，相当完整地保存到二十世纪的考古学家们来把它们挖出来。

　　汉谟拉比一生居功至伟，把巴比伦从一个蕞尔小邦扩张成统一的美索不达米亚并威镇整个西亚的大帝国。可他自己认为，他一辈子的最大功绩，他最希望为后人记住的，不是他的征伐他国的战功，而是他的立法。到了他的晚年，汉谟拉比命人把他所立法律刻石铭记，并把他的法典树立在他的帝国的许多城市里，我们现在在卢浮宫看到的只是许多相同的法典碑中的一块。

　　在美索不达米亚，司法本是国王的主要责任之一，国王就是国家的大法官。汉谟拉比法典实际上是他作出的判决的集锦。碑上铭刻着的整个法典包括一个前言，一个结论和约三百多条法律，体例完整，涵盖广泛，三千七百年前就形成了这样一部法典，真令人感叹。有的法律条文显示了朴素的公平精神：“如果一个自由人打坏了另一个自由人的一只眼睛，就要打坏他的一只眼睛；如果一个自由人打掉了另一个自由人的一只牙齿，就要打掉他的一只牙齿。”这条出名的法律现在成了流行全世界的一条成语：“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更有的法律条文表现出了相当现代的平等精神，特别是涉及到妇女权利的问题。汉谟拉比法典规定，如果一个丈夫要与妻子分手，如果这个妻子已有孩子，那么妻子可以得到她的嫁妆，果园和家具的一半；如果一个妻子不要自己的丈夫了，如果调查证明妻子没有犯错而是丈夫有错的话，妻子可以带着她的嫁妆回她的娘家。比较二十多个世纪以后在这同一片土地上施行的伊斯兰法律在妇女权利方面的规定，真不能说历史一定是在进步的。

　　人类文明波澜壮阔，它的源头美索不达米亚的古文明却在伊拉克的沙土中被埋没了三四千年，当年声震四海的那些地方的名称都只留在残瓦断砖上。曾经如此强盛的汉谟拉比的巴比伦遗址这两年有了一个最新的地名：阿尔法营地。这是驻伊美军的一个大型军事基地，这个基地正好建立在巴比伦遗址上。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和历史上最新的文明隔了四千年相会在这干旱的大地上，幼发拉底河还是在一边缓缓地流着。 ■